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道家、墨家、佛教、兵家、中华武术等“王道”文化视阈

中国文化是以儒学为主流，以儒释道三者相互争鸣、吸收、借鉴和融合为主要特征的多元、开放、混合、互补型文化。以先秦时期为表征的“轴心时代”所展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竞争格局，到了西汉武帝时代，虽然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所左右。但本质上并没有形成绝对一元垄断的文化独断，而是以儒释道三者合流的方式兼容并蓄，继续书写着多元融流的风采。“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刘鹗：《老残游记》)而最具体现这种借鉴、吸收、融合的主要范式，无论是儒学，还是道家、墨家、佛家、兵家、甚至是中华武术等，都具有类似儒家“王道”思想文化的精神特质和原生文明，可以说是异质而同趣。其中，最核心、最基本的思想观念主要有就是两个方面，一是“爱”，二是“和”。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济世救人、建构太平盛世，这应当是中华最具原生态的文明底蕴和价值维度。尽管表述方式、理论形态不尽相同，但以“爱”、与“和”为主导的文明特质与精神旨趣，则是中国“王道”思想文化的最重要特征。关于儒家王道思想文化，前面已有详述。下面主要分析一下道家、墨家、佛家、兵家、中华武术等“王道”思想文化。

一、“道法自然”、“中道和谐”——道家“王道”思想及其精神旨趣

道家是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的思想文化学派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老聃、李耳，约前571～前471。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和庄子(庄周，约前369-前286。战国时宋国蒙人，今河南商丘或安徽蒙城)。主要代表作是《道德经》和《庄子》。尤其是老子的五千言《道德经》，言简意赅但博大精深，不仅被称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百科全书、智慧宝典，而且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知，被视为古代哲学中的奇葩。老子本人被称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被美国《纽约时报》列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学者萧焜焘曾言：“李耳的思想意境之高超，洞意世情之深邃，远远超过孔丘。老子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道德经》是一部不朽的哲学全书”。

道家思想与儒家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两个主要源流，对中华民族2000多年以来的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水平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民族精神智慧等，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与影响。道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儒家文化并无二致，都是针对春秋战国时代生灵涂炭、人心不古、秩序混乱的社会现实所给予的救世救人理论。如果说不同的话，儒家主张通过仁爱、礼制拯救秩序与精神，而道家则主张通过“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挽救社会与心灵。

(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崇尚自然、返璞归真、和谐天成的生态平衡伦理观

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道家主张效法天道、天人合于自然的生态平衡伦理观。与儒家一样，道家文化中也有着丰富的“和谐”、“和平”的思想，甚至把其视为宇宙人生的最高准则与普遍规律，“天和”、“人和”、“心和”是道家和谐观的基本内容(陈鼓应)。自然和谐是人际和谐的依据与宇宙论基础，而人际和谐则是自然和谐的延伸与归宿。陈鼓应在他的《道家的和谐观》一文中对此做过专门的分析：认为先秦诸子都十分重视人际的和谐，而道家关于人间和谐的观点更有宇宙论的内涵，宇宙和谐引导人类和谐，人类应当效法宇宙秩序而建立人际、群己、社会秩序。认为大自然是人类之母，赋予人类生命，人类也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人类应当为大自然母亲留一方净土，对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敬畏之情，要尊重爱护自然，遵循客观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借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诠释的是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同时也是道家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思想的哲学实体性依据。“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则主要阐述道家的本体论及其天地人三者合一思想。天道无为无不为，虚静淡泊、顺其自然，和谐天成，才是真正的大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德经·第三十七章》)忘却功名与富贵，“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回归自然和本真，才是生命的真谛。只有弄清楚天地以无为为本的规律，才可以说是懂得了天道的本质，也才能说是理解人道的宗旨。正如庄子所言：“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

道家主张天道与圣道(人道)合一，自然和谐。道家所尊崇的自然，基本上有自然界与自然天成、纯朴天真本性两层含义。反对人世间的虚伪狡诈、矫饰仁义、浮华奢侈，倡导返朴归真、敦厚朴实。“道兼真善：道是宇宙之基本大法，而亦是人生之至善准则。求道是求真，同时亦是求善。”(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钱穆也指出：“中国人生，必纳入自然中，贵能顺应自然”。(钱穆：《晚学盲言》，台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52页)

与儒家相异，道家认为：所谓德仁义礼皆是失去大道之后的非自然行为，从根本上来讲是违反自然的、桎梏人性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经·第三十八章》)。只有天道才是公正无私、合乎自然的。而人道则恰恰相反。“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第七十七章》)，“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肤箧》)。因此，道家的这种自然主义思想底蕴，本质上无非是想通过反省和批判人世间许多不平等、不自由、伤生害性的社会现实，以及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科技进步、文明发展所引发的人与自然之间异化疏离的紧张、危机，进而追寻一种纯任自然，化解自然、社会与心灵危机，回归“小国寡民”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天人和合的理想境地。道家思想主张无疑具有极大的突破性和超越性的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值得珍视的思想资源之一。(朱哲：《先秦道家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二)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物极必反、无为无不为的朴素辩证思维，低调、贵柔、守雌、谦卑、逍遥、洒脱、不为天下先、厚积薄发、功成而身退、无为无不为的治国理念、中道方法论智慧和人生处世原则道家物极必反、贵柔、守雌、以柔克刚的意识理念，来源于朴素的观察自然界的体道与感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第七十六章》)天道如此，人道亦然。无论是治国、还是为人处世，都应当懂得无为而治、功成身退、贵柔、谦卑的形上原理与方法根据。《道德经》中这样的睿智实践辩证法法则、盛极必衰、功成而弗居的人生智慧和谆谆告诫比比皆是：“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之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道德经·第二十二章》)“直而不肆，光而不燿。”(《道德经·第五十八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三章》)

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矛头，实质上是针对和指向统治者违反自然的人为“有为”(乱为)。他认为只有实行“柔弱”的“无为”，“忘我”、“无私”、“为而不争”的“圣人之道”才能化解和克服人为、胡为的灾难，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第八十一章》)“江河所以能为百川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第六十六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第十章》)人生应当避免张扬、专横跋扈，而应当戒骄戒躁、功成而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道德经·第五十六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而退，天之道。”(《道德经·第九章》)“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道德经·第二章》)

道家贵柔、守雌、以柔克刚、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思想主张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精神、思维方式、处事原则、乃至中华太极武术等影响，都是巨大而又深远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人格特点，如顺应自然、习故安常、宁静致远、中正和平、洁身自爱、安闲自足、相忍相让、柔弱顺从、刻苦耐劳、内省自反、知足常乐等，无不在骨子里体现出一种女性偏向的特点。”(梁一儒等：《中国人审美心理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8页)可以这样归纳：道家就像中国母亲，温顺、善良、博爱、和合、胸怀宽广、海纳百川、包容一切，是中华大家庭中的黏合剂和操持者；而儒家则恰如中华男子汉，充满“大丈夫”式的阳刚之气和锐意进取的坚强意志，是中华大家庭中的脊梁和主心骨。所谓儒道互补，也并非虚言。阳刚与温柔，恰如天地一样须臾不可分离。

