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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决定建立黄埔军校之初，孙中山很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新成立的军校对青年人是否有吸引力，到时候门可罗雀，无人问津可就尴尬了。因此他在1923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就反复向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打招呼，让他们返回后千万要为新军校多作宣传，推荐一些优秀青年报考。

孙中山的这一担心被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消弭于无形，共产党最擅长做组织宣传工作了，共青团广州地委将选送学生报考黄埔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要求各地组织选派青年赴考。李大钊、毛泽东、何叔衡、徐成章、恽代英等共产党人都积极在各地为黄埔推荐选拔人才，毛泽东还亲自负责上海地区复试工作，他的国文底子很扎实，经他手筛选的8名学生个个文章出色，后来去广州都榜上有名。国民党方面的努力也是卓有成效的，廖仲恺、邓演达、于右任等四处奔波，或鼓动宣传，或派人招募，或亲自挑选，到报名截止时为止，投考者已近3000余人。实际上，即使这一数字还是有意识控制的，廖仲恺听说上海考生正络绎不绝前赴广州，不禁为将来的落选者出路担心，急电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对考生数字要有所限制。虽然校方一再扩大招生名额（原定名额324名），到开学典礼时已达499名，后来又有人陆续入学，到毕业分配时，实际学生人数为635名，但大多数考生仍然未能如愿跨入军校大门。

这一现象也反映了黄埔的学生，乃是精中选精，强中挑强，其中不乏人中龙凤，乱世枭雄。台湾作家李敖就用调侃的笔法描写说：“正因为当时国民党、共产党黄埔一家，所以，不但日后国民党方面，代有黄埔名将，共产党方面，也师兄师弟不绝。故你有黄埔一期的黄杰，我就有黄埔一期的徐向前；你有黄埔四期的高魁元，我就有黄埔四期的林彪。”据粗略估计，当时共产党人的比例，约占军校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

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军校教职员的队伍里，比如曾担任兵器处处长的成仿吾，学生队队长的杨林、陈奇涵、金佛庄、郭俊，军校卫兵长的胡公冕（后脱党），入伍生队指导员的袁也烈等等，都具有共产党员的身份。特别是在政治部中，更是集中了大量的共产党人，比如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包惠僧、熊雄，政治总教官恽代英、政治教官萧楚女、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聂荣臻、政治部科员毛泽覃,正所谓英才荟萃。

在黄埔的共产党人中，周恩来无疑是让人瞩目的一位，介绍他进入黄埔的是张申府，他也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初，张申府来到黄埔，协助廖仲恺工作，当廖仲恺请他推荐一些人才时，他毫不犹豫地开了一张15人的名单，其中第一名就是周恩来。张申府还特别叮嘱说：周恩来人才出众，但是个穷学生，希望汇些路费给他，免得让人为难。

周恩来在黄埔的工作无可挑剔，他所执掌的政治部是军校最为活跃、最令人瞩目的部门，黄埔学生之所以能在今后的战场上披坚执锐，以一当百，显然是得益于他们在校期间所受的政治教育。所以，在第一军成立时，周恩来就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在军中的地位与何应钦相仿，并为蒋介石文武两大助手。

周恩来与蒋介石的矛盾发生在两次东征期间，当时左派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右派组织孙文学会斗争激烈，蒋介石出于对共产党的防范和猜忌，要求周恩来交出军校共产党人的名单，遭到了周恩来的断然拒绝。

蒋介石的报复来得又急又快。不久，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开始清理门户，将共产党人驱逐出第一军，他把五十多个在军中任职的共产党员调离职守后，又专门组织了一个高级训练班来收容这批人，周恩来则从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下来成为训练班主任，声望大受影响，却仍坚持在黄埔工作，与蒋介石周旋。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但他却忍辱负重。这种处境，锻炼了他的忍耐力和灵活的工作作风，对于以往一切，从不加解释和申辩，一如既往地在黄埔实施训练，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非凡的意志和力量。

周恩来离开黄埔是在北伐前夕，因为张治中向蒋介石郑重推荐周恩来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不仅因为周恩来一直负责政治宣传工作，且成绩斐然，应该是最佳人选，而且也多少带点国共合作的象征。没想到却遭到蒋介石的否定。他提出周恩来如有兴趣，可以就任经济部主任。

