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以和平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为指导——求同存异，互利共赢，同舟共济，构建“和谐世界”

一、和平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在人类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文明曾经引领世界文明数千年。中华文明以其礼仪文明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仁爱的胸怀、和平主义的特质而著称，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东南亚乃至在整个世界的历史文化进程，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这种泛爱众的精神,是一种人类普遍精神的升华，是一种文明之所以经久不衰的根源。无论是儒教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都具有这种精神,并以此为一切观念、行为的基点和核心，推广辐射出去，而称为东西方文明的普遍理念、黄金法则。”(张立文：《中国和合文化导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页)

如前所述，自近代以来，具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西方列强的崛起模式，都是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霸道、霸权的方式实现的，不管是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法国、日本还是美国，概不例外。二战之后，就某种程度而言，许多原来奉行霸道原则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等，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和平崛起”。原来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香港、韩国等也基本上也是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前行的。但这都不具有“中国崛起”对世界所带来的影响和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文化意义，并没有改变近代以来霸权主义主导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和趋势。而中华文明，自秦代以来、包括汉唐宋等王朝盛世，就一直奉行和平崛起的理念与政策，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并付诸行动的和平主义思维一直是主流趋势。强大的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主要是依靠独立自主，以和平的途径与周围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交流，而不是依靠军事霸权的方式，依靠武力征服和寄生的手段，劫掠其他民族的财富资源供其挥霍，或者摧残、摧毁其他文明的方式。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华文明被西方文明赶超。在民族危机、亡国灭种的窘遇面前，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成为在近代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两大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完成了第一个历史使命。而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完成第二个伟大的历史使命，经过不断的总结国际国内、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与教训，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处在不断探索和实践当中，但是其所蕴涵的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时代精神、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性维度和最鲜明特征。中华文明又逐渐展现出超越时代与民族国家地域的思想价值和伦理向度，这就是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等理论思维及其实践路径。虽然现在直言中国和平崛起道路已经成功，并可成为与近现代西方霸道崛起相抗衡的另一种现代化模式为时尚早，但至少从理论上并不排除其存在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甚至连亨廷顿也已经看出“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被打破”，西方模式“也许不能成为有意义的模式”，“建立更是和各国自己文化的现代伊斯兰社会模式或现代儒教社会模式的时机可能已到来了”。(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356页)用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概括就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别国长处；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道路必然是和平主义性质的，这种和平主义虽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为其制订方向的。由于这条道路不可能依循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建制来为自己取得全部规定，所以它在批判地澄清现代冲突与战争之主要根源的同时，为中国和平主义传统的复活与重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中国发展的和平主义道路将具有这样一种世界历史意义：它把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不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发展前景启示给人类向着未来的历史筹划。(吴晓明：《论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46页)