“功成而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功之后无所事事，其根本还是告诫人们：不要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而是要懂得物极必反的辩证法，在成功、名誉、富贵面前始终做到以一颗平常心对待，清虚自守、恬淡寡欲，不要让心受物累。要让生命和心灵在淡薄、宁静、和谐的“天人合一”的环境中得到自由的放飞与滋养。“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它是道家思想家高度的人生体验的结晶，充满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因此总能给人以人生的引导和智慧的启迪。人来到世上，一方面要求安身，另一方面要求立命。如果说儒家哲学注重指点人们如何立命，是立命哲学的话，那么道家哲学注重指点人们如何安身，是安身哲学。特别是在乱世和逆境，道家思想总能给人以生命的慰藉。并予人的精神有所安顿，使人处乱不惊，泰然自若，沉着冷静地去面对现实，面对人生，甚至最大限度地去发展人的个性，提升人的生命境界。”(公木　邵汉明：《道家哲学》，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3页)司马迁一语道破道家理论的本质特征：“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司马迁·史记》)。所以道家挫锐、解纷、和光、光而不燿的低调、贵柔、守雌、谦卑之行为与态度，并非有人所理解的不思进取、纯任无为。而是深谙虚与实、退与进的自然法则，遵循的是以屈求伸、以退为进、以虚击实、以柔克刚的中华太极智慧。《淮南子》的作者是这样解释的：“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淮南子·原道》)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希特勒德国、日本帝国的衰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不懂得进与退的中华智慧，四面出击，四处为敌，以致于最后“樯橹灰飞烟灭”。“西方文明的病其所已无药可救，就在于太贪心，完全‘不知止’，终于不能安，也终于不能得，正在得而复失。”(郑彪：《中国软实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如果我们把老子道家思想中的“守中”、“反者道之动”、“中道和谐”与孔子儒家的“中庸”、“中和”、“执中”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如果确实要分析其差别，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与道家“道法自然”的天人关系相顺应，老子“守中”的辩证思维主要还是侧重于自然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上的规律性探究，着力点在于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类比，进而诠释道家生命哲学之“无为”、“玄虚”、“以柔克刚”的真谛。而儒家“中庸”的思维模式和“修齐治平”的“有为”政治智慧，则主要侧重于人类社会、人际与群己、人的身心关系的生命实践价值意义之追寻。道家“持中”的形上逻辑为儒家“中和”的现实方法提供了哲学本体意义上的根本依据，而儒家“中和”的逻辑视角则为道家“持中”思维方式奠定了生命基础。从而使得华夏民族的思维精神与价值追寻，逐渐积淀和凝练成综合性、整体性的理论与实践理论。在充分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与保护的关系基础上，更加关注人与社会之间内在的身心与群己关系的和谐伦理秩序平衡，借此实现自然哲学与生命伦理哲学的有机融合统一。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道家所肯定的是返璞归真的自然主义，这是道家的基点。儒家则是伦理教化的人文主义。“有为”，“无为”也许这正是儒道两家价值观最大的不同吧。文化的发展是对立统一的，儒与道二者构成了一种阴阳互补，一阴一阳不仅是宇宙存在的规律，也是文化存在的规律。有人说儒家是积极的入世主义者，道家是消极的出世主义者，但仔细分析，却可以看出儒道的对立其实只是形式上的异同，而无本质上的差别。如果没有一点道家的出世情结(“独善其身”)，何谈入世济人？相反，如果没有一点儒家的济世胸怀，那又为何出世？中国文化中那种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去干入世的事业之说，其实是道儒阴阳文化(魏源)结合的极致智慧，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缺一不可(林语堂)。

(三)和平慈爱、以德报怨，反对暴力、战争、霸政，倡导以谦和、自由平等、合作与协商的方式处理群己与社会关系

道家“三宝”诠释的是慈爱、节俭与不争的处世哲学。“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第六十七章》)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天下，都要爱民如子、大公无私，反对暴力、霸政，进而达到天下大治。“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第十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有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斵。夫代大匠斵，希有不伤其手者矣。”(《道德经·第七十四章》)“小国寡民”凸显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大同式的天人合一、万物并存共生模式，这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庄子的“至德之世”的最高理想境界，也是道家对于理想社会秩序的渴望和追求的终极反映。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暴力战争，人民安居乐业，物我两忘、精神自由、万物齐一。“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八十章》)“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庄子·马蹄》)道法自然、尊道贵德、以德报怨、大行德广是道家终极的理想境界。“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第五十一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道德经·第六十三章》)“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道德经·第四十九章》)

老子倡导和平反战，主张慈悲为怀、抨击不义之战及其所造成的苦难。“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长足已。”(《道德经·第四十六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利万物而不争，谦下仁爱。“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道德经·第八章》)处理国际关系则应谦和、平等、合作与协商。“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道德经·第六十一章》)由此可见，道家“道法自然”、“尊道贵德”的“天人合一”思维，反对暴力、反对战争与霸政、主张以德报怨的和平主义精神，以及纯任自然、不为物累、追求精神自由和心灵放飞的思想旨趣，在当今世界生态环境恶劣、人际和民族国家关系紧张、心灵家园缺失的迷茫气氛中，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巨大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作为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其理论体系中也存在着许多丰富的“王道”思想。第一，道教主张“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仙道贵生”、“性命双修”，体现了道教的万物平等观和生命、身心和谐观。其渊源还是对道家老子“道法自然”以及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等思想的传承与借鉴。“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则道废，道废则生亡。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太上老君内观经》)第二，“太平世道”、“太平将至”、“三名同心”，反映了道教追求天下太平的社会和谐观。“以善道教化天下”(《后汉书·皇甫嵩》)，最终形成“太平世道”，是道教的最高理想。“《太平经》屡言太平气将至，天德之君将出，神人因以下降。故其所陈多治国之道。”(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页)第三，“太和万物”、“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与宇宙万物一体的和谐观。“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太平经》)此外，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道教在道教丹术的修炼过程中所形成的科技思想与科技成果，这是包括儒家、佛家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乏的。道教内外丹术涉及化学、冶金学、生理、心理学、脑科学，气功学、养生学、中医药学等领域，实则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之一。对此，李约瑟博士曾经指出：“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他们同希腊的前苏格拉底的和伊壁鸿鲁派的科学哲学家有很多相似之处……道家深刻地意识到变化和转化的普遍性，这是他们最深刻的科学洞见之一。”(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176页)

