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遭到开除的黄埔生宣侠父/张庆军

宣侠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第一个遭受国民党黑手的中共高级干部，让人吃惊的是，直接凶手竟是他在黄埔岛上的老师兼同乡，号称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蒋鼎文。

记得当年初上黄埔岛，蒋介石就拉着他的手，一再叮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帮学生娃娃，就是我们将来开拓江山的基础，一定要把他们带出来。

蒋鼎文请教带兵之道。

蒋介石送给他五字真言：驭兵如驭虎。

具体的解释是：顺其心情，服其心志，励其意志。

蒋鼎文重重点点头，回去就翻开了他所负责的第一队学生花名册，从熟悉学生做起。

看不了几行，一个名字跃然纸上：宣侠父。

好响亮，好气派！只听名字，仿佛一个七尺男儿已经站在他的面前。

宣侠父不仅名字响亮，他的履历也很精彩，别的不说，就冲他曾经留学日本，这在黄埔一期生中已属于凤毛麟角。但是蒋鼎文最看重的还是宣侠父的籍贯，居然和他同乡，也是浙江诸暨人，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他迫不及待地要去看看这位小老乡。

真个是名如其人，当他第一眼看见宣侠父，就在心里喝了一声好，真是块当兵的好料子，对方身材高大，眼神清湛，面如重枣，不怒自威，站在哪里都让人不敢小视。

两人的交谈也很融洽，双方都有点惺惺相惜，宣侠父也对蒋鼎文抱有好感，特别是对蒋鼎文辞去原来的上校职，宁愿到黄埔当个大兵头的行为更是钦佩。蒋鼎文心中已经决定，要将宣侠父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培养。

他是个急性子，很快就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蒋介石沉吟半晌，脸色却是阴沉着，这让蒋鼎文摸不着头脑。

“他是CP。”蒋介石几乎是咬着牙迸出这几个字。

蒋鼎文有点怀疑地看着蒋介石，宣侠父如此年轻，竟和中共有了瓜葛？

蒋介石说得没错，早在1920年，宣侠父留学日本期间，他就开始接受了马列主义，1922年返国后，在浙江水产学校任教，开始从事革命工作。1923年即在杭州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宣侠父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话我平时不公开讲的，但你要记住，防止他们捣蛋。”

蒋鼎文愣了一下，他觉得蒋介石对共产党未免有点小心眼，但他一向服从蒋介石，依然是大点其头。

蒋介石心眼确实小了点，他这种小心眼不仅能制造误会，也会制造矛盾，扩大矛盾，很快，宣侠父就成了他的小心眼的牺牲品。

黄埔开学不久，即准备在黄埔岛成立军校特别支部。选举工作很快在全校范围内展开，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蒋介石、严夙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等五人当选，蒋介石对这纸名单既喜且忧，他很高兴以最高票数当选，这说明他在军校师生中的威望和影响。让他隐隐不安的是，在这五人名单中，除去他外，其他四人都是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跨党分子。虽然他身为校长，但在特别支部内，也只是一名普通的执委，并没有其他特权。

蒋介石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扭转局势，于是准备蛮来，当即以校长和特别党部的名义下发了一道文件，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各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在他所指定的党小组长名单中，宣侠父也在其中。

说实话，蒋介石这道文件并没有在黄埔引起多大风波，那时在黄埔的共产党人还挺幼稚，周恩来尚未上岛，有斗争经验的人不多，既然国共合作，那就一心维护合作的局面罢。另外，因为刚刚开学，工作训练任务也比较繁忙，大家的心思还一时未能集中在这些方面，也就未能体会到蒋介石心里的算盘。

只有宣侠父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若如此，蒋介石则凌驾于党之上，孙中山的“以党制军”则成了纸上文章。

为了纠正这种情况，宣侠父十分正规地给校特别支部写了一份报告，毫不客气地将矛头指向了校长大人蒋介石，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党权，把党的基层组织变相地化作手中的工具，成为强权下监督同志的特务机构。他要求特别党部否定蒋介石的决定，组织基层分部的选举，并监督进行，以确保党在军校的威信和权力。写罢，他在报告书后规规矩矩签上自己的名字。

按理说宣侠父此举完全符合程序和规定，行使的是一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但蒋介石却是怒不可遏，自从踏上黄埔岛，还没有人敢这样对他不恭，真是恨不得立马将宣侠父赶出黄埔岛。

但他忍住了这口气，兹事体大，处理不好会影响自己的形象的，况且又不占理。所以他唤来了宣侠父，想来个以柔克刚。

蒋介石以校长和老乡的双重身份接待了宣侠父，一口宁波官话说得婉转亲切，他批评宣侠父少不更事，不能体会到当前严重的形势，体会不到校长的良苦用心，应该改正自己的错误，收回报告。偏偏宣侠父是个认理的人，他摇摇头，校长的话有所偏颇，“以党制军”是中山先生当做命脉的东西，难道以前的教训还少吗？陈炯明的叛变就是例子。

