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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是名闻中外的军事、政治名校。1924年创办以来，在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在许多革命者的共同努力之下，经过援助工农运动、平定商团、驱逐杨(希闵)刘(震寰)、两次东征，很快办出黄埔的特色并扩大了革命影响。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海外侨生纷纷为之吸引，不远千里而来就读，还有不少朝鲜、越南的革命志士也慕名报考。在黄埔军校的教官、学生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前，黄埔共产党员达500多人。

中山舰事件后，由于蒋介石排斥、打击共产党人，黄埔党组织的处境十分艰难，然而，北伐战争开始后，经过黄埔“特支”、“党团”的沉着应对和艰难抗争，黄埔共产党人一度走出困谷。至1927年早春，在武汉革命形势“高涨”的影响下，黄埔的革命气氛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热烈，军校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响彻云霄，那光景，看似十分的喜人。

1927年4月8日，著名革命文学家鲁迅应邀到黄埔军校作题为《文学与革命》的讲演。鲁迅的眼光是敏锐的，语言更是深刻的，他说：“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被杀。”一个星期之后，黄埔军校果然就发生了鲁迅所讲的“闭口者杀人，开口者被杀”的惨剧。所谓“开口者”，指的是那些经常搞宣传、叫口号、做政治工作的人，主要是些共产党员。4月15日，广东国民党当局秉承蒋介石的“清党”意旨，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制定《肃清共产党分子宣传大纲》，提出“打倒中国共产党”，于当日凌晨在广州全市宣布特别戒严。反共“清党”的恶风，刹时间就吹到了黄埔军校。军校当局即以“开会”或以“紧急集合”为名，对全校的共产党员、革命师生实行逮捕。据有关史料记载：在黄埔军校校本部逮捕了170余人，在广州市区各入伍生驻地逮捕了100余人，在东莞各入伍生驻地逮捕了100余人，总共400余人。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熊雄，主任政治教官孙炳文(在上海被捕)，教官熊锐、萧楚女，宣传科长安体诚(在上海被捕)，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谭其镜，中共黄埔特支负责人杨其纲，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秘书麻植，军校各期学生王全善、杨新民、韦凤喈、宋时轮、张开荆、张如屏、杨大朴、王一沙、郭成荣、葛承烈、杨枫汀、刘祥临、周骥、李永梧、钟炳骥、赵一雪、杨南

等等，均遭逮捕。其中有的人并非共产党员，但也被“清”到了南石头，备尝牢狱之苦。黄埔官生各驻地，一片恐怖，人人自危。

南石头在广州南端，位于珠江之畔。昔日为镇南炮台，与另一座炮台——车歪炮台成

角之势，历来是守卫广州的重要门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炮台变成监狱，城墙变成监狱的厚墙。在“清党”中被捕的黄埔教官、学生、入伍生，先后都送来这里，他们是关押在这座监狱的首批“政治犯”。

熊雄，江西宜丰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3月往德国留学，在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次年3月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7月与聂荣臻、叶挺等一同回国，参加第二次东征，1926年1月被任命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后为代理主任，是当时中共黄埔军校党团的主要负责人。

