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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迅速波及全国，黄埔岛上的屠杀只是略迟于上海滩上的事变数日，正式宣布清党的日期是4月15日。但在前一天，广州方面的军政界头头脑脑都已接到蒋介石的秘密指令，开始布置对共产党人的屠杀计划了。据当时黄埔军校代校长方鼎英回忆，在座的除了他之外，还有刚刚从上海赶来广州的李济深、负责后方中央党部责任的朱家骅、广州卫戍司令钱大钧以及张静江等人。李济深一脸严肃地对方鼎英道：

“这次清党关系重大，广州的共产党大本营就在你黄埔军校。校长要我问你，军校的共产党有多少？谁是共产党？谁是主要负责人？你平日有没有调查过？清党时会不会出乱子？你有没有把握？你能不能负责？”

李济深的咄咄逼人让人不快，方鼎英正色言道：

“蒋校长出征前，命令我兼代校长职务，但我事先声明，我只一心办学。因此，我在学校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对中共师生亦如此，今即清党，我有三点要求：

“1．自宣布清党之日起，请给我三天时间，在这三天之内，请不要派一兵一舰来黄埔；

“2．三天之后，成立清党委员会，负责办理；

“3．请给我一笔款项，以便在宣布清党后，师生可以请假，自由离校，并发给川资。”

方鼎英顿了一下，又特别提到了熊雄：

“至于熊雄主任，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是不是学校共产党的总负责人，不得而知。但他对学校是有功绩的，我拟请他赴法留学，川资多少，任他需要。”

方鼎英注意到，除了李济深对他的意见颇为重视外，其他人都露出了不以为然状。果然，当天夜里，钱大钧就以戒严司令身份，下令动员，指挥所属海陆军，由徐景唐师担任石围塘及花池一带警戒，公安局长邓彦华负责市区搜索，海军方面担任河北警戒，李福林的军队担任河南警戒。一时间，恐怖气氛笼罩于整个羊城。

黄埔岛是这次行动的重点，中山舰、西江舰星夜生火起锚，直驰黄埔，进行震慑监视。原驻四标营的黄埔四、五两期部分入伍生，被尽数包围，一律缴械。

由于钱大钧的迅速行动，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最终未能逃脱厄运。

熊雄是蒋介石恨之入骨的人物之一，他在率军北伐离开黄埔前，写了一张纸条，上书“禁绝小组织、一小团体”等字样，当面交给熊雄，以作影射暗示。而熊雄却在《黄埔日刊》上撰文《对于校长“临别赠言”的说明》，指出：“坚持孙中山主张容纳各派革命分子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共产党既是代表工农的政党，自有其独立性，对于破坏党的组织的人，就应认作我们的公敌，即拿起对付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精神，与之奋斗。”

这篇文章正戳中了蒋介石的痛处。

北伐期间，熊雄还干了一件让蒋介石咬牙切齿的事。他在出征前，为了控制黄埔同学的思想和活动，成立了一个“黄埔同学会”并指定由黄埔一期生、后来成为“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负责。

实事求是地讲，留守在广州的“黄埔同学会”并未做什么好事，还经常受到共产党员学生，尤其是未毕业的共产党员学生的种种责难。他们时常揭发队上官长虐待学生和贪污等不法情事，例如时任60团团长的一期生李果，驻扎在中山县，就有压迫农工的事情，黄埔同学会却坐视不管。因此，便有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弄得曾扩情十分狼狈。恼羞之下，他认定此乃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的有计划策动。于是一纸密告，添油加醋，请人辗转交到了正在江西指挥北伐作战的蒋校长手里。

接到报告，蒋介石怒不可遏。他身在前线，却时刻牵挂着黄埔。那里是他的发祥地，最担心自己起家的大本营先乱了阵脚，后院着火。现在熊雄这样搞，岂不是要他的命。据蒋介石的塾师毛思诚回忆，蒋介石当时愤怒极了，“公接粤电，知后方学生为人利用，欲推倒校长，犹是改态，不胜愤激……一手所扶植学生也，而今受人愚弄，胡闹若此，尚何言哉？”

蒋介石要杀熊雄之心，早在此刻已经决定了。

熊雄本人也知道得罪蒋介石非浅，自忖今后路涯艰难，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方鼎英却对熊雄颇有好感。熊雄待人诚恳，做事稳健，在与方鼎英共事的这段日子，配合默契。自蒋介石离开广州后，尽管军校内左右两派学生斗争的风波频起，但在他的正确领导和真诚帮助下，未曾发生过重大事故，方鼎英很是感激。因此，他评价熊雄，“其有功于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有劳于黄埔军校的稳步前进，事实如此，有口皆碑。”

