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衰败落伍的清王朝

1.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但封建制度没有改变。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清王朝统治下的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当时，尽管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停留在封建时代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但就总体而言，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着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增长。丝织、棉纺织、陶瓷、冶炼、造纸等部门，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手工工场。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尽管中国何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争议，不过到鸦片战争前夕，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自然滋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已有了较醒目的增长，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时间允许，那么也许能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世界形势已不允许中国在封闭状态中让其资本主义萌芽自行慢悠悠地生长了，即将由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中国社会的自我进程。而到这个时候，从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萌芽看，还远不足以使封建社会机制发生质的改变，还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君主专制制度构成封建国家的主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以说，从制度上来讲，中国比西方资本主义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这是决定双方国势强弱、社会条件优劣对比的根本点。

2.清王朝国势日衰。清王朝经过“康乾盛世”的发展，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走上衰败的道路。政治腐败，财政拮据，国防薄弱，国势日衰，到了19世纪以后，嘉庆、道光朝更呈江河日下之势。

经济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分化严重。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就对耕地进行大规模的暴力圈夺，以后，也不断地变着法地霸占土地，到了乾隆、嘉庆、道光这几朝的时候，土地集中的情况是惊人的。例如，根据嘉庆年间的资料统计，仅皇庄数就达一千多处，占地面积35000多顷，皇帝显然是最大的地主。皇帝以下的大贵族大官僚也千方百计地倚势霸田，聚敛财物。例如，乾隆年间的权臣和珅，占有土地8000余顷，就连他的家人刘全和马某，也占地600多亩。此外当铺、银号、古玩店、洋货店遍布各地，嘉庆时抄没其家，将其全部财产编列为109号，其中26号经估计即值22000万两白银，大致相当于当时5年的国库收入，其全部财产约值8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十几年的国库收入。所以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语。另外，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土地资源与人口比例的严重失调。经过康雍乾三朝约150年的和平与繁荣，中国的人口从1741年的1.43亿增加到了1850年的4.3亿，增长了200%，而耕地则从1661年的5.49亿亩增加到1833年的7.37亿亩，仅增长了35%。人口增长与土地增长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人均耕地面积的急剧下降。据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约4亩，以后逐年递减，乾隆三十一年(1766)是3.75亩，嘉庆十七年(1812)是2.36亩，道光二年(1822)是2.03亩，到咸丰元年仅1.75亩。^[2]个人土地拥有量的持续减少，使得广大农民不断陷入贫困、破产的境地，与皇帝、贵族、官僚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政治方面，清王朝实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机器能否良好运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能力高下。而清王朝自乾隆后，再未出现过伟大的君主。鸦片战争时的道光帝(1782—1850年)拘泥守成且虚骄自大，封建官僚们则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他们认为，清帝国是堂堂的“中央大国”，而外商都是来自于微不足道的蛮夷小国。许多人甚至分不清英国、西班牙及葡萄牙等国。总之，从君到臣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与此同时，吏治日益腐败。乾嘉以来，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官僚当中，多次揭露出惊人的贪污案件，这不过是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而揭发出来的一小部分丑闻而已。当时有人将清朝皇帝查办贪污案讽刺为“宰肥鸭”。贪污在清统治集团中成为不可遏制的一种流行病。“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是对当时吏治败坏，几乎无官不贪的生动写照。结党营私，在当时统治集团中也形成恶劣的风气，如道光时穆彰阿当国，号称“门生故吏遍于中外”，其私党朝内不消说，外放总督、巡抚、道员、知府等也很多，知府大多竟目不识丁，以刮地皮为能事。当时人们指斥清朝的官府、政局是“鹰鹯遍野，豺狼噬人”。

军事方面，当时清朝军队，人数上很可观，拥有二十二万八旗兵和六十六万绿营兵，每年消耗饷银在二千万两以上。但是这支曾经称雄一时的军队早已到了腐朽不堪的程度，丧失了战斗力。八旗兵自入关后，养尊处优，尚武气质严重消退，在清初平定三藩叛乱时已不堪重用。绿营兵由于采用世兵制及差操不分，久而久之，军事技能严重下降，甚至出现了拉不开弓、上不得马的怪现象。另外，军队的武器装备十分落后，弓箭、刀斧等原始武器大量使用，连水师所用战船也多半是薄板旧钉钉成的，“遇击即破”。鸦片战争前夕，一个名叫郭实腊的外国传教士，在上海一带详细刺探驻扎这里的中国军队的情况，包括武器装备、人员素质等各方面，得出的结论是:在西方军队的进攻面前，这里中国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

文化思想方面，清统治者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钳制异端思想;另一方面竭力提倡程朱理学，沿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把知识分子的思想严密控制在纲常名教、忠君媚上的模式中，致使整个思想文化界呈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由于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日益严重，使得阶级矛盾激化，人民反抗不断。如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涉及好几个省，持续十来年。1713年的天理会起义，波及豫、鲁、冀等省，甚至皇宫都遭到攻袭。天理教首领林清率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竟一举攻入了紫禁城(由宫内太监协助)，当时嘉庆帝不在北京，皇次子旻宁慌忙拿起鸟枪指挥抵抗，清军闻讯赶来，才把起义镇压下去。至今隆宗门匾额还留着一支箭头。这些起义尽管遭到失败，但都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表明清朝衰世的到来。当时的著名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1年)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对这种衰世的揭露可谓淋漓尽致，他说当时是一个朝廷无才相、兵营无才将、学校无才士、田野无才农、居宅无才工、工场无才匠、街市无才商，甚至连“才偷”和“才盗”都没有的衰落时代。他早晚号哭以求天下大治，龚自珍的感慨道出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