一向好合作的周恩来却发了脾气，蒋介石太虚伪，也太小心眼了，置北伐大业不顾，处处为一己私利打算。

至此，周恩来脱离了蒋介石的帐下。

蒋介石在清理门户时，心情也很沉重，因为他最器重的学生，号称“黄埔三杰”之首的蒋先云率先宣布，宁愿退出第一军，也不脱离共产党。

蒋先云，黄埔一期生，湖南人氏，虽然他也是作为一名普通考生踏进考场的，但经历、见识远远高过一般的学生。1919年他刚17岁，就领导了衡阳的五四运动，并任湖南联合学生会总干事。1921年10月，他与毛泽东在衡阳结识，并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蒋先云还参加领导过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与李立三、刘少奇并肩战斗。后因遭到反动当局通缉，才离开湖南报考黄埔军校。

蒋先云在军校的表现也是有口皆碑，几十年后，徐向前在回忆到蒋先云时，仍是赞不绝口，认为他太优秀太出色了，堪称黄埔同学的表率。蒋介石对蒋先云也很欣赏，在他的日记中还提过，一口一个“先云”显得很亲切。同样，蒋先云对蒋介石也很尊重，有一种浓浓的师生情。

然而在这大是大非面前，蒋先云却站稳了立场。

与蒋先云站在一起的共产党人还有“黄埔三杰”的另一位陈赓以及陈奇涵等人。

陈赓，湖南人氏，14岁即弃学从军，在湘军当了几年兵，1921年离开了军队，次年到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1923年年底，在长沙考入设在广州的陆军讲武学堂，亦称湘军讲武学校，录取后即于宋希濂等一行20余人结伴来到广州。后因不满讲武学校的教育与生活，报名参加了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终于成了黄埔的一员。

陈赓为人机灵、活跃，思想进步，在同学中威望颇高，尤其在东征期间作战勇敢，并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因此蒋介石对之尚存有拉拢之心。后来成为“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就曾找过陈赓，递给他一张国民党党员登记表，轻声说：“校长并没有忘记你，只是希望你脱离CP跟他走。这是顶顶重要的时刻！”

陈赓的回答很坚定：“本人当着众同学宣布，我曾经是个跨党分子。现在声明，本人也是一个主义——共产主义；一个党——共产党！”

陈奇涵，江西兴国人，早年曾就读于韶关滇军讲武堂分校和护国第二军讲武堂，并先后在赣军和桂军中任职，后转入黄埔工作。他在黄埔是公开的共产党员，也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分子。

陈奇涵人品高尚，他的离开，让蒋介石感到非常惋惜，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还从南京写信给陈奇涵，邀请他担任侍从室副官，这可是不小的诱惑。然而道不同，不相与谋，陈奇涵早已与蒋介石分道扬镳，自离开黄埔后，他就去了江西兴国开展群众运动，后来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又返回家乡，组织领导了兴国暴动，后来又组建了红军第二十五纵队，以兴国为中心开展游击战。

1930年10月，陈奇涵调任红一军团，后来又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恰巧红一军团的总指挥和政委分别是林彪和聂荣臻，于是黄埔校友如今又成了战场上的搭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奇涵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退出第一军的共产党人远不止以上几位，而且都是军中精华，因此蒋介石也很痛苦，长叹“团体分裂，操戈同室，损失莫大，两年来心血，尽于此矣！”

共产党人的心情也很沉痛，蒋先云就是典型的例子。

随着蒋介石在反共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终于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让共产党人的心头笼上一片寒意和愤怒。

对于蒋先云而言，这段日子让他思想上处于极度矛盾与痛苦之中，信仰与感情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中山舰事件后，他虽然第一个退出了国民党，退出了军队，给蒋介石一个难堪。但蒋介石不计前嫌，又邀他至北伐军总司令部工作，当了蒋的侍从秘书。而蒋又对他倚重非凡，从广东到湖南，又转战江西，几乎所有文告和宣言都出自他的手笔。因此，一些自己的同志、战友对此很不理解，甚至产生怀疑，这让蒋先云感到难以忍受。

更让他痛苦的，是对他器重非凡的蒋校长竟然背叛革命，他一直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眼看他一天天走向革命的反面，却无能为力。他不是轻易动摇信仰的人，想到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师生之间就要兵戎相见，他就从心里感到一阵揪痛。所以，当组织调他去武汉政府工作时，他当即打点行装，尽管蒋介石一再希望他回到自己身边，但蒋先云仍是义无反顾。

