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夫妇及徐小岩的“黄埔情结”/咏　慷

在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前夕，我特意约见了从孩提时代即有“总角之交”的同窗挚友徐小岩将军。

老同学相见，分外话多。小岩道，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台湾海峡两岸的每一位中国人来说，都是既值得纪念，同时又令人感怀、令人思绪万千的。由于自己的父亲徐向前和母亲黄杰，都是由入学黄埔军校而先后走上革命道路的，而且父亲直到临终还担任着黄埔同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因而对徐小岩本人来说，此事尤其能激发起内心深处的层层波澜。

小岩从孩提时代开始记事时起，就常听父母亲念叨黄埔军校，因而他自幼对这一特有名词耳熟能详，并渐渐在脑海中形成了一种深厚的“黄埔文化”积淀和“黄埔情结”。

小岩告诉我，父亲徐向前是1901年出生的。这位开国元勋的青年时期，整个国家正处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斗争年代，新与旧，革命与反动，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激烈搏斗着。是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引导徐向前和许多老前辈一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4年1月，年轻的徐向前告别父母等亲人，离开家乡山西省五台县，冒着风雪严寒，到省会太原谋求职业。一路上，他因满眼看到的都是黑暗现实，心情十分郁闷，时常踯躅街头。徐向前有一位胞兄在太原工作，还有点社会关系。经他东奔西走，徐向前找到一个阳曲县小学教师的补缺。正当要去上任时，徐向前却意外地听到了广州的国民政府要办军官学校、并要在上海招生的消息。这令人惊喜的消息，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苗，使徐向前胸中升起一种崭新的希望。正巧他哥哥认识一位姓郭的军官，答应保举徐向前去应试，他便果断地下决心要考军校，并悄悄串连了几个青年同乡，一同准备奔赴上海。

2月间，徐向前身上只带着8元钱启程。那时的这点钱，只够由太原去上海的单程路费。换言之：他们如果此去不能如愿，便只有到南洋去当猪仔的份了。

到了上海，徐向前一行才看到黄埔军校招生的具体简章。那应考的条件和手续十分严格，如政治思想上要“了解国民革命须速完成之必要”，“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学历上要“旧制中学毕业”或相当程度之中学毕业；身体条件要“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及无肺病、花柳病、眼疾等。

几十年后，当徐向前向唯一的儿子小岩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不乏幽默地说：那时我个子虽然高高的，但由于营养不足，人长得很瘦。因而曾听到招考处有人说：“这个人这么瘦，会不会是抽大烟的？”

当时，徐向前参加的考试既有笔试，又有口试。笔试考作文、政治、数学；口试则考察学生对三民主义的了解程度及个人志趣、品格、判断力等。

他们在上海初试后，又到广州复试。那时候的广州革命气氛甚浓，与太原、上海迥若两个世界。大街小巷里的革命标语琳琅满目。《广州国民报》天天刊登革命活动的消息。社会上孙中山大元帅的名声很大。人们都对他十分崇敬，仰慕不止。有一天，徐向前听说孙中山要在一个学校演说，便兴致勃勃地自动跑去聆听。此后，他一连如饥似渴地听了三次，大意都是讲三民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以俄为师，唤起民众，扶助农工等等。这使徐向前对这位伟大革命先行者十分钦佩，更加坚定了考取黄埔军校的决心。

复试后，徐向前那批来自山西的十几个青年同乡全部如愿被录取了。他们分析这是因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要推进国民革命，要搞军队，因而特别重视吸收来自北方的热血青年。

6月16日，黄埔一期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江固号军舰来到岛上，先巡视了学堂和宿舍，又进大礼堂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心内容是讲革命军的必要性和基本要求。

徐向前对儿女们回忆，黄埔一期共录取了470人，最初分为四个队，他在第一队。后来湖南讲武堂合并过来，又编了五、六队。同学中各省的人都有。孙中山是黄埔军校总理，蒋介石是校长，廖仲恺是国民党党代表。

