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方“霸道”文化之思维方法与现实归宿——“分析”、“理性”、“天人二分”、“利己主义”与“民族国家”

一、西方“霸道”文化之思维方法

西方文化的古典哲学源头是以理性思辨而著称的古希腊文化。不管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近现代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还是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从古希腊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古希腊人以热爱、追求和探索自由和智慧而著称，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了一套概念化、逻辑化、体系化的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特征的哲学理性知识体系。通过对世界本源问题的追思，以泰勒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精于分析和执着探寻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思维方式。原子式的本原表象、超越性的本质意识、知性化的认知方式，构成了希腊人对于科学精神、自由智慧、理性觉醒的主体意识的无限向往与不懈追求。即使是基督教文化，也是糅合了古希腊哲学理性文化和以信仰追求闻名的犹太教希伯来文明的产物，或者说基督教的“‘上帝’精神是由哲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共同培育出来的。”(陈文殿：《全球化与文化个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理性是“以概念、判断、推理为主体的思维活动，以区别于感觉、意志、情感活动”。古希腊的理性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科学求真精神，也就是执着探究事物、现象背后隐藏的本质、规律。其思维方式是逻辑推理、分析求证，主要是朴素的辩证法，其知识体系是物理层面的知识体系。而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西方文化只注重分析而忽视综合，夸大知识、技术工具理性的作用而忽视价值理性。“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样做一个人，……西方文化更看重人怎样来创造物。因此，中国文化更重贱行人道，而西方文化则重在追寻物理。”(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台北：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版，第20页)只注重非此即彼的“天人相分”、“二元对立”、“偏至”、“竞争”而忽视统一与和谐，只注重绝对而忽视相对，只注重自我、个人、民族而忽视他人、群体、社会和世界。而中国文化则是属于注重“格物致知”、“实事求是”、感悟、综合的经验型知识、整体型的智慧体系，这是一种“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精神层面的知识体系。侯玉波对中西文化的主要特征及其思维方式做过比较分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这种整体思维包含了在看待问题时的联系性、变化性、矛盾性、折中性、和谐性。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用辩证和整体的观点看待和处理问题。辨证观念包含三个原理：变化、矛盾及中和。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与中国人不同，美国人则更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维，它强调的是世界的统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受这种思维方式影响的人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整体观则反映在看待问题时对事物与其背景关系的看法上，中国人在看待问题时所采取的认知取向是整体性的，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相反，西方文化中的人则用分析式的方式处理问题，强调事物自身的特性。这种整体性与分析性的对立与东西方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中国人把世界看成是由交织在一起的事物组成的整体，所以他们总是力图在这种复杂性之中去认识事物，对事物的分析也不仅仅限于事物本身，而且也包括它所处的背景与环境。与中国人不同，源于古希腊的西方人则认为世界由无数个可以被看成是个体的事物组成，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特性，可以从整体中单独分离出来。因此，使得集中注意力于某一个体、分析它所具有的特性并控制其行为成为可能。(侯玉波：《思维方式与中国人对疾病的认知》，第四届华人心理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华人心理与行为科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沿着古希腊文化的轨迹，近现代西方文化发展出了科学主义、绝对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以及民主、法治、宗教等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和基本精神，并以此作为认识、观察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类自身、人与社会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开端，形成了西方文化所特有的理性文化精神和方法论思维特质。这一文化优缺点并存：第一，追求真知的科学探索精神和注重批判反思的超越意识，推动了人类对于自然界、人自身、人类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入，使人类社会的哲学文化、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这是西方文化对于世界历史所做出的的巨大贡献。然而，科学精神一旦过于膨胀而误入歧途，陷入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工具技术主义、进步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深渊，超越应有的范围和领域，其负面作用和危害性也是相当巨大的，有时甚至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态灾难、精神危机、各种高科技杀人武器泛滥等灾难性后果。第二，民主与法治、自由与个性作为一种价值理念、精神文化及其制度，不管是在历史上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统治，还是在当代社会，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进步意义，体现出西方文化对世界文化精神和制度发展做出的巨大努力与贡献。从此，尊重个性、自由、平等，通过构建一套相对完善的民主法制体系制度来维护和保障个人权利，日益成为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这是西方文明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大成果。然则西方文化在追求和实现其理想价值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唯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纯粹功利、实用主义、对民主法制的迷信崇拜情结、打着人权旗号推行国际强权政治、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霸道主义行径，不仅严重削弱了西方文明继续推进人类文明前进的动力机制，导致了自身的价值文化危机和人与社会的异化，而且还引起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反感，同时也是造成国际关系紧张、冲突的主要根源。