四一五前夜，当军校教育长方鼎英把广州即将实行“清党”的实情告知熊雄时，熊雄说：实在不忍这个浩浩浩荡的北伐局面，败于反动派手里，愿将满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经过许多人的劝说之后，熊雄才乘坐军校安排的小汽船离开黄埔，船开不久却因机件“失灵”而停泊江中，遂被逮捕。在南石头监狱中，熊雄争分夺秒地同黄埔同学交谈，教导他们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熊雄说：“告诉大家，不要怕。要杀头，首先杀我这样的人。我不怕，你们还怕什么！”他要求身边人把这番话原原本本告诉狱中的同学。临难之前，熊雄镇静自若，高声说：“好！我走了！我们永别了！”这一日，是1927年5月17日。遭枪杀后尸体被装进麻袋里，沉没珠江。熊雄是黄埔军校共产党人最杰出的典范之一，周恩来1959年在审查中国革命史展览时说：“宣传黄埔要宣传熊雄”。萧楚女，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理论家，他因病住在医院里，4月14日的《黄埔日刊》在“书面解答”的栏目上，仍刊登出他对黄埔学生邓友馥所提问题的答复，真正为培养黄埔学生而工作到最后的一刻。4月15日萧楚女被捕，4月下旬被枪杀，时年36岁。第二期学生麻植，字愈高，浙江青田人，被捕之前紧急销毁了由他保管的军校共产党员名册和党内文件，使党组织未遭受到更大的破坏，被捕后被枪杀于广州红花岗，时年22岁。麻植因任广东区委军委秘书而常到周恩来寓所，因而邓颖超对他印象很深，她说：“麻植同志的身高将近一点七米，面貌扁方型，戴眼镜，衣着朴素……”“半个世纪以来，我常常怀念起麻植烈士”。四期生杨新民，“黄埔同学会”组织科科员，1928年2月11日早晨在南石头监狱的山岗被枪决。当时广州媒体报道说：杨新民等“共党分子沿途非常镇静，并高呼口号”。“清党”时先后遇难（包括病逝于狱中者）的，还有熊锐、谭其镜、杨其纲、蔡鸿猷（二期）、穆世济（三期）、王全善（四期）、朱凯（四期）、韦凤喈（六期）等。194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的“烈士英名录”开列的“清党”时死难的黄埔学生还有王文华(三期)、司徒仕(四期)、王日祚(四期)、励志敏(四期)、时逢至 (六期)、张建仁(六期) 、郭成荣(六期)、杨大朴(六期)、唐模生(六期)及王震球、谭子和、龙卓灵(未注期别)等。

上世纪80年代，广东党史部门召开“南石头监狱斗争史座谈会”，请部分当时健在的狱友回忆有关情况，并编印了《南石头监狱的斗争》。此书提到囚禁于南石头的黄埔官生，除前文已提到者外，还有吕文远、张廷仁、张俊仕、袁牧之、方坚、宁烈、童世恩、虞辙、黄海泉、惠允功、高国玖、戴冠宇、郭成荣、宋一星、上官显、岳亚坤、段浩天、朱忠能、吴国安、饶荣春、刘仲容、刘漫天、彭荣桢、萧剑青、陈啸樵、胡雪、朱伟民、郑强、尹希、朱明谦、刘汉章、姚文锡、蒋云樵、黄作龙、龚定洲、斐文铁等。在狱中，他们多数信念坚定，不屈不挠，反抗压迫，争取出狱。

难友们回忆说：“铁窗的烈火，是由熊雄点燃的。”熊雄临难之前对他的学生说：“此次事件，不是一时的风波，而是中国革命关头的转折点。大家要作好长期打算，组织起来，实现‘监狱是革命者的学校’。”六期入伍生宋时轮，当时19岁，是共产党员，他说：“熊雄被杀害后，我难过了很久，他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又说：熊雄临危不惧，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对稳定被捕黄埔同学的情绪，坚定斗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南石头狱中成立了共产党的特别支部，领导狱友坚持斗争，这是熊雄精神激励的结果。

南石头的生活异常黑暗，被囚者饱受种种苦难。六期入伍生、共产党员张廷仁被折磨致死，死时一副皮包骨，双眼睁着，脚镣还未去掉，惨不忍睹，死号编为103号。狱中党支部的创建者之一陈熙年，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年仅21岁。入伍生宁烈，是狱中的一位囚徒，他在1926年10月10日出版的《黄埔》上发表过《纪律与人格》一文，当中说：智仁勇三种美德，是军人人格的特征。缺乏三种美德，是人格的破裂。智而不仁，或仁而不勇；一时信仰主义，一时违叛主义；一时革命，一时反革命，都将导致人格扫地。而要保全人格，就要受纪律的约束。可见他是一位有理想、有人格追求的青年。在狱中，宁烈不堪重重压迫之苦，用铁钉插进自己的喉咙，了结了自己的生命，情形异常惨烈。六期入伍生李永梧和钟炳骥，是党领导的秘密组织“努力”的成员，因狱中的恶劣环境和残酷待遇，均死于伤寒病。

南石头的大墙之内，还关着一位常有文章发表的人物——饶荣春。他是黄埔三期生，在军校时是共产党员。1925年4月，饶在《中国军人》发表诗作《赠关麟征同志》，热情赞扬一期老大哥、东征负伤的关麟征，对关的“头颅未掷，尚堪杀敌，伤腿何害，流血何惜？”的豪迈之言，钦佩不已。后来饶在《黄埔潮》至少发表了8篇文章。囚于大墙之内、过着非人生活的饶荣春，写了一首长诗《“叛徒”的呼声》，署名“君淦”，秘密邮付上海，发表于一家左翼文艺刊物。据狱友说，这本刊物也传进南石头狱中。狱友彭波记得这首诗开头的几句是：