实际上，不管是毛泽东时代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12月底，代表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还是邓小平时代基于“和平与发展”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战略，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这两个时代以来并无改变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本质上不过是中华文明和平主义理想和主张的秉承、延续、现代诠释与升华而已。和平发展不仅体现着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渊源和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同时昭示着中华民族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的现实考量。和平发展不仅凝聚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和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提出和始终不渝走的和平发展道路，生动展现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秀品格，蕴含着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表明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实现民族振兴的信心和决心。(徐贵相何成：《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理论学刊，2006第10期)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2011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胡锦涛主席2011年4月15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近代饱经沧桑的中国人民，深知和平之珍贵、发展之重要。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自从2004年胡锦涛主席在亚洲博鳌论坛年会上提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以来，和平发展的价值理念逐渐清晰，尤其是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再一次向世界郑重宣告：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战略抉择。重申了中国政府和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信念，在坚持自己和平发展的同时，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积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探索出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道路已经并将进一步显示出其世界意义。“在不远的将来，日益强大的中国将更有力量改变世界秩序，这将使中国文化成为那个美丽新世界(很有可能比现代的好)中举足轻重的因素。中国将成为文化交响的重要旋律，世界将再次听到中国文化的声音。”(安乐哲：《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温海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中国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是近代历史上一些大国崛起的老路。特别是在20世纪，追逐霸权、实力对抗、兵戎相见，使人类惨遭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国基于自己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基于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认识，对21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格局变化的认识，对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认识，郑重选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参与国际事务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途径。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够成功地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选择，这毫无疑问对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重要的，并且将有深远的意义。(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1卷，王逢振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从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来看，中国和平崛起对于世界历史的文化意义，不仅在于直接宣告了近代以来弥漫于整个世界之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唯一性的破产，以及西方列强“国强必霸”双向路径之大国崛起传统模式的破产；同时也宣告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破产，以及西方“蓝色文明”优越性和中华“黄色文明”劣等性的破产，乃至西方社会中的超前消费、过度消费、物欲主义、享乐主义理念的破产。人类要避免地球爆炸、生态危机和社会、世界危机的唯一出路是：摒弃冷战思维、零和思维和霸权思维，超越“丛林世界”走向“地球村”，和平发展，同舟共济、合作共赢、中庸平衡、和谐发展、科学发展。“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乃是真正的‘道’——是合于大道(新的普遍原则)的通达之道(道路)，是和平主义的‘王道’而不是强权主义的‘霸道’。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扬弃并且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从而把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不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发展前景启示给人类向着未来的历史筹划。”(吴晓明：《论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59页)

发展观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要求、方式、途径等问题的根本观点。

和谐发展，实际上就是要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在尊重自然法则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和前提下，通过合理分配自然与社会资源，借以实现自然生态平衡协调和人类社会进步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综合思维、中庸之道等思想主张皆蕴含着丰富而又深刻的和谐发展文化资源。从本质上分析，和谐发展肯定会是科学发展。如果说和谐发展更多体现了中国传统因素的积淀，那么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确立，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第四代领导集体，一方面，在继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前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问题上不懈探索基础上的传承与拓展，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智慧结晶。自从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利用之间的矛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分配之间的矛盾，物质文明与政治、精神文明发展的矛盾等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解决，如果不能从宏观和整体社会发展的层面予以科学的理论指导，那么，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就无从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面临巨大挑战。这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理论基础、国内背景与现实要求。

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又是对自“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的借鉴、扬弃与创新。“二战”以来，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意识，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20世纪40~60年代主要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和评判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指标的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同义词。”(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页)到60~80年代末开始囊括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的综合发展理论，“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所谓整体的，是指发展模式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观点，既要考虑到作为整体的社会——人的各个方面，又要看到人们相互依存关系中出现的多样性；所谓综合的，是指各个部门、地区的协调一致；所谓内生的，是指充分正确地利用本国的力量和资源来促进发展”。(佩鲁：《新发展观》，张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再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可持续发展观，最后到以“人类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发展观的嬗变，“既然历史已经以制度性暴力造成的血腥行为为代价把那些比较拙劣的骗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就理应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一致接受的目标。”(佩鲁：《新发展观》，张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这就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视野与理论背景。而科学发展观正是在传统与现代、国际与国内、理论与实践等综合指标基础之上，对于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全面考量和科学总结，体现了当代人类对于发展演变的最深刻认识和最全面理解。当然，科学发展观理论也有一个提出、丰富与发展的过程。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应当是胡锦涛在1999年3月10日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讲话中提出的。而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页)并进而在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或者说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中蕴涵着崇高的人文精神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因为社会发展，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实现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规定和最高价值目标。

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4年12月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措施。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经过不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共识和价值追求。