实际上，进入现当代以来，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了对自古希腊以来弥漫于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的理性哲学、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技术工具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与帝国主义等文化特征与价值理念进行了反思和相当深刻的批判。从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的“哲学终结论”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马尔库塞的单面人、哈贝马斯的社会政治理论等厘定和梳理。史华兹曾对西方排斥人本精神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做过这样的分析：现代化是合理的社会行为日积月累的努力，这种努力所追求的，就是寻找一种有效率而且合理的手段，去达到越来越大的，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控制，以造福于人类这个目的。(史华兹：《共产主义与中国：变化中的意识形态》，纽约：雅典能公司1970年版，第167~169页)虽然西方文化的主流思维是“二元对立”、“偏至”、“竞争”、忽视统一与和谐，但并非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就没有和谐的思想。比如德国哲学家康德就认为现实世界的完满在于“和”而不“同”，他甚至把不“同”视为各民族之间的实现“和谐”、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这种高瞻远瞩的深刻洞见与中国传统思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的这种卓见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是根源于西方文化，这是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探讨的。

二、西方“霸道”文化之现实归宿

以性私为抽象人性论并以此为哲学根基而建立起来的利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主线和基本主张。从柏拉图《国家篇》中的塞拉叙马库斯，到霍布斯、孟德维尔、爱尔维修等，都把趋乐避苦、自爱自保作为人的本性而倍加呵护。然而，当利己主义、个人主义走向极端化，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被这种损人利己的极端思维所贯穿之后，信奉“强权即是公理”的西方文化也就愈加凸显出其霸道特质。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只不过是以这种极端利己主义为指导思想，对本国普通民众和土著民族，对世界其他落后国家和民族进行血腥掠夺与屠杀，以满足少数资产者穷奢极欲的血与火的野蛮历史。西方文化中的这种极端的“唯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物欲主义不仅造成了当今世界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污染。“这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更像是全球掠夺”，“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加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危险是全世界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同时也是影响世界和谐、造成世界动荡与冲突的主要动因。

作为近代以种族、疆界为主要认同等特征来厘定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起源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现代意义上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所展现的民族利益至上，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世界性的扩张、殖民掠夺与战争，梳理其思想渊源，都可以从民族主义中找到根据。塞西尔·罗德斯就说过这样的话：“我的一个宿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2页)西方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民族意识如同发展中国家一样，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才是法兰西或英吉利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以后的世界》，吴象英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

西方民族主义的产生是随着近代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民族意识的产生又反过来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故此，这种以种族分域、疆界划定和政权认同等特征为基础的具有强烈的本民族利益至上、极具排他性和扩张性的民族主义，是近代史上的产物。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意识则是伴随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及其不断反思和斗争过程中形成的。西方民族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某种程度上的狭隘与自私，到了十九世纪以后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泛滥更是变得霸道和充满血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沙文主义、军国主义的不断融合，使得西方民族主义成为近现代西方列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政治和精神殖民的强力思想武器。从此，霸道思想、丛林原则逐渐演变成为指导近现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关系和世界秩序的潜规则。“西欧是近代世界大国争霸的滥觞之地。由西班牙与荷兰的霸权争夺，到英、西的霸权更替，再由英、法的霸权战争，到德国对英国的霸权挑战和美、英的霸权转移，无不是近代霸权国际政治的经典。一部西方文明崛起的历史，不但是西方列强侵略、剥削、掠夺、征服亚非拉各国的历史，而且是一部西方列强之间轮番争霸的血腥战争史。”(陈先奎　汤伟：《21世纪:是霸权转移还是霸权终结》，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5期，第97页)

