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京变乱
1.天京变乱的原因
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特别是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西征、天京破围战取得辉煌胜利，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但是，正当太平天国起义形势向前发展的时候，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却发生了令人痛心的自相残杀和分裂。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敌人颠覆破坏的影响。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斗争锋芒，首先是指向反动、腐朽的清朝统治阶级。因此凡是反对清朝统治的人，都被接纳到起义队伍中，这使得太平天国的内部成分日益复杂。有不少地主、士绅、商人以及游民、溃勇等被卷进来。其中有些是暗藏的敌对分子，有些是随风转舵的投机分子，还有相当多的人是被迫参加的。这些人的挑拨离间、煽动逃亡甚至与清军暗通消息，都给太平天国带来了很大危害。比如典型的张继庚案，张继庚是一个潜伏的奸细，太平军攻南京城时，他从长沙赶到南京，混入革命队伍。太平军攻克南京后，他化名叶知法混入北殿典舆衙刺探军情，联络人手，结纳死党，准备暴乱，被察觉。1854年3月，在东王杨秀清的主持领导下，镇压了张继庚及参与的骨干分子129人。这次反革命暴乱虽未得逞，但说明敌人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颠覆破坏是无孔不入的，革命队伍的防线，特别是思想防线不可能严密得滴水不漏。
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和直接的原因，是太平天国制度上的日益封建化和太平天国领导人思想上的蜕化，这是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和弱点密不可分的。农民阶级是一个与封建制度相伴生的阶级，在近代历史条件下，已远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虽然能够举义旗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却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变革封建社会制度。太平天国领袖们同样也无法摆脱这一法则的制约。太平天国建立的农民政权，不仅依然建立在旧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而且因袭了旧的封建君主制度，因而，不能不日益明显地走上封建化的道路。既然因袭封建君主制度，就势必依据封建主义原则处理领导集团内部及领导集团与群众的关系，上下之间形成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关系。洪秀全法定地居于塔尖，也就是说无法从制度上保证领导集团内部的团结。同时，因为农民没有有效的批判武器，无法抗拒地主阶级思想的侵蚀，他们本身就保持着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家长制扩大到皇权主义在所难免，皇权主义原则本身就意味等级服从的不平等，这无疑是破坏革命队伍团结、导致分裂的因素。也就是说，无法从思想上保证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太平天国刚刚在天京定都，甚至太平军还在城外与清军鏖战时，洪秀全就急不可待地动用上万军民拆毁大批民房，修建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匹”。洪秀全陶然于声色享乐之中，他花了许多精力制定了一套旨在约束后妃、维护宫廷秩序的制度。就仅举他为后妃们制定的“十该打”和“四不准”的戒律来说。“十该打”:服侍不虔诚，该打;硬颈不听教，该打;起眼看丈夫，该打;问王不虔诚，该打;躁气不纯静，该打;讲话极大声，该打;有喙不应声，该打;面情不欢喜，该打;眼左望右望，该打;讲话不悠然，该打。“四不准”:不准多喙争骂;不准响气喧哗;不准讲及男人;不准讲及谎话。可见，他的革命精神严重消损。昔日患难与共的兄弟，这时却俨然君臣，而东王等人，对洪秀全却不是诚心臣服、甘拜下风的，而是竞侈豪，争权势。当然，历史上并非每次农民革命都一定发生火并事件，也应该追究太平天国领导者的个人责任。总之，是外部条件的影响、阶级的局限性以及自身过错交织，共同酿成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复杂和激化，最后导致了一场互相残杀的变乱。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争夺最高统治权的矛盾日益激化。本来天王洪秀全是拜上帝教的教主，也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但早在金田起义之前，杨秀清就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权利，这是对洪秀全权位的挑战和威胁。