“娘希匹，你怎能将我与陈逆相比。”因为宣侠父说到了他的痛处，蒋介石勃然大怒，再也搂不住火了，顿时咆哮起来，他嚷着，限令宣侠父在三天之内写出悔过书，不然卷铺盖滚出黄埔岛。

谈话不欢而散，蒋介石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毕竟曲在自己，传出去不好听。因此他授意蒋鼎文，做做宣侠父的工作，只要他认个错，一切风平浪静。无奈宣侠父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眼见的宣侠父对抗到底，蒋介石恼恨之余，也钦佩宣侠父的高风亮节。利益动人心啊，这个倔娃子却是坚守原则。虽然此人绝不可留，但也暗暗惋惜。他长叹了一口气，从校长特别经费中抽出一笔款子，托蒋鼎文转交给宣侠父。

眼见得自己的学生被逐出门墙，蒋鼎文也是神色怏怏，话别的语气不乏温情。他将蒋介石的赔款递了过去：“瞧，校长还是关心你的，他让我告诉你，虽说你离开了黄埔岛，但他还记得你是他的学生，有什么困难言语一声，他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宣侠父拒绝了蒋介石的赠与，他也让蒋鼎文转告给蒋介石几句话，他与蒋校长的矛盾并非是私人性质的，而是关系到革命的大原则。他希望今后能在共同的事业基础上继续奋斗，而不愿分道扬镳成为战场上的对手。

说罢，他一挥手，扬长而去，口中高吟：

“大璞未琢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这正是宣侠父一生性格的写照。

1937年2月，宣侠父奉令来到西安进行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工作，抗战爆发后又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常住西安，这是周恩来亲自点的将。周恩来是在宣侠父被蒋介石开除后才来黄埔的，听说了此事，不由地对宣侠父在政治上的敏锐大为赞赏，特别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更加觉得人才可贵。若是当时中共方面能对蒋介石抱有警惕，早早地采取措施，也不至于让一支好端端的军队变成蒋氏的私人武装。

将宣侠父调到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那是最合适不过了，宣侠父在国民党军界中很有人缘，黄埔出身的人有一个特点，无论你姓国还是姓共，战场上各为其主，杀得眼红，但私下里却是惺惺相惜，骨子里有一种亲热。比如说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钊就是黄埔第一期的，西安警察局局长杭毅则是宣侠父在黄埔的老师，听说宣侠父来到西安，都是摆酒相接，叙及当年的抱负，情义滔滔不绝。

酒到酣处，宣侠父则乘机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道理，请他们以抗日大业为重，多给上司以建议，加强和八路军的合作，给予必要的给养，千万不要搞磨擦，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身为西安行营主任的蒋鼎文也尽了地方之谊，在他的官邸摆了一桌酒宴，为了调节气氛还拉来了他的秘书俞铨、西安行营总务处长朱品之、机要科长寿家骏作陪，他们都是浙江诸暨老乡。

没想到这场饭局却是不欢而散，所谓话不投机，用蒋鼎文的话来说，那是宣侠父“目无师长，不识抬举”。

其实宣侠父的态度是不卑不亢，中规中矩的，对蒋鼎文也是执弟子礼。酒过三巡，在酒精的刺激下，蒋鼎文却是有点失态了，说共产党不讲仁义，只知道阶级斗争，没有人情味，应该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负责。这就是原则问题了，宣侠父不能不争，坚决予以反驳。最后，宣侠父说蒋鼎文长官现在是西北最高军政长官，希望从民族大局出发，对八路军也一视同仁。现在八路军正在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粮草不继，薪饷不济，军械不济，医药不济。按着计划和规定的补充总是不能到位，宣侠父代表八路军向蒋长官敬上这杯酒，希望能够早日得到行营的补充，更有劲地去打日本。

蒋鼎文直后悔请来了宣侠父，麻烦惹上了身，蒋介石一再交待过：对八路军是什么也不能给，但又不能说不给，让他们抓住把柄。

所以他打着哈哈，表示明日再办，说罢，摆摆手，吩咐撤席，这酒，已经让人喝得扫兴了。

没想到宣侠父却是不依不饶，他对蒋鼎文拱拱手，表示明日一定登门拜访，让蒋长官兑现诺言。

从此后，蒋鼎文没有心静的时候，宣侠父隔一段日子就会来打扰，或者要求为八路军补充军饷，或者商谈两党共同合作的问题，或者为西安进步群众请愿，推动当地的抗日浪潮，或者批评当地的政府，让他们革除弊政，减轻老百姓的痛苦。这些都让蒋鼎文心烦，却又苦于应付，因为一旦对答不当，就会被新闻界抓住把柄，捅到报界，批评政府私心自用，抗日不力。蒋介石也因此几次来电责询，说他“无驭下之能，治士之才，趋于平庸”。