二、“兼爱非攻”、“行侠仗义”——墨家“王道”文化及其精神特征

墨家是战国时期的学术派别，其创始人是墨翟(墨子)，著有《墨子》一书。墨翟(约468年~前376年)，鲁国人(今山东滕州，也有宋国鲁阳，今河南鲁山县等说法)。战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也有着丰富的主张和思想，他们追求和谐平等，追求和平友爱，反对祸国殃民的战争。《艺文志》在描述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特征时，有过相当概括而又干练的语言：“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如果说孔子儒家的“中庸和谐”是建立在“仁爱”基础之上，道家的“中道和谐”是建立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之上，那么墨家的“和合”则是建立在“兼爱非攻”的基础之上，从而实现治世救人之目的。墨家“兼爱非攻”的和平主义王道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兼爱非攻”、和平博爱

墨子认为，之所以出现战争、动乱、冲突、贫穷等社会弊端，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人与人之间缺乏爱。因此，只有“兼相爱”(《墨子·兼爱中》)，才能实现“天下大治”与普世和平，否则就会天下大乱。“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墨子的“兼爱”直指儒家的“爱有差等”，强调爱的平等、无私、一视同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兼爱非攻”的本体依据还在于顺天意、合民心，这是墨家“天人合一”思想观念的主题内涵。“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天有邑人,何用弗爱也?且吾言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杀不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则天也。若以天为不爱天下之百姓，则何故以人与人相杀，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墨子·天志上》)反之，滥杀无辜、以强欺弱，以众暴寡、以贵傲贱就是忤逆天意，违背民心。

墨家主张正义，反对不义战争。“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中》)；“攻伐有义与不义之分，亦即兼与别之分，爱人利人为义，害人杀人为不义。”所以，本质上“兼爱”就是基督教或者佛家平等意义上的博爱。“非攻”是中国古代和平主义思想的充分体现，可以超越国家、民族、地域、文化等，形成人类的普适价值。墨家把“兼相爱”与“交相利”看成是互为基础和前提的关系，反对儒家以义制欲的价值观，主张“爱利万民”、利济天下、义利双行、贵义重利。“此仁也，义也，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墨子·天志中》)。墨子的“兼爱”强调对等互报的道德原则。“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

(二)“和合”、节俭和平等

与儒道相似，墨家也非常重视和谐。“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墨子·尚同上》)“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墨子·天志中》)。另外，墨家特别主张节俭和平等，“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墨子·节用上》)，反对奢侈浪费，崇尚节俭，爱惜民财：“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子·节用上》)墨家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期冀建立一个平等、和睦相处的“兼爱”世界。“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贼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墨子·兼爱中》)；“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墨子·天志下》)

(三)身体力行、行侠仗义、济世救人

难能可贵的是，墨家的和平文化并非坐而论道，流于空谈而不付诸行动。墨子本人既是一个有着强烈忧国忧民精神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以天下为己任、身体力行、济世救人的行动者。他摩顶放踵，舍生忘死，以维护道义、救世为宗旨，奔走各个诸侯国之间，呼吁和平，弥兵息战、扶贫助弱，反对恃强欺弱的不义战争，直陈战争之害，百姓之苦。“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中》)。期冀通过“兼爱非攻”的理想方式和平统一天下，甚至不惜为了维护正义而赴汤蹈火、自我牺牲。体现出中国文化中独特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精神，是中华“武侠”精神的源头。以至于连自视甚高的孟子都为之感动，“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班固甚至直接把墨子与孔子相提并论，“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淮南子·泰族训》)历史上流传的止楚攻宋、力劝齐国放弃进攻鲁国、阻止鲁国攻打郑国等壮士之举，不仅凸显出墨家学派“兼爱非攻”的和平主义思想的大爱情结，即使对于今天的国家关系、国际秩序及其和平事业来说，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参考价值。

三、“慈悲为怀”、“平等博爱”、“普度众生”、“顿悟成佛”——佛家和平主义“王道”文化的精神旨趣与终极超越

(一)追寻众生苦难根源，探求人生解脱方法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其创始人是乔答摩·悉达多(约生活在公元前566~486年),出生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城(约今印度、尼泊尔边境地区)。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其尊称。据说当他看到人世间许多生老病死的痛苦现象之后，29岁自动放弃王子的优越生活出家学道，寻求解脱人生苦恼的方法，35岁时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创立佛教。东汉初期，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的基本理论是“缘起说”、“四谛说”和“三法印”。“缘起说”是佛教各种经论和宗教修行的理论基础。所谓缘起说，主要指的是人世间的一切诸法(事物)，都是因缘所生起。世界万物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构成。而“地水火风”四大元素聚而成物，散而成空。万事万物伊始皆空，由四大元素因缘而生，最后又复归于空。生死流转，人生亦不例外。于此万物缘起，诸法无我，诸法皆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亦是此意。“诸法亦如是，因缘合乃成，因缘离散即灭”(《增壹阿含经》第二)；“见缘起则见法，见法则见佛。”(《稻芋经》)所以，缘起说本质上是佛教的世界观和宇宙形成论。这种缘起论的本质类似于现代西方哲学上的现象学“把人和自然事物现象作为构成的东西，如实地把握它，是佛教的思想方法，也可以说是现象学的方法。”(池田大作：《佛法·东与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其中的“十二缘起说”：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又称三世两重因果论或业报轮回思想。其主旨是说明人为何会有生老病死等痛苦。释迦认为人因无明而缘行、行则识、识有生、生有死、死亦会生。如此，生死轮回，永无休止，永无摆脱痛苦之时。因此，生本身就是导致痛苦的根源。只有无生即无死的“涅槃”境界，即“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才是极乐世界、终极归宿。佛经解读了极乐世界的缘由及情形：“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佛说阿弥陀经》，《大正藏》第12卷下，第346页)“由彼界中，诸有情类，无有一切身心忧苦，唯有无量清净喜乐，是故名为极乐世界。”(《称佛净土佛摄受经》，《大正藏》第12卷下，第348页)如果把“十二因缘说”与“四谛说”相联系，则会更加明晰释迦的本意。“四谛说”主要是佛教对于人生本质意义、人生痛苦现实的认识，以及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解脱方法、途径和最后摆脱人生之苦、达到极乐归宿世界的理想境界的诠释。在佛教用语中，谛就是真理的意思，四谛说就是关于苦谛、集谛、道谛和灭谛的人生修行之理论。其中，苦谛是佛教对人生生存状况的结论。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人生有生、老、病、死、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取蕴苦八苦(还有三苦、无量诸苦等说法)。集谛是佛教对于人生痛苦原因的诠释，就是愚痴无明、贪欲、嗔恚(佛教称为三毒)。道谛是佛教摆脱人生痛苦、通向“涅槃”之路的方法。佛教有“八重经”之说，即正观、正思、正语、正行、正坐、正求、正心和正省。主要是从身、口、意三个方面、通过戒、定、慧“三学”约束、规范思想行为。既然造成人生之苦的根源为人性的贪、嗔、痴，而贪婪的欲望则是造成丑恶、掠夺和战争等人间悲剧的根本原因。因此，“禅定”、“修止”、“四大皆空”，克制欲望、缩减杂念、修身养性、淡泊明志，就成为解除人生之苦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但能着破衣，餐粗食，了然守心，佯痴，最省气力而能有功。”(弘忍：《修心要论》)灭谛是指超越时空、超越生死轮回、摆脱人生痛苦所达到的无苦境界“涅槃”。“贪欲永尽，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是名涅槃。”(《杂阿含经》卷18)可见，“四谛说”本质上是佛教的人生观。

