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以“王道”之理想培育“霸道”之精神，构建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

如前所述，中国(儒家)“王道”文化的基本精神特征及其现代价值底蕴可以这样来概括：“王道”主义以“仁爱”为基础，“以人为本”，以“忠恕之道”为处理人际及民族国家关系的原则，以“德治”、“仁政”、“礼治”为主要手段和措施，以天下意识、公道正义、和谐共处为核心与指导，以“天下大同”为归宿，终极目的是构建和谐世界。而西方“霸道”文化的思想特征则主要体现在：以“性私论”、“马尔萨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超人”精英主义等为基础，以“分析”、“理性”、“天人二分”、“利己主义”等为思维方法，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为主要手段，最终构建由20%的精英“民族国家”为主导、控制和支配的“世界新秩序”，以维持其奢侈的高耗能、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这就决定了以“霸道”崛起的西方文明不仅无助于建构和维护世界和平及其生态平衡，反而是其最大障碍。

然而，任何一种思想文化既有超越时代、民族和国家意义上的真知灼见，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地理环境、思维定势等时代局限性。正如姜林祥所分析的：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和中心，因而儒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儒家所提倡的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博施爱人、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威武不屈、舍身成仁的献身精神，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等，对于塑造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包容和谐、爱好和平、团结友爱、刻苦耐劳、自强奋进、敦实守信的伟大民族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儒家文化为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智慧。没有儒家文化就没有我们的民族精神。这些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至今仍显现着其超时空的强大生命力。当然，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民族精神必须在传承优秀传统的同时，要赋予它鲜明的现代性。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儒家文化毕竟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其封建性的糟粕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儒家所强调的人际关系为封建性的宗法观念提供了依据，从而导致了个人情面和裙带风的盛行；儒家政治强调的是靠君主的道德完善来建立仁政，这就使中国社会长期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中国的法制建设严重滞后；儒家强调等级和尊卑观念，这就使绝大多数人长期处于“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被奴役的地位，严重阻碍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官本位思想，中国的知识分子把读书做官作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和抱负的唯一途径，做了官，就成为社会上最有权力的人，做官也必然带来金钱，官位与权力、金钱紧密相连，三者处理不恰当，就很容易使人格扭曲，成为贪赃枉法之人。如此等等。这些消极面，也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姜林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儒学》，张秋升　王洪军主编：《中国儒学史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466~467页)

中国文化重在人伦道德、人与社会关系的处理，西方文明重在科技、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西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或说：西文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赛恩斯’与‘徳谟克拉西’两大异采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由、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导言》，《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383页)中华文化在探究人伦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丰富而又独特的文明礼仪、中庸和谐等思想特质。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奇葩。“它为21世纪人类价值理性提供新的思想资源，有助于解决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深刻矛盾，有助于整个人类走出困境，共同发展。”(张岱年　王东：《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5期)

然则物极必反，中华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时又会陷于伦理道德泛化的两难境地。虽然法制政治经济等领域都需要以一定的道德伦理作为支撑，但毕竟这些领域不能完全用道德的尺度和标准去衡量。西方文化的特长是探究人与自然关系，但西方文化有时也会把科学技术、物质文明泛化，陷入科技至上、唯我主义、物质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西方文化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物主宰人，而不是人主宰物。西方文化与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惊人的一致。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主导下，人类越来越为资本主宰，而不是主宰资本。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但却为资本利用成为人类相互竞争和毁灭的工具。人类主宰资本则资本造福人类；资本主宰人类责任类走向毁灭。”(郑彪：《中国软实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从相对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中的“王道”之理想主要以“软精神”见长，带有理想主义的浪漫特质；而西方文化中的“霸道”之精神主要以“硬实力”为最，带有现实主义的理性旨趣。泛言之，对人性、人类及世界如果缺乏理想主义的憧憬与向往，人类世界就会显得灰暗、冷酷而缺失精神家园；相反，对人性、人类及世界如果没有现实主义的理性和执著，人类世界就无法摆脱自然的束缚，科技、物质财富的发展和进步就无从谈起。因此，正本清源、博采众家之长，以中国文化“王道”理想之“软实力”兼采、培育西方“霸道”之“硬精神”，构建和谐中国，重塑“王道”秩序，应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当务之急，同时也是和谐世界新秩序建构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