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方“霸道”文化之内在情感与外在表现——“性私论”、“马尔萨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超人”精英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世界霸权”

一、中国法家“霸道”思想的文化特征

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家崇尚“霸道”而贬斥“王道”的思维方式及其思想主张可谓中华文化的异类。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接近于西方近现代“霸道”文化形态的理论学说，莫过于法家学派及其思想主张。所以，本来应当归属中国文化的法家文化，却在西方文化部分中论述。这样做，并非把法家文化归类于西方文化体系。

法家是我国战国时期产生和发展的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学术派别，其主要代表作是《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孕育、起源于春秋时期，管仲、子产是主要代表人物。而其形成和发展时期则主要是战国时代，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是法家前中期的主要创立者，韩非则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为法家思想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巨大贡献。秦始皇依靠李斯具体实施了法家“依法治国”、“富国强兵”的思想主张，“使一个原来僻处西陲、不与中原会盟之落后弱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为后世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深厚政治、经济基础。”(谢承仁：《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渊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最后终于统一了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法家也因此达到了其鼎盛时期。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以法家理论为指导看似如此强大的秦王朝，竟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封建王朝之一。“法家也盛极而衰，随着秦王朝的灭亡，它成为其殉葬品，从而作为一个思想文化流派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其思想对尔后的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长久而巨大的影响。”(苏南：《法家文化面面观》，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7页)笔者在《齐鲁学刊》上撰文曾论及：自汉武帝以来，虽然儒家占据了上风，法家作为一个学派整体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但法家思想文化并没有真正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是采取了儒法合流的形式继续发挥着它的影响和作用，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汉承秦制”、“汉承秦法”。汉王朝口头上大讲儒家的“仁义道德”，表面上不再用法家思想治理天下，但在具体的统治过程中却又不能完全排斥法家的某些主张与政策，于是就采用了儒法双行、外儒内法、恩威并用的“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法，这正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华法律政治的真实面貌。所以，表面上看似水火不相容的儒法两家，却相辅相成地从价值和体制两个方面共同塑造了秦王朝以后的华夏文明。(赵金科　刘煜：《法家法律政治思想与新农村法制文化建设》，齐鲁学刊，2008年第6期，第102页)

与儒家“仁爱”，道家“以德报怨”，墨家“兼爱”，兵家“义战”，中华武术崇尚武德、“神武不杀”等中国主流文化思想不同。法家在初创时期，尤其是管仲，虽主张法治，但并没有完全否认礼治，而是如荀子一样，主张礼法并用、王霸共举。他把“礼、义、廉、耻”视为治国安邦的主要手段，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当然，如果我们仔细对比一下管仲与荀子对待礼法并用的态度，二人还是有所区别的，这其实也是儒与法的主要区别。荀子虽主张礼法并用，强调礼义的强制作用，但更重视礼义的道德教化作用；管仲则恰好相反，更重视礼义的强制作用而非道德教化作用。到了李悝、商鞅、韩非时代，则完全抛弃了道德礼义的教化功能，专任法治，最终完成了由儒到法的嬗变。“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班固：《汉书·艺文志》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771页)

法家大都主张“以法治国”，“垂法而治”，尚法明刑，信赏必罚，尊主卑臣，毁弃仁恩。诚如司马谈所言：“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司马迁：《史记》，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5页)苏南曾对法家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做出了这样的分析：“发展经济、尚法明刑、君主专制是法家思想的三条主线，它贯穿了整个法家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并随着秦王朝的建立而付之实践，成为秦王朝意识形态的核心。”(苏南：《法家文化面面观》，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页)

不可否认，法家求真务实、变法革新、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尚法明刑等主张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法家思想文化的罪与罚，主要是由其形上思维所决定的偏执，阶级立场所至的专制政治文化形态所决定。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性私论”为理论基点，完全否定伦理道德、礼仪教化的作用，夸大、理想化法治的地位与作用

传承管仲的民之“好利恶害”思想，后世法家进而把其发展成为偏颇的“性私论”，并以此为出发点和基石，构建起了法家以法治国的理论大厦。“法家从君王的最高利益出发,以性恶论为理论依据,设计出一套严密的治国理论。”(张家清：《自由与“儒家奴隶主义”》，博览群书，2006年第4期，第57页)与孟子针锋相对，法家把自私自利视为人之本性，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道德良知、心性本真可言。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利益，这是社会活动的根本的动机。法家“蔽于法而不知贤”(《荀子·解蔽》)，“完全丢弃了孔子‘仁’、孟子‘仁’和‘义’、荀子‘礼’和‘义’的道德规范之后,韩非不得不宣布他的以统治者及其幂群的实际的政治规划为唯一根基的极权主义的法律体系。”(成中英：《“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下》，齐鲁学刊，2009年第4期，第12页)

君主治国，就必须顺应人之本性，用利益诱导、趋势百姓，用法治规范利益的分配、防止百姓相互之间以及百姓对君主利益的侵害。人际关系、社会秩序无需道德伦理的教化熏陶，法治是唯一的调控规范和治理手段。这样，社会关系的调控就完全建立在冰冷的法理秩序之上。利益至上、物欲主义成为社会的普遍价值判断标准和人生信条，除了利益以外，其他没有任何意义、价值。其结果必然造成心灵危机、精神解体、道德沦丧、拜金主义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理想信仰精神层面上却不尽人意，原因诸多，但最根本的还是利益至上的物欲主义所致。事实证明，这种摒弃道德伦理的作用、纯任法治的思维模式，不仅是造成社会关系紊乱、人性堕落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妨碍了宪政和法治的良性实施与贯彻。

