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创办初期的蒋介石、廖仲恺和周恩来/李默庵

黄埔军校初期，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大批国共两党的军事人才，建立了一支新型的国民革命军队，依靠这支军队，国民政府统一了两广，完成了北伐。这种成功的创举，固然是因为有了孙中山先生正确建军思想的指导，有了国共合作的基础，有原苏联红军经验的借鉴和原苏联军事顾问的援助与支持。但就内部因素来说，与校长蒋介石、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发挥的决定性的领导作用是分不开的。

关于校长蒋介石

就我的印象来说，“中山舰事件”之前的蒋介石对于黄埔军校初期的贡献是显著的。蒋介石深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孙中山先生曾经把自己同蒋介石的关系说成是“如身之臂，如骖之靷”。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的校长，是孙中山任命的，并说，如果不叫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在黄埔军校创办初期，至少可以说是在“中山舰事件”之前，蒋介石是一副革命的面孔。蒋介石在对黄埔生的屡次训话中，表示出他“赞同”共产主义，要“仿效”苏联，要“拥护”共产党。他不止一次地当众宣布：“如果有一天，我不革命了，你们都可以反对我。”他很注意做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师生的“融合”工作，反复讲过，在我们的队伍中，只能有左派和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分。在两党派的学生发生纠纷的时候，他还常常站在共产党的学生一边。我认为蒋介石从拥护共产党到反对并镇压共产党，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我赞成这样的分析，蒋介石所代表的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共产党的革命宗旨不同，所以，他最终是要站到反对共产党的立场上。然而，他在黄埔军校初期的政治表现，对黄埔师生是起到了一定的革命影响作用的。

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

对于黄埔军校的治理，蒋介石付出了很大精力。他主持制定了革命军的“连坐法”、“刑事条例”、“惩罚条例”、“审判条例”等多种法纪，并付诸实施。记得我们东征打下潮州，第五队姓胡的总队长带着区队长、队长到村上聚餐，摆了三桌，并叫了几个女人陪酒。已经毕业的二期学生发现了，上来把五队的这些人给扣了起来，并向蒋校长做了汇报。蒋介石听说后非常生气，当即把总队长撤了职，并给其他人以严厉处分。

“连坐法”，是国民党军队一直沿用的。今天看来这种军法未必科学，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树立铁的战斗纪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连坐法”的基本内容是节制军队打仗不能后退。记得我们东征打淡水时，有个团一营三连长临阵逃脱，被部队抓住，按“连坐法”，应处以死罪。事后，校本部开会研究处置办法，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和各营营长都纷纷为这位连长说好话，求情面，不主张惩办。然而，蒋介石毫不心软。他说，革命军的连坐法，头一次不执行，不就等于一纸空文了，对这个连长非办不可！就这样，由军法处将这个连长给枪决了。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执行“连坐法”。这件事在整个部队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在东征后来的诸战斗中，部队上下形成一股拼命向前，有进无退的战斗精神。

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在交谈中

对于黄埔生，可以说，蒋介石是关心备至的。新生入学，他要分别传见每位学生，了解其家庭情况和本人情况。他和学生一同进餐，关心伙食；他经常和学生一起出操，参加训练，随时鼓励学生学习与训练的刻苦精神。学校经费很紧张，但学生中谁的家中有困难，向校方借钱，蒋介石都给予补助。第一次东征回来，蒋介石下令，牺牲的人尸体要抬回来。然后在学校兴建了革命公墓。当时其他军队是不管这些的，死了活该。蒋介石用那么多钱修建公墓，这在当时很轰动。我在毕业后，有个把月的时间患了伤寒，住进医院，医院安排了个套间病房让我疗养，费用由校方承担。当时的黄埔生生病住院，不管住什么样的医院，花多少钱，蒋介石都答应报销。类似这样一些关心学生的事例很多，这些事情，对调动黄埔生的革命热情起了很大作用。

在两次东征中，部队展开战线长，战斗多，战况复杂多变，蒋介石作为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官，他的作战命令，指挥部署和紧急情况的处置，对战斗胜败起了决定作用。