在构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对建构“和谐世界”的认识和视野也在不断深化。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倡导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胡锦涛：《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人民日报》，2005年4月23日，第1版)2005年7月1日，“和谐世界”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第一次向世界发出了“建设发展与和谐的世界”的伟大倡议，把建设“和谐的世界”作为“中俄两国与其他有关国家共同不懈努力”的奋斗目标，已经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中俄关于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05年7月2日，第1版)因此，探讨“和谐社会”深厚的文化底蕴、科学内涵，增强中国和谐文化的亲和力，提高国际社会对它的认同感，发挥它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并代表中国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首次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内涵、中国对建设和谐世界的看法和主张，“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第1版)其后，胡锦涛主席通过出访外国、参加国际峰会等形式多次宣讲“和谐世界”构建的重大意义。其中，2005年底，中国政府首次以白皮书(《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的形式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系统阐述。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则更加系统、明确地向世界宣告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坚定决心，和平发展的内涵以及为实现和平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内政与外交的方针政策。

“和谐世界”理念的基本主张包括：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和谐世界”的理论创新及其现实构想，实质上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对外视角的延伸和必要条件，也是和平发展的理想状态和终极境界。无论是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还是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和繁荣，都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和谐世界”理念不仅反映了中国对人类在21世纪发展前景的认知与把握，也是对世界发展的根本性、长远性、方向性的认识和主张，表明了中国长期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根本内容和人类社会的远大理想。(《中国高举道义大旗》，《人民日报》，2005年12月22日，第7版)“内建和谐社会、外促和谐世界”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价值追求与实践维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仁爱”、“四海之内皆兄弟”、“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人本精神和礼仪文明潜质，也是中华民族对当代世界的责任担当意识的呼唤和承担。

毋庸讳言，无论是和平发展、和谐发展还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和平主义理念一脉相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都是现代传承、时代延伸和超越。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和谐世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作为“和合”文化精神的生动体现，和谐、和平不仅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生活态度，而且也是一种对美好社会理想及其制度的憧憬与不懈追求。可以这样概括：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和平主义理念是和平发展、和谐发展以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文化底蕴和基因；和平发展、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在体现；科学发展则是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基础和前提；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则是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必然归宿和终极境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的重要部分，无论是对于凸显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提升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软硬实力，还是对于增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发生在2001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这种针对民用设施和无辜平民的极端恐怖事件固然应当受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寻根溯源，分析一下这一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就不能不联系到美国打着反恐、“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等旗号，动辄干涉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内政的单边霸权主义行径与其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原本也不过是美国大力扶持用于对抗苏联并把其拖入“阿富汗陷阱”的御用工具。正如乔姆斯基在《全球化与文明对话》一书中所指出的，这一“魔鬼”实际上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培育出来的，美国不仅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而且也是全世界范围内组织实施恐怖主义的大阵营。可能美国人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精心培育的本——拉登最后却却成了自己的对立面，并且给自己造成了巨大伤害。而美国仍不思反省，却反而以此为契机和借口所发动伊拉克、阿富汗等所谓的反恐战争。这种“血债血还”、“以牙还牙”式的古老复仇模式，除了进一步加剧世界的动荡、不安和冲突之外，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加剧了美国的衰落。就连奥巴马也已经意识到反恐战争对于美国来说所付出的代价，6000多名士兵阵亡，14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对于奥巴马而言，这种代价恐怕还不包括死亡数十万人阿富汗、伊拉克的无辜民众，以及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难民。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穷兵黩武、以武力称霸的霸道之路只能维持一时，不可能维持永世。“为了美国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式的武力干涉主义，用更多人的生命作赌注做代价，企图以武力手段消灭恐怖对手，不仅于世界和平无益，而且最终只会自取其辱乃至自取灭亡，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其实，擅长处理人际(包括民族、国家)关系的中国古代就已经深谙“以怨报怨”所带来的利害得失，这种古老的复仇模式，除了对被复仇者所带来伤害之外，对复仇者最终也不会带来任何利益。

二、求同存异，互利共赢，同舟共济，构建“和谐世界”