在武汉，蒋先云主持了由留在武汉的黄埔各期学生组织的讨蒋大会，当众表明态度：黄埔学生是党的学生，不是蒋介石个人的学生。今天的大会，为的是表白我们的态度，来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他工具。

这是革命的黄埔将士向蒋介石宣布割袍断义！

然而，蒋先云并没有从个人的感情中完全挣扎出来，不久，他就主动请缨奔赴前线，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在河南临颍与奉军激战时，跨下一匹白色的战马，宛如战神驰骋在战场。二十六师代师长吴仲禧当时就传下命令，请蒋团长下火线！因为目标太大了，简直就成了敌人的活靶子了。

但蒋先云对此置之不理，似乎是有意识地迎接着死亡。终于，临颍之战，成了他的埋骨之所。

仔细考察一下蒋先云的行为，此役中的表现，其情绪之激烈，对生与死之淡然，都让人觉得反常。因此有人分析，以蒋先云的性格，重信念，重感情，重然诺，以他的特殊身份，以及各方面对他的特殊看法，使他感到了所承受的负担。他选择了一种特殊的、壮烈的，带有一种悲壮色彩的解释。

遗憾的是，蒋先云在武汉没有等到周恩来的到来，否则他将以另一种形式展示自己的精彩。

四一二政变发动时，周恩来正在上海，亲眼目睹了血淋淋的白色恐怖，一路辗转来到了武汉，发现武汉的形势也是危急，国共分裂已成定局，现在唯一能自救的，就是确定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尽快发动武装起义。

周恩来在黄埔的同事聂荣臻也是刚从上海赶回武汉。中山舰事件时，聂荣臻一度被软禁。北伐发动后，他作为中共广东军委特派员在前线负责联络工作，后前往上海，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工作。但那时的军委不指挥军队，只进行组织和联络工作。其职权，和1931年以后的中央军委不同。

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在武汉时期都是由聂荣臻安排工作的。

在黄埔将星榜上，陈毅是赫然在目的。

陈毅的早年经历与聂荣臻相仿，他也是四川人，也曾去法国留学，后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度在四川搞兵运工作，并与朱德、刘伯承等相识，策化顺（庆）泸（州）起义以策应北伐。顺泸起义失败后，因在四川难以立脚，于是辗转来到了武汉。

到了武汉后，因不知道军委机关所在地，找到了省委组织部，组织部的人不认识他，就说，那好吧，你到叶挺部队当兵吧。

陈毅有心找军委找不到，出了组织部大门却碰上了军委的人。他们赶紧把他请去，正好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缺人，就分配他到那里去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军校政治部准尉秘书，官职不大，但暗里却是中共武汉军校党委书记，负责军中党团生活。

和陈毅一起被授予元帅军衔的黄埔一期生徐向前当时也在武汉分校，对于徐向前而言，这一时期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是从民主主义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关头。

来武汉之前，徐向前是一个“纯正”的国民党员，他拒绝了有人劝他加入共产党的意见，不愿做跨党分子，“脚踏两只船”。

就在武汉时期，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逐渐有所暴露，迫使他有所思考，有所抉择。他与一帮共产党员常有来往。他们大都是黄埔同学和山西老乡，如樊炳星（黄埔四期生）、杨德魁（黄埔三期生）、程子华（六期生、武汉分校）。前两位后来成了徐向前的入党介绍人，而程子华后来则成了我军高级将领。他们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谈对人生和时局的看法，谈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谈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兴致所至，各抒己见，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像吵架似的。而生性不爱讲话的徐向前却在这辩论声中获益匪浅，对过去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澄清，并由此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

虽然徐向前、陈毅都是党内人，但彼此印象不深。因为陈毅前脚来，徐向前后脚就被调到张发奎的司令部工作，这也是党组织为应付突然事变，保存革命力量的一种措施。临行前，一位地下交通员递给他一张纸条，没头没脑地写着一句话：“找毛泽东”，毛泽东的名字徐向前知道，可上哪儿去找呀！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还有一位元帅也是经聂荣臻分配工作的，这就是林彪。当时他是黄埔四期生，刚刚毕业，瘦小精悍，肤色苍白，大概那种天生遮掩不住的名将气质，给聂荣臻留下了印象。他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这是黄埔的惯例，毕业学员要在部队见习三个月，而后才正式分配职务。