法家文化的这种形而上学的致命过失，就是刚性有余，柔性不足。过分强调“法治”而完全排斥“德治”、“礼治”，急功近利、役民过酷，迷信和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正如过分相信“德治”、“礼治”而完全排斥“法治”的思维方法一样，都是对辩证思维方法的违背和疏离。事实上，真正的“法治”社会，如果没有德性伦理、理想信仰的底蕴支撑，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法律是由人制定的，而道德则是人们心灵上的一种感悟。道德取决于一般精神，法律与特殊制度有关。推翻一般精神和变更特殊制度是同样危险的，甚至前者比后者更危险。”(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9页)当然，如果没有必要的“法治”手段、制度及其强制措施，只靠人之良心有时也是徒劳的。“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波普：《猜想与反驳》，傅纪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1页)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决策，才是治国安邦的长久之策，也是真正符合唯物辩证法思维和中国实际国情的正确之举。“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另外，法家对“法治”的理解也是片面、偏执、局限的。没有宪政民主、自由平等的基本制约，没有对君主权力制约的司法独立和分权的平衡机制，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所有国家权力都被君主所垄断，必然会走向君主专制主义。说穿了，法家主张和实行法治的出发点和实质，只不过是封建君主的一种统治之术，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王权、建立霸业。法家的“法治”内涵极其狭窄，“刑民不分，以刑为主”。只有刑罚，而没有民法、程序法等一系列公民权利保护的相应制度措施，一味相信、主张严刑峻法，“轻罪重罚”，违反了现代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其结果只能导致极端重刑主义和暴政，严重激化社会矛盾。秦王朝的短命，法家思想的这种形上、偏颇的思想主张难辞其咎。

第二，“以力服人”的纯仁“霸道”思想

韩非曾对历史阶段作过这样的划分：“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前面我们已经对儒家尤其是孟子的“王道”、荀子的“王霸共举”做过分析。与孟子“以德服人”的王道思想主张相反，法家主张“以力服人”，走的是一条富国强兵、建法立制的实力政治与思维路向。作为法家学说的孕育、先驱者，管仲在齐国通过一系列具有法家思想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改革，帮助齐桓公称霸，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如果说管仲尚有“四维”之说，后世法家则只汲取了管仲的“力”，有时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以为“力”可钳制一切。商鞅曾说过：“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又言：“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石磊　董昕：《商君书译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虽然威、刑可生德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是这种“任力”不“仁德”的极端思维却走向了另一面。因此，有学者认为早在两千年以前，法家就有了类似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想法，这一论断并不为过。

正是由于法家“以力服人”的“霸道”思想惯性使然，一贯主张正视现实、注重实际、与时俱进、变法革新的法家学派，通过强大的军事实力消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之后，仍然没有摆脱“霸道”的束缚，以为马上打天下，也可以马上治天下。大秦王朝的短命证明了法家“以力服人”思想的局限性。借用汉代大儒董仲舒的预言也是非常合适的：“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冯契主编：《中国古代哲学文选》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而其后的西汉王朝在汲取了秦王朝失败的教训之后，采用了儒家王道与法家霸道相结合的治国之道，阳儒内法，儒法并用，其后的唐朝统治者基本上也是沿袭这一思路而行，结果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辉煌的“汉唐盛世”。大宋王朝尽管科技经济文化发达，“王道”盛行，但“霸气”不足，结果招致亡国之辱。大清王朝入关之前乃至康熙时代，“霸气”十足，兼有“王道”，开创了康乾盛世。然而其后的统治者，既失去了“王道”的人心支撑，又失去了汉唐时期“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道”之气。政治文化专制，经济军事落后。文武之道俱失，刚柔之风俱灭。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因而招致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被动挨打的屈辱。

可见“德”与“力”、“文”与“武”、“礼”与“法”、“刚”与“柔”，犹如鸟之双翼。双翼俱全、密切配合，才能比翼双飞。缺失其一，或者二者彼此分离，结果就不可能和谐美满。治人与治世，只有达到心服、口服、身服的圆满程度，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治理之道。所以，只有“王道”与“霸道”、“以德服人”与“以力服人”的有机结合，才是治国安邦的完善之道，也是处理人际关系、民族与国家关系，实现人际和谐、世界和平的不二法门。做人亦如此，文质彬彬、文武双全、刚柔并济，才是最完美的理想人格。