只有用中国文化的“王道”精神去克服西方文化的“霸道”意识，才能实现世界和平。世界文明的历史——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并不存在一个永恒的中心或者标杆，所谓西方中心论或者是东方中心论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时间节点而已。按照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总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支配下，波浪式前进或者螺旋式上升。民族文化、精神文明也不可能永远处在鼎盛和繁荣的顶端，潮涨潮落才是世界发展的本质规律。中华民族从历史上来看，从来就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而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因此，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必须控制在理性、和平、合作的基础之上，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这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和中华民族的智慧，更取决于美国领导人和美国人民的智慧。如果美国仍然沿袭霸道主义思维，认为中国崛起就必然意味着犹如西方主要大国崛起过程中的殖民掠夺和血腥争霸，对其世界利益和霸权构成直接挑战和战争威胁，把中美在新世纪的博弈看成是如戴维·兰普顿所言的“历史赌局”，并且试图不加理性的进行遏制，那将是危险而又充满悬念的。如果处理不当，无论对于中美任何一方，还是对于世界和平与秩序，有可能会酿成一场世界性灾难。作为美国一方应当明白，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可能永远处于冠军、强势和中心位置，国际秩序也不可能被一个国家长期垄断或者主导。即使像中华民族这样领先世界几千年的泱泱大国，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受近代的屈辱和磨难，何况是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年轻国家。西方主导世界历史也不过两三百年，而且自19世纪末即已开始衰落。主张“文明冲突”的亨廷顿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中国经济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20世纪后半叶技术的扩散和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在使历史上的格局再现。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即使不是在21世纪中叶之前，那么打21世纪中叶，经济生产和制造产值在主要文明之间的分布也可能与1800年的情况类似。西方对世界经济为时200年的垄断行将结束。”(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就中国巨无霸的综合国力，如果中国人保持强大的凝聚力，那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乃至许多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战胜的，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物质、政治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志。自从人类走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而进入文明开化状态以后，先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形态。这三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形态的演进，一方面标志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由于它们都是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的，“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从这一意义上讲，以排他性、控制性、掠夺性、绝对性为特质的全球资本主义范式必然会为主张个性的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所替代。人成为自身主人的产品经济社会必将战胜和取代人依附于商品、金钱的市场经济社会。因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因此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则只能是杞人说梦而已，当然这一过程肯定是一个漫长的、曲折反复的历史过程，其中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价值与特殊语境、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和谐与偏执、王道与霸道的较量和斗争将会长期存在。所以至少有一点福山说对了：在当代世界里，我们看到一种奇怪的双重现象：一边是普世的大同世界的胜利，一边是各民族的依然存在。一方面现代经济和技术通讯理性认可作为世界唯一的统治合法性基础的理念在普及，使人类不断地同化，另一方面到处都在重新确定(至少在政治层面上)抵制这种最终会强化人民和民族之间隔绝的文化价值。(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或许这一点在西方偏至思维定势之下是如此难以理解，但如果用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视角去审视，则可迎刃而解。

“中国模式”实质上是融合了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的结果。其中既有西方现代化的导引，又有中国现实需求的考量，当然还少不了传统中国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的催化，既有正面的、积极地，同时又有负面的、消极的。因此，笼统的、抽象的、绝对的去理解、分析“中国模式”，其实是不符合、也不能很好地来概括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笔者认为，理解和把握“中国模式”，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中国模式”其实主要是西方学者的称谓，如果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相比较，后者更能符合中国三十多年的巨大变化历程。基于这一点，我们自己特别强调和概括的主要原因还是归功于走向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满清王朝末期的洋务运动、戊戍维新、乃至清末新政，基本上可以说是“全盘西化”的模式，但是都失败了。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是缺乏一个坚强的、能够担负起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就这一点来看，市场经济体制固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推动力，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十三亿中国人的艰苦奋斗、勤劳持俭才是“中国模式”成功的主动因，这是毫无疑问的。二是中国的成功(暂且这样说)是一个综合系统，如同前面分析的，西方的、当下中国与传统文化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既有国际形势缓和的外在有利时机，也有我们抓住机遇、发愤图强的内在动因；既有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误的经验与教训可以参照作为后发优势，也有我们两千多年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民族自豪感及其振兴中华的强烈渴望，也有近现代史上的屈辱、沉沦、挫折与坎坷可以作为借鉴的负面激励。三是这些综合因素既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也必将伴随着政治、文化的及其社会的全面进步。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里金钠·艾布拉米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从实践意义看，“中国模式”也许不完全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毕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值得他们思考。从理论意义看，“中国模式”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新兴的大国必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国家的论点以及经济发展必将导致西方式民主的定论。(《“中国模式”挑战传统理论——外国专家评价“中国模式”之一》，人民网-国际频道，2009年5月7日)