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是7月中旬的事，无论是起义的领导成员，还是起义的骨干力量，黄埔人是绝对的主力，周恩来担任了前敌委员会书记，聂荣臻是前敌军委书记，直接统筹指挥整个起义工作。

参加起义的部队有：朱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教导团；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黄埔军人是该支部队的骨干，最近又补充不少刚毕业的四期生。后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二十五师也加入了进来。

二十五师虽然表面上是张发奎的部队，但共产党却占了相当的力量，所属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个团都由不得他当家了，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黄埔一期生，早在三年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也是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同志”（聂荣臻语）。周士第后来成了我军的高级将领，有“天才参谋长”之称，解放后被授予上将军衔；而王尔琢后来则成了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麾下三勇将之一，遗憾的是天不佑贤者，王尔琢后来竟死于叛徒的黑枪之下。

贺龙二十军中也有不少黄埔生，该军由原第九军第一师扩编而成，周逸群就在该军任政治部主任，在起义军南撤途中，就是他和谭平山在瑞金介绍贺龙加入共产党的。

周逸群，黄埔二期生，他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期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3年回国后，从事兵运联络工作。他交往的朋友也多为一时之英杰，如萧楚女、恽代英等，都和他交往甚密。

周逸群进入黄埔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一直在中共黄埔支部任主要干部。他在学生中威信极高，活动能力也相当强，军校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火星社就是由他提议创建的。火星社成立不久，就参加了军校特别党部的竞选，结果获得全胜，当选者几乎清一色的中共党员，而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却榜上无名。

蒋介石是个爱面子的人，在他的地盘上居然被淘汰，这一怒非同小可。党代表廖仲恺看到这种情况，为了安慰蒋介石，利用自己的影响，将蒋介石又活动进校党部。

火星社这一行为确实有欠策略，过早地暴露了中共在军校内的力量，给蒋介石过火的刺激，但也可看出火星社领导人（其中就包括周逸群）的眼光锐利处，他们已从当时蒋介石言行的蛛丝马迹处看出此人包藏祸心，不是革命的同路人。

离开黄埔后，周逸群进入了第九军，结识了当时任师长的贺龙。贺龙算是遇到了良师益友，从此人生步入了新境界。

中共党员，黄埔一期生董朗，侯镜如、李奇中也在该军分任团长、副团长之职。

贺龙部中的黄埔名人还不止于此，如后来成为解放军上将，被称为后勤供给专家的杨至成当时就在该军任连指导员，他是黄埔五期生。另外，比他晚一期的周文在（后为解放军少将）也是该军的基层军官，他们都是部队的骨干力量。

陈赓也参加了南昌起义，离开广东后，他一度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工作，不久又奉令前往苏联学习。同行中，就有后来曾给中央造成重大损失的叛徒顾顺章。

陈赓在苏联主要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的学习，诸如侦探、审讯、劫牢、爆破、秘密通讯等学科研究，后来他也成了中共这方面工作的专家。

陈赓从苏联回来时，由于对国内情况不了解，到了南昌后，就找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蒋介石见了他倒很喜欢，毕竟陈赓救过他的命。嘘寒问暖一番后，又送了陈赓一笔钱，最后拿了一本红绸子封皮的特别通行证，嘱咐陈赓，凭这个，可以直接找他。

离开南昌，陈赓去了武汉，因为当年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在黄埔岛当兵时曾在陈赓的连里，所以有一段僚属之谊，因此安排他去了唐生智的特务营任营长。这段时期唐蒋矛盾正尖锐激烈，唐生智为增强力量，也有意识与共产党亲近。

陈赓所在的这个特务营共有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人数近千人，军官里头共产党员不少，几个连长都是黄埔毕业的党内同志，步兵连是清一式的汉阳造，另外配备20支美式汤姆枪，机枪连的几挺重机枪更是威风。

陈赓是有心将这支部队整个地拉过来参加起义的，没想到唐生智手下的大将何键是个十分反动的军官，他看中了特务营的那几挺重机枪，所以派部队用机关枪对准陈赓的门口，逼着他只身离开特务营。

陈赓悻悻然从汉口渡江来到武昌，找到了周恩来，这时候起义的预定时间已经快到，只得随周恩来乘船经九江到南昌，住进花园街二号朱德的寓所，这里是前敌委员会的指挥中心，陈赓担任总指挥部保卫工作。

