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教育长邓演达/柳　林

一个被孙中山视为左膀右臂的人；

一个被共产党追认为烈士的人；

一个最终死于自己学生枪口的人……

1931年11月29日傍晚，在南京紫金山麓沙子岗，一辆囚车被两辆军车一前一后护卫着，从富贵山炮台废墟中冲出夜色，向汤山方向开去。车队通过卫岗，经过白水桥，出麒麟门，直抵沙子岗后猛然刹车。囚车驾驶室里跳下全副武装的一个人，他本是黄埔一期生、已任蒋介石卫队长的王世和。王世和打开囚车门，对里面的“囚犯”诡秘地笑笑说：老师，车抛锚了，请先下车吧！

“囚犯”刚走出车门，迎头便是一阵枪声，子弹如暴雨倾泻在他魁梧的身躯上……

一代英杰邓演达，就这样惨遭杀害，时年36岁。

筹建黄埔军校

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3月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的一个贫寒家庭。邓演达8岁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做革命党人姚雨平的交通员，14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受到时任校长邓铿的器重，亲自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后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在粤从军，并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南征北讨，孙中山授予他大元帅府少将参军职务。

军校选择在黄埔岛原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旧址上。参与筹建的邓演达对这块地方并不陌生，他15年前就曾在这里学习过，但眼前的旧址早已荒废，昔日盛况已荡然无存，遍地杂草丛生。邓演达率领同事们立即投入紧张的修葺重建工作，经过艰苦劳动，终于使这里焕然一新。紧跟着，他又不辞劳苦，奔赴上海，物色军校管理人才，招收学生，同时还要遵照孙中山、廖仲恺两位先生的指示，亲往浙江奉化劝说正在闹“情绪”的蒋介石回粤办军校。

黄埔军校正式筹办起来后，邓演达先后任教练部副主任、代主任，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等职。他遵循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严格要求学生，对违纪行为不迁就不姑息，但也从不以权压人，对持不同见解的学生耐心说服，谆谆教诲。他时常与学生一道跑步出操，一道吃饭。每次参加全校大会，他都是正襟危坐，始终保持军人仪表，处处以身作则，因此在军校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学生奉为崇拜的偶像。

自辛亥革命以后，邓演达与蒋介石都是在军事上辅佐孙中山的风云人物，但真正在一起共事则始于黄埔军校。尽管二人工作关系非常密切，但私人感情很差。期间，邓因不满蒋重用“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和目睹“个个垂涎做官”的坏风气，而离开黄埔赴德国留学近一年；又因批评蒋制造中山舰事件，被蒋借故调任潮州分校教育长。北伐开始后，已独揽党政军大权、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需要广揽人才，为其所用，于是委任邓演达为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亲临北伐前线，从长沙打到武汉，身先士卒，不怕牺牲，很得蒋介石的器重，让邓兼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在武汉行使总司令职权。

创办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革命势力进至长江流域。黄埔生在北伐军中的骨干作用使邓演达对军校的创办情有独钟。

邓演达

为培养更多的政工人员，邓演达决定在武汉创办政治训练班。他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任命富有政工经验的共产党人包惠僧为政治训练班筹备处主任。

在邓演达的亲自勘查下，训练班校址最终选定在武昌两湖书院。邓演达领导政训班筹备处的成员，发扬创办黄埔校本部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用不足两万元的修缮费，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因逢战乱已成荒芜的校舍修好，使从广州黄埔校本部迁到武汉的第五期政治科学生能及时住进新校舍。

由于革命中心的转移，此时全国各地革命青年云集武汉，纷纷要求参加革命，邓演达审时度势，立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将政训班易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扩大招生。邓演达重新起草了军校的教育纲要，另行组织了新的招考委员会，其委员包括有郭沫若、王法勤、董必武、陈公博、包惠僧等人，邓演达自任主席，大批共产党人如恽代英、李富春、陈潭秋、李达、项英、周恩来、蔡畅、施存统等均被聘为政治教官或被委以重任。

武汉分校共办两期。其中第六期是在武汉招收的，初试生共6000余人，复试生共4000余人。第六期学员共设11个中队和一个学兵团，其中有3个是女生中队，这在当时的中国军校是破天荒的，也是黄埔军校校史上唯一的一期女生。她们中的不少人，有的后来成为喋血沙场的革命先烈，如胡筠、游曦等；有的成为难得的红军女将，如危拱之、张瑞华等；有的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如赵一曼等。她们如同圣洁的革命之花，开遍祖国的大地。