另外，蒋介石对于军队的群众纪律抓得很严。他说，打仗第一要紧的是爱护人民，我们处处爱护百姓，百姓就可以处处帮助我们。这样，必打胜仗。他规定，军队宁肯挨饿，不要到民间去抢东西吃；没有挑夫，宁肯自己挑，不要拉夫；没地方睡，宁肯露宿，不要到民间去占房子住等等。他还说，做真正的革命军，就不能像土匪式的军队一样，抢劫财物、骚乱百姓。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开始排斥、限制黄埔生中的共产党员，但是由于第二次东征和后来北伐战争的需要，他是仍然容纳并使用黄埔生中的共产党员的。直到“四一二”政变，清理、镇压共产党员，蒋介石才公然与共产党为敌。记得他组织的清党小组里的一些人，把判断是不是共产党的标准，搞的非常可笑。他们把打仗勇敢不怕死的，作风正派不吃喝嫖赌的视为共产党的嫌疑分子，而贪生怕死的生活腐化的倒是像国民党的忠实信徒了，这就暴露出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性。

关于校党代表廖仲恺

廖仲恺和夫人何香凝是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和最得力的助手。廖仲恺出生于美国，后回国读书，并东渡日本留学。他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爆发后，曾任广东省军政府总参议，兼理财政工作。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廖仲恺任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长。他赞同并协助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任大元帅时，廖仲恺任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广东省长，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廖仲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黄埔军校创办时，廖仲恺任筹委会代委员长。筹备委员会共有七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筹建期间，廖仲恺还特邀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叶剑英参加。

对于黄埔军校的筹备，如校舍维修、人员组织、经费筹措等工作，廖仲恺付出了很多心血。之后，孙中山任命他担任了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军校创办初期，经费十分紧张，吃了上顿没下顿，全凭廖仲恺多方筹集。何香凝在回忆文章中曾写道：“为了办好黄埔军校，仲恺不断和当时把持广东财政的军阀杨希闵等作斗争。他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鸦片烟床旁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等，都是政府供给，而这些钱，就是这样子辛苦筹来的。”记得当时，每到周六，廖仲恺常乘船送钱过来，那时的钱是100元装一小布袋，如果是几千元的话，可是一大堆哩！学生们每见廖仲恺送钱来，高兴得奔走相告，这情景曾发生过多次，足见廖仲恺为筹集学校经费是何等不易。

当时，廖仲恺不住校，只是时常过来参加会议、办公，并看望学生。他官职很高，可是没有一点儿官架子，他时常到各学生队视察工作，问寒问暖，学生提出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千方百计给予解决。过端午节，为了让远离父母的学生体味到家庭之乐，他发给学生每人三颗荔枝。因此，他受到了学生们由衷的尊敬与爱戴，大家称他是“军校之母”。

廖仲恺是于1925年8月20日被刺杀的。那天，我到中央党部办公，听说廖党代表被刺，非常震惊。廖仲恺被刺杀激起黄埔军校师生及广州乃至全国各界对国民党右派的愤慨。此罪恶行径，早已查清系国民党右派所为。然而到了1982年，陈立夫忽然在美国《世界日报》所撰《追忆廖仲恺先烈》一文中，捏造廖仲恺是被中共所杀。我读到这篇文章十分有气，于12月10日在《华侨日报》以“张正谊”笔名，发表了《驳斥陈立夫捏造廖仲恺为中共所杀之言论》的文章。文章肯定了廖仲恺的功绩，表述了我对他的被刺的一些事实的记载，原文如下：

廖案发生的原因

中山先生感于过去革命屡遭失败，为争取俄国革命成功教训，深思熟虑后，决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引起顽固右派的反对。虽经威望崇高的中山先生予以压服，但仍不断的掀起波浪。中山先生遂果断的将冯自由、马素、谢持等开除出党，风浪稍息，但暗中仍不断的作分裂活动。廖先生则是坚决执行这个进步的三大政策的负责人，因而成为右派欲除去的眼中钉。

国民党自1924年1月改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后，革命的新兴风气，弥漫广州。在廖先生于1925年8月20日被刺时止，仅一年零八个月短时期内，所表现轰轰烈烈的革命的进步军政事实，如一、创办革命的黄埔军校，考选全国各省有志革命青年集训。二、消灭了英帝买办走狗陈廉伯私人武力，割据广州市西关的反革命商团数千人。三、由黄埔军校新组的党军亦称校军于1925年2月至4月第一次东征陈炯明胜利。四、6月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自6月8日至15日，即歼灭杨希闵、刘震寰两叛部数万人于广州近郊。5、6月领导省港空前大罢工的胜利。这一连串的革命成果，鼓舞了革命青年的干劲，但同时也增加了号称稳健的保守派的恐惧。7月国民政府成立，自然以领导左派创立了辉煌革命成果的蒋介石、廖仲恺两先生为中心掌握了实权，右派势力被削弱。