徐小岩记得父亲常给自己讲，在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主持下，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地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学校的课程很多，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政治教育是以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要内容。军事课从单兵动作到连排营在行军、宿营、战斗中的联络与协同，都依次循序实施。训练和一日生活很严格，很紧张。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穿衣服，打绑腿，紧急集合3分钟；出操回来赶紧跑厕所；吃饭限定10分钟，得狼吞虎咽；接着是上课，课后又出操；晚上是自习。操场紧靠珠江口，涨潮时操场里的水都漫过了脚，照样要出操。学生不准抽烟……

1925年2月，徐向前在一期学成毕业，但仍留在黄埔入伍生第三期当排长，并参加了攻打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作战。那时候，他们这支学生军可以说是人人奋战，个个争先，在战火中大显军威。同学中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他们每天高唱着校歌：“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战场上，不少学生义无反顾地英勇献身。东征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终于打垮了反动军阀陈炯明的3万多人，迫使其率残兵败将逃往福建。

5月下旬，当滇系军阀和桂系军阀在广州反动叛乱时，东征军又回师广州平叛，全歼叛敌2万余人，收复了广州。

可以说，没有黄埔的力量，就没有东征的胜利。黄埔军校学生是在学习中斗争，在斗争中学习，“知行合一”，而不是关起门来死读书，读死书。

在黄埔军校，徐向前紧紧团结在以共产党员蒋先云同志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帜下，不断地与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小集团“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反共分子作斗争。徐向前及其黄埔一期中的同学陈赓、左权、蔡申熙、许继慎、周士第、吴展、李之龙、王尔琢、宣侠父等，后来都成为共产党员。

小岩的母亲黄杰是湖北江陵人。这地名常使他想起李白的名句“千里江陵一日还”。与父亲徐向前略有不同的是母亲不是贫苦出身，而是一个富裕人家的二小姐。她的大伯在镇上不仅富甲一方，而且可以称王称霸。为了与另一豪绅联姻，大伯霸道地亲自出面作媒，逼嫁自己的侄女。1926年，时仅十五六岁的黄杰为逃婚不得不离家出走，到省会武汉求学。

当时的武汉，已经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黄杰报考了国民革命军武汉军政干校女兵队。这所学校，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武汉后，在原广州黄埔军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黄埔军校在广州办了5期，因此曾长期在黄埔军校任教的叶剑英元帅亲切地称它为“黄埔六期”。

小岩告诉我他清楚地记得，小时候跟着母亲看电影《赵一曼》时，母亲十分激动。她不仅看得聚精会神，而且深情地缅怀说：这电影中的主人公赵一曼烈士，就是妈妈当年在武汉黄埔六期时的同学……

原来，当年十几岁的黄杰，正是和赵一曼、危拱之等姐妹，怀着报国救民的满腔热血，报考黄埔投身革命的。

黄杰还给儿女们讲过：因她文化水平不高，报考时在试卷上只写了一百多个字。大意都是说妇女要解放等等。考试结束后，黄杰自己估计被录取的可能不大。但不久别人却告诉她考上了。还有人向她透露：有位教官在母亲的卷子上批了4个字：“孺子可教。”可见，能不能坚决革命，是当时能否成为黄埔军人的最重要条件。

1927年，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一头扎进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怀抱。在这紧急关头，由于当时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阴谋熟视无睹，一再让步，终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郭沫若同志有句诗说得好：“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就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陷入低潮，许多人退避三舍、惶恐不安地离开革命队伍的时候，年仅17岁的黄杰却在1928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次年担任了湖北松滋县的县委书记。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产物。学员大多数日后都成为国共双方的重要将领。

小岩曾问过父亲，在黄埔军校期间，有没有与国民党将领打过交道。徐向前答，那实在是太多了。从校长蒋介石到同是一期学员的胡宗南，都曾有过接触。蒋介石像有计划地召见一些学员那样，也曾在他的办公室里召见过自己。他照例是让徐向前站在门外，自己坐在里面问话。或许是徐向前浓重的山西口音使操惯宁波官话、比较习惯于听南方话的蒋介石听不太懂，因而没谈几句，也可以说是话不投机吧，便匆匆结束了这短暂的谈话。

据说，后来当徐向前成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以出色的战绩将蒋介石麾下的百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时，蒋介石曾深感意外，并追悔莫及，遗憾如此能征善战的将才没有被自己抓住。其实，这也恰恰应验了“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古训。