从15世纪到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都是建立在对内靠剥削，对外通过掠夺、扩张、海外殖民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来实现的。与此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

任何对“中国模式”任何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都可能陷于认识的误区，无论是棒杀还是自我矮化。“中国模式”或者某种意义上的“中国崛起”的模式，视为同近现代西方“野蛮崛起”相对立的“文明崛起”模式，并赋予其示范性的、划时代的文明意义，这种见地应当说是具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应当看到，“西方模式”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虽然许多学者已经对其做出了相对比较清晰的概括，包括其负面的种种缺陷与弊端。然而奠基于西方文化基础上的“西方模式”，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形态，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所以，现在就预言“中国模式”的成功以及示范性效应尚早，也不利于“文明崛起”长远理路。因此，中国崛起的文化意义是宣告了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普世价值、白人人种优越论的破产之类的言语虽然令人振奋，但预言西方模式就会从此衰落下去，恐怕还得拭目以待。且不说“中国崛起”现在还是一个相对的经济概念，即使是按照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设想，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基本上实现现代化，经济总量虽然可以高居榜首，但人均仍然不高。也不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仍然需要不断地深入和完善，在当今世界上的影响和被认可的程度尚需假以时日。即使是被许多中西方有识之士看好的中国文化，能够达到、甚至超越现代西方文化形态中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核心价值理念所能达到的高度和程度，这一过程，即使成功，也还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何况未来谁都无法准确预测。但有一点已经可以下结论，那就是中国文明崛起对世界而言，是机遇而非灾难，香港《亚洲时报在线》曾经在《中国，世界经济的灵丹妙药》一文中说：“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使整个世界而不仅中国自身受益”，“中国与全世界共同分享其进步，这与过去截然不同。欧洲以往向全球扩张，导致产生了几十个殖民地，并让欧洲以外成千上万的人民痛苦不堪。过去，日本和德国的兴起，引起了血腥战争，但发展中的中国却为全世界提供了机遇”。

“中国崛起”必定伴随着中国文化的振兴，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中国文化的崛起，就不可能有所谓的“中国崛起”，虽然“中国崛起”并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崛起。就中国文化而言，其长处不在于以“科学理性”、“实力政治”为依托所建立起来的霸道世界游戏规则，而在于其在人文伦理、智慧人生、人与自然及其处理社会、人际群己、民族与国家关系方面所具有的中道和谐、公平正义、忠恕之道、天下意识、和平主义等方面所独具的“王道”主义精神价值和思想资源。中国能否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霸道崛起”的“文明崛起”之路，并且蕴含普世价值，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普世文明”、“普遍性”道路，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自身，更重要的是能够得到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理解与支持，而这还刚刚开始。社会发展，不管是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外部，其实一直是一部民族国家内部个体之间、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竞合及其秩序扩展的历史。就民族国家主体内部而言，如果没有一种共同的利益链条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共同认可、遵守的基本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作为凝聚剂，那么，就会缺乏其内部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相互交流、沟通、对话、融合、竞争与妥协的平台机制。若是这样的话，这样的民族国家主体内部的关系与秩序就会是紊乱的、不可持续的。同样，民族国家主体外部的关系与秩序，也就是世界关系、世界和平秩序亦是如此。

