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以“王道”之理想培育“霸道”之精神——“王霸共举”，提高中华文明软硬实力

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的确也有过嗜血、崇尚武力的“霸道”时代，诸如春秋战国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时期，也包括理论化的法家文化以及以此为指导的大秦王朝时代。但自此之后的大部分时间，在思想文化以及政治治国策略上基本都沿袭着汉代伊始的“霸王道而杂之”的现实路径。

秦始皇以法家“霸道”思想为指导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制国家，而西汉初则是实行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治国决策。随着汉代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汉武帝终结了汉宣帝时发生的“霸王道杂之”与“纯任德教”治国决策的争论，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利用儒家“王道”政治思想的德性教化功能，同时在政治统治上或者说是实质上又奉行法家“霸道”思想的严刑峻法功用，形成了被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两千多年以来所效法的“文安邦，武定国”、“文治武功”、“文武并用”、“王霸共举”的治国策略。孔子虽然崇尚仁爱道德伦理等“软精神”，但并不排斥礼、法等“硬实力”。孟子虽然提倡“舍生取义”，但也是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特殊情形之下的率性之为。荀子更是直截了当，提出了“礼法并用”、“王霸共举”的基本思路。只讲“王道”，囿于和平主义的梦想之中不能自拔，民族和国家甚至可能会被置于灭种亡国的危险境地；而只讲“霸道”，人类社会就没有信仰和前途，整个地球世界、人类社会就有可能陷于崩溃的边沿。

事实上，中华文明的延续并非仅仅依靠“王道”和平主义、文治、道德主义、软实力，而是辅之以武卫、硬实力、文功武备、“礼法并用”、“王霸共举”、“文韬武略”、软硬结合。“王道”主义主张“任徳不任力”，但并不是完全否定“力”的作用，没有以实力作为后盾的“王道”就不是真正的“王道”，而完全“任力”才是真正的霸道。任何过分沉迷“软实力”或者“硬实力”的思想和举措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儒学崇尚文治，但并不否定武卫。崇尚道德伦理的软实力，但更主张“浩然之气“的阳刚之气。中国道家也是和平主义者，但老子又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纯粹从物质的硬实力方面看，弱、柔一方却是居于下风，但从精神软实力方面看，却又包含着弱、柔一方可以通过精神的力量、技术、方法、手段等非物质的综合因素形成强大的软实力来克服、战胜表面上看似强大的强、刚一方。当然，这种软实力，也并非纯粹毫无硬件作支撑，而是通过相对强的软实力来战胜相对强的硬实力。中国佛家主张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大爱无疆，但有时也主张“菩萨心肠，霹雳手段”；中国兵家既有儒家的义兵、义战，好战必亡之思想，更主张“忘战必危”；即使是中国武术，也是讲究文武双全、文武双修。太极拳的精髓之处，其实就是软硬兼施，以硬为基、以软为主、接力发力，以达到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之目的。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主流的多元交融的文化体系，既有文治，又有武功，王霸共举，礼法并用，这才是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真谛。中国文化讲究中庸之道、物极必反、“和而不卑，强而不亢”、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王霸共举，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

所以，过分强调和依靠硬实力，即“以力霸人”，固然不能取得最终服人；而精神万能，排除物质、世俗、功利性内容，过分强调和依靠所谓软实力，最终也只会招致失败。没有刚柔并济、“王霸共举”就没有汉唐盛世，大宋王朝崇尚文治、忽视武卫，结果落得个国破家亡的悲惨命运。大清王朝前期文功武备，中后期文武皆失，文化思想专制、精神衰落，忧患意识丧失，武备废弛、闭关锁国、消极防御、不思进取，以至于招致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族耻辱和国家衰败。封永平认为，美国基于地缘政治战略的考量，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具有全球地缘战略意义的国家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两手政策。他分析道：俄罗斯和中国因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倚海跨陆、发展潜力极大，最有可能成为挑战美国的“潜在”地缘战略对手，因而防范俄、中崛起被确立为其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地缘战略目标。为此，美国对俄、中采取“软”、“硬”两手政策：“软”的一手是“西化”俄、中，努力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软”手段把中、俄纳入西方轨道；“硬”的一手是不放弃对俄、中的“遏制”思维。(封永平：《地缘政治与大国崛起：以美国为例》，理论导刊，2006年第1期，第84页)

从文化发展与交流的历程来看，在1840年以前，中华文化不管是在民族文化融合方面，还是对外来文化的吸纳方面，都是卓有成效的，尤其是在汉唐宋等高度繁荣的时代。或者换句话说，在此之前，中国文化一方面坚守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底线，同时也不排斥外来优秀的文化思想，从而造就了文化发展及至经济政治繁荣的盛世传奇。“文化的进步需要开放的态度，自我封闭是没有前途的，必须注意世界文化的先进成就，努力汲取世界文化的先进成就。”(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张维为先生非常认可中华文化的吸纳创新能力，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似乎可以把西方文明的绝大多数内容全部吸收过来丰富自己，但决不放弃自己，就像印度佛教变成了中国佛教、马克思主义也中国化了一样。他分析到：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把整个中华文明推入国际大竞争，看一看中华文明能不能站住脚。结果发现，不但站住了脚，而且我们文明的许多内容还被迅速激活。我们通过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促使中国成了世界上进步最快、活力最大的国家，并开始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3~84页)

当然，1840年以后，我们在救亡图存的艰难探索过程中，在学习、吸纳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也曾走过不少弯路。直至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与外界交流的逐步扩展，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中国人才逐渐形成了一种对文化交流、学习外来文明的正确态度。那就是，彻底抛弃体用之争，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魄，凡是外国的，不管是文化、科技、经济、政治，只要是适合中国的，皆可拿来。“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1页)；而凡是中国文化中尚有生命力的、能够与时俱进的内容和形式，皆可继续传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张岱年：《文化与哲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弃其糟粕，纳其精华，主动吸纳，吐故创新，这才是对待文化乃至其他文化(不管是中西)的科学态度。“中国文化重建课题的重大关键是在，我们能否与愿否培养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大量吸纳优良的西学之‘体’到我们的文化传统”；“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西学西潮不论体用，皆可吸纳来，而与中学融为一体”。(傅伟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诠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58~59页)这种广泛的学习、吸收与借鉴，其实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主要精神动因。

其实，民族文化的交流自古以来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但世界意义范围内的大规模的互动却是在欧洲中世纪之后，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可谓是其舆论宣传与思想发动的前提，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商品的市场化扩张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不断深入，则是其经济基础。而对于利润的贪婪和物质主义的无限膨胀则是其原初和根本动因。所以，文化交流其实仅仅是一种被动的、工具性的副产品。迄今为止，这种交流，仍然是资本主义所主导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有的世界性的霸权构造，不仅是纯粹的经济霸权和经济结构，而且是一套政治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目前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开始，文化和政治的变化，则需要更多的创造性的工作。(汪晖：《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文化纵横，2010年第二期)正是由于这一基质的制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的日益扩展，全球化的文化交流、沟通、理解需求日渐紧迫，这就为世界文化(包括中西文化)的相互沟通提供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平台，同时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本性以及西方文化的偏执，所强制推行的文化殖民主义、干涉主义、霸权主义等霸道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及其野蛮行径，又为世界文化的交流互动设置了重重障碍。于是，全球化的文化互动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全球意识与民族意识相交织，普遍主义与现对主义相对立、世界文明的重构与文化、文明的冲突相辉映，形成了如陈文殿所言的“全球化的生存论意蕴及文化个性多样性困境”。如何克服和超越这一现代性困境，实践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特质与霸道思维，已经无法承担起这一历史的重大责任了。如果沿着西方文化及其认识和处理民族国家关系、乃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思路，只会加剧民族文化冲突以及国际关系的日趋紧张，最终所带来的只能是世界末日。关于这一点，许多西方有识之士，已经非常清醒的认识到了这一点。西方文化自有其文明的优越性，比如说在科学分析、理性精神、民主自由、宪政权利、法治制度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世界(包括中国人)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但在如何构建和谐世界、处理人际、群己伦理、民族与国家关系、加强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共同繁荣等方面，的确存在严重缺陷。而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王道”文化越来与彰显出其无与伦比的优势和普适性的价值。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资源，也是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奉献。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下主义、普世主义和全球主义，新的世纪将是东西文化进一步交流的世纪。(方克立：《二十一世纪与东西文化》，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以中华文化“王道”之理想培育西方“霸道”之精神，创造一种“西方活力加中国的稳定”的生活方式，“不仅是使人类得以继续生存，而且还能保证人类的幸福安宁。”(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卷，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页)

一、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市场经济为机制，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王道”文化崛起的经济及其制度依托