第三，绝对的政治文化专制及其偏狭的社会发展目标

比较法家文化与近现代西方文化的理论主张，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点。比如“性私论”、“富国强兵”、“以力服人”等等。而如果再分析二者的区别，则不能不指出近现代西方文化与法家文化一个最重要的不同，那就是法家法治思想是建立在绝对君主政治文化专制基础之上，而近现代西方的法治文化则克服了这一致命缺陷，建立在宪政民主、自由平等的基础之上(至少在形式上)。韩非在总结管仲、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思想的基础上，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专制主义国家。“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君权至上、国家利益(实质上的君主利益)高于一切。尊主卑臣，臣民的个体利益应当绝对服从君主的王霸大业，否定个性自由和个人利益，这是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只不过是实现君主专制的手段而已。君主必须乾纲独断，懂得和利用法、术、势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以法治之，以术行之，以势诱之。治理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应当集权专制独裁，文化上也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政教合一，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加强思想统治。法家虽然主张“依法治国”，但是君主却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治思想意识相比较，法家的法治本质上还是没有摆脱人治的泥潭。所以，表面上崇尚法治的法家文化，同样存在着权利意识的淡薄与缺失现象。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严重缺陷，究其根源，儒家、道家自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法家的君主专制思想更是罪魁祸首。以至于直到今天，仍然制约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人权观念，人权观念淡漠而等级观念和官本位思想较强，这仍然是我国推行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障碍。”(谢鹏程：《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法家的政治文化专制思想，不仅是秦朝政治体制的指导思想，其实也是秦以后直到清王朝覆灭，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只不过在法家严刑峻法的真实面目之上加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儒家“仁爱”的遮羞布而已。这种极端的政治文化上的专制保守主义政策，极大地钳制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创造活力，束缚和泯灭了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造就了一种极其愚昧、怯弱、奴性的人格，是中国近现代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奴役、落后挨打的主要因素。“法家认可极端君主专制主义思想，主张实行专制主义文化政策，为后世几千年中国专制社会的建立与延承作了理论探讨，箝制了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的活力与创造性。同时，法家过分强调刑罚的作用，这种极端重刑主义往往导致暴政，对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危害。”(许结主编：《中国文化史》，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此外，法家的社会发展目标也是狭隘的、偏执的。只重视经济发展、富国强兵，忽视甚至否定道德、思想、知识和文化的价值，实行愚民政策，鼓吹“民智无用论”。说穿了，法家理论的终极目的并不是为了广大民众的福祉和社会物质、政治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而是一种畸形的、片面的社会发展观。

儒家的政治理想体制是西周式的“王道”贵族政治体制，一种建立在宗族、血缘亲情之上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的小共同体社会。而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之上的法家学说，其政治理想体制则是建立在“霸道”基础之上的军国主义，是主张“君权至上”的官僚政治体制。这种以围绕和保证“君权至上”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是法家政治理想体制权力竞争的根本宗旨和唯一归宿。这是一次为专制皇权而解构儒家小共同体社会的一次既成功又失败的尝试：其成功之处在于瓦解了西周以来的血亲宗族关系，经济上摆脱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小国寡民”式现实桎梏；政治上达到了结束战乱、实现统一目的，体现历史前进的进步趋势。然恰如老子所谓的“物极必反”，其代价亦相当沉重。那就是以一种极端化或者是剑走偏锋式的偏执和冷酷无情，完全消解了血亲关系、仁爱无比的温情厚意和伦理道德旨趣，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人际关系和赤裸裸的自私自利之人类性恶论，这是强大秦王朝之所以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一个既无良礼之制约，又缺乏仁爱之深情和包容的社会秩序注定是无法持久维持的。

二、西方“霸道”文化之内在情感与外在表现——“性私论”、“马尔萨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超人”精英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世界霸权”

中国文化的精神源头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与先秦时期。西方文化的精神源头则是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基督教信仰文化。“西方文化之根成长于东方之土，它根植于两希文化——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阿尔伯特·甘霖：《基督教与西方文化》，赵中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的“王道“思想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这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虽然中国文化中也不乏“性私论”(“性恶论”)。与之相比较，在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潮是“性私论”，虽然西方文化也不乏“性善论”。

西方文化“性私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霍布斯、亚当·斯密、弗洛伊德等人。奥古斯丁提出了“原罪性恶论”。人有原罪，人性是邪恶的，人自己不能自我救赎，必须依靠信奉上帝并得到其“恩典”才能得救，这是统治西方长达几个世纪的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基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承袭了奥古斯丁的“原罪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人的情感、欲望、原罪是万恶之源，堕落和邪恶是人的灵魂。只有皈依基督、信奉上帝，才能消除原罪、得到解脱。霍布斯、亚当·斯密、弗洛伊德、孟德斯鸠、马基雅维里、杜威等人则是近现代、当代西方“性私论”的主要代表，但与奥古斯的人类“原罪性恶论”相区别。霍布斯把人之本性的自我保存、趋利避害视为人性本恶的主要理论基础，“人对于人是狼”，认为自我保存必然会发生冲突、彼此侵犯，“人人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6页)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基石也离不开“性私论”，而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则是一种最符合人的“性私论”之“天性”的经济体系。从“经济人假设”入手，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去从事劳动生产和自由交换，“看不见的手”支配和决定市场秩序，从而形成亚当·斯密的所谓自由贸易理论。