三法印包括“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诸行无常”是指人世间的一切事物(诸法)都是不断迁流运动、变化无常的。“诸法无我”是指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自我缘生起灭，并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独立不变的实体或精神主宰者。“涅槃寂静”实际上是指佛教通过消灭贪、痴等身心烦恼，最后所能达到的极乐世界。佛教主张因果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三界之内，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曰畜生，四曰饿鬼，五曰地狱。全五戒则人相备，具十善则生天堂。全一戒者，则亦得为人。人有高卑或寿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反十善者，谓之十恶，十恶毕犯，则入地狱。”(石峻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页)佛教的十诫(或十善)实际是佛教止恶行善的基本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是佛教伦理的基本道德意蕴，实际上也是佛教超越生死轮回、到达“涅槃”境界的根本途径。

(二)以“慈悲为怀”的博爱情怀，成就“普度众生”的成佛之道

佛教有小乘与大乘之分。小乘佛教重内修、“自度”、“自利”(相当于儒家的内圣、独善其身)。以自我超越为主旨，进而追求众生超脱。而大乘佛教则更重“度人”、普度众生、利他觉他(相当于儒家的外王、兼济天下)。主张“悲智双运，福慧并修”、牺牲小我、教化拯救众生。“愿我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地狱末空，誓不成佛”；“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甚至可以“割肉喂鹰”、“舍身饲虎”，将“小我”个体生命融入宇宙生命本身之“大我”之中，追求真善美之圆融统一的理想境界。受中国儒家主流文化影响，大乘佛教的号召力远胜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如同儒家“仁爱”、墨家“兼爱”一样，都是基于对同类及其万物的同情和怜爱，是一种悲天悯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式的伟大博爱精神。“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大智度论》卷二十七)“慈悲无我”、“博爱众生“是实现人际关系和谐、世界和平的根本途径。无我才能无私，无私才能为公，”天下为公”才能实现世界和平。杨光锷在《武侠文化与儒道佛伦理》中曾说：“佛之侠讲究顿悟与超脱，冤孽与超度，较高层次则讲究无欲无求，无名无相，无人无我，既不是实现自我，而是忘我无我。其根本之道，就是“忘我之道”，而有“慈悲之心”，不为兼济更不为独善，而是为了普度。其侠道植根于自我良心和妙悟之能事上，是对人类欲望、同类相残、苦海无边、生灵涂炭的一种反弹后的大彻大悟；是一种心空而悲天下，心宁而挂众生的无道而有道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

所以，佛教的根本宗旨不在于其表象上的悲观厌世的出世情结，而在于通过对人生与社会苦难的分析与求证，寻找一条通往“佛国净土”的理想途径，借此完全可以说佛教也是一种救世救人的理论。“出世”修持最终还是为了更好的“入世”治病救人。“佛家对于人生趋向的看法，着重无漏(清净、纯善的)，所以归结为出世。但它所出离的并不是整个的现实世界，而只是属于世间即所应破坏、变革的一切污染、不善成分。人生要走向这个趋向，有待于一种自觉，即所谓发心，明白了这个趋向的合理、当为，有了觉悟之后。一切行为才可以归向这一目的，成就这一目的。”(吕澄：《吕澄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三)“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出路在于自我解脱

摩诃迦叶是印度禅的始祖。据说释迦牟尼讲法时，手捏一朵花，不发一语，只有摩诃迦叶会意一笑。于是佛祖有言：“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实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就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识心见性、悟空禅定为宗旨的禅宗教派。印度禅在迦叶之后传了二十七代，其后至菩提达摩为第二十八祖，来到中国洛阳、后至嵩山(今河南登封市)少林寺面壁九年修持佛法，创立中国禅宗。因此，达摩实为中国禅宗始祖，嵩山少林寺为禅宗祖庭。中国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慧能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被封为禅宗六祖。慧能主张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识心见性、顿悟成佛、无念为宗，废除许多清规戒律，为禅宗的弘扬光大做出极大贡献，史称“六祖革命”。

受印度佛教大乘思想影响，中国禅宗提出了“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以及“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思想主张。即使是一介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只要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禅宗的终极关怀是明心见性、回归本心，主张“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在禅宗之前，中国佛教(包括印度佛教)，大多主张泯迹人间、遁世潜修，具有浓厚的“不食人间烟火”、超越尘世、追求精神解脱之出世主义的情结。无论是达摩祖师，还是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皆以“壁观”、“隐思空山”、“处幽居寺”为修持之根本方法。而且种种清规戒律事实上也阻碍了佛法的弘扬与光大。至六祖慧能，为之大变，主张修行佛性根本在于体道悟道，这样即使身处红尘闹市亦可。如果没有悟性，遁迹山林也无法成佛。他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坛经》第36节)；又曰：“造寺、布施、供养，祗是修福，不可将福以为功德。功德在法身，非在于福田。自法性有功德，……自修身是功，自修心是德，功德自心作，福与功德别。”(《坛经》第34节)于是，原来出世主义的思维方式逐渐演变成入世主义的、颇具人情味的“人间佛教”。“面对现实，活在当下”，从而实现了入世与出世、自修与普度的有机统一。以玄觉的“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玄觉：《永嘉证道歌》)，神会的“若在世间即有佛，若无世间即无佛”、“不动意念而超彼岸，不舍生死而证泥洹”(神会：《荷泽神会掸师语录》)为证。是故禅宗亦有了以佛国极乐理想信仰超越指导出世精神家园，以慈悲普度、济世利他为入世超度众生的自我舍弃与拯救世俗人生、造福社会的伟大情怀。“总之，执著于有、我、混迹于世，实为执迷不悟；看破红尘、离家出世，至多也就是‘独善其身’；只有看破红尘而又不离红尘、身处尘世又有所作为(救世)，才是真正‘兼济天下’。佛教中菩萨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地位就在于他发誓普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便不成佛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这正是佛教特别是禅宗真正的积极意义所在。中国在迈向物质文明的同时不正需要这种积极的献身精神吗？”(李浦群：《佛教空观的意义分析》，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20页)这使得禅宗既具备了理想主义的特质，又内含有现实主义的生命因子。这是中国禅宗自慧能以来发扬光大的根本原因。当然，禅宗这种追求入世与出世统一的思想主张，不能不说是受到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也是禅宗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即使是宗教，如果完全脱离现实，单纯追求终极超越，也会失去其生命力的，何况是以指导现世为己任的林林总总的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借用佛家经论即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恰如觅兔角。”(《坛经·般若品》)