徐向前未能参加这次起义，他当时在张发奎指挥部任上尉参谋，南昌起义爆发的那天晚上，张发奎突然集合军官训话，宣布“CP 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他感到不能在此待下去了。于是连夜出走回到武汉。到了原来的接头地点，却是一片狼藉，党组织已遭破坏。没奈何，乘船到了上海，找了一家小旅馆暂时栖身。

陈毅是后来赶上起义部队的，当时他随军校教导团行动，按中央的决定，这支部队是要参加南昌起义的，但当时通讯条件落后，通知迟到，准备不及，教导团于8月4日到达九江后，立即遭到张发奎的缴械。陈毅这一急非同小可，连夜召开党的会议，对党员作了一番布置后，即奔赴南昌。这时起义军已南下，于是急起直追，在抚州赶上了部队，随即被任命为叶挺所部七十三团中校政治指导员，与周士第搭档。

许光达大将当时也是从九江赶去南昌的，但他和陈毅不是一路，作为黄埔五期炮科生，他入学在广州，毕业于武汉，后来分配到第四军直属炮兵营任见习排长，驻地就在九江。

许光达是湖南长沙人，入学前就是中共党员了。8月2日，他接到组织指示，要他离开九江去南昌，参加起义部队。抵南昌时，起义部队已南撤，他是半个月后在宁都赶上部队的，被分配到叶挺的部队当排长，后来又任代理连长。

郭化若与许光达是同科不同期，他是四期炮科的，当时也驻扎在九江。不过他的见习期已满，先在第四军教导团任炮兵连长，后来又调到炮兵指挥部工作。南昌起义爆发后，他离开了九江，经上海到广东潮汕，在那里赶上了部队，被任命为营长。

党组织对许光达、郭化若这样炮兵专业出来的科班生是极为重视的，南昌起义失败后，许光达负伤离队修养，后来又和孙一中、周逸群一起去鄂西组建红六军。1936年5月，被党中央送到苏联学习，先后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和东方大学深造，归国后战功卓著。1950年5月，奉命以所在第二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并担任司令员和党委第一书记，为装甲兵的创立、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

郭化若则是被视作炮兵人才而专门加以培养的，1927年年底，被送到苏联莫斯科红军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在部队主要从事参谋工作和军事教育工作，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学校总教官、红军大学第二分校教育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训练部部长等职。

当然，郭化若的专项特长还是炮兵，1945年2月，中央军委在延安成立直属军委领导的炮兵学校，郭化若就是该校校长。作为公认的炮兵专家，这一职务非他莫属。

1955年，郭化若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在参加南昌起义的黄埔同学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陶铸。

陶铸是湖南人，早年干过学徒、小职员之类的营生，很困顿，很烦闷，他的同乡，黄埔一期生蒋伏生为他指了一条路，投黄埔！

于是陶铸成了黄埔五期生步兵科的一员，不久就加入了共产党。

黄埔五期生投身革命阵营的以政治科、工兵科、炮兵科的学生居多，因为他们是在四一二政变时先期到达武汉的；步兵科、经理科学生则相反，因为他们是后来到的南京，共产党力量已受到打击和削弱。

陶铸是步兵科的，但他却在1927年4月初被黄埔军校党组织派到了武汉，然后就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队。因此，五期毕业生中没有他的名字，被算成肄业。南昌起义时，陶铸在叶挺的部队当兵，起义失败后转移到了香港，被英国巡捕房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

在十年内战期间，陶铸数度被捕，铁窗生活对他已十分熟悉，而且临危不乱，在组织越狱方面可以称为专家了。

这是他第一次被捕，关押二十多天，敌人也没审出什么，把他送到工兵营修马路，却被陶铸瞅了个空子逃了出来。

他组织的第一次越狱是在1930年，本来中央军委是派他去红四军工作的，但在途经厦门时被福建省委看中，半道截留了下来，任他为省军委秘书，后又任省军委书记。

这期间，陶铸组织了一次在当时颇为震动的营救狱中同志的行动，亲自攻打防备森严的厦门监狱，营救出四十多名被关押的党团员。“文化大革命”前曾有一本名叫《小城春秋》的小说，就是以这次行动为素材构思而成的。

陶铸另一次被捕是在1933年4月，当时他被党组织调往上海。因为叛徒的出卖，在英租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0月，被判处无期判刑。这一次是被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服刑，那里的森严程度可不是一般地方监狱可比，陶铸也准备坐一名白发囚徒了。

