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平天国运动的酝酿

1.鸦片战争后社会矛盾的激化

鸦片战争前，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很尖锐，人民起义不断。战争结束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国内矛盾空前激化，社会危机不断加深。战后，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外国商品尤其是棉纺织品大量涌入，致使通商口岸及邻近地区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失业者增多;鸦片输入逐年增加，加上对外贸易出现的逆差，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至1850年，已上涨至每两白银换钱二千二三百文，比战前又提高了40%;清政府在战争中支出巨额军费，连同战争赔款，这一切最终都转化为捐税，成为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

人祸如此，天灾也不断。1841年至1843年黄河接连三次决口，1846年至185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都遭遇水旱灾害。1851年黄河又一次大决口。珠江流域也连年发生水灾、旱灾和蝗灾。自然灾害的不断发生，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损失，致使流民迅速增多，社会出现大动荡已经成为可能了。仅据《清实录》记载，1842—1850年间，大小武装起义和暴动有92起之多，其中1847—1850年间为54起，而1850年则高达23起。农民起义的范围遍及内地18省和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的反清起义遍布西南、西北等省份;捻军在长江以北地区频繁活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起义则遍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其中，两广和湖南是起义的主要地区，次数多，规模大。而广西更成为风暴的中心。

在鸦片战争后的10年间，广西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由于五口通商，特别是中外贸易重心从广州移到上海后，使广州北上的传统贸易路线改道，致使大批的水手和挑夫等运输工人失业;战前被征调的与英军作战的水勇，在被遣散后，许多人落草为寇，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1849年广西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饥民遍地。这样，集中在广西的遣散游勇、失业工人和饥民已达数十万之众。加上广西是多民族聚集地区，民族矛盾也很尖锐，于是广西成为湘、粤、桂三省反抗力量汇合的基地和各种矛盾的焦点。并且广西地处边陲，清政府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农民起义容易成功。而且，秘密组织天地会在这里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在鸦片战争前，天地会的活动已经遍布全省，战后更是风起云涌，当然，由于组织松散，纪律不严，各自为战，容易被官府各个击破，但却为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的发展壮大，起了掩护的作用。

2.洪秀全与拜上帝教

洪秀全(1814—1864年)，小名火秀，原名仁坤，1814年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府花县(离广州九十华里)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镜扬，大哥仁发，二哥仁达，均在家从事耕种。他自幼聪明伶俐，七岁即入塾学习，五、六年间便熟读四书五经，十六岁时因家境贫寒而被迫辍学为农，18岁时被聘为本村塾师。可见，洪秀全是受儒家典籍和封建传统思想熏陶成长起来的，自然和当时的士子们一样，力求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通过科举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他从1828年15岁起便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次次都名落孙山，1837年他第三次落第归家，身心受到极大刺激，大病一场，历时40多天，时常神志昏迷，口说呓语。在这次病愈的六年以后，即1843年他31岁时，再次到广州参加考试，结果依然失败了。考试的接连失败，激起了他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和对清朝封建统治的不满，他朦胧地意识到，由于自己出身寒微和缺少权贵援引，很难取胜科场，他开始把个人坎坷遭遇同当时社会的弊政联系起来。

早在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到广州考试时，曾偶然在街上碰到两个基督教徒向路人宣道赠书，他也得到了一套小书，名为《劝世良言》。这是一本很拙劣的布道书，当时的洪秀全尚迷恋于仕途，所以并未重视。不过对其中的内容也当有支离破碎的印象，次年他病中的梦幻即由此引起。到1843年他最后一次考试失败，决心与仕途决裂的时候，他翻出这本布道书来重读，这次读罢却觉得耳目一新，完全沉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此书中断然指斥儒家所崇敬的文昌和魁星不能保佑士子高中，这正和在仕途上连连失败的洪秀全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他接受了《劝世良言》中所阐述的“半生半熟”的基督教义:只有“上帝”是真神，其他为人们所崇拜的对象都是妖魔，世间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下凡，替世人赎罪，人人要遵守十诫等。他以此为基本素材，加以自己的理解发挥，在中国创造出一个新教种“拜上帝教”。从教义来说，它与西方基督教有一定联系，但这绝不意味着等同于西方基督教。他自行洗礼，进行祈祷，许愿不拜邪神，不行恶事，恪守天条。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后，他首先说服冯云山、洪仁玕等人皈依新教。冯云山(约1815—1852年)是广东花县禾落地人，出身于“家道殷实”的家庭，也是考试失意而为塾师。他熟读经史，也博览天文、历算、地理、兵法等书。洪仁玕(1822—1864年)是洪秀全的族弟，出身农民家庭，也是屡试不第而为塾师。他们成为拜上帝教最早的参加者。根据“只拜上帝，不敬邪神”的信条，他们便将塾馆中所立孔子牌位，家中所供灶君等一概除去。当时洪秀全的行动，在乡里引起各种不同反应，有少数几个人信从，但大多数冷淡，有的则大力反对。指斥洪秀全等人是“大逆不道”，甚至连洪仁玕的哥哥也坚决反对，操起棍子把洪仁玕打了一顿。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受到迫害，失去了塾师的职业。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便根据《圣经》中关于“先知在故乡本家没有得人敬重”的启示，“决定遨游天下，宣传真道”。夏间，他们辗转到广西贵县赐谷村布道，因成效不大，冯云山首先离去，转入桂平紫荆山区，随后洪秀全返回花县。其后的1845年到1846年间，洪秀全重新在家乡执教，并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百正歌》等著作。在这些作品中，洪秀全以儒家经典作为拜上帝的民族的和历史的根据，把儒家的思想和基督教教义糅为一体，通过穿着中国龙袍的上帝之口，道出了农民群众的某些心声，但主要还是宣传拜上帝教的道理。