建都天京后，杨秀清更是包揽军政实权，培植起雄厚的亲己势力，渐渐对自己的位次在洪秀全之下不能容忍。杨秀清企图不仅在实际权力，而且在名位上都不能居于洪秀全之下。为了张扬自己，显示威风，他兴建的府第，也是“穷极工巧，驰心悦目”、“土木冠绝天京”。杨秀清自恃功高，天朝所有实际事务都是先在东王府商定，然后才会奏于天王府的，洪秀全则无不照例批准，画诺而已。杨秀清甚至利用天父传言的地位和权力，借口洪秀全粗暴地对待嫔妃和女官，要予杖责，众官员再三恳请开恩赦免和代为受过，杨秀清都不肯。直到洪秀全俯首听命，表示甘愿接受杖责方罢。杨秀清先以天父威逼于前，又以“良臣良弟”的“本身”登朝劝慰于后，洪秀全也破格地在金龙殿设宴招待杨，双方都心照不宣，假戏真做。到1856年夏末秋初，更发生了杨秀清逼封万岁的事件。据记载:“一日杨秀清诡为天父下凡，召洪秀全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功劳，何止九千岁?’洪秀全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秀全曰:‘东王是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杨秀清伪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洪秀全归，心畏其逼而无如何也。”事情至此，便把洪杨矛盾推到激化的高峰，成为促成天京事变爆发的导火索。
杨秀清与韦昌辉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北王韦昌辉是金田起义的首义功臣。当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相继牺牲后，他的地位仅次于东王。但韦昌辉本人也很有野心，并不甘屈居于杨秀清之下。杨秀清的专横跋扈，不只是对洪秀全一人，他是上压天王，下欺诸王。在杨秀清的压抑下，韦昌辉采取“韬讳”之计，阳奉阴违。他在杨秀清面前装出“尚有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他百般谄媚杨秀清，“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肠肚嫩，几不知此’”。其兄与东王的妾兄争夺房产，东王大怒，“欲杀其兄，发北贼议罪”，韦昌辉竟“请以五马分尸，谓非如此，不足以警众”。其阴忍残酷由此可见一斑。韦昌辉在表面折服、迎奉杨秀清的同时，暗中却利用洪杨矛盾，想借助于洪秀全把杨秀清除掉。他也极力讨好洪秀全。例如，早在1853年12月，杨秀清欲杖责洪秀全之时，他哭求再三，表示自己“愿代天王受杖”。洪秀全承认自己有差处，他却说:“二兄无差，总是我们为弟之错。”随着洪杨矛盾的激化，韦昌辉便加紧了联洪反杨的活动。据《石达开自述》说，韦昌辉曾请洪秀全诛杨秀清，当时，洪秀全还持“坚忍不怒”的态度。及至杨秀清逼封万岁的事件发生后，洪秀全便采取了联韦诛杨的行动。
此外，杨秀清的专横跋扈，也激化了他与石达开、秦日纲之间的矛盾。石达开虽然在太平天国领袖集团中地位较低，但因统帅军队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拥有较雄厚的实力。他同韦昌辉始甚相善，并得到洪秀全的倚重。杨秀清也喜欢他的诚实忠厚，故屡委以军事重任。后来，由于杨秀清跋扈日甚，“威逼太过”，也渐渐引起石达开不满。对杨秀清忌恨的还有燕王(1854年封)秦日纲。于是，共同的思想情绪就促使石达开与韦昌辉、秦日纲一度结成同盟，谋杀杨秀清，但他们密议“杀东王一人，杀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杀”。
可见，在天京变乱爆发之前，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已是严重激化了。矛盾的交汇点在东王杨秀清身上，他成了众矢之的。这样，他的被杀就不是偶然的了。清除他，就成了天京变乱的开场戏，他也就成为天京变乱中的首当其冲的牺牲者。
2.天京变乱的经过
杨秀清逼封万岁事件发生后，洪秀全便起了杀机，想借“心腹盟弟”韦昌辉之手杀掉杨秀清，乃发布密诏给在江西的韦昌辉，命他回京“勤王”。韦昌辉接密诏后立即带领心腹武装3000多人于9月1日深夜赶回天京，他与秦日纲一起，将队伍迅速严密地布置在城内要塞。2日凌晨，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杨秀清及其眷属、部下1万多人杀死。接着，洪秀全、韦昌辉又用计诱杀东王府部属5000余人，诛杨之役前后有2万多人被杀。此后，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在天京造成恐怖局面。
9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到天京，他目睹天京惨相，对韦昌辉顿生不满，斥责他妄杀无辜，而这时的韦昌辉已经犹如一个红眼赌棍，一个嗜杀的狂徒，哪里容得了石达开的斥责，便顿起杀心。石达开见事不好，连夜缒城逃走。韦昌辉便把石达开留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部杀害，并派秦日纲领兵追赶石达开。洪秀全也下诏悬重赏购其首级。石达开至安庆，起兵讨韦，他上奏天王，要求诛杀韦昌辉，并且宣称，如不得其头，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最初，其要求未被天王答应，韦昌辉犹欲负隅抵抗。11月初，由于石达开大兵压境，天京城内也群起反韦，加上韦昌辉举兵围攻天王府，妄图加害洪秀全，洪秀全才下令杀死韦昌辉和秦日纲，“附从北王者只极少数，诛韦之役所杀不过200人，且交战仅2日”。洪秀全处决韦昌辉后将他的首级专程函送石达开，并令于营中贬之曰“北孽”。天京城内闭城相杀两月之久的混乱局面终于结束了。