有学者言及，西方文化追求知识，中国文化崇尚智慧。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华文化在科技精神及其科技成就方面，确实存在不足。这当然不能说明中国人天性如此，也不能说明中国人天生就存在能力缺陷。否则就无法解释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如“四大发明”等遥遥领先于世界、而西方只是自近现代以来才改变这一局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中国文化尤其是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中，确实存在着许多轻视科技、桎梏科技发展的思想文化及其制度束缚。“在中国，儒教继续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崇过去，轻视现在；尊崇已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从而，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尽管最初在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后来却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在作出这些早期的发明之后，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学原理。”(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科学文化主要是指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包括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等，人文文化主要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包括伦理、哲学、艺术、宗教、文学、史学等。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不同，西方文化走的是一条“外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把中国文化特征归之为“内在超越”：“孟子早就说过：‘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这是内在超越的路，和西方外在超越恰成一鲜明的对照。孔子的‘为仁由已’已经指出了这个内在超越的方向，……后来禅宗的‘明心见性’、‘灵山只在我心头’也是同取一径。”；“外在超越与内在超越各有其长短优劣，不能一概而论。这种不同到了近代更是尖锐化了。”(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

在探索和研究自然界及其规律性的基础上产生，这就形成了西方主流文化的哲学性、知识性特征。其思维方式是线性思维、科学思维，注重逻辑、实证、理性、分析。其优点是注重科学理论、知识与技术，并借此自近现代以来为人类创造出了辉煌的物质文明，这是西方近代科技文化对世界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2页)“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马克思甚至把科学技术的发展视为人的自由、解放的必要条件：“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8页)西方文化也正是以强大的军事科技经济方面的“硬实力”为基础，在“性私论”、“马尔萨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超人”精英主义等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血与火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掠夺征程，形成了西方文化在近现代史上的中心位置与强势“霸道”文化特征。

然而，切不可就此而产生科技主义、科学万能的迷信与崇拜。科学技术在成就人类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对人类的伦理精神、价值观念、情感寄托和人生目的、意义的摧残与销蚀也是致命的，不受人文伦理道德控制的“科技发展”是相当危险的。且不说科技、物质文明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唯一因素，也不说科技理性工具所引发的精神危机。单就科技这把普罗米修斯之火本身而言，对于人类乃至地球生命而言，就是一把双刃剑，用不好就会焚烧世界。重视科学与理性本身无错，但一旦走向了科学至上、理性至上乃至由此而延伸到市场至上、金钱至上，泛化为人类社会的情感伦理道德等领域，人类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核武器是20世纪40年代前后科学技术重大发展的结果，作为人类高技术的核武器所引发的核危机、核大战可能彻底摧毁人类文明的说法并非杞人忧天。对此，汤因比也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批评道：西方工业文明重物质轻精神，对自然界大肆掠夺造成严重的破坏，技术的高度发展使西方世界制造出威力巨大的原子武器与细菌武器，这使得人类随时面临着灭绝的危险。目前，而全球核武器的总数已经达到了3万枚。仅美俄两国核武器的数量占到了全球的95%左右。相当于全球人均头上顶了3吨多的三硝基甲苯(TNT)炸药，可把地球毁灭数次。

日本是唯一一个受到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爆炸，导致了约30万人死亡的人间惨剧，也已充分证明了原子武器的恐怖威力。但是，这种有可能毁灭人类及地球人间悲剧的危险游戏并没有结束。1950年6月至1951年6月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前后四次威胁对新中国使用核武器，1962年美苏冷战时期产物的“古巴导弹危机”，1973年中东核危机，1990年代“印巴核竞赛”等，稍有不慎，都有可能使人类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另外，即使是一些人为技术事故，也有可能导致这一灾难的发生。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950年至1975年的25年之间，美国核运载工具共发生95次事故。1979年11月9日美国的一次计算机故障，1983年9月26日前苏联核预警中心计算机故障，1995年1月25日的俄罗斯军事雷达站错误警报，都差一点引爆了核按钮。

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情况也不乐观。1986年4月26日发生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泄漏事故，给这种盲目乐观的科学主义思潮不啻是迎头痛击的一棒。位于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曾经是风景优美、森林湖泊河流遍布、土壤富饶、珍禽异兽天堂的人间乐园。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瞬间变成了一座“死亡之城”、人间地狱。8吨多强辐射物质，释放出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量的200多倍的辐射量，导致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20万人口受到核污染。不仅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都受到了强烈的核辐射，而且还波及欧洲大部分地区。如今，这一阴霾还未散尽，2011年由日本东海大地震和海啸所引发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又再一次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再一次向人类证明了“地球村”的脆弱及其“地球村”意识加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工业文明的技术方式由于其建造机理的本质缺陷和社会文化条件的弊病，给自然、社会和人的存在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佘正荣：《生态智慧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190页)这正应了孟子那句话“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上》)

西方偏执的科学逻辑思维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科学主义思潮泛滥。与中国哲学思维顺应和保护自然的思维方式迥异，西方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天人二分”、“人定胜天”、改造自然。以信息革命、原子能技术、计算技术、新型材料技术以及化学工程、生物工程、克隆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从而在人与自然的抗争中赢得了暂时的或者说是表面的胜利。另一方面，这种偏至的“科技至上”观念、“戡天役物”、“人类中心主义”二元思维又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源匮乏和文明冲突。土壤、河流、湖泊和海洋等环境污染、水土流失、温室效应、臭氧层扩大、酸雨、赤潮等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动植物种群消失，使人与自然的矛盾充满了尖锐的对抗，从而引发了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全球性危机与忧患。这是关系到人类持续发展，还是自我毁灭的根本与关键。理性能给人类带来的并不是自由解放和进步，而是恐怖和窒息。(曹天宇：《科学、后现代与左派政治》，读书，1998年第7期)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曾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79页)事实上，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这种科学、理性至上的思维模式及其弊端已经引起了西方许多学者的批判和反思。

地球、人类的最终命运取决于整个世界的和谐相处、通力合作、同舟共济。“由于科学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地不论东西南北都已成为由信息、交通、贸易、电讯和财经各种关系网络所编织而成的生命共同体。从生态环境及能量资源等超越国界的宏观视野来检视当今人类的存在条件，不同种族、地域、语言、文化、阶级和宗教的社会群必须谋求共生之道，已成为知识界不言而喻的真理。如果我们把核战争的问题、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环境被污染、能源枯竭或因人口膨胀而造成的社会脱序种种祸害也列入考虑，人类必须同舟共济，一起来创建和平共存的生命形态，更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页)对于自然宇宙，必须在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同时，持敬畏、恭谦、效法、图报、感恩之心，把“天人合一”所体现出来的和谐思想作为开启人类正确认识自我、社会与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智慧钥匙，从而指导人类走向生生不息的光明大道。“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7~8页)科学文明的进步一日千里，但本来应该与人类共存繁荣的科学文明反而产生了危害人类生存的弊害。在此前提之下，在拯救人类的对立斗争中，万物一体论基于人我共存的人道主义立场，对不同的思想、文化和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是一种宽容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冈田武彦：《儒教的万物一体论》，《儒学国际学术会议讨论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40~41页)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由《易传》所诠释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生态环境伦理的当代价值就凸现出来。人类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把自然视为其生存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摈弃“自我中心”、“征服自然”、“人定胜天”之类的狂妄幻想，确立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正确意识。正如汤因比所言：“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要避免这种危机，“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转引自田广青：《和谐论》，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另外，还应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的科技力量、物质发展离不开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支撑，或者换句话说，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市场经济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起着巨大推动作用。但市场经济也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固然可以产生效率，但市场本身不会自己解决公平问题。过分迷信市场的作用，由此所产生的危害性，其实早在马克思时代就已经揭露的非常深刻了。计划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对立物，最初的主要着力点就是为了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而提出的。近现代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日益被证明既非正途亦非可持续。发源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本质上不过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缺乏用“看得见的手”来调控市场弊端的产物，是自由市场经济领域去道德化的后遗症。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其实质也不过是资本主义高福利社会过度消费、超前消费而带来的恶果。同时，这种资本、工业化、高消费模式的泛滥，也是造成世界资源耗费、生态恶化的主因。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怀揣着富强的迷梦进行了不屈的探索，甚至为而付出了惨痛的教训。即使是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等著名论述，也都是总结这一历史教训而发出的深切呼唤。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世界近现代大国的崛起，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突破性、革命性的变革，是无法想象的。大英帝国的崛起基础是蒸汽动力的科学技术所引起的工业革命，电气、化学工业等新兴科技的发现，则是美国崛起的主要科技基础。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一次演讲中曾表示：“我比美国任何一位国防部长都大力支持软实力。但软实力有它的局限性。毫无疑问，能彻底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是硬实力。”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这里所指的硬实力，应当主要是科技军事力量。尽管现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和平崛起，但如果不通过科学技术飞跃性的革命变革，并以此作为和平崛起的根本技术基础，要想在当今仍然是“霸道”盛行、强权肆虐的丛林世界生存和发展，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中国富强文明一则必须依靠科技发展与科技创新，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走一条节能、环保、循环、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提高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避免罗素所担忧中国的崛起会加剧世界竞争与地球危机。二则必须加强国防军事现代化建设，避免被动挨打，甚至出现如罗素所担忧的被西方霸权所压垮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国“王道”文化的复兴，如果不依此为基础和依托，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正如英国《卫报》这样所言：“……面对新的世界之军事格局，中国又将如何？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一些无赖国家对中国的敌对，中国又将何去何从呢？唯一的出路就是搞经济，抓国防。面对目前与将来所受到的军事威胁，只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国防事业进一步发展了，中国才将是世界的赢家。”