与基督教无条件信奉上帝以求救赎解脱不同，佛教认为世上没有独立于外的成佛之道。救世主只能是你自己，圆满的智慧与人格必须自己创造。唯有自尊自信自立，才是解脱自我的根本途径。“工作须你们自己去做，因为我只教你们该走的路。”作为一种宗教，佛教自有其诸多谬误之处，但佛教的许多伦理思想，对于克服当代“单面人”的心灵危机，抑制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以及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潮，维护人际关系、社会和谐、世界安定，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积极意义，“宗教理想并不是一种超越时间的、没有变化的完美的崇拜，而是一种奋力使自己融入人性并且改变世界的精神。”(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四)“一切众生悉皆平等”，佛教的生态伦理和非暴力主义和平特质

佛教的“普度众生”，其深度和广度远超过其他宗教或者学说。佛教认为所有众生，包括人、动植物及整个世界，都是一律平等的。“佛性平等”、“一切众生悉皆平等”，“不应问生处，宜问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贱生贤达。”(《杂阿含经》卷42)释迦也曾言：“汝今当知，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长阿含经》卷6)而且佛教的平等观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其他，而是一种彻底的、蕴含着宇宙生命尊严本真、终极超越意义上的平等。“宇宙全体，还有其中的万物都有尊严性，它是这种意义上的存在。就是说，自然界的无生物和无机物也都有尊严性。大地、空气、水、岩石、泉、河流、海，这一切都有尊严性。如果人侵犯了它的尊严性，就等于侵犯了我们本身的尊严性。”(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29页)

佛教戒杀生、放生、素食等主张，本质上基于“一切众生悉皆平等”的理念，也是佛教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伦理观的反映。因为“凡杀生者多为人食，人若不食，亦无杀事，是故食肉与杀同罪。”(《大乘入楞伽经》卷六，《大正藏》第16卷上，第624页)按照这一思想主张，即使是一般动物，也要戒杀生，何况于人？直至主张“以德报怨”、牺牲自我。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尊重、理解、宽容、互信与合作，也就成了佛教教义的基本信条，当然也应当成为人类交往的基本规约。可见，佛教的核心理论、基本戒律及其价值灵魂是“慈悲为怀”、“平等博爱”、“普度众生”的和平主义、合作非暴力思想。以入世救人为宗旨，以出世修持为途径，探索解脱人生苦难、追寻生命本质的真谛。“佛教之目的并不会停留在悟到世界和生命的空本相。悟空只是佛教实现其伦理目的手段和途径。在悟空之后(或更确切地说是同时)，佛教尤其是中国化的禅宗坚持要指向宗教的伦理归宿，回到人与人的现实生活中来，提高人的道德境界，以便更好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救世’的伦理目的。”(李浦群：《佛教空观的意义分析》，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19页)正是由于佛教慈悲为怀、利人为本的基本精神所规定，佛教自产生以来，一直与其他宗教和谐共处。“佛教触及人的内在真理，考察人生的苦恼和人类的前途，教说人的生活方式，透彻探究人的生命而达至人的平等和尊严，因而其教义自诞生之日就是超越民族偏狭的。”(池田大作：《佛法·西与东》池田大作序言，王健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与儒家中庸和谐的思想旨趣相同，佛教在方法论以及思想境界上也有崇尚中道和谐、圆融辩证、“六和敬”等和谐思想。“外同他善，称为和；内自谦卑，称为敬。”(智顗：《法界次第初门》)主张把“中道正观”、“中道正行”、“六相圆融”、“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等辩证和谐思维作为认识和处理身心、人生、人际、社会、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基本路径。当今世界有些宗教介入世俗政治、军事、甚至打着圣战的旗号进行暴力恐怖袭击，这是导致世界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从反面更加说明了佛教和平主义思想的当代世界意义。无怪乎罗素在《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中曾非议基督教、推崇释迦牟尼佛和苏格拉底，他的主要着力点恐怕是针对这一问题而言的。中央统战部长刘延东在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开幕式致词中，也充分肯定了佛教的积极因素：“佛教教义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和和平理念，佛教的慈悲、智慧、平等的观念，与和谐、和平、和睦紧密相连。在历史的长河中，佛教为世界和平、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慎战”、“义战”、“谋略用兵”、“富国强兵”、“不战而屈人之兵”——兵家“王道”文化关于战争的基本理念及和平取向

中国兵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主要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还有学者把汉初张良、韩信等也列为此列)。主要代表人物有孙武、司马穰苴、孙膑、吴起、吕尚、尉缭等。其主要代表作分别有《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等，其中孙武的《孙子兵法》最为杰出，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被称为“兵学圣典”、“世界古代第一兵书”。

(一)兵家关于战争的基本主张及其和平主义旨趣

1.兵家把战争上升为关系国家命运、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认为必须深思熟虑，慎重对待，决不可轻率用兵。“以战止战”、“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兵家的基本战争思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始计篇》)“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兵法·火攻篇》)另外，战争劳民伤财、耗费极其巨大，这也是“慎战”的主要考虑。“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孙子兵法·用间篇》)。战争的破坏性极大，劳民伤财，生灵涂炭。正是对战争恶性的深刻反思才有了兵家“以战止战”、乃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维定势。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而天下亲”(《尉缭子》)才是中国兵家和平主义的最高境界。这是兵家和平主义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兵家思想学说的最本质特征，体现出高度的民族生存智慧。“软实力”理论的创始人、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伊指出，大国崛起必须有令人感动及心仪之处，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不是靠船坚炮利。孙武认为，战争只是实现和平、“安国保民”的手段，而且是迫不得已的手段。以强大实力震慑敌人，使之不敢轻易发动战争，“不战而屈人之兵”、“攻心为上”，从而达到遏制战争的目的，才是最高的理想境界：“夫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孙子兵法·谋攻篇》)；“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贲温，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孙子兵法·谋攻篇》)

《六韬》同样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六韬·文韬·守土》)。用兵的理想境界是不战而胜，胜而无伤。“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六韬·武韬·发启》)。《司马法》中对此做出了大量的论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身，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义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司马法·仁本》)

2.在兵家看来，政治清明、民心的向背、战争的正义性应当是首要考虑的第一要务。主张仁义之师、提倡正义战争

兵家主张仁爱为本、正义为道。《六韬》是这样解读的：“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敛富如取己物”(《六韬·文韬·国务》)；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六韬·文韬·文师》)

孙武以道为根本，诠释道义的重要性：“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兵法·始计》)《管子》对此多有建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知之君必立于胜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管子·七法》)。“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知之君，必立于胜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管子·七法》“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正伤法。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管子·法法》《淮南子》也是把战争的正义性与国家存续联系在一起：“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尉燎子》更是简明了当，把不义战争视为强盗行径：“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尉燎子·武议第八》)

兵家主张师出有名，认为正义战争是为了伐乱禁暴、除暴安良、善待百姓、安国保民。“案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安危”(《管子·霸言》)；“仓颉作书，止戈为武。圣人以武禁暴整乱，止息干戈，非以为残而兴纵之也。”(《汉书·武五子传》)“凡兵之兴，不得已也。国乱之是除，民暴之是去，非以残民而生乱也。”(《投笔肤谈·本谋》)“发兵为诛暴，诛暴为保民”(《明太宗宝训·卷四·谕将帅》)。这与荀子对战争的认识是一致的：“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荀子·议兵》)战争的最终目的不是扩大战争、为战争而战争。而是为了以战止战，以戈止武，实现和平。“兵以销兵，然后兴兵；战以止战，然后合战。”(《投笔肤谈·上卷·本谋第一》)