韦昌辉伏诛后，石达开回到天京。石达开的作为，使他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威望，全朝文武向洪秀全保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并因“善其义气，推为义王”。石达开回京辅政，“众人欢悦”，但洪秀全却“有不乐之心”，对石达开存猜忌之心，虽任命石达开为“通军主将”，提理政务，却“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另封自己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借以牵制石达开，而此两人为庸懦之辈，朝野很有意见，石达开更是极其不满。当时，摆在石达开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委曲求全，二是推翻并取代洪秀全，三是率部出走。石达开不肯忍辱负重，也不愿搞军事政变。他既害怕遭到洪氏集团暗害，又对洪秀全能否挽回太平天国颓势表示怀疑，因此，最终选择了率部出走的道路。1857年6月，石达开出京，走经安庆，他沿途张贴布告，表白自己“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倾吐自己遭受迫害而不得不飘然远行的苦衷。石达开离京后，洪秀全因天京军政无人主持，不得不令各官“百计迎回”，并将洪仁发、洪仁达的封号削去，并镌义王金牌一道及合城大小官员求救表章，一道送往安庆。石达开仍是不从。1857年10月，他率部自安庆远征。
1857年10月，石达开率10余万人马从安庆出发，经建德入江西，开始了前途未卜的远征。最初在江西、浙江、福建等地活动，后转战于湖南、广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曾多次击败清军，对这些地区的群众起义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脱离了太平天国，陷于流动性作战局面，军需物资补给困难，部队的战斗力日益削弱，军心涣散，少数将领悲观失望。1859年，吉庆元、朱衣点等60多位将领率10余万大军“万里回朝，出江扶主”，在江西与李秀成会合。
1863年5月，石达开被清军围困于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虽多次组织突围，均遭失利，辎重尽失，粮草断绝，陷入绝境。绝望中的石达开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恳求他“宥我将士，请免诛戮”。随即，石达开携5岁的儿子石定忠、宰辅曾仕和等入清营。他希望以停止最后的抵抗来换取保全残部，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石达开的部下被缴械后遭杀害。6月25日，年仅33岁的石达开在成都被凌迟处死。
3.天京变乱对太平天国的危害
天京变乱给太平天国事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是太平天国从前期的胜利发展转向后期防御固守的转折点。
天京变乱后，东王杨秀清被杀，北王韦昌辉遭诛，翼王石达开出走，开国之勋中仅剩洪秀全自己在朝，大有孤掌难鸣之势。
经天京变乱中的互相残杀，仅东王部属被杀就有二万人，其他各王的部众也有损耗，死者中有不少文臣武将。石达开出走，带走十万精兵。尽管他仍然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帜，坚持反清斗争，但与天京革命力量各自为战，远不如合力对敌，削弱了革命力量。
太平天国革命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一场革命。尽管宗教从本质说不是革命的思想武器，而是麻醉剂，但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拜上帝教却起到了交融革命理想、维持革命信仰的作用。经天京变乱表明:在宣称率领群众建立地上天国素以兄弟相称的领导之间，所谓天父的第二子和在凡间的代表(洪秀全)所要建立的原来是洪氏的家天下，而天父的第四子及代言人(杨秀清)居然居功逼封，天父的第六子(韦昌辉)则肆意残杀手足，天父的第七子(石达开)也居然“拥众自雄”。这样，他们以德标榜的“以天父真道，蓄万众一心”的说教，失去了权威性和说服力，人们不能不对以往的信仰产生怀疑，对革命的前途产生忧虑。信仰的支柱不能像过去那样坚固了，这显示了太平天国在政治思想上的破产，过去那种生机勃勃、万众一心、团结战斗的局面不复存在了。
由于天京变乱极大地损伤了革命元气，而清军却获得喘息和乘机反扑的良机，太平天国方面从军事全胜的局势迅速跌落下来，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而清军则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总之，天京变乱，是太平天国史上一次影响巨大的事变，它成为太平天国局势的转折点。以此为界标，太平天国的历史明显分为兴衰不同的前后两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