概言之，中国富强、中国崛起必须依托于发展科学技术及其体制支撑，以建构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经济保障(硬实力)。但是中国崛起又必须是文明崛起、而非霸道崛起。所以必须一方面借鉴和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自由、民主、平等、竞争等思想意识(软实力)及其制度依托，以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竞争意识不足等弊端。另一方面更应传承中国文化中人伦道德、温情感怀、综合、平衡、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等思想精神(软实力)，以克服西方文化忽视、淡漠人文精神的科技至上、物质主义、唯我主义、霸道主义之缺陷。融流沟通，取长补短，共生共荣，这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发展的逻辑轨迹，同时也应当是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基本方向。

二、以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理念，以民主法治为主要手段，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王道”文化崛起的政治及其制度保障

如果说科技创新、市场经济、物质文明建设是“王道”文化崛起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那么，以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理念，以民主法治为手段，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则是“王道”文化崛起的政治制度保障。一种先进的思想意识必须通过行之有效的具体机制及其制度架构，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和落实，这就是为何孔子既强调“仁爱”也重视“礼制”的主要原因。而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则是一个国家及其民族文明崛起的根本因素，是故政治文明及其制度建设就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繁荣昌盛的决定性维度。

在长期的政治治理及其实践中，古代中国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智慧、政治经验和政治思想文化资源。“天下为公”、“以人为本”、注重“民心向背”、和谐治世、政通人和、“选贤仁能”、与时偕行等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政治理念的最核心的内容。在制度建设方面，自从西汉“霸王道而杂之”以来，一直遵循着“德治”、“仁政”与“礼制”、“法治”相结合的基本思路，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中国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选官制度，在古、中代世界历史上都曾经是最先进的制度架构，对于维持社会的合理流动及其稳定曾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在19世纪中叶被传到英国，经过吸收和借鉴，逐步形成了日臻完善的西方公务员考试制度，如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公务员制度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原则。这些政治文化思想及其制度创举不仅是缔造泱泱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繁荣昌盛的主要动因，同时也是保持和维护中华文明礼仪之邦辉煌灿烂的主要推动力。在欧洲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之前，中华政治文化思想及其制度建设一直都是领先于世界前列的。曾以“历史终结论”而闻名的弗朗西斯·福山，在《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的一篇专访中谈及：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尽管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已经成为世人的笑柄，但他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政治制度因素所做的肯认还是相当精准的。张维为在分析到中国模式成功的八大理念时，也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精神因素所起的作用做了充分肯定：“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仁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举国致力实现目标的背后是我们强势政府的传统；注重教育是中国儒学的核心思想；尊老爱幼是中国孝敬文化的延续；储蓄习惯反映了中国人勤俭持家的生活方式；努力改变自己命运更是中国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也涵盖了中国举贤才不分高低贵贱的儒家传统。”(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87页)

然而，随着在欧洲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以及工业革命的深入，作为体现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统治本质的封建制度的专制性、落后性、保守性、腐朽性等弊端也日益显现，并且逐渐成为社会政治乃至经济文化进步发展的严重障碍。而通过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以及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西方文明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第一次超越了中国(东方)文明，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在思想文化政治理念方面，民主、共和、自由、人权、公平、平等、法治、博爱等价值理念相对于封建制度中的政治文化专制、官本位、家长制、一言堂、裙带风、等级观念、人治等思想意识形态来说，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而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大大领先于仍然沉浸在封建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迷梦中的中国社会。于是东方文明开始衰落，西方文明开始领跑世界。“落后就要挨打”，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屈辱、危机和灾难序幕拉开了。就这一角度而言，近现代中国的衰落，究其根本内因还是自我衰落，西方掠夺只是外因。“传统社会的真正危机，不在于西潮的冲击与入侵，而在于……威权性格阻碍了政治的现代化与民主化。”(郑志明：《中国意识与宗教》，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第76~77页)从根本意义上来讲，中华近代文明的衰落和西方文明的崛起，本质上是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所起的作用。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制度，战胜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落后，这是近代中国衰落的根本原因，而非单一的因素。“那种把中国近代之所以落后归于文化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负面作用，显然是片面的。社会的落后是由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的、文化的各方面融突的产物，而非单一的原因。”(张立文：《船山哲学》第一章)

当然，如果把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仅仅视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价值理念的专有特质，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自古以来，自由平等、公平正义都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追求与基本行为准则，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领域、范围、内容及其实现形式和途径等方面，皆有其特定的时空语境，而绝非抽象的、绝对的概念与理论。一般而言，自由是指公民在自身思想和活动方面不受他人、组织、党派、政府和法律的非法干涉(反之亦然)。“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着自由，而且也包括我在自由地实现自由”。(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7页)平等是指不同社会主体在从事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过程中，在社会起点、机会、过程、结果、人格、权利、收入分配、地位、生存和发展等领域享有同等权益，履行同等义务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68页)公平是指在社会制度规则、收入分配规则、收入补偿制度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权利、分配、机会、司法等在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是否得到公正、平等、合理分配的基本评价尺度。正义则是指社会在基本价值观念与标准、基本权利与制度设计和安排以及具体政策制定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公正、公平、合理分配与否的思想观点、行为活动及其制度的基本评价准则。“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温家宝：《温家宝总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人民日报》，2008年3月19日)

西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论最早产生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探究主要体现在对永恒不变的道德品质修养与塑造的伦理学层面。近代已降，以格劳秀斯、洛克、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等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从抽象的人性和终极的价值原则出发，把象征着宇宙和谐秩序的人类理性、自由、平等、秩序等自然法、天赋自然权利作为法律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和标准。以一种绝对的理想主义情怀，在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论等人类价值目标和客观基础的探索领域，以及如何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诉求的途径与制度设计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奉献。自然法学派关于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价值理念的探究，实际上构成了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法制政治理想与制度设计的基础。

马克思则主要是从对自然法学派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制绝对、抽象理解的揭露与批判中，诠释着其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制等价值取向、标准和原则的具体性、历史性而非永恒性的解读。“不要受自由这个抽象的字眼的蒙蔽!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在对待另一个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并且认为，在与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人的依赖关系”、与市场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条件之下，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页)“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本质上，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想与制度实践，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政治智慧、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和进步取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应有之义和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民主、法制价值理念与制度建设的基础和核心。“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这里的“均”是指公平，“和”是协调，“安”是安全。孔子把公平视为社会安定和谐的基石，包含着深刻的洞识。十六大以来，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体，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从中国当前发展的实际出发，把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目标，着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念、规则和实现体系。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注重社会公平，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解决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思路和政策。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现实意义，并且明确了当前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所着重解决的六个方面：(1)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2)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3)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4)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6)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十七大报告把“……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扬弃西方文化中关于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与法制理论与实践的有益尝试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代议制民主、法制、“三权分立”、政党制度等可以说是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西方文化中的代议制民主，是在反对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孕育和产生的，而其基本制度框架的形成则是在17~18世纪期间，其中工业化是其经济基础，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则为其确立了政治保障。代议制民主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王权的产物，对于推翻封建专制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至今仍然成为主要西方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对待西方代议制民主，我们应当看到：首先，经历了多年的西方代议制民主，无论在政治思想还是在制度建设方面，均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尤其是以瑞典、芬兰、丹麦为代表的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的探索。其次，也应当认识到，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如其他任何制度一样，也并非完美无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公民要求普遍参与政治热情的提高，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出来。政府追逐自身利益或受到利益集团操控甚至绑架的现象时有发生，金钱游戏与政治煽动，精英政治与大众民主的矛盾日益尖锐。尤其是在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面前，美国两党将政党利益置于世界经济安危和各国利益之上，甚至不得不依靠转移视线、转嫁危机、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等卑劣手法，充分说明美国式的西方民主、政党制度的固有矛盾及其弊端。威廉·恩道尔一语道破了美国代议制民主的本质：数十年来美国政治的严酷现实始终如一：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能够违背美国权势集团意愿和利益的情况下当选总统。因此，从表面形式上来看，资本主义民主表现为大众民主、普遍民主，但从本质上而言，资本主义民主，由其私有制所决定，只能是少数人的民主、资产者的民主。“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统治制度之所以处于危机之中，是因为它的历史存在理由和合法性已经消失，再多的操纵或公然的压抑也不能重新改造它。因此，当浪费的数十亿可以五十次地供养他们时，却使千百万人处于贫穷和饥饿状态，这充分显示了这种统治制度的极大罪恶。”(梅扎罗斯：《超越资本一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29~830页)