1925年3月中山先生逝世后，右派小组织纷起，打出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辛亥同志俱乐部”、“孙文主义学会”等招牌，企图破坏三大政策，阻碍革命。廖先生在5月间发表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揭露了自诩为“稳健派”和“老革命党”的右派反革命面目。号召与他们斗争到底，并称我们不独要革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命，并且也要革反革命派的命。因而各右派组织认定廖先生是他们进行反革命唯一的障碍，决定对他下毒手。是以才有1925年8月20日刺杀廖仲恺先生于中央党部楼下之一幕。

廖案决非中共所为特再提反证如下

一、廖先生是坚决的执行国共合作负责人。革命工作初见成效，为革命彼此需要正殷，且左右派斗争正烈，焉有自相残杀自毁之理。故诬指廖案是中共所为之说不能成立。

二、廖案发生后，基于多种事实，一致认为是胡毅生受命所为，故当时实际由蒋介石先生负责的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陈立夫先生当时似为蒋的秘书，如认为廖案是中共所为，为什么不提异议？

三、国共分裂后，廖夫人何香凝即同情中共致力反蒋。陈立夫先生则已主持国民党党务多年，如果廖案真是中共所为，这是难得的很好的宣传资料，为什么始终未见指出？

四、以后宁粤分裂，胡汉民先生等在广州反蒋，如果廖案是中共所为，则胡毅生被通缉是冤枉，为什么未见为胡毅生平反？

……

在这篇文章中，我还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写道：

陈立夫先生推出此文，恰于不久前廖承志致函蒋经国希望能到台相晤，共商国家和平统一问题，举世瞩目。独被台方认为系统战新招，不敢答复。不能不使人怀疑陈先生以垂暮之年，尚能鼓余勇去搞反统战的把戏，好像又要恢复当年党棍子的作风，只求达到宣传的目的，其他概非所计。此文如果是奉命而为，已属不智，如果是献媚求宠，则更属无耻。实为陈先生惜。

这段内容，也表达了我对祖国统一问题的心情。

关于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核心领导人。他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创造性的工作精神，成功地将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运用到黄埔军校的建设中来。他很善于协调解决学校左派与右派之间以及校本部内部之间的矛盾，因而深受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对周恩来的工作，蒋介石可以说是大力支持的。出现分歧意见，蒋介石总是表态支持周恩来。周恩来担任第一师的党代表，担任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都是蒋提议并任命的。周恩来不仅得到了左派也得到了右派人物的敬重。那时，他总是身着整洁的军装，扎着武装带，忙碌地活动在黄埔军校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军校，同学们见到他，都很敬重地向他敬礼。不仅是因为周恩来学识、德才和能力很出众让人佩服，也是因为他与蒋介石同是江浙人，而且蒋重用他。

我从美国回来之后，一直想写一篇黄埔军校的周恩来的文章，搜集了一些材料。据我所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中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军校的政治部的健全、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和东征作战中的政治工作几个方面。

周恩来是经张申府的推荐，于1924年11月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他上任后，雷厉风行地建立了组织机构，建立了政治教育的制度和方案、方法，使政治教育活跃了起来。特别突出的一点，是周恩来确定的政治教育内容很丰富，很符合当时革命理论、革命形势的需要，从而使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实质上变成了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的教育。

周恩来是中共在黄埔军校杰出的代表人物。他领导并加强了中共在黄埔支部的工作，亲自介绍黄埔生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中共。后来我听侯镜如、宋希濂说，他们当初都是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党组织。还有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北伐时牺牲的著名烈士曹渊也是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的。我当初在党小组活动时，党小组经常讨论周恩来的一些指示。在周恩来身边，团结了军校最活跃的学生人物，像蒋先云、陈赓、许继慎等人。而各级党代表的设立，在人员的选拔和培训等工作上，也主要是由周恩来协助廖仲恺来确定。所以在第一军各师、团党代表的配备上，共产党员居多。周恩来还支持“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扩大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中的影响，来教育和提高黄埔生的革命觉悟，走拥护三民主义的路线。

在两次东征中，周恩来周密地部署了战时政治工作制度，对党代表的职责，政治工作宣传队包括对民众、对敌人的宣传的任务及会议制度等，做了详细的安排。他还亲自对军队、对民众进行演讲、动员。并协助蒋介石指挥作战，在战斗的关键时刻组织敢死队，发动中共党员带头作战等等，贡献很大，对于保证取得东征的胜利，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我在一篇材料中见到毛泽东讲过一段话，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的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这里所说的新气象，应该说主要是周恩来创造实现的。但是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产生了矛盾与分歧。中共党组织在黄埔军校遇到了一些挫折，但并没有造成根本分裂，正是这样一种局面的维持，方有了后来的北伐。

（摘自李默庵《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