当饶荣春在囚室中写作《“叛徒”的呼声》时，三年前曾被他赞扬过的关麟征，正与蒋介石站在一条线上，就任蒋的警卫团团长（1928年）。关麟征三年前可能读过饶荣春赠给他的诗篇，不知道他这时能否听到他的黄埔师弟饶荣春在狱中发出的悲愤的“呼声”？

难友万明回忆：南石头西楼关押的，全是黄埔军校入伍生，其中不少是大学毕业后考上黄埔军校的。万明能够回忆起来的狱中共产党员有沈维汉、陈熙年、杨大朴、王一沙、郭成荣、刘光、罗恩。据狱友张如屏回忆：杨大朴、刘光、陈熙年、郭成荣、吕文远等通过各种关系，利用一切机会，与狱外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暗中了解和审查共产党员在狱中的表现，秘密成立了党的狱中特别支部。万明甚至记得，南石头特支成立的时间是1929年3月6日，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员共54人，组成了17个党小组。其中黄埔入伍生党小组9个，工人小组4个，教师、医生、学生小组4个。六期入伍生葛承烈，1926年12月经韦凤喈、蔡剑勇介绍加入共产党，在狱中任特别支部的支委和党小组长。韦凤喈、刘祥临均参加了特支的组建工作。六期入伍生杨枫汀，在狱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于1929年被吸收入党，编入以葛承烈为组长的党小组。

南石头狱中党支部主要针对狱中各种酷刑和非人待遇，领导狱友开展斗争，包括绝食斗争，并组织学习和互助互救。经过斗争，经过各方营救，部分被囚禁的黄埔生先后得到释放，如宋时轮、张开荆、吕文远、宋一星、上官显、张如屏、戴冠宇、高国玖、王一沙、朱侃、杨枫汀、刘祥临、周骥、葛承烈等。其中宋时轮1929年获释，加入工农红军，到湘赣边界参加武装斗争。张开荆1930年秋获释，加入工农红军，到红十二军工作。吕文远、宋一星1929年12月出狱，被中共广东省委派往东江革命根据地工作。张如屏、高国玖、戴冠宇1929年底被保释出狱，张返回安徽，参加当地武装斗争。六期入伍生、共产党员王一沙（王金唤）1929年出狱，绕道香港，到广东潮汕参加东江地区武装斗争，任中共东江特委代理秘书长。1931年秋东江根据地“肃反”时，在南石头狱中历尽磨难的王一沙，却以莫须有的“AB团”罪名被错杀于粤东大南山，其事殊可叹也！杨枫汀1930年期满出狱，经狱中地下党组织介绍，辗转到中央苏区任红军连长，在一次作战中牺牲。刘祥临、周骥二人出狱后，到中央苏区参加红军工作，先后在作战中牺牲。葛承烈1932年12月出狱，回故乡河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参加抗日和解放战争。以上，在新中国成立后，宋时轮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上将，张开荆被授予少将，张如屏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葛承烈任河南省工业厅副厅长，等等。

蒋介石1927年4月发动的反共“清党”，是公开以暴力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逮捕、囚禁、残杀共产党员，这是当时中国最为黑暗的政治事件。“清党”对黄埔军校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黄埔军校创办伊始，即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工作和学习。他们固然抱有共产主义信念，但更有拥护、参加国民革命的热忱，是为壮大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而来。其中有的人是各地国民党党部选派的，有的是经过国民党领导人的推荐。他们为黄埔军校的建设、发展，为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山舰事件后，因蒋介石要求每人只保留一种党籍，有的人还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在国共两党仍有合作关系的情况下，在北伐战争步步向前推进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及其追随者翻起脸来，大兴“清党”之狱，掉转枪口捕杀共产党员。在中国近代政党史上，这是首先公开使用军队于党派斗争，用枪杆子解决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政党之间政治观念、政治主张的分歧，首先刮起大规模残杀政敌的恶风。黄埔军校因此发生质变。1927年7月15日，继上海、广州“清党”之后，汪精卫在武汉也实行“分共”。至此，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遂遭到失败，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历史，至此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