《原道醒世训》揭露当时的世界正处于“暗极”、“乱极”的时代。在这个世界里，到处充满仇恨、欺诈和侵凌，并且认为，产生这种弊病的根源在于一个“私”字。不但揭露这种社会现实，也就是“破”，而且还提出改变的理念，要“立”:利用儒家典籍中的“天”、“帝”、“上帝”等字眼，比附基督教的上帝，从而塑造了一个中国式的“神天上帝”。并赋予他主宰世界一切的权能，说是天下凡间皆由“皇上帝主宰理化”和“生养善保俗”，因而“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是一家”。既然如此，所以就不应相互间争夺斗杀。他把儒家典籍《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借鉴过来，宣布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为所力求改造社会的蓝本。以“乱则治，暗极生光，天之道也”的观念，来为之张本。

《原道救世歌》和《百正歌》则专门阐述了改邪归正的道理。《原道救世歌》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西汉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名言“道之大原出于天”。他用拜上帝教的神学观点来解释儒家的天道观。说“道”来源于神天上帝，传播天道的目的在于唤醒群众，去改邪归正。而所谓“正”“邪”区分主要是看能否拜上帝而不敬邪神。认为拜上帝是世人共同的义务和权利。“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他进一步解释:说“盘古以下至三代，军民一体敬皇天”，只是到了秦嬴政统一中国之后历代皇帝才独占了天子的称号和祭天的特权。这无疑是违背上帝旨意的。“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原道救世歌》除了劝人人拜上帝而不拜邪神以外，还着重反对“六不正”，即淫乱、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在这些著作中，洪秀全对社会现实表现出了不满和一定程度的揭露。并且宣示了通过改造而达到的理想境界。但是这种“破”“立”基点仍在于宗教，其宗旨是宣传教谕“改邪归正”论，这是一种道德拯救的忏悔说教，他主要是以儒家的和宗教的道德规范劝人改恶从善，进行自我道德修养，并不包含用革命手段变革现实秩序的内容。这种改邪归正，绝不能改变农民群众被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也绝不能触动清王朝的统治。

1847年，洪秀全到广州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第一次认真阅读了《旧约》和《新约》圣经，并请受洗。但罗孝全却认为洪秀全并不具备接受洗礼的资格。于是洪秀全离开广州，第二次进入广西，来到紫荆山区，这时和他第一次入桂时情况已大有不同了。因为冯云山卓有成效的工作，紫荆山区的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洪秀全眼界大开，深受鼓舞，他积极投身到斗争实践中去，很快成为深受群众拥戴的领导者。此时，他的思想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反清革命思想逐步确立起来，于1848年写成了两篇著名文献:《原道觉世训》和《大平天日》。