因此，会议一结束，方鼎英连夜赶到熊雄寓所，实话实说，熊雄脸上立刻就变了色，十分沉痛：

“教育长，你埋头办学，我是很敬佩的，这次清党，乃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蓄谋，竟敢置北伐大业而不顾，令人心痛啊。”

熊雄神情异常激动：

“钱大钧与我曾为反对北洋军阀，一起亡命日本，靠卖报纸过苦生活。今他亦为虎作伥，我真认错人了。至于朱家骅乃党棍之流，更不足道。我实不忍见此浩浩荡荡的北伐局面，竟败于此辈革命投机分子手里。我宁愿将我满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一泄我与此辈不共戴天之恨。”

在方鼎英一再劝说下，熊雄才心有未甘地登上事先准备好的汽艇离开。谁知驰至半途却因机件损坏，漂泊洋面，被中山舰长吴屿发现，派兵追回，熊雄遂落入虎口，于当年5月12日深夜，遭反动派秘密杀害。

除熊雄外，当时留在军校中的中共头面人数萧楚女，自然成了这次大清洗的重点目标。

萧楚女，中共党员，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萧楚女充满了革命的热情，疾恶如仇，他的讲课风格亦如他的性格，对真理大声疾呼，对谬误大加鞭挞，在学生中很有威信和影响。

事变发生时，萧楚女正因病躺在广州东山医院，但他并未忘记自己的工作。3月30日的《黄埔日刊》上还登有他的一则启事，告知学生，他所撰写的政治问答条目还将按期登载，敬请学生原谅他不能亲自到校作答。学生们见之无不为之感动，“萧教官病了，住了医院，但是他在黄埔军校的工作并没有住院，而且是照常进行着。”

就是这样一位对黄埔军校的发展献出每一分光和热的杰出战士，也未能躲过这场腥风血雨，军警们如狼似虎地闯进东山医院，将躺在病床上的萧楚女拖了出来，棍棒交加，然后挂在汽车后拖走，最后壮烈牺牲。

在黄埔军校工作过的其他几位共产党精英，有的虽然暂躲过了这场灾难，却在以后的斗争中没有避开蒋介石的追杀。1935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杨树浦被捕。由于他被捕后自毁面容，化名王作霖，并机智地应付了敌人的审讯，故身份没有暴露，只被判了五年徒刑，先押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后又转入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监狱的国民党军官中，有的是当年的黄埔学生，而恽代英这位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又是位热点人物，一般热血青年谁不景仰，故他们早从这个化名王作霖的囚犯言词举止中猜出了他的真实身份。谁都知道，只要向上报告这一秘密，巨额奖赏就会滚滚而来。可是这些黄埔军官谁也没有干出这种事。因为他们昔日在黄埔岛上，亲眼目睹了恽代英的高风亮节，并为之折服而倾倒。

恽代英入狱后，党组织立即设法组织营救，当事情已经有了眉目，组织上正秘密通知他准备提前出狱的时候，风云突变，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变节投敌。他向敌人供出的第一件事就是恽代英化名王作霖，现在押在南京狱中。

恽代英的生死就在这瞬间突然变位，当他得知身份暴露后，这位看似文弱的书生却处之淡然，拒绝了国民党的诱降。4月29日正午时分，他从容步出牢门，走向刑场。

与恽代英、萧楚女被黄埔军校政治部并称为“广州三杰”的张秋人也是这次“清党”的重点通缉对象，但他却在敌人行动之前离开了广州，暂时躲过了一劫。

1927年9月底，张秋人受命回浙江担任省委书记，却不料刚到杭州第三天，就在三潭印月附近与几位黄埔军校几个反动学生迎面相遇，被一眼认出他就是当年的那位共产党政治教官，立即将他团团围住。

这帮同学都是黄埔同学会的，也是军校右派组织孙文学会的骨干、打手，反共情绪特别激烈、亢奋。张秋人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知道在劫难逃，连忙用英语关照陪伴自己的妻子赶快把放在旅馆里的文件销毁或转移。同时又想起自己裤袋里的一份党员名单，在几十个人的监视下无法销毁。情急之下，他冲出这帮人的包围，跳进西湖，将裤子踏入湖底淤泥之中。当他被人拉上来的时候，只穿一条内裤，但却保护了党的机密，掩护了同志。