即使是吊民伐罪、进攻“不义”之国取得胜利，也应以仁爱待其民。“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获”(《荀子·议兵》)，以达到“攻其国，爱其民，干戈止，天下和，四海一”之目的。“不侵大国之地，不耗小国之民，故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众强，故天下皆欲其强。”所以，中国历史上许多具有杰出军事天才的将领，如秦将白起，由于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军而一般不被列入中华名将，最根本的其还是缺乏仁德之心所致。兵家的战争正义观与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仁义道德政治与伦理观的精神实质是何其相似。或者说，兵家的正义观念是受到儒家仁义道德思想的启发。“在兵家剑拔弩张、权谋诡诈的背后，始终隐藏着一个制约与牵引它的根本原则，那就是儒家所主张的道德仁义、礼智忠信。”(李桂生：《孔孟为体，孙吴为用——兵家和合思想的形态、建构与内涵》，滨州学院学报，2010年10月，第26卷第5期，第35页)

当然，在对仁爱、道义的理解上，兵家并没有像儒家那样执着于道德的非功利性和纯王道理想。而是主张功利与道德之间的平衡与统一，“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孙子兵法·火攻》；“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九地篇》；“伐谋”、“伐交”优于“伐兵”。其现实意义是功利与道义不可偏废。在兵家看来，施行仁政更多的是以此为手段，争取人心，鼓励士兵和百姓为国而战。“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兵法·地形篇》)

3.兵家的“慎战”绝非反战、怕战、避战，也不是忘战，而是主张好战必亡(慎战)、忘战必危(备战)

尽管兵家把战争及其规律性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兵家并不崇尚武力、恃强凌弱，穷兵黩武。相反，兵家把迷信武力、穷兵黩武、逞强好战、滥杀无辜、动辄发动战争视为兵家大忌，亡国之前兆。“兵不可以黩，黩则玩，玩则败。苟不察国之虚实，不谋敌之强弱，而唯战是务，则国危矣”(《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孙膑兵法·见威王》)“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占亡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吴子·图国》)《老子》也从方法论的角度解释了其原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第三十章》)

兵家既反对穷兵黩武，也反对马放南山、乐以忘忧：“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恺，春嵬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司马法·仁本》)慎战但不是不备战，而是必须常备不懈、严阵以待、有备无患、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盐铁论·卷九·险固第五十》)“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九变篇》)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战争并没有彻底消亡。“自剥木以来，何日而无战？太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昆吾之难，五十战而后济。”(《路史·前纪》卷五)“兵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焉，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吕氏春秋·卷七·荡兵》)

备战的主要措施和目的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打造一支利器精兵，威慑敌人，使之不敢轻举妄动。“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此军之大资也。”(《淮南子·兵略训》)“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管子·治国》)。“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民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管子·治国》)“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宝币奚为？’”(《管子·形势解》)“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以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管子·重令》)

军队贵精不贵多，同时精兵还应当手持利器，也就是优良的武器装备。二者的和谐统一才是军队战斗力强大与否的主要标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凡事皆然，况战阵乃国家安危、人命死生所系者乎?尤不可不利其器也。”(《明经世文编·丘文庄公集·兵器议》)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在威胁着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祖国统一大业远没有完成，我国与周边许多国家尚存在许多领土主权争议。所以，必须时刻兵家牢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警世通言，在发展经济科技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提高综合国力，以防止近代史被动挨打的历史悲剧重演。止戈忘战，疏于防范，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史被动挨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谋略为上，实力为本，和平外交是必要措施，利用政治与外交手段尽力避免战争，但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单靠外交斡旋的方法是不足以制止战争的。所以，最为关键的要素还是要壮大自己，提高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威慑敌人，借以实现和平。

4.仁民爱物，和谐制胜

虽然主谈战争，但兵家并不缺乏和谐思想。被兵家视为最高境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其实就是中华和平主义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与儒道一样，兵家思想中有着丰富的和谐主张：“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吴子兵法·图国》)“是以民劳而兴兵者疲，民贫而兴兵者匮，民玩而兴兵者散，内有谗臣，而兴兵者殆，天灾流行而兴兵者乱，有内难而兴兵者疑，上下离心而兴兵者亡。”“故国不富不可以兴兵，民不和不可以合战，兴兵而不计成败之，危急际也。合战而不审存亡之机，大难时也。”(《投笔肤谈·本谋》)《管子》一书多处谈及和谐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故主有令则民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君臣不亲，上下不和，万民不辑，故令则不行，禁则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臣不亲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离而不和，故虽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解篇》)“外内均和，诸侯臣服，国家安宁，不用兵革。”(《管子·四称篇》)“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管子·五辅篇》)“上下不和，虽安必危。主有天道，以御其民，则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富贵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则民离畔而不听从，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管子·形势解》“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谐，谐习以悉，莫能伤也。”《管子·幼官》

(二)兵家兵法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维及其战略战术规律性指导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的灵魂、主体和精华部分，也是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瑰宝，具有许多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世和永恒价值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联系与系统地思考与对待军事问题的综合思维

与西方偏执的理性思维不同，中国古代兵家讨论战争，但并不积极局限于战争。而是把战争作为一个系统要素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起来加以全局性的辩证思考问题。“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司马法·定爵》)为将者需具备仁智勇的全面素质：“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六韬·文韬·六守》)只有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等必备条件，才能考虑战争的进行与否。“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尉缭子·战威》)孙武则把“道、天、地、将、法”视为战争取得胜利的五大要素，除了天时、地利之外，还要人和。指挥将领必须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同时还应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赏罚分明、恩威并施，治军有方，文武并重，恩威治兵。“不可以武而废文教，亦不可以文而弛武备。文武并用，久长之术。”(《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信赏”、“明罚”，“杀大赏小”：“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孙子兵法·作战》)“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孙子兵法·行军》)兵家主张文治国武安邦，“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孙子兵法·行军》)。中国近现代史的衰落，从政治文化角度而言，统治者实行暴政专制，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政和谐理念，造成了统治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离心离德，削弱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凝聚力。而从军事思想上而言，遗忘了兵家忘战必危的警言，沉迷于虚幻的太平盛世之中，丧失了忧患意识。

2.谋略用兵，以智取胜的战争指导原则

中国兵家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思想就是讲究战争的谋略。尽量避免力战，主张以正守国，以奇用兵。“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与无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六韬·龙韬·军势》)“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汉书·艺文志》)“兵之为凶器，不可以妄用也，则有法。其事起于斗智角力也，则其法不得不资于权谋。用兵而不以权谋，则兵败国危而乱不止。君子不得已而用权谋，正犹不得已而用兵也。用之合天理则为仁义，合王法则为礼乐。”(《赵本学·孙子兵法校解引类·孙子书序》)于是，伐谋伐交，攻心为上，瓦解敌人，消灭战争与无形之中就成为准备战争的首选，“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全胜不斗，大兵无创”是最理想的结局。(《六韬·武韬·发启》)