首先，民族国家之间如果不再加强相互合作，那么人类地球村就会有爆炸的危险，这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必须搭建一个基于现代国家关系与秩序的人类共同利益平台，舍此就会缺乏合作的基础与前提。其次，世界关系、世界和平秩序的构建需要在人类共同利益平台基础之上，必须通过文化自觉与大力宣扬，因为“人类的秩序状态与和平状态，不可能依靠纯粹的物质根源或盲目的机械论而自发地形成”。(爱弥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页)而真正能够对世界稳定与和平秩序建构有所裨益的价值理念，则是中国“王道”文化精髓中的中庸之道、和而不同，而非西方文化的霸道、强权与偏执思维。再次，还需要在前两个方面的基础上，建构相应沟通的制度机制，以确保世界和平秩序的切实落实与维护。和谐世界的构建，必须以一定的、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游戏规则作为基础。客观地来看，当今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共和、人权、博爱等价值理念，本身既是作为封建专制的对立物，具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性，而且不管是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可以成为普世伦理的潜质。只可惜的是，第一，由于西方文化的思维惯性所致，把这些只有相对普世意义的东西绝对化，而且，不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强行推行其价值观，难免会引起许多国家的忧虑，从而消减了指导和谐世界构建的理论意义。第二，出于其自身的利益考虑，西方国家在推行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理念的时候，往往采取双重甚至多重标准，以此为借口干涉民族国家内政，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其普世意义的真理价值。与之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仁爱精神、中庸思维、义利双修、忠恕之道、同情弱者、扶危济困、替天行道等“王道”文化价值理念和精神文明示范力量，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构建和谐世界，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恐怕也是许多西方有识之士认同、唱多中国崛起对于人类及世界未来积极意义的主要着力点之所在。在最具多样性的全球社会中，以“和”为终极目标，它既包括人和，国家之和，也包括人与自然之和，以“中”为实现途径，即以兼容并包、互补相推、不取极端的心态求得动态的平衡，并以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法达致中和。实现天下普遍和合的最高境界及其途径，这既是中国对全球社会、全球政治理论的巨大贡献，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必要条件。(俞正：《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7页)

总之，西方文化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人与群己、社会、民族国家乃至天下的关系，人与自身灵与肉的关系三个方面，都是失败的，加剧和激化了三者之间的矛盾对立。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历程其实就是一部“野蛮”的历史：一则通过工业化、科技至上、征服主义理念，大量消耗资源、破坏生物圈的有机平衡使地球陷入生态危机；二则通过殖民战争、种族灭绝、世界大战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霸权主义行径摧残甚至毁灭异域文明，使世界文明国家与民族关系陷入冲突乃至万劫不复之深渊。三则通过物欲主义、享乐主义、唯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使人类与自身产生了精神与肉体(物质)的二元对立与分裂，从而陷入人格分裂、精神危机、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的紊乱秩序之中。实践证明，西方文化中那些过度、甚至奢靡消费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以及极端利己主义、霸权主义等思维及其行径，不仅是造成消耗资源、破坏生态、心灵危机的主要根源，同时也是阻碍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和谐、和平主义的思维模式才是克服这一弊端的思想武器，忠恕之道、适度消费、克制物欲、以义导利、天人合一、追求精神生活境界才是世界和平发展、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以此为底蕴与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能够引领和支持实现中华复兴的伟业，而且要参与引领人类走出危机，赢得未来。”(郑彪：《中国软实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它“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当今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其无能，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它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社会劫难、暴力和战争频繁，南北之间的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对地球资源不负责任的随意开采。因此，现在世界越来越明确地要求成功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于此”。(罗尔夫·贝特霍尔德：《中国2003——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德国《我们的时代》，2003年4月25日)当今世界，全球生态断裂，气候变暖，温室效应，物种灭绝，生态污染、资源短缺等现代文明之病，究其主要原因，还在于近现代以来工业化的无限扩张、膨胀以及不惜任何代价贪婪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致。因此，只要这种发展模式存在，或者说只要资本主义主义制度存在，这种全球性的生态崩溃威胁就必然存在，而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就也许就是美国学者福斯特在《失败的制度——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中所谓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失败的体制”的主要落脚点，或者如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是“风险社会”的主要根据。

