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洋务派及其指导思想
1.洋务派
“洋务”一词由“夷务”衍变而来，泛指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务，包括外交、通商、传教等。洋务运动则是指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朝一部分当权的官僚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经济、文化等活动。前期(19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自强”，以购置西洋船炮枪械、建立近代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为主;70年代后，在进行上述活动的同时，又在“求富”的口号下，陆续创办了工矿、轮船、电报、铁路和纺织等民用企业，还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书籍等，从事这些活动的人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清朝中央主要有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和户部侍郎文祥等人;在地方主要有担任封疆大吏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及稍后崛起的张之洞、盛宣怀等。
奕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辛酉政变后，荣膺议政王大臣并掌管军机处、总署等要害部门的实权，并通过对军机处的大改组，全面控制了中枢权力。虽然在体制上清廷的最高权力握于太后之手，但此时的慈禧尚“不便明揽大权”，还处于“事事小心以得政治学术之经验”[9]的阶段，大凡军国要政，实由奕做主。他最早提出了洋务运动的方针并支持地方实力派兴办洋务，其洋务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具有全面的指导作用。
曾国藩是最早由封建官僚转化为洋务派的。他尊崇程朱理学，但不尚空谈，讲求经世致用，1860年便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开展洋务运动的思想主张。为此，曾国藩不仅广泛网罗懂科技的专门人才，而且重用和提拔了一大批包括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在内推进洋务运动的中坚和骨干。太平天国被镇压后，他急流勇退，自请“裁湘留淮”，势力渐弱，加之他去世较早，所办洋务项目有限。但他在开创风气，培养人才等方面颇有建树，成为公认的洋务派首领之一。
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5000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1862年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将法国组织“常捷军”陷于宁波、绍兴等地。左宗棠是一个较早从事洋务活动的洋务派首领。他的洋务活动以造船为中心，兼顾制造枪炮弹药和建立新式学堂。他认为，西方各国之所以轻视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海防师船过于落后，所以，“东南要务，以造船为先著，”[10]也提出了“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的名言。出于这种考虑，他主持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具有较强的民族气节，坚决主张抵抗外国侵略，亲率大军收复新疆失地，为维护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曾国藩、李鸿章所不及。但他长期居于西北偏远地区，受客观条件限制，视野较窄，所办洋务项目，远不及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从1870年到1890年的20年间，除短期调任两江总督外，一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世纪70年代后期，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创办了许多大型洋务企业，并实际主持外交事务。李鸿章是举办洋务事业最多、成绩最为显著的洋务派官僚。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后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要职。是清廷为防止李鸿章势力过大而扶植起来的后期洋务领袖。中法战争前，他是清流派健将，思想较为保守。中法战争后，思想开始变化，鉴于中国军事和工业的落后，他大力办厂、开矿、筑路、练兵，并建立了一批新式学堂，迅速组成了一个新的自成系统的洋务集团。
2.洋务派的指导思想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是19世纪60—90年代的主导性社会思潮，它经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阐发而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11]此后，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等也都提出过类似的思想。郑观应更明确提出:“中学其体也，西学之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2]戊戌维新时期，张之洞著成《劝学篇》，对“中体西用”思想进行了最权威的阐述。该书分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13]所谓“本”，是指有关世道人心的封建纲常名教，这是不能动摇的;所谓“通”是指工商、学校、报馆诸事，这些是可以变通举办的。可见，“中体西用”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是中西文化接触第一个阶段的结合形式，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首先，就中国的认识发展来看，以前是完全排斥西学，现在不仅承认西学的学术地位，而且认为足以辅翼中学，从而冲破了传统的“天下国家”、“夷夏之防”的思想束缚，跨出了学习西方的第一步。不仅主张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设工厂、开矿藏、造轮船、筑铁路，而且主张学习西方的教育、商务、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从而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从当时的时代来看，“中体西用”是当时可行的学习西方的方法。因为封建统治占统治地位，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还仅仅是开始。所以要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若干新文化，如果没有中体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在中国是落不了户的。最后，“中体西用”的提出反映了传统文化对中国最早一批向西方学习者的影响。儒学思想千百年来树立的权威，它在人们心中所积淀的情感因素和维护力量的确是巨大的，所以这一时期的士人，虽然意识到要学习西方，但不可能触动传统，只能用“体”“用”关系把中西学调和。