弗洛伊德从精神现象分析入手，提出了他的无意识本能欲望之满足，与社会能否提供这种条件之间所形成的矛盾与冲突所导致的人类性恶论。孟德斯鸠则以其人性的卑鄙与滥用权力的“性私论”为前提，提出了至今仍被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国家奉为圭臯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衡原则以及法制原则。马基雅维里的“人性恶劣”及其绝对的君主专制主张，杜威的政治民主与权力监督思想基础，休谟的思想旨趣基本上也是基于性私论之基础：“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立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埃尔金:《新宪政论》，周叶谦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8页)汉密尔顿等人也是性私论话语分析的主要论者：“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他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转引自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公共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8页)“倘若不被管束，那么在凶暴残忍方面，他就会远胜过所有凶禽猛兽”。(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科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道金斯则认为自私作为基因不仅遗传而且永恒不变的：“这种基因一代一代地从一个个体转移到另一个个体，用它自己的方式和为自己的目的，操纵着一个又一个的个体。”(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这样，发源于古希腊时期的原子主义，后演变成个人主义，在肯定个人平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和机会的同时，把个体视为终极的根源和目的，个体利益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不证自明的普世规律。“在个人主义理论中，存在着一条根本的伦理原则，即，单个的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或尊严。”(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分析与批判》，朱红文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如果我们再把范围扩大一点，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追求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就成了具有普遍逻辑性的价值观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战争。这也是西方“霸道”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理论基础。

如果着眼于文化意义，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私论”，皆具有极大的价值意蕴。正是以“性善论”为基础，中国文化展现出了“以德服人”的追求德性伦理倾向、高扬精神价值的终极旨趣，以及期冀世界和谐、向往天下大同的“王道”浪漫主义美好理想；而正是以“性私论”为前提，西方文化发展出了“以力服人”的物质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等特征。然而，就其哲学根基来看，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私论”，都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缺陷，那就是把人性看成是绝对的、抽象的、先验的本原存在，而不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除此之外，“性恶论”的另一个最大失误之处就是把利己混同于自私，虽然利己可以导致自私，但利己本身并非自私。利己是人之先天本能的生存概念，其本身不能用自私来界定和评价。自私观念是后天形成的，既非从来就有，也不会永恒存在。自私可以用“恶”来评价，但这种“恶”并非先天命定，因此，也就不存在人天生性恶。

可以这样来概括西方文化中的“性私论”的作用和意义。如果没有“性私论”，也就没有现代西方社会的宪政民主、法制、社会契约、三权分立等原则及其制度框架。“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先考虑这些，然后才考虑到公正和善德。这样，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使得他们本人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如果有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的行动，他们就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力量，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它应该是万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实，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但是，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种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造勋译，《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如果没有“性私论”，也就没有“经济人”假设理论、近现代工业文明、私有制及其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所以有学者分析指出，在对人性从根本上持悲观态度的性恶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法治的宪政大厦，历史表明依凭于它的制度层面上的实践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实践中最为成功的一例。由此可见，“性私论”对近现代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当然“性私论”及其泛化实际上也是近现代、当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对于人际关系而言，这种“人性丑陋”、“唯利是图”、“他人就是地狱”式的资本逐利本性对人的精神价值的解构和人际关系、民族与国家关系的疏离作用，必然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冷漠和自私。而对于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民族与国家关系及其世界和平事业来说，其消极因素更是大于积极因素。丹尼尔·贝尔所言直是：现代主义文化不像宗教那样设法去驯服邪恶，反而开始接受邪恶，探索邪恶，从中取乐，还把它正确地看做是某种创造性的源泉。(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09页)

何新先生认为：近代以来，英美的统治精英一直深受三种社会哲学影响。一是马尔萨斯主义，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三是尼采鼓吹“超人”对“群畜”人渣宣战的精英主义。1798年托马斯·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一书,标志着“马尔萨斯主义”的形成。其基本理论是：人类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人类生存所需要的食物等生活资料却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食物供应的增长速度，从而引起食物供应不足。而食物不足则必然会引起贫困、恶习等出现，故人口与食物间的不平衡总是通过抑制人口增长而加以改善。于是他提出了两种抑制人口增长的方法，分别为道德抑制与积极抑制。前者指人们通过晚婚、独身、节育来控制出生率；后者则是通过战争、疾病、瘟疫等形式积极抑制人口增长。鉴于马尔萨斯积极抑制人口增长的残酷性、非道德性，19世纪初至中后期，以普莱斯、卡莱尔、德赖斯代尔为主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人口增长，特别是第三世界人口增长过快是造成世界粮食危机、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社会福利水平降低、生态失衡的主要原因，并且危及世界和平、甚至可能会导致人类毁灭。于是，提出了主要应当通过提倡用避孕方法来节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理论，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到20世纪后期，西方又出现了把马尔萨斯视为生态思想家的所谓生态学的现代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

客观评价，“马尔萨斯主义”提出了一个关于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及其生态环境之间如何保持平衡的理论命题，自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其消极作用也是极其明显的。福斯特曾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学家的敏锐眼光，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理论有三大缺陷：首先，福斯特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两个级数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其次，福斯特批判马尔萨斯控制人口数量的两个抑制是非人道的和违背人权的。第三，福斯特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否认了人口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历史特征。同时福斯特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尔萨斯在当代之所以作为生态学家复活与帝国主义的国际控制战略有着密切的联系。(转引自曲鹏：《马尔萨斯是生态思想家吗?——福斯特对马尔萨斯主义的批判》，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