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人与群己、社会、民族国家乃至天下的关系，人与自身灵与肉的关系三个方面，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无可比拟的现代价值，体现出中华文明生存智慧的远见卓识与深刻洞见。“儒家的和谐思想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当然尤其关注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道家的和谐思想的终极关照也是人、自然、社会的和谐，也重视身心的修养，当然更侧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佛教虽然也重视对自然的感知，但佛教思想所求的是人身心内外的协调，侧重于任何人自身的矛盾的调整。道教则意在通过内练外养的功夫，达到精、气、神的养成、和谐与统一。(孙金荣等：《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构建》，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张立文教授认为，和就是人文世界所应然和所以然的规则，是对人的生命和人生意义的关怀，这种关怀的价值取向，是使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及人心灵的冲突，获得和谐、协调和平衡，这就是：“和”或者“太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保和太和”是以万物各自对待分殊为条件或因缘，否则不能“太和”。人际关系的价值理想，是相互之间的和合，“和同者众，以济大事”。人不能离群而生存，群居就产生利益需要等冲突，冲突必须化解，而达到群居和合。“太和”是《周易》人文精神的精髓，它在现代仍具有其生命力，这是因为它在化解现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和五大危机(生态、社会、道徳、精神、文明)中，不仅具有无限的魅力，而且是一种最佳的化解之道。(张立文：张立文主编：《和境——易学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页)许多国外人士也对中国和平主义文化寄予厚望：“中国在对待现代文明方面的态度、实施社会政策方面的经验，客观上成为‘历史末日’及‘文明冲突’等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替代者，从而推动历史发展，防止文明之间的冲突，推动其转向建设性对话，实现全球的共同发展”。(季塔连科：《论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俄罗斯《远东问题》，2004年10月22日)“天人合一”的生态保护与“和谐平衡”意识，“忠恕之道”的为人处世原则与“和平主义”的人本关怀，“穷独达济”、“内外兼修”的君子人格，则可以避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二元对立与分裂冲突。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原则，既符合中华民族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追求繁荣富强的强烈愿望和长远利益，同时也有利于世界不断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历史趋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的现代国际主义的传统需要被重新提出来——不是那种输出革命式的国际主义，而是真诚关心和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生存、发展和社会权利，在全球范围内探索一条新的有别于西方意义上的平等、民主和共同发展的道路。(汪晖：《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文化纵横，2010年第二期)“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应该包含了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根本选择,这不仅是一种没有战争的状态，还包括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寻求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吸取人类历史和文化中的和平智慧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把中国文化所孕育的和平价值和理想界定为东方和平主义，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在于它对和平与发展道路的不懈追求，也可以说,从世界和平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文化的复兴与人类走出战争的藩篱是同步的。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世界意义也在于此。”(刘志光：《旧邦新命和平发展——浅论中国文化的和平智慧及其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125页)中国和平发展的独特模式为世界多样化和多极化发展方向展示了最具说服力的样板，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自立自强寻求到一条最适合本国特色的新型发展之路提供借鉴，这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发展模式的多样化的范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转引自宫厚英：《和平发展战略研究述评》，理论学刊，2009年1月第1期，第26页)