就美国而言，只有40%左右的投票率，尚不足以说明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吗？对于资本主义民主及其迷信，许多学者早有揭露。即使是从西方文化与文明的源头、古希腊与罗马的民主制或共和国来看，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殖民扩张和海外征服战争，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曾经这样论及：起源于雅典民主的近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其民主都是建立于对本国和殖民地的奴隶和农奴的剥削与专横统治的基础上的，其后则主要是通过对外称霸和牺牲东方来取得的。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屈辱与灾难，无不与西方列强的这种霸权主义相关联。而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新保守主义”，把美国的民主制度视为理想的普遍价值体系的化身和典范，并借机宣扬和鼓吹美国式行民主、人权与文化霸权，甚至不惜采取军事行动，实际上只不过是资本帝国主义霸权的新形式而已。当然，既然是民主，肯定也会存在着某些共性的东西。比如，任何民主，都会存在选举、监督、参与、法治等形式上的一致性。这些共性的东西，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特别需要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在民主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认识，一是以民主的共性(普遍性、一般)而否定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及其他民主的差别，从而排斥开放、学习的必要性；二是以民主的个性(特殊性、个别)而混同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及其他民主的差别，从而教条化、盲目地照抄、照搬其他民主。民主思想及其制度发展，既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政治价值诉求，又是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所以，民主本非资本主义的专利。但在民主的内容和形式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肯定会有差异，所以，没有绝对的、抽象的、适合任何民族国家及任何时代的民主，正如马丁·雅克所言：民主不应是抽象的概念，不能脱离历史和文化，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缺乏相应的环境，民主不但不会奏效，甚至还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在民主主体、实现形式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差异。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可以避免金钱资本对政治生活的幕后干预。在民主主体方面，则是以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而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本质则是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即使是西方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通过选举的方式轮流执政，也没有改变为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服务的阶级本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再次，西方代议制民主自有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土壤、时代环境以及人文素养、民族风情，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则是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和基本原则。如果认为可以盲目的照抄照搬，那就错了，而如果把其作为普世制度加以强行推广，则更是错上加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近几年来在东欧推行的“颜色革命”，在非洲推行“阿拉伯之春”等所谓的民主化浪潮，不但没有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反而加剧了混乱与动荡，足以说明这一点。亨廷顿不仅在理论上承认“民主化可能促使政治家发出民族主义的呼吁并扩大战争的可能性”，而且特别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崩溃、东欧解体以来，这些国家在所谓民主选举过程中，许多政治精英通过民族主义的宣传与蛊惑来获取权力、甚至采取不惜以激化冲突、乃至战争的方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就一定能够保证以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贯彻和实现。如果没有一整套能够切实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原则、制度及其具体的执行、监督、实现机制，设计再理想的制度也会流于形式。事实上，社会主义民主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不管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还是我国在探索与建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其制度方面，都走过不少弯路，有时甚至是惨痛的教训。强大的苏联顷刻间土崩瓦解，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官僚主义、体制腐败所致。一个名义上代表“多数统治”的政党，事实上却由于制度的不完善而堕落成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这和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的实质相比较，已经没有了差别。我国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加之自由资本主义的误导，在国企改革等领域也曾经出现过少数利益集团(吴敬琏曰权贵资本主义)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和体制上的不完善，侵吞国有资产，以至于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严峻形势。而在社会政治层面，由于分配不公、官僚主义、腐败、行政权力滥用、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因素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

在民主制度这一问题上，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几乎掌握着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如果没有相当健全和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就可能会出现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的状况。“文革”期间，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而导致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所酿成的时代悲剧应当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改革开放时期，诸如腐败之类的现象，之所以愈演愈烈，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权力集中、监督机制不完善所致。尤其是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转折点、矛盾集中爆发时期，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做到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同步，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对于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道路路径。汪晖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考虑：第一，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和最为深刻的革命，中国社会对于公正和社会平等的要求极为强烈，这一历史的和政治的传统应该如何转化为当代条件下的民主诉求？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的、经历了巨大转变的政党，它日益与国家机器混合在一起，如何使得这一政党体制更加民主，如何在政党角色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保证国家能够代表普遍利益？第三，如何在社会的地基之上形成新的政治形式，使得大众社会获得政治的能量，为工人、农民和普通公民在公共生活提供足够的空间和保障。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条件下，什么才是人民中国的政治变革的方向？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形成中国社会的自主性？(汪晖：《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文化纵横，2010年第二期)

所以，如何通过一种既适合中国国情、又能够汲取其他国家、尤其是当代西方发达西方在分权制衡、制度监督等方面的成功经验，超越西方具有意识形态的“民主崇拜”与“民主陷阱”，传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论”、“仁政”、“礼制”、“天下为公”、“选贤仁能”、“礼法并用”等优秀思想资源，逐步完善建立一套能够切实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充分反映广大劳动人民意志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建起一种既能体现人民当家做主、依法参与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管理，又能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的民主政治制度及其监督、保障机制。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议制民主为主和选举民主为辅的有机统一形式，这应当是当下我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心任务。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其具体途径可以通过建立和健全基层民主、党内民主制度、以其为示范和模本带动社会民主、人民民主，把党内监督、党外监督、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发挥社会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从而为最终实现广泛的人民民主这一最终目标积累经验、铺平道路。因此，以“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探索和加强基层民主、党内各种民主、监督制度建设，就成为实现人民民主的关键。这也就是十六大、十七大再次确认的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线和发展战略，以期达到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政权合法性依据。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来越清晰，这就是“一个统一”和“四个制度”：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张维为先生在分析、总结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时，曾经谈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及其积极作用。“纵观人类历史，最常见的合法性就是历史合法性。一个‘文明型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中国政权合法性形成的时候，今天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尚不存在。这种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最大特点就是‘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这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关键所在，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体现，也是中国模式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于是一些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中国模式”，以与其所谓的“西方模式”相区别。其实，这种提法本身就有问题，也就是自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甚至成为许多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所普遍持有的一种观念和绝对真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没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或者说只有自由市场经济才能带来经济发展。而自由市场经济又必须以民主政体作为政治制度保障。就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体，这是普世真理。除此之外，其他的政治体制尤其是专制政体，不可能保证经济繁荣，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线性因果关系思维。正是由于这样一种逻辑思维方式的制约，许多西方人无法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专制体制，而专制制度则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和约束。中国若要保留原有的政治体制，只进行经济改革，实行市场经济，是无法取得成功的。西方科学理性主义文化、民主政治和自由竞争市场模式是普世的、永恒的，是人类最好的文化、政治、经济模式，也是人类最后的终极归宿。中国发展证明这种思维模式是偏执的。2007年伊始、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投机，昭示着新自由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的衰落。新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遇到很大挑战，到这次危机，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广受质疑，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中心的一套论说，在广大的社会中不再获得绝对的信任，它的霸权地位被彻底地动摇了，因此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上升为清晰的社会意识和政治价值。(汪晖：《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文化纵横，2010年第二期)

从当今世界来看，尽管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民主政体，但也并非所有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都是经济繁荣的。更何况，中国当今的政治体制虽然还具有诸多不合理因素，但也绝非如西方所认为的专制政体。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的政治体制其实也是在不断改进的，只不过这是一种渐进性的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式的突变，也不是西方所希望看到的改革。经济发展必然会推动政治改革，其实仔细观察中国三十多年的政治改革，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这一过程尚不够深入和全面，成就也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事实上，中国的成功，或者说中国模式，就是既学习和利用了西方自由市场竞争理论，又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原来计划经济中注重宏观调控理论，从而避免了完全放任那只“看不见的手”来操控一切的魔咒，这才是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奥秘之所在。其实，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两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事实，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早已证明了西方那种理想化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破产。而2007年以来由于缺乏监管而完全自由放任的华尔街模式所导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从而引发政府美国政府不得不对华尔街进行大手术，又一次用事实说明了迷信和膜拜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巨大危害。如何在确保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之上维持充分自由的竞争，换句话说，如何达到一种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的有机统一，或者平衡，这才是中国模式尚需有待进一步证明的“斯芬克斯之谜”。

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是西方文化有别于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也是西方主要国家的立国之本，对于维护其国内的长期政治稳定起着决定性作用。虽然中国法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法治，但法家的法治是依附在专制政体之上，并为之服务的。而近现代西方的法制则是建立在宪政民主的体制之上，这就使得现代西方文化中的法治思想、原则及其法律制度大大超越了古代中国法家。然则现代西方的法制与中国法家相比较，其出发点却是惊人的相似，二者都以人性私假设为基础，都试图建立和完善各种法律制度，通过相应的限制和约束，防止因性私而导致利益争夺、权力滥用而危害他人和社会(法家当然主要是防止危害君主利益)。对于像孟子性善论之主张，西方主流文化是完全排斥的。在他们看来，性善论实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假设，权力绝对是腐蚀人灵魂的一剂毒药。正如洛克所言：“谁认为绝对的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洛克：《政治论》下，翟菊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3~84页)孟德斯鸠也有同样的见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4页)而英国阿克顿勋爵的政治名言，“权力是腐败的，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则才成为千古不朽的名言警句。西方法制文化中的法律至上、三权分立、社会契约等思想的理论出发点莫不立足于性私论。“防范人的恶性和权力的扩张性的方法是建立各种主体之间的广泛的制约监督机制。而这一机制的核心是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在防范人的恶性和权力的扩张性的思想氛围中产生了法律权威、人民主权、分权制衡等思想。”(刘国利：《论西方的人性学说与法治理论》，兰州学刊，2000年第4期，第44页)