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提出了他的关于生物与自然界经过“优胜劣汰”、“自然选择”而不断演化的自然进化论理论。作为19世纪逐渐孕育和生成而在20世纪衰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斯宾塞和白哲特、美国的索姆奈等人。“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最早见诸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著作《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美国思维》，但作为一种思想和社会思潮，则是由斯宾塞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基础上首次提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社会有机体及其规律简单类比生物有机体及其规律，把自然界存在的“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食物链”现象泛化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认为人类社会也如同生命演化一样，经历着一个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逐渐进化的必然趋势。“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竞争和进步，这本无可厚非，但其致命痼疾则是以忽视甚至蔑视弱势群体、社会公平正义为代价，完全践踏了法国大革命时早已深入人心的“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价值理念。从这一点来看，却又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退步与悲哀。对此，印度诗人泰戈尔曾揭露道，从欧洲土壤中长出的政治文明……其倾向上是吃人的；它吞噬其他民族以为滋养，试图嚼下他们整个的未来。如同“性私论”、“马尔萨斯主义”一样，“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扩张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战争与屠杀等政策与行径的主要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世界的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变迁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戏剧，而战争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场景。”(马汉：《海权论》，萧伟中等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96页)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把“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为导致欧洲陷入世界大战的重要的原因。直到今天，西方资本主义虽然表面上已经放弃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实际上又如何呢？事实胜于雄辩，相信通过今天超级大国美国的所作所为，自会明了答案。

“社会达尔文主义”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极其巨大。在面临民族生存危机、被动挨打的严峻情形之下，由严复在1897年翻译的英国学者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其中最重要的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随之广泛流传，成为西学中渐、激发中国的民族主义，要求“变法图强、富国强兵”，抵制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主要精神推动力。“欲吾国民知近世思想变迁之根由，又知此种学术，不能但视为博物家一科之学。而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学术、人事之中，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不优则劣，不存则亡，其机间不容发。凡含生负气之伦，皆不可不战兢揭厉，而求所以适存于今日之道云尔。”(梁启超：《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新民丛报》，1902年3月，第3号)陈独秀也曾号召要以中华之兽性对抗西洋之兽性：“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皙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1915年1卷2号)但“社会达尔文主义”对近现代中国的道德伦理及其现实社会的负面影响和销蚀作用也不可小觑。美国学者浦嘉珉在《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中也一矢中的：“达尔文主义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似乎无可辩驳的论证，即我们生活在一个超乎道德的血腥的世界里，自我保存是其中的唯一道德。”

王中江分析道：梁启超(包括严复等)可能没有意识到，当他们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败”法则并去警醒国人的时候，却是在冒着一种火中取栗的危险。他们忘记了他们所使用的法则，并不是“慈悲天使”的法则，而是像赫骨黎所描述的那样，它是“长着血红的牙齿，利爪上抓着捕获物”的魔鬼的法则。承认它的正当性和应当性，实际上同时也是为那些已经“优胜”的帝国主义强权行为辩护，或者至少是间接地肯定了殖民主义掠夺中国的合理性。(王中江：《进化主义原理、价值及世界秩序观——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基本观念》，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第32页)杜亚泉更深刻揭露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解构中华文明礼仪精神给中国人带来的负面变化：“盖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魂，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残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唯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直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者，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道德云者，竞争之假面具也，教育云者，竞争之练习场也；其为和平之竞争，则为拜金主义焉，其为激烈之竞争，则为杀人主义焉。”(杜亚泉：《精神救国论》，《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7页)

尼采通过《权力意义》等著作，充分展现了他的“超人”精英主义思想及其西方“霸道”主义主张。让超人降生，消灭这些群畜——衰退的种族及其个体。攻击是我的本能，与人为敌是我的天性。这些赤裸裸的毫无遮掩的宣言，可以说是对西方文化的本质解读。当今世界，美国人的领袖情怀，对维持霸权地位的无限渴望，对精英政治运营模式的极端推崇，也不能不说是“超人”精英主义思想的现实版本。通过西方文化“性私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超人”精英主义等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正如索罗金所洞察的：西方文化“本质上是一个仇恨和战争的文化，而非爱好和平的文化。”

一方面，是人性的贪婪所导致的资本的贪婪与扩张、市场经济逐利的本质规定，以及高耗能、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西方世界正如汤因比所言，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已经走火入魔。“贪婪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像在美国那样显而易见；获利的欲望、为了赚钱而赚钱，这两者也从来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彻底的贯穿于一切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且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充满着这个冲动，只有死亡才停止对利润无止境的渴望。在美国，人们也不知道还可以过一种不是资本主义的生活。”(W·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赖海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早在19世纪，马克思对这种“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资本及其资本帝国主义的剥夺与扩张本质的揭露就已经一针见血，而且至今亦没有过时：“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266页)