然而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经周恩来、叶剑英等反复交涉，陶铸于1937年9月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的陶铸先在湖北从事党的工作和部队建设，后又到延安，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宣传部长，并参加了党的七大。

抗战胜利后，陶铸又被派到东北，曾经担任过四野的政治部副主任，和林彪、罗荣桓的配合相当默契和愉快。大概都是出身黄埔的缘故，他对林彪很尊重，也有一定的感情。解放后，陶铸主政广东，四野的不少干部也在那里工作，林彪就常来广州养病散心，陶铸总是热情地给予接待。

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铸因为不愿为林彪、江青之流所用，而遭致政治报复，被打成党内第三号“走资派”。1969年10月，以进行紧急战备为名，把有病在身的陶铸赶出了京都。同年11月，陶铸在合肥含冤而逝。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参加了南昌起义。

毛泽覃早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跟随着毛泽东来到了广州，进入了黄埔，任政治部科员。中山舰事件后他离开了黄埔，到第四军政治部工作。南昌起义，他恰逢其会，担任了叶挺部下第二十五师的政治部科长。

南昌起义失败后，毛泽覃随朱德、陈毅转战赣粤湘边界地区，不久，朱德得知毛泽东已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于是就派毛泽覃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系。

毛泽覃不负所托寻上了井冈山，很快就奉毛泽东之命下山联络朱德、陈毅，为朱毛在井冈山的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苏区，毛泽覃先后担任许多重要职务，曾一度在黄公略任军长的红六军任政治部主任，还曾担任过萧克任师长的红军独立第五师政治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等职。后来由于对王明“左”倾路线的抵制，被打成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小集团，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了职务。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毛泽覃被留在了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4月，在瑞金率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牺牲。

黄埔生的身影在南昌起义的队伍里比比皆是，比如刘畴西，也是其中的一位。

刘畴西在黄埔时名声就很响亮，他是一期生，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东征时，他随军出征，棉湖一役，因左臂中弹而遭折臂之痛，蒋介石在一期黄埔同学录的序言中就专门提到了他的名字，以示表彰。

蒋介石对刘畴西也颇有怜惜爱护之心，“黄埔同学会”是蒋介石自家成立的组织，其干部人选都是由他亲自择定，慎而又慎，非特别欣赏与信任者不能入围，但刘畴西却是该会总务科科长，这可是个让人眼红的“肥缺”。后来，他随同学会迁到了南京。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一翻脸，他就脱离了南京，来到武汉，被叶挺留下来任师部参谋。

南昌起义中，刘畴西担任了起义军营长、团参谋长等职。起义失败后，一度转到地下。1929年，被党组织选派到苏联留学，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0年，经海参崴回国，再寻用武之机。

在反“围剿”的斗争中，刘畴西的军事才华表现得淋漓尽致，先后担任过红八师师长、红二十一军军长、福建军区总指挥、红十军军长，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斗，战功赫赫。与他配合指挥的也都是红军队伍中的名将，如李井泉、宋时轮、谭震林等。

1934年年底，红十军团组建，刘畴西又担任了军团长，粟裕任参谋长，猛将寻淮洲是其军团所辖十九师师长，均为精华之选。

方志敏后来也来到了十九军团，任该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与刘畴西搭档，指挥该部作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军皖南，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谭家桥一战，遇上了国民党骁将王耀武，刘畴西本想打其伏击，没想到打雁反叫雁啄了，因敌强我弱，部队损失惨重，从而失去了主动。1935年1月，退守在怀玉山的红十军团被国民党重兵包围，血战七昼夜，血流飘杵，除少数突围外，大部分牺牲，一部分被俘，刘畴西、方志敏也在被俘其列。同年8月6日，刘畴西在南昌百花洲就义。

以上，只是参加南昌起义的黄埔将士部分名录，南昌起义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此次行动参加的正规军队之多，是后来发动的一连串武装起义，如秋收暴动、广州起义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是共产党几年来在军队努力工作所集聚起来力量的爆发，而大批黄埔军人投身革命则是这力量爆发的具体显示。

南昌起义尽管以失败画上了一个句号，却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局面的形成，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时期，在共产党随之举行的一连串武装行动中，我们依然随处可见黄埔将士的身影。

没有参加南昌起义的徐向前却在上海的街头邂逅了武汉分校的李楚白，李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他叮嘱徐向前好好守住旅馆，注意安全。果然，没过几天，“交通”就找上了门，指示他前往广东。