三、中国“王道”文化之和平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它会成为民族自觉和国家发展的动力，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可能又是国家分裂和国际纷争的导因。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已经证明，一味强调竞争、民族利益至上、极端利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原则是构成世界动荡、混乱与冲突的主要根源。与之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意识”、“大同世界”等和平主义思想与主张则是加强世界各民族之间相互沟通、交流、和谐共荣共生的一剂良药。虽然在中国文化中有“王道与霸道”、“德与力”之间的冲突，但占主导性的观念还是儒家的“王道”、“德治”、“仁政”理想。儒家假定了“人性善”，它关注的是人类的“同情心”、“仁爱之心”等善良性的扩展。儒家整体上是一种人文主义或文化主义，它反对赤裸裸的“物质主义”或“霸道”。(王中江：《进化主义原理、价值及世界秩序观——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基本观念》，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第40页)

就中国历史而言，自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建立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伊始，此后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维护和追求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与和谐共处，反对分裂，始终是中华民族主流的群体意识、愿望和共同理想。“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基本上也是在华夏民族内部分裂与统一的对立与冲突之中周而复始。尽管夏、商、周三代所建构的华夏民族主体框架，被春秋战国所撕裂，但一统中华的理念并没有因此而消解，反而为下一次的融合统一埋下了伏笔。因为只有一个统一繁荣的大中华生存圈，才有和平安定、繁荣昌盛，才是民心所向、共同利益福祉之必然。战乱的结果必然是骨肉分离、民生困苦、民族衰落。所以，秦始皇终结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乱与纷争，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与其说是秦始皇所依靠的强大军事实力所致，其实还不如说是中华民族消弭战乱、结束民生痛苦的整体利益的召唤使然。自此，尽管东汉覆亡之后，三国鼎立，但最终还是晋朝实现统一。十六国的割据战乱、南北朝的分制止于隋朝，五代十国的离乱止于宋，元明清的复归与兴衰又再一次证明了分与合的周期几率。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队总人数接近500万，飞机加大炮。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民兵的总和加起来也不过100多万，小米加步枪，甚至大刀、红缨枪都是主要武器。但仅仅用了三年半左右的时间，国民党就被赶到了台湾。历史留给后人足够的时间以及经验教训去总结，但最根本的还是一条永恒不变的铁律之规约，那就是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阐明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普世真谛。

儒家文化自孔子以来，其开放性、包容性、学习和借鉴性的特质较其他学派明显，这就周延和扩大了儒家文化的生命周期及其影响力。儒家文化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其正统主流地位以来，表面上一家独大，实质上儒家文化一直在不断的吸收和借鉴其他思想资源，不管是本土还是外来的。隋唐以来，儒家文化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以及华人华侨的迁徙而逐渐传播开来。走出国门，尤其是围绕着中国周边的一些东南亚、南洋诸国，如朝鲜、越南、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因此历史上，一般把这种具有儒学文化特征的国家或地区统称为儒学文化圈，或者中国文化圈。唐朝通过“丝绸之路”加强了与世界的沟通与联系，与唐通使往来的国家多达70余个。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实行“王道”外交、睦邻友好。钱穆指出，“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得，都可融会协调，合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5页)