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贪得无厌、无限扩张的资本的尖锐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生活资料有限性和资本无限扩张之间的矛盾，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乔姆斯基在《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利润》一书中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所信奉的自由市场神话以及相应的利润至上原则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少数私人利益者最大限度地控制社会生活以实现他们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热切期望，人类必须超越新自由主义及其按照新自由主义理念所建立的当今的社会制度，人类应当把建立基于合作、平等、自治和个人自由原则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就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尽管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大挫折，但也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历史就会随之而终结。进入21世纪，自2006年春季逐步显现的美国“次贷危机”，于2007年8月开始爆发和演变成席卷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国际性金融危机，本质上仍然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内在结构性矛盾深刻的资本逐利性本质冲动及其去道德化、去制度规范的必然结果，从而证明极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积累模式已逐渐陷入僵局。“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动摇了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自愈能力的信仰。”(马尔特·菲舍尔：《还会发生什么？》，德国《经济周刊》，2009年7月13日)这是继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历次金融经济危机之后的又一次危机，其实质与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源性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经济危机并无本质上的差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凸显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弊端。“西方正在面临一场巨大的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是根本性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实力的衰落》，谭荣根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从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视角而言，这场危机虽然暂时不一定会导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彻底崩溃，但是就人类历史的文明进步发展趋势来看，实际上是继20世纪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危机，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危机。“此次全球危机，不仅是金融和经济危机，更是一种主导模式的危机，是传统文明、西方主导文明可行性的危机。”(李景源：《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5期，第6页)这是不是标志着西方长期以来奉之若圭臯的“自由—民主”范式的终结和破灭，或者说西方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霸权已经终结，或许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但前美国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罗杰·奥尔特曼在《2008年的大崩溃——西方的地缘政治挫折》中所作的分析，至少以一个局内人的角度和方式道出了一个业已存在、并让我们拭目以待的事实：2008年爆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75年来最可怕的一次，也是美国和欧洲遭遇的重大地缘政治挫折。从中期来看，华盛顿和欧洲政府将不再具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和经济信誉。这些弱点终将得到补救，但在此之前，它们将加快推动世界重心偏离美国的趋势。美国、欧洲，或许不包括日本，都在发生严重衰退。此次衰退很可能比1981~1982年的那一次更具破坏性。……此次灾难给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蒙上了一层阴云。金融系统已经崩溃，管理体制明显未能约束普遍存在的违规和腐败行为。如今，为了谋求稳定，美国政府和有些欧洲政府违背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金融部门国有化。世界许多国家正面临着历史性的大转折，即将进入国家作用增强、私营部门作用减退的时期。在此过程中，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乃至美式民主的魅力在不断减退……2008年的大崩溃还会让世界脱离单极体系。(转引自张树华：《当今世界与中俄社会科学家的使命》，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另一方面，是自身国内市场的容量及其自然资源的不足，这就决定了资本帝国主义必须寄生在全球化的整个世界中，通过高附加值的不平等交换、国际分工，不断寻找开拓能够为其提供廉价资源、倾销其商品的市场，并以此来攫取高额利润，解决资源短缺和市场狭小之间的矛盾。黑格尔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受追求利润、生产和消费的循环往复、无限膨胀等因素所驱使，论证了殖民主义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他认为：工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提高自身而超出于营利之上……也不再贪图这种生活的享受和欲望，用以代替这些的是流动性、危险和毁灭等因素。追求利润又使工业通过作为联系的最巨大媒介物而与遥远的国家进行交易，这是一种采用契约制度的法律关系；这种交易又是文化联络的最强大手段，商业也通过它获得了世界史的意义。(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46页)

而这一矛盾如果得不到解决，“鲁宾逊神话”就不会再延续，资本主义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至二战以前，市场的开拓主要是依靠其血腥野蛮残暴的战争、殖民掠夺手段来实现，如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如果比较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演化的不同历史特征，比较西方国家崛起与中国崛起的路径和代价。你会发现西方文明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灭绝、法西斯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以强凌弱、从全世界贪婪吸金的过程。(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二战之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不得不改成了“相对文明”的霸权方式，推行全球新殖民主义、“新干涉主义”，依靠其经济、科技、政治、文化上的话语权优势，竭力维持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关系与秩序。吴晓明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现代的以资本为原则的文明是贪欲的和进步主义的。资本本身的存在条件就是不断地获取超出自身价值以上的价值,从而这一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无止境的进步,亦即永不停息地欲求着剩余、增殖和积累,并从而饕餮之。第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按其本质来说是征服性的和权力主义的。第三，由于上述两个基本特征,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文明是开发性的和扩张主义的。这种开发和扩张的现实性的力量，既来自于资本之无止境的推动,又来自现代形而上学之无止境的谋划,从而成为一种力图夷平各种差别、内容和特质的普遍的开发和扩张力量。(吴晓明：《论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55页)