小岩对我说：如今，父亲他们这一代人都已经陆续作古，成为史书上形形色色的故人。其实，我们后人看来，这些老一辈人也并非没有共同点，比如对主张一个中国，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他们就都是十分坚决、毫不含糊的。因此小岩认为，作为海峡两岸的黄埔后人，完全应当更主动地求大同存小异，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做出更大的努力，实现前辈们未能眼见得到的美好目标。

从投身黄埔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父母，自小对小岩这些后辈的教育就抓得很紧。

小岩是从记事时起，就被父母送进位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八一学校，过起寄宿制集体生活的。笔者就是那时与其朝夕相处的。

我们的少年时代有幸还没有遭遇“应试教育”的桎梏。每天上课时专心听讲，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知识。一下课，大家都欢天喜地地呼喊着蜂拥到操场上，在将近两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里，尽情地锻炼、游戏。这样的学习生活，不仅培育了我们心灵中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情操，而且给我们今后承受的事业重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倘若不是青少年时期奠定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并锻炼出一副结实的躯体，我们这一代人恐怕在后来的一次次磨砺中是难以顶下来的。

记得自从新中国成立后，戎马一生的徐向前就常对儿子感叹说，战场上的硝烟退去了，新的战争——经济建设又开始了，必须抓紧时间掌握、研究新东西，特别是科学技术。

徐向前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在建国初期实行供给制、还没有薪水的时候，也是一有点钱就买书，买了好多科普册子，学起新知识来非常严谨，很像一个科技工作者。比如学照相吧，他就专门买了本厚厚的照相全书，还把洗相、配方的方法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一遍遍地试，从拍到洗都自己做。他们家好些黑白照片都是父亲洗的。

小岩自小对科技萌生兴趣，也是受元帅父亲的影响。在选择学业时，他和二姐徐鲁溪都选择了科研。鲁溪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后来又进入中国科学院读理论物理硕士研究生。小岩是在1972年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毕业后，又曾经前往加拿大深造，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后来他在第二炮兵某研究所与同事们一起研制出我国第一代汉字计算机。他现在唯一留有父亲的一副书法条幅：“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就是在他学习遇到困难时，父亲为勉励儿子而专门写的。记得在研制第一代汉字计算机时，小岩手头能找到的资料只有一本电子工业部15所翻译的外国著作。因译者不懂计算机技术，译得不太准确，很难读懂。后来得知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资料室里有几种相关的外文书刊，他便每天骑自行车从位于北京北郊的清河到位于西郊的二里沟，一句句攻读，一点点查阅。最后终于克服重重困难，把这台计算机从无到有地搞出来了。

徐向前不仅对儿女要求严格，寄以厚望，而且对孙辈们更是如此。记得小岩的儿子刚刚出生，元帅就亲自给唯一的孙子起名“徐各”。“各”的本意是有棱有角的坚硬玉石。父亲是希望自己的孙辈们能像棱角分明的玉石那样坚强、锐利，能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能发扬光大“黄埔精神”，为实现祖国的繁荣昌盛和共产主义理想，做出自己可能的应有的贡献啊！

黄杰如今已年过九旬。她因和小岩住在一起，因而仍时常关心地询问儿孙的工作情况。她对儿孙的教诲，虽然许多是在散步时、就餐时等零碎的时机，但却无不言简意赅，用意深远。其丰富的内涵，总是令徐小岩父子感到使命的神圣，时间的紧迫！

如今，徐向前元帅去世已经十多年了。徐小岩想，如果他老人家健在，看到今天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一定会非常欣慰，非常高兴。作为在和平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军人，徐小岩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科技强军已成为国人共识。如何使人民军队的技术装备再上一个台阶，建设一支信息化的军队，实现指挥自动化，更好地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是徐小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父母亲的言传身教，黄埔军校的革命传统，是徐小岩受益终生的精神财富。直到今天，每当他在工作上遇到难题或什么不顺，还总会用他们的教诲来提醒自己不畏艰辛、奋力前行。

（摘自咏慷：《红色传奇：我所知晓的开国英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