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使得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急剧解体。这种解体的后果有两种:一是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被迫流入城市谋生,从而为民族工业的产生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二是城乡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造成了商品市场。另外,洋务派兴办民用工业时,又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买办进行投资,自行经营近代企业;同时还有一些原来的旧式手工工场或大作坊开始采用机器生产,遂转化为近代企业。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初,便产生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到甲午战争前,这类企业总数为170家,资本总额800余万元。其中主要的行业有:
缫丝业机器缫丝是民族资本最早建立的近代工业之一。1872年,侨商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创办了继昌隆缫丝厂,采用蒸汽机和传动装置,雇用女工数百人,产品行销欧、美,售价高于手工丝,获利甚厚。此后,南海、顺德两县的缫丝业勃然兴起,到1881年已有10个厂。90年代初,广东的缫丝厂发展到50—60家,大厂雇用工人达800人之多,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缫丝工业的中心。1892年后,上海出现了公和永缫丝厂。此后上海缫丝业日益兴起,1894年已有丝厂5家,其中最大的坤记丝厂资本达20万两。
轧花业和棉纺织业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兴办,比缫丝业略晚一些。1885—1886年,严信厚在宁波首创通久源机器轧花厂,1894年又扩建了通久源纱厂。1891年唐松岩在上海设立华新纺织局,商人朱鸿度则于1894年在上海设立裕源纱厂。轧花与棉纺织业便首先在上海和宁波发展起来。
面粉业1878年,招商局会办朱其昂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使用蒸汽机磨面,雇用工人十多人,产品质量优于畜力磨面。19世纪80年代后,上海、福州、北京等地也陆续建起了小型机器面粉厂。
此外,火柴、造纸、印刷等工业,19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在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福州等地也相继出现。
机器制造业1866年出现于上海的发昌机器厂是近代第一家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它最初只是由铁匠方举赞和孙英德合伙设立的一家打铁作坊,资本200元左右,工人四五个,专门为外商船厂制造配修零件。约从1869年始,使用车床,后来兼营进口五金。到1890年已发展成为拥有车床10多台,可以容纳200人工作的工厂。成为当时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甲午战争前,上海、广州、天津、汉阳等地先后出现机器修造厂16家,但规模都不大。
采矿业民族资本也经营了一些新式的采矿业。其中采煤业开办较早,有安徽池州、湖北荆门、直隶临城、山东枣庄、广西富川贺县等多家煤矿。这些煤矿的资本少的仅为2万两,使用少量机器,多的达30万两,有较多的机器设备。金、银、铜、铁、铝等金属矿业开办较晚,规模都很小,技术设备也十分落后。
轮船航运业民族资本创办的轮船航运业,要晚到19世纪90年代才崭露头角。1890年上海开办鸿安轮船公司,汕头开办汕潮揭轮船公司,1893年又有戴生昌轮船公司在上海成立。甲午战争前华商轮船业仅此3家,资本总额约60万两,它们只能承担中小城镇间的航运业务。
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产生的途径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轨道。因此,近代企业多由一部分积累了货币财富的地主、官僚、商人、买办,投资近代工业,从国外购买机器创办的,在原有手工工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企业为数不多。因此,民族资本企业多是跳跃式地跨入机器大工业阶段的。第二,多集中在轻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由于轻工业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所以投资者较多。民族资本企业主要集中在缫丝、面粉火柴等轻工业及小型采矿业方面,机器制造业很不发达。第三,企业的资金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缺乏与外资企业竞争的能力。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与官办、官督商办和外资企业的投资相比,相形见绌。同一时期,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平均拥有资本85万多元,为商办企业资本的9倍以上。尽管民族资本企业的技术水平比旧有的手工制造业有所进步,但仍远逊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技术。有的企业只有少量机器,大部分还是手工操作,安全设备极差。第四,企业的分布极不平衡。它们大多集中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即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其原因是,这些地方不仅交通便利,商品经济发达,有利于兴办企业,而且还易于购买外国设备,甚至可以获得外国的庇护。第五,它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既矛盾又依赖的关系。企业的落后,导致了对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的依赖,在机器、技术、资金上依赖外国,有的甚至在生产方面都只是依赖洋行出口商品的加工业务。有的企业为了自己求得生存,依靠官府,请求减免税厘,有的还挂上“官督商办”的招牌。
但是,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它们是一种新的、进步的生产关系,商办企业和官办企业不同,主要是中小资本主义企业,代表了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近代化的生产技术,组织了一定规模的社会化生产,采用了某些科学管理制度,代表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