虽然随着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反殖民浪潮的汹涌澎湃，早期殖民统治西方列强依靠那种血腥的、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和残酷剥削争夺利益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在文明面纱所遮掩的后殖民时代背后，通过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分工与交换所得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的根本动因并没有消失，只不过采取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已。以文化殖民主义为掩饰的表象背后，深深隐藏着的仍然是经济霸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不公正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一次面对富人的欢宴。然而资本规律赢得的这种暂时的、单方面的胜利并没有带来资本主义的辉煌扩张，相反却是更加深重的危机。事实上，资本的阶级敌人出现一时衰弱之后，资本那永无止境的贪欲便彻底撑破了这个制度荒谬的不合理性。它奉行的不平等原则颠覆了它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本质上，近现代世界秩序，就是一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把世界划分和再划分为各自的经济势力范围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人人类编年史的”。(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1页)而且，通过文化霸权的输出和主导，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控制，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又有日渐增强的趋势，精神殖民要比经济殖民更加隐蔽和有效。这不能不引起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西方世界内部许多有识之士的反思。后殖民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对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中心、文化霸权主义等现象的批判精神，只不过是这种反思和批判的外在表现而已。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控制的全球化及其推进，已经不断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升格”成为全球性的矛盾。其主要表现：一是国际资本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与创造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物质文明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和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综合运用军事征服、政治控制、“经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手段，从发展中国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筑起“繁荣”、“富裕”的“资本王国”，而发展中国家人民则陷入了贫困的深渊。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向世界强制推行强权政治的“民主文明”与争取世界实现真正民主化的矛盾和斗争。深深根植于美国外交传统中的核心观念是“天赋使命观”，即认为美国人有义务来改变世界，“拯救”世界。从“美国领袖论”，到“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新干涉主义”、“新国际主义”、“民族国家终结”、“国家主权走向消亡”、“人权高于主权”、“民主国家国际组织”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充分暴露了强权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本质。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不断爆发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日益激化，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刻的持续的民主化和文明化，代表了世界范围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三是大搞“文化霸权主义”与坚持不同文化和文明取长补短的矛盾和斗争。美国企图凭借其经济优势和发达的科技力量，推行“强势文化”战略，将其文化和价值观念置于全球统治地位，并用它来“同化”甚至消灭其他文化和文明。这种做法正在遭到包括第三世界和一些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坚决抵制。而世界人民坚持的不同文化和文明取长补短、交流融合和潮流，则势不可挡。(陈文殿：《全球化与文化个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22~23页)

当然，全球化也不全是洪水猛兽。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全球化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任何想置身事外的民族和国家，必然会被边缘化。“在一定意义上……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全球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变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自己。中国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所导致的落后，以及邓小平伊始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学者谴责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支配、军事入侵、经济剥夺和资本主义的国际劳动分工，但同时将资本主义力量对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的摧毁性打击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和人类历史通往未来的普遍发展形式。马克思主义者将现代性的成就(民族独立、工业化和人民主权)与被殖民地人民的觉醒、斗争、自我解放和以劳动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实践(包括以生产工具的改进为中心的技术进步和知识发展)结合起来，以一种历史的辩证法将抗拒外来侵略和内部压迫的斗争转化为一种历史主体性的生成过程。”(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页)

当今世界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蔓延、泛滥，局部冲突一直持续不断。其中缘由诸多。但主要因素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推行新的殖民政策、霸权主义、帝国主义行径所致。“无论如何，我们都很容易和有理由地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技术本身所产生的作用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存。”(莱厄·豪：《引言：科学家预测未来》，斯蒂芬·霍金　唐·库比特等：《未来的魅力》，李大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实践证明，认识和解决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采取以力服人的单边主义霸道外交，强权政治，以暴制暴，迷信武力，打着反恐的旗号，以世界警察自居，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全球民主化”为借口，以“国家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的双重标准任意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发动战争，只会加剧国际关系的动荡与冲突，破坏世界和平体系的构建，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自取其辱。爱因斯坦也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方式日趋野蛮化，……再加上新的技术方法的惊人效率，这个野蛮化已成为文明世界可怕的威胁。”以美国为例，自1950年发动操纵联合国干涉朝鲜内战的侵略战争以来，武装入侵、干涉越南、格林纳达、巴拿马、利比里亚、索马里、海地、波黑、科索沃，2001年以来，入侵阿富汗，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等等。自建国以来。美国平均每年就发动一场战争。所以，把美国称为“一个处于永恒战争状态的斯巴达国家”(威廉·恩道尔)毫不过分。“目前，布什政府正在推行一项以显示单边意志、军事实力以及先发制人战争为特征的‘新帝国战略’，对外行为强硬专横，崇尚单边主义，超强的单极霸权登峰造极。对罗马式帝国和霸权的迷恋，使美国未能跟上21世纪的步伐，反而把霸权推向极致，其根源在于深植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新保守主义与新经济、新军事力量的紧密结合。”(俞正：《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6页)

目的决定手段，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永远不可能是平等互利、互助合作、双赢的关系。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世界的普世和平就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真正的“王道乐土”就永远无法实现。因此，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等一些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对于国家与民族关系来讲，只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以欺骗和麻痹发展中国家的一剂春药。“我们要批判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及其主导的市场经济、工业文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将西方文化绝对化的普遍主义和普世主义。”(陈文殿：《全球化与文化个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5页)全球民主化、人权高于主权也只不过是以此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维护资本主义现实秩序的一种手段而已。正是由于这一本质规定，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霸权主义、霸道主义、民族主义就不会消失。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所有大大小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战争的实质，究其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占主导、控制、支配的世界秩序，维持高耗能、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丘吉尔这句“这个世界上，没有公理，只有强权”的名言至今仍然没有过时。