在广州，作为军事专家，徐向前主要负责对参加广州起义的工人赤卫队进行军事训练。

解放军十大元帅另一位叶剑英也参加了广州起义。叶剑英与黄埔的渊源很深，黄埔军校筹办时，他就是教授部的副主任，他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然而思想进步，追求真理，就在黄埔期间，他向共产党提出了入党申请。

叶剑英对黄埔的最大贡献就是帮助廖仲恺保证了黄埔军校筹备工作的顺利完成。1924年3月，在建国粤军中任第二师参谋长的叶剑英应廖仲恺邀请，以建国粤军第二师代表的身份参加筹备黄埔军校，并在筹备处工作。

这时，蒋介石正在为争取权力躲在老家闹情绪，为了给孙中山施加压力，决定解散筹备处，而且这一决定已经由他的英文秘书王登云宣布了，让每人领一笔遣散费回家。

许多人都无可奈何地领了遣散费，叶剑英却拒绝了，他还劝大家不要离开，并找到廖仲恺，力主坚持将黄埔办下去，不能因人废事。

廖仲恺对叶剑英的意见深以为然，并最终劝说蒋介石回头，黄埔军校筹备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叶剑英功不可没。

军校正式开学后，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同时还兼兵器学的讲授任务。可惜的是，孙中山因为要讨伐陈炯明，派兵围攻惠州，令建国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民达率部配合作战。张民达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让叶参谋长立即回队。廖仲恺为了顾全大局，只得割爱。

叶剑英离开黄埔后，在粤军第二师干了一段时间，后来部队改编，又进入了第一军，北伐时还做了第一师的参谋长，算起来又重归黄埔了，官职也不小。但他决心跟随共产党的初衷未变。就在四一二政变后，他通电反蒋，并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又做了张发奎辖下第四军的参谋长。

前文说过，陈毅所在的教导团在南昌起义后被张发奎在九江缴了械，叶剑英动了心思，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他说服张发奎将其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并由他兼任团长，后来，这支部队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

教导团的成员大都是来自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

黄埔一期生吴展在该团任营长，四期生叶镛在该团任连长，这两位都是红军时期的著名将领，吴展和徐向前还搭过档，分别担任过红四师十团团长和党代表，叶镛则是他俩的上级，任红四师师长。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们曾率领这支部队进入海陆丰地区，和董朗、颜昌颐领导的红二师会合。1928年6月，叶镛因患瘐疾，在隐蔽地点治疗时，被敌人搜出杀害。红四师师长由徐向前继任。而吴展则因为后来反对张国焘，于1933年5月，被罗织罪名惨遭杀害。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也有不少的黄埔将士参加，像黄埔二期的卢德铭、余洒度，就是秋收起义的主要军事干部。

卢德铭，四川人氏，为了投考黄埔军校，竟从遥远的天府之国辗转跋涉到了广州，走得鞋破履烂，肤黑面焦，让老同盟会员李筱亭大为感动，于是上书孙中山为之介绍，卢德铭终于有幸拜见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泰斗，被破格编进了黄埔第二期，后来又在校加入了共产党。

从黄埔毕业不久，卢德铭就转到了叶挺的独立团，这是中共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北伐发动后，卢德铭随军作战，历经诸役，比如汀泗桥战斗、贺胜桥战斗、武昌战役等，他几乎无役不从，功勋卓著，后来又转入张发奎的警卫团任团长。南昌起义时，卢德铭原计划是要带着警卫团参加的，但因种种原因未能赶上。不久即接到指示，转而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卢德铭的警卫团也成了这次起义的绝对主力，他本人则担任了中国工农革命第一军总指挥，而师长则是他的黄埔同窗余洒度。

余洒度也是黄埔同学中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是第二期中共黄埔支部的组织干事，多才多艺，干事认真，蒋介石对他很欣赏，曾当面表扬奖励。中山舰事件后，虽然余洒度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但蒋介石仍竭力拉拢，让他和蒋先云、曾扩情一道筹备成立黄埔同学会，还让他任该会的宣传科长。

余洒度与卢德铭既为同窗，又志同道合，南昌起义前又恰巧都在张发奎的警卫团，因此与卢德铭一道参加了秋收起义。

然而两位黄埔同窗最后却分道扬镳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文家市会师后，由于敌强我弱，卢德铭坚决支持毛泽东放弃会攻长沙的计划，主张向农村进军；而余洒度则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在遭到否定后，产生了严重的对抗情绪。一个多月后，他就以向省委汇报工作为名脱离了部队。