被捕后，张秋人自忖不免一死，因为有100多名学生证明他就是当年在黄埔的那个著名共产党人，他甚至不耐烦敌人那套走过场的审讯程序，高声大叫：“谁不知道我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员，还审什么，早该枪毙了。”1928年2月8日，当法官“验明正身”时，张秋人拍案而起，厉声大喝：“老子张秋人！”说罢，抢前几步，抓起桌上一块石砚，向法官砸去。继之一脚踢翻审讯桌，大闹于法堂之上。文质彬彬之张秋人，就这样浓墨重彩地为自己的生命抹上了最后一笔。

在广州实行“清党”之前，4月10日，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孙炳文已离开广州，他接受邓演达的邀请，去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务厅厅长兼军事厅厅长。此次行程的计划是，经香港、到上海、转武汉。

孙炳文是北伐开始后才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任上来黄埔的，以顶替恽代英去武汉后所留下的空缺。接到邓演达电后，他立即打点动身，否则在四一五清党行动中，他是在劫难逃的。当时留在黄埔的共产党人，都庆幸他走得及时。

谁知孙炳文灾星难脱，船在途中，水天苍茫，消息隔绝。蒋介石、李济深先后发动的反革命事件，他竟一点也不知情。犹如自投罗网一般，日夜焦虑着快点到达上海。4月16日，船抵沪崖，满心欢喜的孙炳文却迎来了蒋介石的屠刀。三天之后，在一个月黑风硬之夜，被秘密杀害于龙华。

在黄埔军校执教的中共党员中，安体诚、王懋廷、鲁易等人也都是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均先后倒在蒋介石的追杀之中。安体诚于1927年5月就义于上海龙华监狱，王懋廷于1930年底壮烈捐躯于春城昆明，而鲁易则于1932年4月在桃仙镇被蒋军枪杀。以上所列烈士名单，均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人员。按说以当时政治部配属的干部教官来看，无论其人员数量、质量，都为其他各学科之冠，而其中有相当比例的人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在四一五清洗行动中，黄埔军校为广州之重点，而政治部又为黄埔之重点，清洗后留下的教官只有二三人而已。统计全部人员，仅存十之二三。共产党成了重点捕杀目标，其损失之惨重，令人心碎。

黄埔岛上的“清洗”行动是由刚刚任命的新的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具体负责的。

邓文仪，别号雪冰，黄埔一期生。他的精力十分旺盛，干什么事都风风火火，对蒋介石又十分崇拜，因此很快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保送其到苏联学习。

邓文仪到苏联后，入中山大学学习，他特别留意研究苏联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格柏乌”，即我们今天常说的“克格勃”（苏联政治保卫局）。四一二政变前夕，他从苏联回国，很快跑到南京投奔蒋介石，他向蒋介石表白说：“我要成为一个受苏俄教育又转而反对苏俄的人。”

1927年5月18日，在邓文仪的主持下，军校清党审查委员会举行了首次会议，指出该会的责任“是要彻底肃清本校叛党分子，贯彻清党指示”，给共产党人头顶罩上层层黑网。

猝然而来的清洗行动让黄埔岛的共产党员及左派学生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他们已成了昔日官长、同窗的阶下囚，成为被追捕的犯人，成了刀俎之下的牺牲。

事隔多年,刚毕业留校的中共党员陈远湘还心有余悸地回忆说：

“15日早晨，天刚黎明，我被院里嘈杂的吆喝声、叫骂声惊醒，跃身从窗口外望，看见几路队伍皆挂‘第四军’的斗笠持枪押送一长串穿衬衫短裤光头赤脚的青年进入大俱乐部。宋兴炎匆匆进来小声说：‘坏了，我在下面看得清楚，被押的是第一、二两个学生总队的同学，看来已经实行清党了，怎么办？’——王展气愤道：‘我早就料到有这样的事发生。有什么办法？多穿点衣服，等候逮捕呗。’正在计议间，有人伸头向室内张望，我认出是第四期同学录办事处的勤务兵孙学臣，他对我点头示意。我走过去，不等开口，他拉我到勤务兵室小声说：‘总算找到你了，快换上这套军服。’我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急道：‘第四军半夜开来一团人，天亮就抓共产党员。回头再谈，你快换吧。’我一面换衣服一面问：‘换了怎么办？我能出去吗？到哪里去？’孙急催道：‘现在政治部还是我们特务营的弟兄站岗，快，莫耽搁时间，跟我走就是了。’我毫不迟疑地跟在他身后，通过门卫时——我跳动的心才安定一些。经过校本部后面时，看见每距20米即有一个哨兵，也是特务营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陈远湘真正体会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慌，他时而躲进别人新媳妇的床上，时而隐藏在高架厕所里。最终和军校其他几位爬上缉私艇，登上大轮，才算死里逃生。