与蒋介石决裂

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南昌后，鉴于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先后两次电告广州，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速迁武汉。等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第一批委员已到武汉，并开始以党政临时联席会议形式行使最高职权时，蒋为了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又提出迁都南昌，并截留了途经南昌到武汉的第二批委员。蒋介石出尔反尔，遭到武汉方面的强烈反对，邓演达对蒋也深感不满，多次做蒋的工作，反复向蒋说明迁都武汉的理由，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

邓演达与蒋介石共事近两年，深知蒋的为人，通过迁都之争，进一步觉察到蒋介石正加紧背叛革命的行径，他积极撰写文章，在武汉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对蒋介石分裂革命、实行封建独裁进行了揭露和斗争。1927年3月，蒋介石派亲信曾扩情到武汉活动，劝说邓演达放弃反蒋主张，并以由邓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要职来作诱饵。邓当即表示：“当与不当参谋长，无关轻重得失，照蒋这样领导革命，永久不会成功。”

1927年7月上旬，邓演达目睹汪精卫集团紧步蒋介石反革命后尘，愤然离开武汉，同年10月到达莫斯科，与先抵达莫斯科的宋庆龄、陈友仁等商量，决定成立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1月1日发表由邓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号召革命的国民党人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直到完全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12月邓演达离开莫斯科赴德国柏林，然后开始对西欧、近东、中东和印度各国进行学习考察，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国，隐居于上海，在谭平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

邓演达与苏联军事顾问铁罗尼在北伐途中交谈

邓演达还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以上海为中心，在北平、武汉等地设分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十八军的罗卓英、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肖乾以及西北军的杨虎城、邓宝珊都参加进来，很快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邓演达还多次发表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这一系列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极大恐慌，蒋布置特务打手搜捕他。

1931年8月中旬，邓演达前往江西准备策划起义，临行前去看望卧病在床的朱蕴山，对朱说：“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请你留守上海代我负责。”朱十分担心邓的安全，对邓说：“外面风声很紧，你要警惕，倘有失处，瓦解全局。”邓回答说：“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朱允诺负责留守。谁知未过三日，在蒋介石的重金收买下，叛徒陈敬斋密告邓演达行踪，邓旋即被捕。

邓演达被捕的当天，正在南昌指挥对朱毛红军第三次“围剿”的蒋介石，飞往上海，他要王懋功、张群尽快把邓解往南京，并对邓案批示：“煽惑军人，扰乱邦家。”此时，蒋介石也并未下定决心要杀邓演达，他认为邓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酌情做邓的工作。又派身边的南昌行营党务指导处处长段锡朋，以私人关系找到邓的助手，迂回做工作；同时又授意王柏龄，劝邓出面调解宁粤冲突，并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参谋总长之要职，均一一为邓所拒绝。

邓演达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一些黄埔学生积极营救。国民党中央教导总队黄埔生邓克敏、张涛等组织武装劫狱，事败被通缉。黄埔生许源国利用亲信卫兵一个班，在值班期间负责营救，并筹集5万元作为安置他们家属的经费。正准备就绪，蒋介石突然将邓演达由陆军监狱转移到紫金山麓一个废墟的茅屋里，断绝邓与外界的联系，使营救计划落空。又有不少的黄埔生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释放邓演达，遭到蒋的拒绝。最后，文中开始的那一幕，终于无可挽回地上演了。

1950年3月31日，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及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李世璋和王枕心、王平秋、麦朝枢、庄明远，以当事人的身份，联名函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陈述陈敬斋出卖邓演达的经过，要求对“此种破坏革命出卖领袖之叛徒，自应依法处刑，以张人民法典”。

当天，周恩来看到呈文，立即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督促办理。当天深夜，一份急电从北京传到南昌，中央办公厅要求江西省委：“谋害邓演达之案犯陈敬斋，如已转解南昌，请告该地将其案情迅速弄清速报，以便处理。”此案后来移交公安部。公安部于10月结案，罗瑞卿将结案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总理指示，邓演达应如革命烈士对待。后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关怀下，由政务院拨款，将邓演达的遗骸由沙子岗迁葬于紫金山南麓灵谷公园东侧，立一新碑，刻有何香凝亲笔题字：邓演达烈士之墓。

（作者单位：《中华儿女》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