在《原道觉世训》中，洪秀全运用宗教语言把社会划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营垒:一面是以皇上帝及其子女为一方的“正”“善”，一面是以阎罗妖和妖徒鬼卒为一方的“邪”“恶”。认为皇上帝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天下凡间人民”的死生祸福由他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皇上帝的功德无量”，人人应当朝夕敬拜。凡是敬拜皇上帝的，就是皇上帝的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灵魂升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而“阎罗妖”，则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也”。世人“所立一切偶像”，都是一些“蠢物”。“阎罗妖”及“妖徒鬼卒”是万万信不得的，“溺信各邪神则变成妖徒鬼卒，生前惹鬼缠，死后被鬼捉，永远在地狱受苦”。洪秀全则自称是皇上帝次子，受令下凡诛妖救世。诛哪家妖呢?他解释说当今皇帝继承秦嬴政以来历代皇帝的衣钵，既溺信邪神，又僭用皇上帝名号。他声讨说，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其间哉?可见他所划分的皇上帝及其子女与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之间的对立，实际上已落实到农民群众与以道光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的对立。号召凡间兄弟姐妹独拜真神皇上帝，击灭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实际上就是号召农民奋起革命推翻以道光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

《太平天日》出版于1862年。这本书的内容主要分两部分:一是记述丁酉年(1837年)升天的神话，一是记载洪秀全冯云山在1847年年底以前的活动。关于“丁酉升天”，前文已经讲到，在1837年时洪秀全因科举的再次失败而身心受到很大刺激，大病一场，严重时神志昏迷，口说呓语。当时他有过光怪陆离、奇异荒诞的梦境，这是令人相信的。并且，因为他已粗读过《劝世良言》，梦境中产生过与此有关的景象这也是令人置信的。但是绝不可能像《太平天日》中记载的那样系统和完整，因为在1848年的时候洪秀全的思想正值确立反清革命思想的质的飞跃之际，他是以此书来为他的反清思想和活动制造理论根据，为之张本的。所以这个神话是在病中幻境的基础上，借题发挥，蓄意构造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说洪秀全当时被天父皇上帝派天使接纳上天，天母在河边为他洗净身秽，圣贤替他剖腹除旧换新，天父带着他鸟瞰“凡间妖魔迷害人情状”，天兄耶稣帮助他战逐混入高天的妖魔，天父命令他下凡做太平天王，诛妖救世，并特意赐给他一把宝刀和一颗金玺。这天父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在腹上，相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着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在这里，洪秀全出于宣传上的需要创立了一个人格化的上帝，这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中的上帝是无形无像，无始无终的，而洪秀全则把所遇到的上帝描绘成一威严的世间王者之像，并且有妻有子。而洪秀全将他自己神格化，赋予神性，将他自己说成是上帝的第二子耶稣的弟弟。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证明，他具有“奉天诛妖”的不可违抗的权威性。

从以上两部著作的主旨可以看出，这时洪秀全的思想已突破了过去的“改邪归正”的窠臼，而提高到“斩邪留正”和“奉天诛妖”的高度。所谓邪、妖对立双方，已包含了阶级内容，指代当时社会上对立的阶级阵线。这说明它的宗教外壳中，已包容进了反清的革命内容，标志着洪秀全于此时确立了反清革命思想。

3.紫荆山区革命形势的成熟

紫荆山区在广西桂平县城以北，全境近三百平方公里，形势险要，有壮、瑶、汉各族人民居住。他们或种田务农，或种山烧炭，遭受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他们不断进行反抗斗争，阶级斗争的形势有利。冯云山来到此地，被介绍教书，他以塾师的职业作掩护，宣传新教，拯救世人。许多农民群众怀着摆脱苦难的强烈愿望，纷纷皈依新教，到1847年上半年，紫荆山区的信徒，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正式建立了“拜上帝会”组织。

洪冯会合后，为了把拜上帝会变成一个战斗组织，共同制定了各种仪式和“十款天条”。“十款天条”模仿《圣经》中的“摩西十诫”(《旧约》中说耶和华在雷电之火中降临西奈山，通过摩西与世人立下的诫约，为基督教中的最高戒律)。其内容是:崇拜皇上帝;不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抢劫;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十款天条”平时是会众共同遵守的生活准则，战时则作为军事纪律。洪秀全和冯云山也积极地领导群众开展实际斗争，最初是以破坏偶像、捣毁神庙为主要形式的。第一次是捣毁象州甘王庙。相传甘王是杀母、贪暴、淫乱的凶神，洪秀全说:“此正是妖魔也，朕救此一方民”，于是率领群众赶往。洪秀全亲自持杖痛打甘妖，口中历数其十大罪状，然后大家七手八脚，将“妖眼挖去，须割去，帽踩烂，袍扯碎，身放倒，手割断”。并张贴告示，永不准复立此庙。