儒家文化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和沟通的主要时间是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迄今为止，根据现有资料记载，正式把儒家文化介绍到西方的应当是十三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克·波罗。但这种传播和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还是相当狭窄与肤浅的，真正形成一定规模的中西文化彼此交流和融通的时间还是在十六世纪末新航路和新大陆发现之后。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中西文化交流的急先锋当属西方的传教士们。其中，意大利人利玛窦、法国人金尼阁、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等人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刘永佶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曾经论及在欧洲文艺复兴及其以后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化的先进性，对欧洲的社会变革起到了巨大的促动。当时的欧洲人，意识到仅仅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文化，甚至出现了“全盘华化论”的思路。那时被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主要不是将上帝之光普照中华大地，而是将中国文化与制度倒流入欧洲。十七世纪，欧洲教会围绕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此同时，中国文物与特产大量贩运到欧洲，促成了遍及整个欧洲的“中国热”，并在十八世纪前半期达到高潮。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从中国文化中所找到的，一是消灭贵族制度的依据，二是无神论，三是理性。这三点在启蒙运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伏尔泰确信在中国两千余年中保持着一种纯粹的宗教，就是人自身的“道德”，教人以德，使之遵循普遍的理性以建立和平幸福的社会，而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他发出感慨：“我们不能像中国一样，真是大不幸！”霍尔巴赫进一步强调，中国“唯一的宗教”就是德，而且将政治的根本与道德相结合。有“欧洲孔子”之称的魁奈，去世之时，他的大弟子米拉波这样歌颂他：孔子的整个教义，在于恢复人受之于天，而为无知和私欲所掩蔽的本性的光辉和美丽。他劝国人爱邻如己，克己复礼，以理制欲。(刘永佶：《中国文化现代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

虽非根于天性，但由于长期“和”文化的浸渍，以及孔子“忠恕之道”的熏陶，中华民族在处理内政、外交、国家与民族关系上，一直遵循“和而不同”、“和为贵”、“亲仁善邻”、和睦共存的基本原则。倡导宽容、融合、相互理解、睦邻友好、和平共处。“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礼记·中庸》)主张内使仁政，外怀柔笼：“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至也。”(《司马法·仁本》)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通过观察发现：“把中国人与欧洲人不同的一些事物记录下来，似乎是十分值得……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中国人更有一种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才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人”，“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国人“不但是很爱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0~247页)

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与维系的精神纽带，以及中古“华夷秩序”、“朝贡体系”的构建原则，本质上就是和平主义的充分体现。“传统意义下的‘东亚’即‘华夷秩序’圈，其特征在政治上为宗藩关系，经济上为朝贡关系，文化上为华夷关系。”(韩东育：《东亚的心胸》，读书，2008年第8期)其所主张和强调的不是西方列强式的殖民者与殖民地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剥削、压迫与被剥削、压迫之间的关系，以及依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霸权强力推行其价值观念、思维与生活方式等霸道行径，而是强调礼尚往来、善邻怀远、文明辐射、以华化夷、予多取少等互利互惠、自觉自愿、和合融通的“王道”精神及其交往原则，是一种“天理世界观”。这种中华“王道”主义的和平文明模式，不仅是东亚精神文明的主体特征，同时也是千年延续的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的根本旨趣。而且对于当下和谐亚洲乃至世界的构建，相信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时代价值。2011年9月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指出：和平发展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化自古就认为世界应是一个和谐整体，这个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乃至国与国关系的重要价值观。中国人民历来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理念，以和谐精神凝聚家庭、敦睦邻里、善待他人。和谐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民族禀性。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铭刻下中国古人追求同各国人民友好交流、互利合作的历史足迹。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的是中华灿烂文明和先进科技，留下的是和平与友谊。中华民族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接受一切有益的外来文化，促进了中外文化融合，留下了不少对外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话。中国人民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不同文化、不同观念，注重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外待之以礼，实行睦近交远。

而西方近现代“霸道”主义的思维模式则是“公理世界观”，并且自近代以来已经成为西方文明支配世界的主体意识。对此，汪晖分析到：对天理世界观与公理世界观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不同时期中国认可的特征、演化和合法性的研究。作为道德/政治共同体的普遍价值观，天理构成了“前西方”时代中国的道德实践、文化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概念，而以此为核心的世界观的解体意味着在漫长的时代里形成的道德、政治共同体及其认同感正在面临危机；作为这一解体的结果的公理、科学世界观的产生标志着原有的认同形态已经难以为继。伴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的扩张，民族—国家模式正在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政治形式，在中国自身的转变之中，传统的混合型国家的历史/政治认同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新型的认同方式，这就是在公理世界观的框架内形成的民族认同形式。(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7~48页)