概言之，刨去西方法律制度的私有制基质，近现代西方的法律思想及其制度体制，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沉淀和反复实践之后，确有许多值得中国虚心学习和借鉴的内容和形式，尤其是在文官制度、司法独立、权力制衡、制度约束等方面。作为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源于英国而扎根于新加坡和香港的法治精神与法律体系所形成的咨询型法治的示范效果，为我们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文明建设已经开辟了曲径通幽之方向。在这一点上，对于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传统的官本位、家长制、一言堂、等级制、藐视法治、人情大于法等思想意识来说，尤其显得重要。民主与法制是相互依存、融合又相互对立。民主是法制的灵魂，民主的现实制度化就是法制，没有民主的法制必然会走向专制主义；而法制则是民主的基础、体现、保障和载体，没有法制的民主则会走向空想主义。同时民主与法制的冲突与对峙又是政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基本样式和核心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不会例外。认真研究和借鉴西方及其他民族民主法制建设过程中的利与弊，结合中国的实际及其民族传统，构建起一种既能通过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充分保障和真正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又能通过充分的民主协商程序，构建一种公平公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制度，这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工作。

在对待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与民主法治的关系上，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切不可颠倒二者的关系。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是终极目标，而民主法治仅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对此，严复将西方近代文明概括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高力克：《求索现代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可谓精准和透彻。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想，就可以发现，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明，除了少是极端思维之外，基本上都没有否认“德治”与“法治”。只不过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更强调“德治”，而西方文化更强调“法治”而已。但古代中国有时也会出现道德伦理泛化、以德释法、有时甚至以德代法的现象，比如宋明时期，把道德伦理泛化为政治、经济伦理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原则，追求“穷理灭欲”的极端境界，结果导致了“以理杀人”、伪君子满天飞的社会不良现象的泛滥，恶化了伦理道德建设的社会环境。而作为于“文革”禁欲主义的反动，改革开放以来又矫枉过正，利字当头、唯利是图，把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等带有一定范围和局限性的现象与原则泛化为所有领域的普遍准则，不仅毒化了道德环境，而且妨碍了政治经济制度建设的良性循环，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因此，政治、经济伦理领域与道德伦理各有其适应的范围、程度及其基本的原则，既不能完全割裂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也不能混同之间的区别与界限。任何的孤立、错位与僭越都是形而上学的。

中国文化不仅要求道德境界上的仁道，而且还要在现实的秩序中体现出道德理性，也就是义利并举、见利思义或者以义导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经济领域简单复制或者全盘“克隆”道德领域的“道德语境”。而是应当坚持在道德领域可以追求“立人达人”式的完美道德形象，但在经济领域则只能规定一个最低道德尺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否则就会出现道德泛化而引起的消极影响，这一点中国文化是有相当教训的。孔子在把握这一尺度和标准时恰如其分。富裕的获取必须符合“道义”，其最低限度是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和付出，“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在不妨碍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不能通过非法或非道德的手段的前提下获取。只要做到了这一点，“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一点荀子的态度也比较中肯，“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但自孟子伊始，由董仲舒过渡，直至宋明理学，逐渐偏离了孔子的中庸之道，走向了夸大义而贬斥直至否定利的思维怪圈。从孟子的“何必曰利”，到董仲舒的“夫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再到宋明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穷理灭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而西方文化则在“以法治国”的同时，出现了去道德化的政治异化趋势，以法释徳、以法代徳的事例屡有发生。事实上，徳与法二者是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离开一定的伦理道德支撑，法必然会成为“恶法”而失去生存的基础；而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制度掣肘，伦理道德也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对待“德治”与“法治”，我们必须除去以下两种错误认识，一是混同二者的界限，模糊其区别。伦理道德属于思想意识、精神文明建设领域，而法则属于政治文明范畴，各自皆有其相应的适用原则。因此。任何混同二者的范围和领域、越俎代庖都是不合适的。精神文明领域主要用道德伦理来调整，法律政治制度建设领域则主要应当有法律来规范。所谓“以德治国”主要是在思想文化、精神文明领域，“依法治国”这主要是在法律制度层面的政治文明领域。二是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在道德伦理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完全摒弃法律的制约，或者在法律政治制度建设领域完全排斥伦理道德精神的浸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之一就是犯了第一种错误，而西方文化则触及到第二种错误，于是中国“王道”文化之理想与西方“霸道”文化之精神的历史分野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所以，法律制度(也包括其他经济政治制度)建设必须摒弃马基亚维利所揭示的权力与道德绝对分离的二元思维，以一定的伦理道德性作为基础和支撑(政治、经济伦理)。即使是市场经济，也应当是法律制度与道德伦理的有机结合，才能产生良性的互动。“民主自由的安全需要那些拥有维护立宪政体所必需的政治美德的公民们的积极参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法制是社会底线，但不是最终目的。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引导与规范，没有公平、正义等道德价值的指引，依次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安排必定是一种“礼崩乐坏”、秩序紊乱的无良经济制度。“道德文化本来就是一种民主化最强的东西，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观念、行为和对人对事的评价之中”。(王润生：《我们性格中的悲剧》，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反之，如果抛开法律制度(包括经济政治制度)框架的束缚，把个人心性修养推向极端，只是单纯的强调伦理道德的至上性与完美性，陷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深渊，那么，这样的伦理道德只能是一种空洞的说教，最终也会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紊乱。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注重个体与社会的道德教化，通过个体的道德内修、自觉与自律，以提高个体的道德责任与历史使命的路径，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所以，道德自律必须与完善的机制与制度相互配合，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否则，就有可能陷入道德至上的泥沼。伦理道德建设如果从制度视角的角度分析，本质上不过是要从制度层面上架构、整合必要的伦理道德秩序，以解决市场“经济人”逐利、“经济冲动力”个体私欲膨胀所带来的群己之间的利害纠葛与冲突。否则，把市场利益导向、等价交换作为伦理道德乃至整个社会关系与交往的唯一准则，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使社会陷于一个非伦理化的道德失范、精神危机状态。当前，我国道德、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一方面，把符合公平、正义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制度建设的德性底蕴。制度建构最重要的是重建礼乐文明。……如果制度本身能够体现人性的内容，提供道德与精神的目的，那么这种制度就不再是出于人为的意志设计建造的“制度”，而是体现天理人情的“礼乐”。从民族国家到天下的回归，面临着从韦伯发现的现代科层制中突围，并在此基础上回归礼乐。因为天下思想的核心，就是以典章形态出现的能“化”之“文”，后者在古代的表述就是礼乐。(陈赟：天下思想与现代性的中国之路——中国问题·中国思想·中国道路论纲)另一方面，通过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制度规则来培育、弘扬和固化尊重权利、尊重他人和公共生活秩序的道德意识、态度与行为。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应当进一步汲取西方文化中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其制度建设层面上诸多富有现代意义的积极因素，同时又应当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乐文明”，“仁政”、“礼制”等王道政治文明加以现代性的改造和重塑，共创一种非暴戾的、和谐相处的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政治文明，这应当是中华文明复兴对于世界文明重构的主要贡献，同时也应当是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种礼乐文明的回归与重建，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辉煌历史的中华民族而言，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概括和总结。这也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时代价值和意义也颇为巨大，许多学者也正在认真地去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蒋庆先生。他认为，脱离中国传统的现代化是建立不起来的，因为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这已经被东西方现代化国家走过的道路所证明。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就是用儒家王道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使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国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他还强调指出：“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而要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就必须建立起中国式的政治制度，因为中国式的政治制度不仅要考虑基于理性与民意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还要考虑基于历史与传统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9~40、125页)

当然，这些政治理想与制度实践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时期的递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渐突出，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愈积愈烈：比如许多民主选举、监督制度流于形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时有暴露，公民的民主权利与人身、财产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贫富分化、收入分配、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过大，腐败现象漫延、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生，既有思想观念层面上的传统思维制约，又有制度、体制层面上漏洞与缺失，需要我们从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去理解和把握。

三、以现代公民素质培育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为主要目标，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王道”文化崛起的人文底蕴和现实路径

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政治和精神财富，狭义文化则主要是指观念形态的社会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精神财富。文化作为“软实力”，实质上是通过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审美意识、生活情趣、人文情怀等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生产力，对于个体和社会文明素质、民族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引领与塑造，有时往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先进文化作为奋发向上的精神纽带，对于提高民族凝聚力、人才资源开发、公民素质提高、创造活力乃至综合国力等方面，正日益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能动因素。正如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的：“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4页)

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和心灵之旅的发展历程而言，1840年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文明及其辉煌历史感到自豪和骄傲。即使是西方国家的许多知识分子，也是非常称赞和欣赏中国文化的。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却使西方人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从此，中华民族成了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中国文化成了野蛮和落后的象征。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优越感与自信心的丧失也是逐渐式微的。如果说“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反映了鸦片战争初期知识分子的思维理路，那么，1894年的甲午海战惨败、日本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则昭示着这种思想与主张的彻底失败。19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完全扭转了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的根本态度，文革则彻底颠覆了中国文化的正当性、价值性和时代性。