和谐世界的构建，对于全球化的今天，挑战与机遇并存。20世纪二战后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和瓦解，和平与发展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共识。而随着中国迅速提升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以及其他实力逐渐壮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谐世界构建的主导力量和话语权也会逐渐加强。但是，更应当看到，“现行国际体系多数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建立的，主要反映了美国及西方的利益和价值观，包含着不公正、不合理因素，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体现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机构就存在着受大国操控，政策指向利于发达国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等不公正因素。”(任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中的和谐世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第94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既得利益国家，一是不会自动放弃业已形成的世界霸权地位和话语权主导优势，二是也不可能主动容忍和呼应中国对于和谐世界构建的战略意图。同时，和谐世界的价值理念和构建意义尚需得到许多国家和人民的理解和尊重，和谐世界本身也不能把其仅仅视为一个口号、一个美丽的诺言，而应视其为一个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循序渐进与不断纠偏的过程。

另外，除了霸权主义、实力政治依然掌控和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之外，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恐怖势力、局部战争和冲突等人为性因素以及环境污染、资源危机、温室效应等自然因素也会成为和谐世界构建的巨大障碍。所有这些因素的存在，必须通过全球的努力、世界人民的通力合作，本着“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的和团结互助原则才能得到解决。和谐世界的构建，应当建立在各个国家、民族之间彼此平等基础之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尊重、交流、借鉴、融通，必须通过各民族普遍交往的相互作用、依赖与形成关系的增强而趋于现实。必须解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种族优越论，超越狭隘的以地域、种族、国家为标志的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意识形态和制约，才能实现大同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是一条死路，‘文明冲突’到底也是一条死路，只有实现文明转型，沿社会主义方向构建和谐世界才是金光大道。”(郑彪：《中国软实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正如2011年白皮书所言：国际社会应该超越国际关系中陈旧的“零和博弈”，超越危险的冷战、热战思维，超越曾把人类一次次拖入对抗和战乱的老路。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停滞；要对话，不要对抗；要理解，不要隔阂，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有这样，和平发展、和谐世界才能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旋律。“我们可以期待政治上的寡头霸权将要被万国协商式的全球社群所取代，经济上寡富众贫的不公正要重新调配，以其天下同此凉热，仁爱泽及四海。”(安乐哲：《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温海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和谐世界、天下大同、拯救地球与世界的愿望任重而道远。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价值理想，自古以来还从未真正实现过。诚如朱熹所言：千五百年之间——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在当今生态危机、资源短缺、霸道盛行、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还占据着世界主流支配地位的严峻形势之下，其世界话语权并不强，何况中国的崛起已经让西方感到如鲠在喉。对于已经习惯了霸道主义思维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和平发展不仅是对其帝国血腥崛起战略的否定，同时也会基于历史经验及其惯性思维而担心遭到前期遭受侵略而后强大国家的报复，“中国威胁论”即是其反应之一。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肯定会遇到不少霸权主义、国际竞争和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等外部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和谐世界”的理念本身即是对西方霸权主义思维、强权政治既得利益的批判与否定，不可能得到其认同和肯定。正如汤因比所言：既要面对西方霸权对她的拼命打压，又要面对生态反弹所带来的地球灾变。但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从未间断，就在于她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于她在处理人际、群己、国家与民族关系上更注重文明礼仪价值，而非一味的利益与权力。和谐世界、天下大同的建构，必须抱定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坚定与执着，同时还要对现实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已经成功地把周边游牧部落所带来的“草原暴力”融合化解，而能否成功地消融涵化掉近代西方文化所兴起的“海洋暴力”，这是一个现代很难下结论的问题。但我们坚信，人类只有充分意识到必须同舟共济、和谐相处，而不是霸道强权、以暴易暴，才能实现自我救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全球化中的“文化自觉”》，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才是人类生存的唯一途径。

中华文化的复兴与和平担当的世界历史使命任重道远。“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是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汤因比池田大佐：《展望二十一世纪》，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2~296页)让我们借用北宋大儒张横渠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作为本书的结束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