中国文化热爱和平而不是穷兵黩武、恃强凌弱，讲究师出有名、“以德服人”、“以战止战”、“先礼后兵”、“化干戈为玉帛”，有时甚至是“以德报怨”而非迷信武力、“以力服人”，崇尚“王道”而不是追求“霸道”。“视兵役为苦楚，厌恶战争的中国人，一般不侵略外国。中国自古号称华夏，把周边异族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除非不得已，决不诉诸武力。所谓‘辉德不观兵’或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是中国对待蛮夷的总方针”。(桑原骘藏:《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下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326页)即使是在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处在顶峰时代的秦、汉、唐时期，仍然采取积极防御而不是主动进攻的政策，万里长城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虽然实践证明，长城的修建实际上是阻挡不住外敌入侵的。从大秦王朝的军事攻击实力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来看，也根本不需要长城。长城的存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和平文化、防范型文化的思维方式。故此，可以这样理解，长城的存在实质上是一座历史的和平纪念碑，彰显的是华夏民族崇尚“王道”、反对“霸道”的和合精神。“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侵略性政权。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伟大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和平主义影响使它的向外扩张受到约束。……他们也确有过征服，但是，他们兼并的土地几乎都是没有开发的地区。他们很少用武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被征服民族。但是，却把同化被征服民族，使之成为他们的高级伦理制度的受益者当作自己的天职。”(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　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中文版第一卷，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73页)“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亨廷顿的这一逻辑推理其实恰好反映了西方“霸道”文化中“强则必霸”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法则，并不适应于中国传统与客观现实。

否则，就当时中国的综合战争实力，完全可以像古罗马帝国那样，用战争的方式征服整个世界。对此，美国学者布理辛斯基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中华帝国最鼎盛之际，它可以睥睨全球，没有其他强国有能力挑战其帝国地位，倘若中国有心进一步扩张，也没有其他国家有能力抵抗。中华帝国不愿把中央权威强加在异族或地理上周边的属国身上。”美国政治学家乔纳森·阿德尔曼也有此共识。“对中国来讲，战争主要不是获得领土，击败敌人或是取得权力。即使是战争用于威慑敌人，威慑效果也难于解释战争的动机。战争主要是用于表示决心，使敌人难看，惩罚或者自卫——完全是传统的中国观念”。(乔纳森·阿德尔曼等：《象征性的战争》，台北：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1993年版，第238页)即使是在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付出了3500多万军民伤亡、直接财产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这样的惨重代价，却仍然没有采取血债血偿、以怨报怨的报复手段，而是在战后主动遣返300多万侵华日军和侨民，自愿放弃一千多亿美元的日本战争赔款。即便是中国人的善意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理解和尊重，中国人依然无怨无悔。这与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些西方殖民主义以邻为壑，一方面发动战争、屠杀中国人，另一方面却又大肆掠夺战争赔款的强盗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12月底代表中国政府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更是古老华夏民族“和”文化传统精神的现代诠释与升华，也是促进和实现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反对霸权主义的必由之路。应当看到，虽然当今世界的政治依然是实力政治，霸权主义依然主宰着整体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但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主要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逐步为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规、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和精神力量，充分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历史传统，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与特质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具有许多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只有在和平共处、合作、会通、交流而不是对抗之中才能达到互利共赢之目的。“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同165个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外交关系，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贸、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同绝大多数邻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维护了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亚非拉国家提供了不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技术援助，增进了同这些国家的友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达程度的所有国家改善和发展互利合作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有这些，都是同中国坚定地、真诚地、创造性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分不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中国外交》，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403页)