当然，中国近代对自身文明、文化的抛弃以及对西方文化的膜拜，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应当说，西方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中华文明总体上，不仅在经济政治制度上已经落后于西方文明，而且在文化精神及其制度上，也已经大大落后于世界潮流了。明清时代落后的小农经济制度、严酷的封建政治文化专制主义，加之清王朝的种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严重涣散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团结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泱泱中华在近代之所以处于落后、被动挨打的悲惨窘地，明清中后期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是主要的罪魁祸首。专制制度必然会走向政治、经济腐败，而政治制度腐败则是近代中国人心涣散的最主要因素。在思想文化上，由于统治者实行文字狱、严刑峻法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及缺乏科学精神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使得中国人的民主思想、平等意识淡薄。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精神和社会创造力被严重扼杀，思想被禁锢。昔日许多优良的传统思想武器全部失灵，辉煌的民族团结精神、进取意识、忧患意识、爱国主义精神以及自信、自尊、自立、自强的民族意识已经被摧残殆尽，剩下的则是思想僵化、妄自尊大、故步自封、自我意识萎缩、消极悲观、逆来顺受、崇洋媚外意识，民族精神衰落、凝聚力下降。因此，对于近代中国民族精神失落、一盘散沙的混乱局面，政治专制主义制度应当是最根本的定因。

然而，也正是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与殖民掠夺，作为近代中国“自我理解的平台”(安乐哲)，开启和唤醒了中国人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觉醒与回归。如果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还不足以警醒大多数中国人的话，那么，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乃至其后的抗日战争，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则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一次次救亡图存和探索的失败，也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全盘肯定西方文化之思维方式是否正确的迷茫和怀疑，尤其是20世纪初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由此而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0页)而当“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责任与使命感，自尊、自立、自强、自信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重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主义情操等等，这才是中国最终取得民族独立、实现民族解放的根本精神动因。由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等精神所形塑的中国精神，一扫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萎靡和精神沦丧之颓势，极大地唤醒、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尽管物质贫乏，但其精神世界却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鼓舞之下显得精神饱满、奋发向上。“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与此同时，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来的北大荒精神、铁人王进喜精神等等，也标志着中国人精神家园的逐渐确立，这是中华民族王者之气的精神回归和复兴之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就必须首先在精神上强大起来，在哲学本体论上站住脚跟，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然后才能与天地参，与万物化，建成强大昌盛的民族国家。”(司马云杰：《大道运行论?〈文化价值哲学〉新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变迁的过程确实迂回曲折。急于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怀揣着自强梦想的中国人，在精神自觉和解除精神文化危机的道路上走过不少弯路。尤其是六十年代中期伊始的文革，“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盲目的个人崇拜的极“左”思潮，所采取的文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毁灭性的打击，完全堵塞了文化传承、学习、交流与进步的渠道。而改革开放之后，“河殇”之类的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全盘肯定西方文明的思潮甚嚣尘上，中国人的现代性精神启蒙又一次遭受挫折，显得异常尴尬和两难。

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响起之日起，文革期间视传统文化为“四旧”思想而急于破之，再到80~90年代《丑陋的中国人》、《河殇》之类的喧嚣与煽情，使得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念、文明素质的建构与培育被釜底抽薪，许多中华民族传统固有的美德和精神追求荡然无存。改革开放之后，尽管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富强之路渐入佳境，但是许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却被西方文化负面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所纠缠而陷入了信仰缺失、冷酷无情、秩序涣散、价值失落、精神家园虚无的二律背反陷阱之中。“苏丹红”、“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食品质量安全事件的不断涌现，不仅反映出制度设计与监管方面的缺失和不作为，同时也反映出市场经济行为中唯利是图所导致的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信仰沦丧的物欲化倾向。霍布斯式的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取代了传统中国文化上的忠恕之道和群己和谐的伦理道德思想。物质上的富裕是以国民精神上的失落为代价，“现代中国”的代价却是精神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之殇。“个人尊严与金钱之间的两难，成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悄悄出现的变化。发展经济被看成‘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捷径甚至是投靠权力或者资本。在批判‘文革’中重建起来的社会公正及其道德标准，再次受到新的威胁。……到90年代前期，连‘道德’、‘精神’、‘理想’这些词在文学界都几乎成人民公敌，一有提及便必遭围攻，一些官方机关报也参与其中，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让人有些感慨。”(韩少功：《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市场经济制造并复活了最原始的拜金主义，个人利己倾向得到实际的鼓励，灵肉开始分离，残酷的竞争法则重新引入社会和人际关系，某种平庸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正在悄悄确立，精神受到任意的奚落和调侃。(纪霖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年第5期)当然，换种思路也不为过，“不是市场经济崛起导致精神生活的衰弱，而恰恰是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社会总体性失调和紊乱，加剧了经济行为的无规范和非道德。”(单世联：《何清涟的知识和理想》，天涯，1998年第2期)

文明素质的提高和文化理性的培育需要一个过程。自1840年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失去了作为精神动力源泉、具有自我和社会批判意识、引领社会前行的指导地位，而且又失去了体制化和意识形态化所特有的实行道德教化、规范社会秩序的功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根源于市场商业化的社会道德销蚀作用及其精神危机，社会对于道德秩序的呼唤与关注又成为文化认同与文化中国复兴的契机。20世纪80年代初的道德迷失、信仰危机、文化危机，90年代的人文精神危机、诚信危机等现象，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国人已经开始了批判意识的逐步确立。80~90年代的国学热现象实质上是中国人文化反思的必然结果，也是国人重新寻找和建构精神家园的有益尝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一系列失利，尤其是2008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乘奥运会之际诋毁、污蔑中国、煽动西藏、新疆暴乱等一系列拙劣表现，以及自2007年由美国引发、后波及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原先膜拜西方的许多青年学子慢慢恢复了对中外文化上的理性思考。对此，冯契先生早有预见：“随着中国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政治民主会有所进步，民族精神将会高昂，与世界各国文化上的联系将不断扩大，要求对二十世纪作出系统的批判和反思的社会力量与学术力量将会增强，到世纪之交，中国可能进入一个自我批判阶段。”(冯契：《智慧的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1页)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中华民族在巨大的天灾面前所表现出来民族精神，不仅令许多唱衰中国文化的国内人士、而且也令世界震惊。“在我们的记忆所能够追溯到的历次天灾中，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原本是心浮气躁的社会心态突然变得如此地沉静；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们在哀伤、同情、关怀和互助之中，不知不觉地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了洗涤和抚慰。国难当头，悲伤而不愤怒，痛苦而不压抑，无奈而不绝望，为什么国民心态竟然在瞬间变得如此成熟？”(杜平：“震灾集体记忆将重塑民族性格”，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5月24日)通过汶川地震所表现出来的空前的团结、勇敢、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不怕牺牲、无私奉献、顽强拼搏、众志成城、自我拯救、自强自立、不屈不挠、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与命运抗争等内涵的“汶川精神”，实质上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积淀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精神的历史传承，再一次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依然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爱国团结、战天斗地的民族精神。这是一种彰显国家动员能力、民族意志和时代风范的伟大精神，正如西班牙《世界报》写言：“正是这些志愿者、战士和救援人员不屈不挠的精神把这个已经无数次遭受过外来入侵和各种灾难的国家一次又一次地从废墟中拯救过来。……毋庸置疑，这个民族表现出的精神与力量将使它在前进的道路上坚不可摧。(西班牙《世界报》：“一个摧不垮的民族”，2008年5月19日)这次灾难不仅唤醒了中华文明仁爱、人道主义、人本精神以及集体道德感和现代公民意识的激荡与理性回归，加深了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情感沟通，促进了中国人对于国民精神、现代公民素质的深刻理解。本质上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召唤、弘扬与升华，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这是一个古老民族向现代文明的缓慢转身的精神坐标，充分展现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丰厚的软实力资源。

从文化建设和精神家园建构的角度来看，胡锦涛时代的“汶川精神”，犹如毛泽东时代的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精神、勇于探索精神以及江泽民时代的抗洪精神一样，皆可以成为中华时代精神、现代民族素质以及共同价值观构建的契机与再生精神动力。“任何一次重大灾难都有两种明显的后果，一是改变现实世界的面貌，把人类逼回到最原始的生死边缘；二是给整个民族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心理特质。(郑永年：“中国的灾难与重生”，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5月27日)其长远的历史意义至少说明，自鸦片战争甚至可以再往前推至明清中后期，由于统治者的政治文化专制所酿就的民族精神涣散以及国家衰落，并非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本质和常态，而只不过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精神发展长河中的一座暗礁或者一个小插曲而已。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文明素质和人文精神已经到了理想化的程度。事实上，与许多已经率先完成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多数国民的现代公民素质，无论是科技人文、民主政治法律、还是社会公德意识等都还存在巨大差距。由于长期的贫弱、落后，许多中国人不管是在对人之尊严、自由、平等、价值、理想、信仰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意识和人文精神的关切、追求和超越方面，还是在科技知识、科学理性精神等方面都有待于提升。“财富人生”式的物欲追求与价值观念扭曲，经济行为中的诚信危机与责任缺失，人际关系的利益化和冷漠化，民主法制观念、公民权利意识淡薄，知识无用、草民心态、人治意识、依附型随大溜的盲从型人格，公德意识、敬业和团队精神薄弱，正义感、人道与宽容精神失落，这也都是不争的客观存在。“中国人，便后请冲水”，“请不要随地吐痰”……如此种种的国外针对中国游客的警示牌，尽管其中可能存在某种动机，但也足以说明部分国人的文明素质和世界公民意识确实亟待提高。