眼见得宣侠父已经对自己的个人前程带来了危害，已经顾不得师生情，同乡谊了，不由恶向胆边生，他唤来了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张严佛，为宣侠父罗织罪名。并上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看了报告后大怒，立即召来军统局长戴笠，考虑将宣侠父予以肉体上的解决。说起来戴笠与宣侠父也是同乡兼校友，宣侠父在军界人头熟，路子宽，活动能量大，戴笠也有借重之意，因此刻意相交，平日里相见，一口一个老大哥，叫得很亲切的。虽然两人政治，品质都有天壤之别，但都是性情中人，所以在表面上私交还是不错的。

但是所谓的乡谊私情敌不过严酷的政治斗争，戴笠根本没有一丝犹豫，立即制定了暗杀宣侠父的计划，交蒋介石批准通过。

具体执行暗杀任务的是军统局西北区第四科科长徐一觉，并组织行动小组，成员有行动股长丁敏之、直属组长李翰廷、组员李良俊等等。由于宣侠父为人机警，他始终找不到得手机会，因此求助于蒋鼎文，设一个局，将宣侠父“钓”出来。

蒋鼎文牙咬了咬，将涌上来的那股残存的人性和亲情咽了回去，狠着心亲手将自己的学生送上不归路。1938年一个初夏的晚上，他在自己位于后宰门的公馆以讨论补充八路军军饷为由打电话约见了宣侠父。

宣侠父匆匆赶到，他今天的心情很好，蒋鼎文难得地很开通，很大方，他表示将尽快办理一切事宜，同时还希望加强与八路军方面的沟通和合作。

为了将宣侠父拖得更晚一点，蒋鼎文今晚也特别健谈，他们谈家乡，谈黄埔岛，谈同学，谈师长，真个是其情融融，其乐也融融。正直、坦荡的宣侠父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温情脉脉的谈话中，危险已经逼近。

参与暗杀宣侠父行动的丁敏之描述了他们当时的暴行：宣侠父与蒋鼎文的这次谈话“谈到深夜一时左右，正是与徐一觉预先约定的时间，才让宣侠父回去。这个时候，徐一觉、李翰廷已经率领直属组员李良俊等，坐西北区自备小汽车（司机张志兴），在蒋鼎文公馆到八路军办事处的中途某处马路边等候，一方面另派两个人从蒋鼎文公馆紧跟着宣侠父，控制他的行动。俟到了预定地点，徐一觉等突起将宣侠父架上汽车，用棉花堵住他的口，李翰廷、徐一觉同时下手抓住宣侠父的咽喉，套上绳索，两边拉紧，立时毙命。当宣侠父被架上汽车时，还怒骂了一句：‘你们绑人呢。’他尽力挣扎，想说第二句话，但已经来不及了。随后汽车开往下马陵枯井旁边，我早就带了几个人在那里放哨警戒，等候他们，汽车一到，李翰廷等把宣侠父的尸体从汽车上抬下来。徐一觉在宣侠父的衣袋内搜出一块金质怀表和一条黄金表链，被他吞没了，没有往上报。尸体投下枯井后，匆匆忙忙地倒下四五筐土了事，我们回到第四科天快亮了。第二天上午，徐一觉当面报告了蒋鼎文，并由蒋鼎文发下奖金两千元。”

共产党方面对宣侠父的失踪极为重视，他们已经预感到某种不幸的发生，因此八路军办事处屡次向西安行营追问，指名道姓地向蒋鼎文要人。延安方面更是正式地向蒋介石抗议，西安是国民党统治的地盘，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干部无缘无故地失踪，绝不是没有原因的。

最初国民党方面还一口抵赖，眼看着风声越来越紧，蒋鼎文也扛不住了，他最担心共产党寻到宣侠父的尸体，让真相大白于天下，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说不定蒋介石会让他顶缸背黑锅的。想到这里不由地一身冷汗，因此又让那帮杀害宣侠父的特务将尸体从枯井中背出转移到西安城外东南角的城墙附近秘密埋葬。

但是共产党方面依然追查到底，延安方面获得可靠情报，宣侠父已经遇难，于是向蒋介石再度抗议，坚持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蒋介石终于扛不住了，没奈何使出无赖本色：

“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命令杀掉的。”

一语泄露天机，看来在蒋介石的内心里，是把黄埔军校视为他的个人地盘，把黄埔军人视为他的家丁家将的。予杀予生，由他随心所欲的。也由此可见，宣侠父的政治嗅觉之敏锐，早就察觉出蒋介石办黄埔的居心不良，可以说，他是中共党内对蒋介石产生警惕，并与之展开斗争的第一人。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