黄埔二期生覃异之的脱险经历更让人悬心吊胆，他回忆说：

“1927年4月15日，本总队第十一中队长陈普选（第一期同学，共产党员）全副武装，带上袖章，神情紧张地来找我说：‘你还睡大觉，事情已发生了，他们要抓共产党员，你要早作准备。’我要他给我一个袖章，然后他匆匆离去。我立即告知连指导员赵克念（湖北人，是公开党员），要他赶快离开。我匆匆骑上自行车独往高弟街跑去。到了党总支所在地，拍欧阳继修同志的门。把欧阳夫妇及苏怡、尹伯休等送到观音山脚的越秀街，藏在我的小同乡杨庆余家中的一间小阁楼里。后来听说我们刚走不久，高弟街住址就被搜查。局势稍安定，即分批把他们送上轮船，逃往上海。这时，我表面上很镇定，但内心却很紧张。一天，我到未婚妻敖天犀家吃饭，听我岳父敖正邦（日本士官生，与方鼎英在日本先后同学，私交甚好）说：‘我在方部长（入伍生部）家里，在他办公桌上看了一张名单，其中有你，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立即警惕起来，并向组织（广州地下组织彭某）汇报。很快得到指示，要我赶快转入地下。”

但覃异之并没有逃脱虎口，几个月后，当他同叶挺等人一同搭船去香港时，与叶挺的警卫员被发现破绽而被捕，接着转到广州市公安局，死神离他只有半步之遥。反动派拿人命作儿戏，让他们政治犯排成一路纵队坐下，然后随便一指，将队伍截开，前半部分被处决，后半部分带回监狱。覃异之被分在了后半部分，算是与死神擦肩而过。当时，香港报纸披露广州当局集体屠杀政治犯的时事报道：“鲜血淋漓，触目惊心。”当局方面被迫把公开杀害改为秘密杀害。不几天把所有留下的政治犯集中送到了南石头惩戒场当作死囚，常常夜间杀害并把尸体投入江中。来探监的家属只能送东西，不能见人。当时把探监都叫做“拜墓”。因此后来覃异之经亲友奔走活着从监狱走出后，实属侥幸。

陈远湘、覃异之能脱离虎口，这算幸运的，黄埔岛上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和左派学生在这晴天霹雳的震撼下，几乎失去了反应，毫无抵抗而束手就缚。方鼎英在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称：“故临事全无惊扰，靖若平时。”可见共产党方面当时是如何地措手不及。在那个恐怖的早晨，只见各学生队纷纷在军校俱乐部集合，不时听到一声声长嚎：“共产党员站出来。”大多数学生早噤若寒蝉，只有昔日那帮孙文主义学会的右派学生耀武扬威，指指戳戳，一些共产党学生遂被指认出来，甚至连许多国民党左派官长、学生，平日言论进步激烈一些的，也都被误认为共产党人。那些右派学生一面推拉他们，一面挖苦说：“别个共产党员英勇无畏，你这个共产党员怎么是个胆小鬼呀？你平日里那么厉害，今天就不敢承认了？”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当被置于任人宰割的处境时，忍受的又何止是这些冷嘲热讽。据不完全统计，从4月15日到5月底为止，在黄埔岛上就有200余名共产党人被捕，押解至中山舰上。入伍生团方面第一团被扣者192人，潜逃者98人；第二团被扣者百余人，潜逃者148人。这些遭到逮捕的共产党人和左派学生，大部分被枪杀，总记在整个“清党”行动中牺牲的“黄埔人”绝不少于半千之数，仅六期入伍生第一团被捕杀的人数就超过三百。超过了诸如“淡水”、“棉湖”、“惠州”等任何一役中死去的黄埔将士。《汉口民国日报》因此发表文章，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愤怒声讨：

呜呼！汩罗河畔，汀泗桥头，吾同志之血犹未干也！得胜门边，牛行站内，吾同志之骨犹未朽也！平岗烈士墓中，五百一十六同学之目，犹未瞑也！而自命为革命领袖，且谆谆以革命职责勖人，而今反革命若此！

不幸中万幸的是，共产党人和左派学生最为集中的政治科在黄埔清党前迁到了武汉，使得许多人免遭其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们擦干烈士的鲜血，构筑起新的阵地，聚集着幸免于难的同志，准备着新一轮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