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素质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英格尔斯曾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阿历克萨·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所谓公民素质，主要是指公民参与政治和社会公共生活所应具备的价值理念、道德伦理和行为能力，是思想观念、知识水平等内在精神与外在实践行为能力的综合统一。作为一个“现代公民”而言，应当具备强烈的独立人格、主体尊严意识、个性解放意识、自我实现意识、人权意识、道德伦理意识、权利义务相统一意识、生命意识、健康意识、生态环保意识、科学发展意识、世界一体意识以及宽容精神、自由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法治精神等人文底蕴和综合素质。是公民道德素质，理想信念、社会责任、科技知识及能力、遵纪守法意识及行为能力等综合指标的集中体现。现代公民素质包括公民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政治法律素质三个方面的内容。(焦国成：《公民道德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我国二○○一年九月出台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确定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互助、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把道德建设提高到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来认识，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加强现代公民素质培育重要性的重视。文化素质教育主要是培养和提高公民的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道德素质主要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公民法律素质是指公民认知法律、运用法律、遵守法律、信仰法律等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机制的综合素质，是对公民所具有的法律意识、法律知识，以及自觉运用法律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基本能力和技能的综合考量。公民法律素质是现代社会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和保障，也是现代公民素质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公民政治素质是指公民在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信仰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内在品质和政治行为能力等外在素质表现，政治素质是公民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基本条件，是社会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现代公民素质中处于核心地位。

新时期中华民族精神培育的基本路径有二：一是现代公民素质的提高，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现代公民素质是评价和衡量一个国家民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则是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定性因素，为现代公民素质提供精神动力支柱和信仰基石。亨廷顿认为，一个缺乏主导价值取向的国家是精神沙漠化的国家或精神分裂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办法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立起来的。新加坡政府1992年2月发表《共同价值白皮书》，提出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五大共同价值观，这对于推动新加坡的现代化，保持新加坡的繁荣稳定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充分说明了共同价值观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文化意义及其重要性，同时也昭示着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伦理规范所具有的时代活力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性，不同时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理解和追求不尽相同。如果说近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科学、理性”等现代思想意识及其精神底蕴，那么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文化价值则可用“和谐”、“天人合一”、“礼义廉耻”、“仁爱”、“兼爱”、“非攻”、“忠恕之道”、“和平主义”、“大同”思想等表达。而当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主要是自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以来所形成的对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全面概括和具体解读。抛去意识形态的规定，一般而言，文明、富强、民主、自由、和谐、公平、正义等，都可成为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自然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作为既能体现一般社会属性，又能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要求的核心价值内核的系统归纳，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由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李国华：《进一步深化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党建，2006年12月1日)正如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十七大报告又特别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的方向和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形成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的内核和主题，是凝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创造美好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和主旋律，是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对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借鉴、扬弃的有机结合。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的基础、坐标，是对前面三个方面抽象概括所做的具体要求和形象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对于维持一个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对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都起着强大推动和关键作用，“无科技不能兴国，无文化足以灭种”是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现代化应当是富强与文明两种内在要素的协调发展。富强只是文明理念与制度创新的基础与手段，心灵、价值与秩序文明崛起才是真正的目的和归宿。富强与文明作为现代性的主题要素，二者必须是相互制衡的关系。富强为文明提供经济基础，文明则为富强寻找价值意义和终极指导。如果没有文明精神与制度及其由此所展现出来的心灵与良性政治秩序的制约，失去道德、伦理的支撑，不择手段的听任自私自利的恶性膨胀和私欲泛滥，富强之路必然是一条充满了冷酷、血腥、暴力等种种违反人性的野蛮之路。反之没有富强所依托的所谓文明，既不会持久，也可能最终会带来或引发种种不文明之思想和行为。“一个经济正在起飞的社会，国民的道德水准，必须跟着提升，整个社会才能安详、和谐。”(转引自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页)近代西方崛起主要大国的崛起的路径，始终沿着两种思路不断交织、碰撞、甚至激烈冲突。一方面，是对富强的不竭追求，另一方面，是对文明的孜孜渴望。从某种程度上看，到二战之前，可以说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大多数时间对前者的追求超过了后者。在生存与道德、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内在冲突与相互斗争的过程中选择了一种血与火的歧路，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追求富强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文明灵魂的制约，走向了野蛮扩张的殖民之路，整个过程充满了暴力、血腥和残忍等内在野蛮性，使得资本主义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虽实现了富强，但并没有与文明同步进行，甚至有时富强是以一种极度野蛮的方式展开的。经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与反思，许多国家尤其是遭受摧残严重的欧洲已经开始逐步认识到，单纯依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式的暴力掠夺、霸权实力和强权政治，是不可能实现富强与文明的统一的，也不可能带来世界和平。

受其影响，中国近现代史也始终存在着富强与文明的纠结。“强国者(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性)不能立国，而立国者(中国传统文化)又不能强国”。(武克全：《现代化扩展中的世界与中国》，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在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之下，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被迫选择了争取生存空间的富国强兵运动，救亡压倒了启蒙，富强压倒了文明，作为主旋律始终在不停地召唤者中国人。这其实并非中国人自愿的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被动而又无奈的选择。不惜一切代价学西方的船坚炮利及其体制文化，这种选择，对于中国人而言，既经历了一个异常痛苦的苦闷与彷徨，同时又使得许多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沾染了“霸道”文化的暴戾之气。尽管这是中国理想传统文化所鄙弃的，但却是残酷现实世界的不二法门。“全盘西化”的思维模式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其惨烈的，其直接后果就是抛弃了民族文化传统，导致了民族认同、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危机与信仰危机。于是理想与现实、王道与霸道、物质与精神、野蛮与文明之间，不管是在个体层面，还是在群体和社会体制层面，都充满着彼此二元之间的摇摆、错乱、扭曲和对抗。罗素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提醒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应当避免的两个极端: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那样的话，徒增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而已，而这些国家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在抵制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向了一条“和平崛起”之路，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发展模式可以称其为“文明的崛起”。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精神和理念，则是扬弃中西文化、并结合现实需要而必经的超越“富强的崛起”之上的“文明的崛起”的唯一正确道路。这不仅是现实中国、同时也是文化传统中国的必然选择。孙中山曾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做出过如是分析，现代中国为救亡图存，在文化上进行了暂时进行了战略退却，但这并非中华文明本意。而当中华实现富强之日，就应当恢复“王道”主义，实现世界大同。“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分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1页)充分体现出孙中山先生的襟怀与宏愿。

如果中国崛起之路一如既往地走一条西方式的霸道和野蛮之模式，那么，“文明的崛起”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就会不幸被马丁·雅克所言中的：是的，是轮到你们东方人再次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不过这次你们却在精神上堕入了我们西方精神的俘虏，是我们让你们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哦，不，从你们东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应该是从文明走向了野蛮！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崛起还有意义吗？为救亡图存我们曾经积极“学习西方”，却遭遇了“老师打学生”的困境。但终于“学生”强大起来了，可以与老师“对峙”，甚至可以反过来打霸道的“老师”。但“打来打去”终于“打成了一片——我们以对抗的方式更深地与“敌人”同化，使整个世界更彻底地卷入“西方近代文明”(其实是其野蛮版本的)体系。这样一种强国规划，如果失败则是一场灾难，即便成功也谈不上是走向了“中华文明的复兴”，而是在同样的棋局内更换了选手——中国人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心，上演的却仍旧是“西洋大戏”，代替西方人成为“西方(野蛮)文明”的传人。(刘擎：《文化自主与中国学术的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复旦大学)，2009年12月，总第29期)