兵家深谙辩证思维在军事斗争的规律性及其重要意义。主张进与退、攻与守、强与弱、奇与正、虚与实、众与寡、劳与逸的对立统一及其相互转化。“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审时度势，强调灵活用兵，善于变化，因敌制胜。“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兵法·始计》)张预在《孙子十家注》把孙武的变解读为“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之之谓也”；《何博士备论》是这样理解的：“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若夫离法而合法”。而《荀子》的见解更是绝妙，“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荀子·议兵》)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掌握克敌制胜主动权，先机制敌，后发制人：“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孙子兵法·始计》)

战争必须奇正并用，机动灵活，出奇制胜，兵不厌诈，因敌制胜。“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孙子兵法·兵势》“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定见也。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不制者，兵也。”(《六韬·龙韬·军势》)知己知彼，因势定策，与敌俱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谋攻》)顺天应人，把握战机的时中智慧。“圣人之在天地间也，其宝固大矣。因其常而视之，则民安。夫民动而为机，机动而得失争矣。故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为之先倡，而天下和之。极反其常，莫进而争，莫退而逊。守国如此，与天地同光。”(《六韬·文韬·守国》)主张兵贵神速，速战速决，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兵贵胜，不贵久”；“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孙子兵法·作战》)。“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六韬·文韬·兵道》)还是恩格斯看的深刻：“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007年版，第107页)中国古代以奇用兵、“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比比皆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军队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争中的表现，正是中国古代兵家智慧的现代传承。

兵家思想中的义战、慎战、备战等和平主义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延续不绝生存智慧的生动体现，也是世界和平的根本之道。“我相信，欧洲人民会在中国——在中国的文明里找到它。中国文明中的这种使军国主义失去必要性的道德力量，便是‘良民宗教’。可是，人们会问我：‘在中国不也存在战争吗？’的确，在中国是存在战争的，不过自从2500年以前孔子的时代开始，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过像今天在欧洲所看到的那种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nt)，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necessity)。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生活在战争中。”(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五、“徳艺双馨”、“行侠仗义”、强身健体、修身养性、自强不息——中华武术文化的人文精神与武学精髓

中华武术文化本身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和谐”、“天人合一”、“文明礼仪”等人文土壤的丰富营养，中华武术文化表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质与精神底蕴。与其他中国文化一样，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文化，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对于武术精髓的深刻识见，而且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真善美和谐统一的系统理解。是华夏民族精神智慧、价值理念、人生信仰乃至审美情趣的具体体现。中华武术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璀璨之光，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最为瑰丽多姿的奇宝。

(一)多元包容、融会贯通

中华文化是一种多元融合的文化。自“轴心时代”所奠定的儒、道、墨、兵、法以及佛家思想的相互争鸣、渗透、融合，给中华武术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和文化基因。于是中华武术的起点从一开始便站在了哲学世界观、认识与辩证方法论的高度上，从而使得中华武术具备了一般武术搏击、体育和竞技所缺乏的系统性、多元丰富性和深刻性的丰厚文化底蕴及其独特魅力。因此，中华武术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升华、结晶与归属。或者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武术的母体。中华武术的这种系统性、多元丰富性和深邃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中华武术文化兼采儒、释、道、墨、兵等中国文化之长，其思想丰富多彩、内容博大精深。中华武术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派别林立、修炼方法、表现形式等也是丰富多彩。

儒家文化的“仁”、“礼”、“徳”思想是中华武术重视武德的主要精神资源。一个武者，首先必须是一个勇者，但仅是一个勇者是绝对不够的，所以习武必先习徳。“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学拳以德行为先，以涵养为本”；“以德服人”；“徳艺双馨”是武者的终极境界。中华武术“八不传”的说法，更是重视武德的具体体现：“第一，不授不忠不孝之人；第二，不传根底不好之人；第三，不授心术不正之人；第四，不传鲁莽灭裂之人；第五，不传目中无人之人；第六，不传不知礼无恩之人；第七，不授反复无常之人；第八，不传得易失易之人。”(吴公藻：《太极拳讲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85年版，第74页)少林武术有十戒之说，苌家拳的《初学条目》也贯通着武德之思想：“学拳宜以德行为先，方是正人君，学拳宜以涵养为本，举动问要平心静和，善气迎人”。“不知者不与言，不仁者不与传。谈元授道，贵乎择人。”《峨眉枪法·戒谨篇》

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不仅是儒家的道德理念和理想人格，也是中华武术崇尚武德的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不管是习德的内容，还是双手行拳礼的形式，中华武术都深深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金恩忠《少林七十二艺练法》载少林妙兴大师言：‘技击之道，尚德不尚力，重守不重攻。’又载‘兵刃之举，圣人不得已而为之，而短打宁可轻用乎？圣人之用心苦也。截脉者，不过截其血脉，壅其气息，使心神昏迷，手脚不能动，一救而苏，不致伤人。’”(江百龙：《武术理论基础》，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孔子首先非常欣赏勇，把勇视为君子人格的必备品质之一。但是，孔子认为，只有勇而无仁与智，则是一介武夫、匹夫之勇，鲁莽蛮横。只有实现了仁、智、勇三位一体，才是一个大仁大智大勇之人。“君子道者三，我无经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也就是说，孔子的理想人格是既有仁爱、充满正义智慧并且勇敢无畏的人。“在仁爱的伦理道德法则中，追求文武双全，提倡仁勇兼备，是武术中儒家思想的主要文化内涵。”(倪南权：《浅议武术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四川体育科学，1999年第1期)

孟子通过对北宫黝、孟施舍和曾子三人之勇的层次进行比较，道出了他心目中的大勇者形象：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文王之勇”；是一种“富贵不改，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刚柔并济、顶天立地充满了“浩然之气”的大丈夫人格。荀子则把勇分为“上勇”、“中勇”、“下勇”。“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共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荀子·性恶》)可见荀子的理想之上勇仍然坚持了孔孟仁智勇三者合一的基本模式。当然，道家的道德观对武术的熏陶也是不可忽视的：“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天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道德经·第六十八章》