当然，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反复强调维护中体，想在不变“本”——封建政治制度、伦理纲常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在封建制度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枝芽”。这是“中体西用”的实质，它也必然会带来不可克服的矛盾。曾经依附于洋务派的早期维新派人士，随着对西学认识的加深，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这种矛盾。1884年7月11日，郑观应在其日记中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多捍格，难臻富强。”[14]已经较为明确地指出了“中体西用”思想的症结所在。1895年，在维新思潮涌动的新形势下，谭嗣同基本辨明了道器关系。他说:“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是道非圣人所独有也，尤非中国所私有也，……彼外洋奠不有之。”[15]就是说，随着“道”(“体”)的变革，“器”(“用”)也必然随之变化，西学和中学一样，也有自己的“体”、“用”，“道”、“器”。这就冲破了“中体西用”防线。1902年，严复则以逻辑手法对“中体西用”说进行了尖锐批评:“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强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16]这种局限性使得洋务运动的变力不足，最终导致其失败。
3.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
在清朝统治阶级中，还有一股与洋务派相对立的政治势力。他们的思想特征是:唯祖宗之法是尊，唯古圣先贤是尚，闭目塞听，因循守旧，盲目排斥一切西方事物，对西方的“长技”也不能容忍，视为洪水猛兽，深恶痛绝，还幻想依靠盲目排外、闭关锁国来维护封建统治。他们仍囿于“夷夏之辨”的樊篱内埋头作茧自缚，攻击洋务派是“用夷变夏”，对洋务派搞洋务的行径深恶痛绝，因此被称之为“顽固派”。其代表人物是大学士倭仁、徐桐等。洋务派和顽固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严重分歧，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与顽固派经常展开争论，最激烈的有两个问题。
其一，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同文馆内是否招收科甲正途出身的人员学习天文算学问题引起的。同文馆是隶属于清政府总理衙门的一个学堂性质的机构。它是经奕等奏准，于1862年(同治元年)设立的，最初是招收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入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目的在于为适应办夷务的需要，培养外语人才。到了1866年(同治五年)，奕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于是又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洋人为教习，招收三十岁以下“科甲正途”人员，具体说就是三十岁以下的满汉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和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员入馆学习。此议一出，立即遭到顽固派的反对，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他认为，“若以自强而论，朝廷之强莫整纲纪，明政刑，严赏罚”，而要科举正途出身的人学习天文、算学，是“重名利而轻气节。”[17]这个意见被朝廷否定后，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面力争，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科甲正途人员学天文算学，“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必然导致“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18]的后果。有的顽固派人物甚至把同文馆视为这般“不祥之物”，认定是它累及“久旱不雨”、“阴露散天”、“大风昼晦”、“疾疫流行”等。洋务派则纠集势力进行反击。他们一方面表示，他们也承认“御夷”是“要以修明礼义作忠义之令为根本”;另一方面强调，仅靠这个还不够，还要实力，“讲求战术，蕲得制伏之法”。要学习夷人的船坚炮利、科学技术。陈说开办天文算学馆正是为此张本，此事求强之实务。至于招收科甲正途人员，正是因为国家要依靠这些人而不能求之“愚贱”。一时间，双方笔刀舌剑，各不相让。由于当时洋务派阵容较强，朝中有奕等人，而地方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大员密切配合，在辩论中占据优势。到第二年阴历的三月，上谕最后肯定洋务派方面的意见。奕等人的建议得以实行。但是由于顽固派的影响，报考者并不多。
其二，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1880年，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奏请修筑两条铁路，一由清江经山东至北京，一由汉口经河南达北京。认为“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用兵。”此主张一提出，立即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侍读学士张家骧上奏指斥铁路有“三大弊”:洋人可乘铁路到处往来;毁坏田亩、房屋、坟墓;会使轮船倒闭。李鸿章上奏反驳，支持刘的意见。这样，立即遭到京官、御史的群起反对。他们把修铁路说成是“嬉戏无用之举”，会“误国殃民，莫大于是”，总之，认为修铁路害多而无利。1889年，李鸿章着手筹办津通(天津到通州)铁路，顽固派更是坚决反对，认为要把铁路修到北京附近，那怎么得了，“举朝骇然”。顽固派更是“交章谏阻”，各地将军督抚中反对修路者十居八九，遂使津通路不能修筑。
洋务派与顽固派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不同派别，洋务派对顽固派的揭露只停留在表面，这是因为他们在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二派的具体做法很不一致。洋务派的经济活动，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在改变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促进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方面，不能不在客观上起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主观上没有意识，但他们的经济活动，已经会触犯旧文化、旧传统而遭到顽固派反对。
而顽固派则相反，他们反对采用近代生产方式，主张继续保持封建落后经济的现状，因而害怕一切新事物，拒绝一切新事物，他们反映和代表着当时中国封建落后的经济势力。所以二派争论绝不仅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反映着中国社会发展方面，是继续保持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还是效法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近代生产方式的斗争，是守旧与革新的斗争，也是洋务思想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洋务派是以引进西方长技为标志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而顽固派是反对变革生产力的地主阶级守旧派。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事实上，她长时间是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之间采取一种特殊的态度和策略手段，就是既不公开站在这派方面，也不公开站在那派方面，在一些具体事情上，根据自己的需要或支持这边，或支持那边。既不能不依靠洋务派，但又防范着洋务派势力过分膨胀。对顽图派也是时而压制，时又放纵，这样尽量使双方之间保持平衡，使其互相牵制，而她从中操纵利用，表面上维持清政府的统一，以巩固自己的最高地位，致使洋务运动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