中国崛起固然需要物质文明的发展，但如果仅限于此，那还不能说是真正的文明的崛起。西方近代的崛起，从表象上看是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但如果没有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为基本价值观的现代文明价值理念的凝聚和认同，没有以此为指导所建立起来的自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保障和规范，其崛起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中国崛起虽然离不开经济、科技的腾飞，但是中国崛起更应当体现在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现出中国崛起的世界文化意义。正如张维为所言：“从更为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续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历程观察，任何一种文化的再造与创新，向外学习汲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固然是一条捷径。广泛学习、借鉴、汲取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精神价值，不管这种文化是古代、近现代还是当代。“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但是更重要的应当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诠释、回归、解读和整合，继往开来，重新寻找和确立自己民族文化认同的根，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追寻现代性价值资源与合法性基础。“往自己的传统之内去觅取资源，加以现代的解释，以面对现代性之挑战，而寄望于未来”(刘述先等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家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文化决定论”、“精神万能论”当然错误，但忽视文化精神的作用也同样是错误的。而这一民族文化之根，不可能或者主要来自外来文化。缺乏广泛的文化心理和意识结构，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和民族一体感。现代性离不开传统，传统中其实有时也孕育着现代性，应当正确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重新评估儒家文化(乃至其他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中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合理因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中西文化及其民族精神各有特长与寸短。中华文明的特长是在精神文明、道德伦理及其对待群己、民族国家等社会关系上的“仁爱”、“中庸和谐”等思维方式和和平理念。对于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些普适性的伦理道德精神和原则，而中华文化的民族精神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普适原则可以用许多词汇来概括，当然也可以用“五常”来表示。“照我们的看法，有社会，有各种的社会。有些道德，是因某种社会之有而有的，如一民族或国家，自一种社会转入另一种社会，则因原一种社会之有而有的道德，对于此民族或国家，即是旧道德；因另一种社会之有而有的道德，对于此民族或国家，即是新道德。但大部分的道德是因社会之有而有的。只要有社会，就需有这些道德，无论其社会，是哪一种社会。这种道德中国人名之为‘常’。常者，不变也。照传统的说法，有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页)新儒学大师杜维明认为，“五常”作为儒家(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明中的核心价值，完全可以同代表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对话、交流和互补。(《南方都市报》，2010年9月19日)而西方文化的优势则主要是在科学技术、生产力、物质文明等领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犯的主要方法论错误就在于笼统的、绝对的、抽象的联系和比较中西文化，而不是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问题。即使是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内，也并非就可断言中国文化就没有糟粕，西方文化就一定全都是精华。中华文化曾经的道德至上与西方文化科学至上的极端思维，足可说明这一点。

所以，正确的方法和态度是：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也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不管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社会的，只要证明适合中国国情、能够促进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地球生态的所有理论和实践，都可以拿来应用。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理论在这儿也是适应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的母体文化，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作为激发现代化活力的异体文化，以中国现代化为主体目标，借鉴中西文化的精华，在此基础上，创造出适合现代所需要的新文化”。(张岱年　王东：《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5期)张岱年、王东二位先生关于母体文化与异体文化的论断，如果不以体用视野去分析，可以说是非常有见地的。费孝通老先生也主张“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的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读书，1998年第11期)文明礼仪、德性伦理本来是我们的强项，也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所必不或缺的最具生命力的东西，或者说这是中华文化的现代性适用之处，这恐怕也是现代新儒学所认为的应当把儒家与现代化之关系看成是实现而非适应问题的主旨。“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不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积极地负起责任。我们说儒家这个学问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积极地负起它的责任，是表明从儒家内部的生命中既积极地要求这个东西，而且能促进、实现这个东西。所以儒家之于现代化，不能看成‘适应’问题，而应看成‘实现’问题”(牟宗三　郑家栋：《道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家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从历史的眼光看，西方文化在公元1500年以前，一直是大大落后于东方文化的。西方世界的崛起始自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从此之后，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相继通过产业革命实现了现代化，并由此而极大地改变了世纪历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及其力量对比，奠定西强东弱的历史格局。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叶之后，许多处于儒学文化圈之内的东方国家和地区，在二战之后，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纷纷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创造了有别于西方发展路向的所谓“东亚模式”。其中，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以及东盟许多国家的发展令人瞩目。而中国大陆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以来，仅仅用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许多国家上百年才走过的历程，经济发展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创造出了令西方世界吃惊的所谓“中国模式”，极大地改变了西强东弱的历史格局。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波及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人们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及其所一贯标榜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文化中心论”及其普世性产生了强烈的怀疑。“35年前，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的民主政府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但是几十年后的现今，这种信心普遍地发生了动摇。现在，绝大多数人认为，政府由极少数大利益集团操控，是它们谋求私利的工具。其他民主国家的调查也显示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呈现类似的下滑态势。”(罗伯特·赖克：《被淹没的美国民主》，《环球视野》，2010年7月15日)“金融海啸不仅是美国财政金融破产，更是政治和道德破产。”(郑彪：《中国软实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而“儒家中国”、“东亚文化”的声音和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破产。麦克法夸尔在《后儒学的挑战》一文中，曾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冷战时期，俄国对西方的挑战是军事方面的；中东因掌控石油对西方的挑战是经济上的；而儒教文化圈对西方的挑战则是全面的。这种见识应当说是非常深刻的。但似乎可以再引申一下，从长远来看，儒教文化对西方的挑战更主要的还在于其德性伦理、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等中华“王道”文化方面。

任何文化创造都不是无源之水，儒家文化是这样，西方近现代文化亦是如此。古希腊文化是构成近现代西方文化的精神源头。不管是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还是当代西方文化。都是在这一源头在现代语境中的审视、再反思和创造。中华文化的精神源头是“三代文化”及先秦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所以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中国文化的再造，其主要价值源泉还应是儒家文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一套比较丰富和全面的学术理论、信仰体系、人文理念，并不仅仅是修身原则和做人技巧。先秦儒家之初只是一种存在于少数知识精英之内的学术派别，主要作为一种内在性的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修身养性、安身立命、培养君子人格、协调人际关系等文化理论学说系统而存在，对社会非道德的个人或者群体行为进行道德批判、精神干预和救赎，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文价值精神底蕴。同时，先秦儒学本身并非是一个固守书斋的僵化保守的思想体系，从儒家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看，儒家思想也不是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进行不断的自我调适和创新，以保持自身的开放性和生命活力。春秋战国时代儒家本是其时百花齐放中的一种，自西汉伊始历经宋明理学，儒学被外在化、体制化和意识形态化，构成中国文人的精神命脉，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地位，成为社会政治和国民心理构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成为中国精神寄托、动力、源泉和主流价值观。当然，儒学在发扬光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僵死的成分及其阶段。但儒学教化所主要承担起的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社会秩序整合乃至民族精神构建的历史重任，乃是任何一种学说无法完成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正如西方文化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承和再造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复兴一样，中华文化复兴也必须以儒家文化为主要源泉。“一个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首先要心存敬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它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念丰富一千倍、一万倍。凡是能够持续数千年而香火不断的东西，一定有其独特的地方，乃至伟大的智慧，我们切忌简单地拿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标准来随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对待一切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地呵护，理性的分析，看看它们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成就与辉煌，看看它们还能给我们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中很多内容可以通过继承发扬和推陈出新而成为我们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和智力资源。”(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文化传统与民族特色相结合，提出一系列“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论，从而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指导方针，另外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道德原则、提倡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进行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指针的道德教育等方面，又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对于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由邓小平所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直是我党非常重视和不断探索的重大课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通过总结和概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必然要求和根本任务；其根本目的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基本特征、方针和任务，并把文化事业的地位和作用提到“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高度，“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最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集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又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主要体现在：进一步提升、深化了对文化建设战略意义高度的认识，“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把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目标、“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目标、新要求及其新措施。“我们要大力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历史条件下鼓舞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张岱年先生认为，21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应当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为主题，创造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价值体系；创造富有时代精神与东方神韵的新方法论体系；创造大器晚成、现代复兴的中华文明新型态；创造现代新型主体性，以熔铸21世界文明等文化现代化理念。(张岱年　王东：《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教育与研究，1997年第5期)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文化的重要性及其加强建设的必要性也作出了充分肯定：“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我们要更加重视和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十六大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决策，2005年底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十二五”规划纲要，直到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建设文化强国长远战略，标志着国家对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民族凝聚力等文化建设、文化创新的重大意义的认识愈加深刻。

本质上，中西文化的冲突是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所形成的价值观念的冲突，换言之文化认同实质上也就是核心价值观念的认同。如何把中国王道传统文化中的仁爱、仁政、中庸、和谐、天下、和平等思想，以及谦和礼让、修己慎独、俭以养德、以义制利、尊道践履中华传统美德，通过现代性的解读和诠释，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从文化中国的传统因素来观察，王道文化与政治理念既源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精神，又源于现代中国对近现代世界及其自身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当今世界，物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商业文化、娱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充斥泛滥，道德沦丧、精神危机，财富人生取代了对精神信仰、价值理想的追求。不仅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资源的浪费，而且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矛盾与冲突，也是造成国际关系动荡、紧张、冲突的根本原因，消解着人际、国际关系和谐发展。如果说中国和平崛起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对于克服西方一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指导的依靠实力霸权、野蛮崛起论，可以起到纠偏和示范效应。文化的再造、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深刻的时代背景，还需要许多人甚至几十代人百年甚至千年为之努力。刘擎热切期望，依托于“中国崛起”的文化背景，破除西方学术和思想的霸权，汲取本土文化资源的精华，致力于从中国出发，重新勘定文明发展道路之必要。寻求一种新的成熟的“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超越于“特殊主义”版本的中国文化，创建中国的“普世主义”论述，在全球化的时代确立中国文明的价值与意义？塑造具有世界影响的现代中国文化。为塑造未来新的世界文明开拓道路。(刘擎:《文化自主与中国学术的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复旦大学)，2009年12月，总第29期)作为一种建设性建议，这种思路无疑是非常有远见的，恐怕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学人的梦想。从文化意义上看，就是扬弃东西方文化，创造一种博采众家之长，契合中国人之心理结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科学文明进步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