中华武术的根本宗旨、价值取向和习武目的，不是为了逞强好斗、好勇斗狠。而是为了强身健体、防身自卫、修身养性、扶危济贫、除暴安良、精忠报国。《左传》对武术的作用论述更加详尽：“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道家的道家本体与生成理论，“道法自然”、“气论”、“天人合一”、“物极必反”、“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等哲学思想对中华武术(太极拳、八卦掌、武当拳等)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是中华武术的本体根据与辩证思维精神的主要理论基础。以道家理论为依托的道教对武术的影响更是深刻，蒲李周在《论儒教、道教、佛教对武术的积极影响》一文中，认为内家拳(如太极拳)的许多理论受道教影响：“武术对道教文化的吸收,除了表现为概念上的移植与借用,更以之指导武术的动作、招式、步法、套路和技术应用。如‘形意拳位于八卦图之中宫,直线练习,直贯阴阳’；八卦掌的‘有阳手,上下翻’及‘踏八卦走圈’以及‘五行步法’、‘五行合一’等，都深深打着道教文化的烙印。尤其是道教气功,特别是内丹功，被广泛用于武术的技能锻炼中，甚至出现了所谓‘金钟罩’、‘铁布衫’功夫。道教气功与武术相结合，推动了中华武术史的变革与进步，也使道教文化成为中华武术文化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蒲李周等：《论儒教、道教、佛教对武术的积极影响》，山东体育科技，2006年第3期第28卷，第54页)

武当武术在技击上所谓：“以柔克刚，以迟克疾，以静待动，以曲取直”；“柔中有刚攻不破，刚中有柔力无边”；“太极武事，外操柔软，内含坚刚，非有心之坚刚，实有心之柔软也”，实则是道家老子“处柔”、“守弱”、“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以静制动”、“无为无不为”等哲学思想在中华武术上的具体运用。太极拳的“柔中寓刚,绵里藏针”、“静如山岳，动若江河。蓄劲如开弓，发劲如放箭……极柔软然后极刚强”、少林拳的“刚中寓柔”，本质上不过是道家柔与刚、《周易》阴与阳之辩证思维在中华武术中的具体体现而已。佛家(主要是禅宗)的“禅定”、“坐禅”“空观”、“三昧”理论等，即禅宗主要修行方法之一，后被道教吸收，成为道教内丹学性命双修、复归本性、与道合一思想的理论渊源。“大略以禅道结合、先命后性为特征，主张从传统内丹修命入手，修命时强调须用先天精气为药物，炼精气须用元神所生真神为主人，末后则以上求禅宗所求无生空寂、神通妙用之境为究竟归宿。一言以蔽之，可谓由道入禅。”(任继愈：《中国道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7页)道教内丹学南宗的创立者张伯端就认为“性命本不相离，道释实无二致，彼释迦生于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为最上乘法”。北宗全真教王重阳也是援佛入道，以丰富和完善道教内丹学说。而不管是儒家的“克己”、佛家“禅定”、“坐禅”“空观”、“三昧”，道教“守一”、“修炼”，还是道家老子的“至虚极，守静笃”、庄子的“心斋”、“坐忘”等等，虽然在具体的方法上有所差异，但在本质上都是要求克制物欲、屏除杂念、心神平静、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借以实现超越自我、回归生命本真的终极归宿。是故“大凡武林高手都是僧道之流或深受佛道思想影响的人”、“佛道的宇宙观、修炼法术影响了武侠的武功，佛道的人生观与武侠人物的人生价值观相互沟通”(陈廷榔：《佛道文化与唐代武侠小说》，上饶师专学报，1994年4月第14卷，第2期)。墨家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智勇双全、舍生取义的“武侠”精神构成了中华武术“武道”思想精髓的最本质特征。而兵家对中华武术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奇正并用、兵不厌诈、避实击虚、随物变化、因敌制胜、谋略智取等战略战术思想。中华武术文化的这种多元包容、融会贯通的时代意义，昭示着世界不同的武术文化，完全可以通过彼此的相互对话、交流、沟通、借鉴，进而达到相互促进、融通、和平共处、平等共存。中华武术文化既贯通哲学思维、伦理道德、人生追求等精神层面，同时更涉及人的生命健身运动、人体结构、中医、养生、心理、兵法、器械使用等物质层面。

(二)顺应自然，天人合一；身心一体、文武双修；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对中华武术的影响无所不在。许多武术原理与指导原则正是通过观察与模仿各种飞禽走兽的自然动作、攻防技巧而创立。比如象形拳。“……在少林武功有人常常把他们的武术概括为龙、虎、豹、蛇、鹤的活动，这与诃陀瑜伽的提到的名称和姿态有很多契合的地方，这种模仿动物的行动以锻炼身体是一种可以见到实效、合乎科学的方法。”(黄心川：《印度瑜伽与少林武功》，佛学研究，1995年第00期，第140页)“天人合一”本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观点和根本思想，是儒道以及其他思想学说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和人文价值追求，事实上也是中华武术人文精神和武学思想的灵魂。正是对这种精神和价值的孜孜追求，构成了中华武术区别于其它武术独特的人文底蕴和无穷魅力。儒家和道家都有自己“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老子“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主张，基本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之身心之间的和谐、合一。受儒家中庸和谐思想的指导和影响，尽管中华武术门派众多，各种清规戒律亦是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在注重武德的基础之上，实现人际关系、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等关系的和谐统一。“太极之道即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拳虽小道，而本于太极正道。”(韩绍正：《中国文化概论》，时尚设计策划中心2005年版，第14页)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的“人文奥运”理念，也是根基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追求和谐、和平的精神底蕴而提出的。

中华武术主张武者应当内外兼修、“身心两修”、“术道并重”。“善修其身，善正其心，善慎其行，善守其德”。而中国古代武侠“欲除天下不平事”、匡扶正义、扶危济困、替天行道的武侠精神，本是中国武术崇尚武德、文武兼修思想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华武术的最高境界，不是武功极高、一介武夫、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而是身怀绝技、胸有仁德、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仗义行侠、舍生取义、“神武不杀”的盖世英雄。儒道文化中的中庸、和合、宽容、博爱等思想，对于约束和限制武术的暴力程度，实现人际关系、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和平相处及其交流，都起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刚柔并济”、“阴阳结合”、“以静制动”、“中和心态”则是中华武术的辩证思维和基本战术思想：“合于阴阳，调于四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太极武事解》说：“太极武事，外操柔软，内含坚刚，非有心之坚刚，实有心之柔软也”。“动为阳，静为阴，一动一静即为开合，阴变阳为开，阳变阴为合。此就太极拳之全体而言也。”(《太极拳全书》，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1988年版，第307页)中华武术对于武术、武功、武德的追求也是不断融会《周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体悟和贯通。不管是习武还是做人，不管是武学境界的提高，还是人生境界的修行，既是“厚德载物”、生生不息的德性修行过程；又是武学思想、武功精进之“自强不息”、奋发图强、拼搏向上、积极进取、自尊、自立、自信的永无止境的“艺德双修”理想人生的不断践履。

总之，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渍，中华武术摆脱了一般武术技击缺乏思想深度和精神高度支撑的思维理络，从而呈现出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底蕴。概言之，儒家为之提供德性伦理向度，道家为之呈现辩证思维模式，佛家为之奉献身心修行方法，墨家为之凝聚肝胆武侠心肠，兵家为之付出智谋攻守之术。从此意义上说，没有中国“王道”文化就没有中华王道武术。当然，作为双向融流，中华武术的发展也进一步弘扬和传播了中国“王道”文化和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