脱党后的余洒度到了上海，开始追随邓演达，后被捕。但蒋介石网开一面又收容了他，这让余洒度特别感激，效力惟恐不勤，然而蒋介石对变节者总是隔着一层的，后来因为有人揭发余洒度利用职权走私和贩卖吗啡，就被蒋一怒之下一杀了之。

而卢德铭则是生得光荣，死得伟大，就在他与毛泽东率领部队沿湘赣边界转移时，在江西萍乡一带，遭遇优势敌军袭击，卢德铭亲率一连人马阻敌，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黄埔四期的陈毅安也参加了秋收起义，后来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中任军需股长。朱毛井冈山会师后，任第四军三十一团副团长。1925年8月，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就是他和朱云卿团长一同指挥的。毛泽东闻此胜利，豪兴大发，《西江月·井冈山》就专为此而作。

陈毅安后来又担任过红三军团第八军一纵队长，在彭德怀指挥下，率部参加长沙战役，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攻占的最大城市。后来在撤退途中，陈毅安为掩护部队负伤牺牲。

黄埔六期的王良也是跟着卢德铭参加秋收起义的，后来又上了井冈山，并追随朱毛进军赣南闽西，先后参加过黄洋界保卫战、大柏地伏击战和攻打汀州、龙岩等战斗，历任排连团各级指挥员，到1932年3月中央红军整编时，他已经是红四军军长，与罗荣桓政委、粟裕参谋长搭档，是红军中一位著名的勇将。同年3月，在攻打漳州回来的路上，被偷袭的地主武装枪击，不幸牺牲。

另外，被称为红军时期毛泽东麾下三骁将之一的伍中豪，与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的张宗逊也都毕业于黄埔，前者是四期生，后者是五期生，他们皆参加了秋收起义。

其他地区由共产党发动的武装起义，也无役没有黄埔将士的参加，如渭华起义的领导人刘志丹是黄埔四期生，王泰吉是黄埔一期生，两人分别担任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主席和参谋长；黄埔一期生，清涧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则有黄埔一期的黄澎；黄麻暴动的副总指挥则是黄埔三期的吴光浩；周逸群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又和贺龙等人组织了湘鄂边武装起义；公安暴动的领导人则有黄埔四期肄业的段德昌，后来他又和周逸群以及黄埔一期毕业的孙德清联手打造了红六军，而红六军下面的第二纵队司令员则是他们黄埔六期小师弟段玉林。最让人痛心的是，这四位杰出的共产党人最后都遭到了“左”倾路线的迫害，周逸群在撤离了职务后离开了他所创建的洪湖根据地，到江南开辟新的洞庭湖根据地。就在往返途中时，路经岳阳贾家凉亭时遭敌伏击，不幸身亡。而孙德清、段德昌、段玉林则被诬陷为“改组派”而遭到处决，让人愤慨，让人欷

。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的黄公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邓萍则是平江起义的领导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两广纵队的雷经天，当年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在百色起义中是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兼中共右江特委书记。而他在百色起义中的战友冯达飞则是黄埔一期生，冯达飞在当时是红七军第二纵队二营营长，后来则成为了新四军著名将领，担任过新四军教导总队教育长、新编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然而在皖南事变中却不幸被捕，后惨遭杀害。

以上的人员远非是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将领的全部，还有众多杰出的人物未能一一列举，比如黄埔一期的左权，后来成为了八路军副参谋长，在日军的“扫荡”中牺牲，他是在抗日战场上中共所牺牲的最高级干部；比如黄埔一期的许继慎、蔡申熙，黄埔四期的曾中圣，黄埔六期的周维炯等，他们与徐向前一道战斗在鄂皖根据地；而黄埔五期的宋时轮、六期的陈伯钧、王铮则战斗在中央苏区，宋时轮、陈伯钧功劳卓著，后来都成为了解放军上将，而王铮则是中共军队无线电事业的创造者，解放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此外如罗瑞卿大将、常乾坤中将、方之中少将等也都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他们与黄埔都有着割不断的感情与联系。

从黄埔走出来的共产党将领真是数不胜数，他们堪称共产党军队的精华，从以上的名单看，哪一位不是彪炳史册，哪一位不是业绩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