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酉政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奕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因此得到侵略者的欢心。但是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奕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一班人手里，这些人将奕视为自己的政敌，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随驾到热河。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8月，咸丰在《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就病死了，他唯一的儿子6岁的载淳即位，年号定为“祺祥”。遗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驸马景寿，还有原来的五个军机大臣中的四个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共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幼的载淳。咸丰临终前，又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和懿贵妃，并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载淳继位后，尊先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太后，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为慈禧太后。载淳的母亲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是个阴险、贪权，又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刚刚坐上圣母皇太后的宝座，就迫不及待地揽权。慈禧先让人建议，因为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朝政，所以要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是要掌握实权。她明目张胆的要权行为自然而然遭到了辅政八大臣的坚决抵制，载垣等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虽然两宫太后掌握着咸丰所赐的两枚印章，在政治上与八大臣势均力敌，但由于当时的热河行宫全部都是辅政八大臣的势力，慈禧费尽心思也未能得逞，只好虚与委蛇，暂时向八大臣妥协，但她始终也没放弃垂帘听政的想法。正好慈安太后对肃顺等人的所作所为也是极不赞成，慈禧于是串通了慈安，并且使用苦肉计，将自己的心腹发回北京，与恭亲王奕串通。

奕是咸丰的亲弟弟，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相比之下，身为皇帝的咸丰却显得平庸无能，这就招来了咸丰帝的猜忌，因此，咸丰在政治上疏远奕，重用肃顺等人。奕虽贵为亲王，但却没有什么实权，处处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咸丰逃亡热河，命令奕留在北京与侵略者议和，一同留下的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文祥因为与奕关系较好，也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不准他随同前往热河。后来的八个辅政大臣中，有四个是军机大臣，只有文祥除外。所以，奕和文祥对肃顺等人恨之入骨，不除不快。正是基于这些，在接到两宫太后的求援信号后，奕和文祥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辅政八大臣。

10月，奕经多次申请，才得以以“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在大行皇帝的灵前一番哭祭之后，他谒见了两宫太后，和两宫太后密谋了许久，最后决议在北京发动政变。奕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发动政变的一切准备。

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以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先帝梓宫为由，随灵柩走了一天，就决定和载垣、端华等七大臣由小路提前回北京，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

11月1日刚到北京，慈禧就迫不及待地接见了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等。第二天一早，奕手捧盖有玉玺和先帝两枚印章的圣旨，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又命令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撤职查办，严加看管。并派醇亲王奕在京郊密云逮捕了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不久(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接着(11日)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明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东、西二太后垂帘听政。加封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大臣兼军机大臣领班。奕、文祥、胜保等人也得以加官晋爵。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12月2日，政变获胜一方在养心殿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宣布慈禧、慈安正式“垂帘听政”，从而使这一统治方式被中外舆论所认可。慈禧太后取得了事实上的最高统治权，从此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