这一行动以其极大的声威震动了整个紫荆山区，鼓舞了广大群众的胆量和斗争热情。同时他们的一系列活动也遭到当地地主豪绅的仇恨和对抗。紫荆山的恶霸地主王作新纠集团练逮捕了冯云山，因为认定冯云山洪秀全等人是阳为拜会，阴图谋叛，送往桂平县狱。洪秀全和广大会众四处奔走，积极营救，几经曲折，最后在1848年的十月结案。官方判决冯云山是无业游民，解送原籍管制，在返粤途中，冯云山说服两个押差，同他一道转回紫荆山，加入了拜上帝会。

在洪秀全等人的积极组织和实际斗争的促进下，拜上帝会组织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以紫荆山为中心，扩及周围东自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北起武宣、象州，南迄陆州、博白，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清远等地。拜上帝会以紫荆山为大本营和总会，各地都有分会，自上而下成为一个有系统的组织，有统一的纪律，统一的领导，在组织上日益完备。它的成员以汉、壮、瑶等族的农民为基本群众(其中有不少是种山烧炭的贫苦农民)。另外，还有矿工(主要是采石工)、手工业者、挑夫、小商贩以及无业游民等。更令人瞩目的是，在拜上帝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由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

杨秀清(约1820—1856年)，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鹏隘山人(祖籍广东嘉应州，早年迁居桂平紫荆山)。出身于贫苦雇工家庭，自幼失去父母，颠沛流离，他烧过炭，打过铁，也曾一度浪迹江湖。他虽不识字，但阅历较多，富于谋略，“性机警喜用权智”，有组织才能。萧朝贵(约1820—1852年)和杨秀清既是表亲，也是邻居，关系十分密切。由杨秀清介绍，在杨秀清参加拜上帝会的同年加入组织，成为骨干分子，苦难的生活磨炼出他勇敢刚强的性格。杨萧二人能进入拜上帝会领导核心，除了他们才能方面的条件外，他们与冯云山一起参加了紫荆山根据地的开辟、拜上帝会的创建工作也是重要原因。同时，他们又是本地人，其群众基础的根基要比远离家乡的冯云山、洪秀全更有利。他们在冯云山被捕后，分别取得了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力，大大提高了在领导成员中的地位。在冯云山1848年初被捕入狱后，洪秀全赶回广东策划营救，拜上帝会一时无人主持，陷于群龙无首的涣散状况。会众中有不少不坚定者，开始悲观动摇，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当地的一种降僮巫术，假托神灵附体，出言反对耶稣教训，因而拜上帝会面临一种混乱和离散的危险征象。就在这个时候，杨秀清和萧朝贵先后代天父、天兄传言，当年(1848年)4月6日，杨秀清首先假托天父附体传言。半年后，10月15日，萧朝贵效法杨秀清，假托天兄耶稣附体传言。他们这种做法从当时来看，确实起到团结会众，安定人心的作用，使拜上帝会组织得以巩固下来，避免了涣散之虞。但从更长远看，也埋下了助长领袖集团分裂的隐患。我们知道，在过去，洪秀全是把天父天兄奉为虚幻的权威加以崇拜的，而他把自己神化为天父的第二个儿子，即耶稣的弟弟。既然杨秀清能代天父传言，萧朝贵能代耶稣传言，那么天父、天兄就已经不是纯虚幻的象征了，而是落实到了具体人，也就是说杨、萧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程度上成了天父、天兄的化身。洪秀全回紫荆山区以后，面对既成事实，只好采取承认的态度，他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和冲击，而冯云山出狱后，领导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屈居于杨、萧之后，这对以后产生了重大影响。

韦昌辉(约1823—1856年)，原名韦正，又作韦政。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客家人，出身于地主兼典当商家庭。由于韦族人少无功名，有钱无势，常受当地大族的欺凌。其父用钱捐了个“监生”，在门前挂“登仕郎”匾，炫耀乡里，被本乡秀才唆使官府拘捕，勒索几百两银子后才被释放。韦昌辉自此积愤，痛感社会黑暗，弱肉强食，产生反抗清朝统治的情绪，为了伺机报仇，参加了拜上帝会。

石达开(1831—1863年)，广西贵县龙山那邦村客家人。出身于富农或小地主家庭，先辈是从广东省惠州府和平县迁来广西的。其父早亡，他自幼读书未成，以耕种为业，同时，也做点小贩生意。因经常受当地土著地主的欺压，家业难保，激起了他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加上他喜读书，有经略四方之志，所以参加了拜上帝会，并倾其家产资助起义。

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的形成，标志着起义的主观条件亦已成熟。因此从1849年秋天起，便加紧准备武装起义，分别在金田村等地开炉铸铁，打造武器。1850年7月，洪秀全下达总动员令，命令各地会众于11月4日前到达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团营”，并命杨秀清主持“团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