“王道”文化、和平外交尽管无法避免民族国家利益的考量，但并不主张以唯利是图、滥用武力的纯粹霸道方式解决问题，而是应当兼顾道义，尽量通过协商、谈判、沟通交流的方法避免战争与冲突。即使在处理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外交政策上，亦是如此。邓小平在1988年12月所提出的“和平与发展”论断，一方面是基于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所做出的先见与判断，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文化追求和谐的时代反映及其近现代中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期冀与渴望。“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基于自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需要，同时也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逐渐摒弃了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思维模式，与世界许多国家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与合作。对内，裁减100万军队，采用“一国两制”的和平手段，通过协商与对话的方式解决了香港、澳门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并且顺利实现了二者的回归及其繁荣与发展。就理论渊源而言，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一国两制”的思想是对中华文明“和而不同”、“多元共存”理念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华文化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底蕴的深刻体现。对于维护整个世界和平、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处理和解决国际争端、国内矛盾等问题的解决都提供了非常积极正面的范例可供参考。即使是面对台湾、钓鱼岛、南海诸岛等国际争端，中国也是采取了协商、甚至采取搁置主权、共同合作开发等措施，而非一味采取强权、霸道的方式解决问题。对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建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主张把“和合”精神、崇尚和谐共处、共生共荣的价值理念作为化解不同国家民族、文化文明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基本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反对“以力服人”、动辄使用武力的霸道行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战争、分裂，追求和平统一。相反，鼓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推行文化殖民与霸权主义，宣扬“历史终结论”与普世价值，建立单极世界秩序等思想及其主张，都是威胁世界公正、和平、多元共存、破坏人类文明秩序与价值理性构建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义之举。“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楼恐怖袭击事件更预告了：人类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了解，是21世纪极端重要的一项工作。”(黄俊杰：《引论》，黄俊杰编：《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令人欣慰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已经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包括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尊重、理解、支持，并逐渐成为共识。“我想，世界在重组过程中间，一定有各种不同的矛盾冲突。但是，通过协调、通过区域化的合作以及全球性不同的合作协调来达至和平共处，大概是不可抗拒的趋势。”(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页)2000年8月28~31日，联合国组织召开的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宗教领袖共同参与的“宗教和灵性领袖千年世界和平高峰会议”，2000年9月8日联合国召开的由15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聚会并通过的“千年宣言”，以及把2000~2010年作为国际和平文化年的诸多行动措施，充分表达了世界人民要求和平、肯认相互尊重、理解、宽容、反对战争的共同心愿。正如托尔斯泰所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酷爱和平的民族”。罗素对中国文化“和”的思想推崇备至。“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其实是第一位的。”并且极其肯定其现代价值。“中国人摸索出的富含和平的生活方式，已沿袭了数千年，若能被全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37页)

总之，尽管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世界和平与发展也不会一帆风顺。但是和平与发展毕竟会成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这不仅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心愿，同时也有利于地球村的生态平衡和人类发展的未来。对于这一点来看，西方文化中的“天人二分”、“唯我主义”、“马尔萨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超人”精英主义等思维模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了，而崇尚中庸和谐的中国文化则可以承担这一历史使命。以中华和平主义智慧为指导，再造一种平等的、互利互惠的合作模式与文化基质，应当是世界文化、全球文明发展的首要任务。以中庸和谐为方法论特质所型构洗练出来的和合精神是中华智慧的精髓。和合精神体现的是宇宙万物普遍性、绝对性、共同性与多样性、差异性、特殊性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关系。正是这种矛盾的对立统一，才构成了魅力多彩、瑰丽多姿的物质世界和精神文化多元特质性，它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世界得以发展的永恒动力。因此任何文化中心永恒论，以及宣扬文化优越、文化绝对主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利用文化进行殖民主义扩张、掠夺和征服的行为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事实上，各种文化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彼此融通、多元宽容才是文化进步的方向和未来，其发展趋势和形成模式，将在理性同价值之间、科学同人文之间的真正融合中产生，在主体间性的平等化中产生。而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及全球化交往时代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契约化和法制化、精神生产的进一步非神圣化和平民化、人的主体间交往进一步平等化等，正在预示着一种新文化模式的产生。(高清海：《高清海哲学文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