鉴于此，笔者认为何新先生在2002年3月20日香港商报发表的文章“美国解决世界问题的时间表”所表达的观点，也并非毫无根据和危言耸听。据何新披露：1995年9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举行一次国际会议。该会议认为：由于世界人口严重过剩，地球环境和资源已经不胜其负担，人类正急剧分化为20%的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现代化即全球工业化已经成为走不通的死路。会议认为：要解决人类未来问题，只有两条道路：一是采用布热津斯基的“喂奶主义”——“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贫穷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二是设法逐步用“高技术”手段消灭地球上的垃圾人口。另外，根据何新2002的时间表，迄今已过去快十年的时间了，其中处于第一顺序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到目前为止，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问题的解决顺序竟与何新的预测达到惊人的一致，叙利亚、伊朗问题亦显端倪。奥巴马一句“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的真实话语，虽然略显“唯我是瞻”的霸道思维，但其实却也道出了西方霸权主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民间点灯”的自私自利的真实意图。

所以，在一个可以想象的未来，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与斗争仍会持续下去。虽然和平与发展还是世界的主流，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引发世界性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这其实决非托夫勒所言的理解问题，而是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其实，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私、贪婪、掠夺的本性，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世界霸权主义以及美国在对待不同国家所采取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与被日益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所处的贫穷、落后、欺辱所形成的鲜明对比，这才是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冲突产生的深刻根源。

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靠大量的能源消耗来维持的。美国每天消耗石油1700万桶，美国的能源消耗量是世界平均水平(不包括美国)的6.6倍和发展中国家的10倍。……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不到6%，为了维持这种高耗能的生活方式，每年要耗费全世界1/3的能源。所以，有了美国这种高耗能的生活方式，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不可能再进入这种生活方式之中。即使打破现存的能源分配格局(这是不可能的)，由于能源总量不足，全世界也无法实现美国的这种生活方式。(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下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7~588页)以美国为首的当代霸权主义，以“世界警察”、“救世主”心态自居，以军事经济霸权为后盾，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恃强凌弱，动辄不惜诉诸武力，这是破坏世界和平的主要障碍。尤其是“9.11”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推行单边主义，以反恐为借口，采取先发制人、武装直接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企图建立一个主宰全球的超霸帝国，严重破坏了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及其制度，可以有多种具体的表现方式。但任何企图把其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模式化、抽象化、庸俗化、意识形态化的努力都是错误的。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在《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一书中指出：“曾经因对外国人开放的态度和轻松的生活方式受世界各地羡慕的美国，现在已经变成邪恶的强权，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很少得到报道的世界其他地区实施惨无人道的暴行和酷刑……传统上和平的美国，通过规模巨大、难以想象的社会改造、转型，已经从根本上变成一个处于永恒战争状态的斯巴达国家。”

西方近代的崛起模式是“富强”而非“文明”崛起。从十九到二十世纪的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之内，无论是大英帝国、荷兰、西班牙、美国还是德国、日本等所代表的西方崛起模式，霸道盛行，野蛮暴力，充满了血与火、罪与罚。“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和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他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这种西方浮士德精神不可抑制的无限扩展冲动与张扬，已经“走火入魔”。正如罗马帝国执政官、历史学家塔西陀对罗马文明的描绘：“罗马人劫掠着整个世界；当不再有供他们摧毁的土地时，他们就开始搜索海洋。如果敌人是富庶的，他们就垂涎财富；如果敌人是贫穷的，他们就渴慕光荣……他们用‘帝国’的名字来形容抢劫和屠杀；他们制造出一片废墟，然后把它称为‘和平’。”这是一条全球野蛮扩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路，故无法称其为“文明的崛起”；或者说这是一种残缺的冷酷无情的拜物主义、只顾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物人”而缺失中国式的仁政王道、和谐精神智慧的文明歧路。“在没有任何约束的前提下，个体寻求在任何与所有的边际上实现最大化。这样，通过对行为进行一定形式的约束，人类的组织成为可能。若是没有约束我们将生存在霍布斯主义的丛林中，也既不可能有文明存在。”(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227页)这种建立在对外扩张、掠夺与消耗资源基础上的文明模式，早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即已有之。然而曾经看起来是如此强大的罗马帝国，最终还是土崩瓦解。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用西方人的思维就叫“上帝欲使其毁灭，必先使其疯狂！”汤因比认为近现代西方文明“实质是领土扩张和经济增长”，这种以损害落后和浪费不可替代性的自然资源为代价的文明不可持续，西方中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眼光和智慧来解救它们和人类”。(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卷，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页)

当然，如果相对于封建专制制度而言，资本主义的崛起，也有其后发的文明因素，这主要是体现在自由民主、法治权利、平等博爱等价值超越和制度理念方面。事实上，在理解西方“富强与文明”的崛起过程中，一方面是其所体现出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的正当性及其普世伦理，另一方面，则又是其资本帝国所体现出来的霸权主义本质。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受着其思维方式和时代背景的制约。而且其本身也不违反一体两面的矛盾观点。实质上，文明与野蛮、理性与感性总是在相互对立、冲突而又相互依存、制约的斗争中得以展现。文明是对野蛮的抗体和抵制，非此，人性和社会的发展就会失去动力；野蛮是对文明的销蚀和背叛，否则，文明就彰显不出其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