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国共两党的军事摇篮/徐　焰

1924年6月26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南国最大城市广州以东20公里处的黄埔长洲岛上，隆重举行了“陆军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那时要人们都有随从在旁边打伞遮阳，于是这个面积不过2平方公里小岛上出现了一派“冠盖如云”的景象。身着白色便服，头戴“拿破仑帽”的孙中山在校长蒋中正（字介石）、党代表廖仲恺陪同下，检阅了几百名生龙活虎般的学生。此时身旁一些政客便议论道：“谁知道这五百个学生，将来是五百尊救苦救难的罗汉呢？还是五百只吃人不眨眼的猛兽？”

“罗汉”还是“猛兽”很难一概而论，不过这几百人从一个起点却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此后中国军事史大书特书了校园里这些师生的姓名——当时校内教官队伍中既出了何应钦、陈诚、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等“党国要员”，也有新中国的开国元帅叶剑英；第一期的莘莘学子有后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胡宗南、杜聿明、郑洞国、孙元良、桂永清、王叔铭……也有共产党最早的指挥员徐向前、陈赓、周士第、左权、蒋先云、蔡申熙……

国共都想搞武装，办校建军“同根生”

回溯国民党创建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起自于广东长洲岛上建立的“陆军军官学校”，因其地名通称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展军事力量，也是依托黄埔军校，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确属“本是同根生”。

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起，就以发动武装斗争作为主要活动方式，孙中山在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时也一直注重于军事工作，不过主要靠争取清朝的新军起义、雇佣江湖会党和倚靠西南军阀等方式，结果只招致一次次失败。孙中山在失望之余，决定联合苏联和容纳中国共产党，开办黄埔军校，建立一支真正忠于国民党的军队。在开学典礼上，他还痛切地指出：“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演讲

黄埔军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之际，检阅台下的教官和学员队伍中也有几十名共产党员，他们同样是热血澎湃——“总算有了一个学军事、拿武器的地方了！”

此刻在黄埔军校中职务最高的共产党人，是周恩来加入共产党的介绍人张申府。1924年初筹建黄埔军校时，他刚刚从中共旅欧支部回国，受李大钊委托前往在军校初建的政治部担任了副主任。另外军事教官队伍中的区队长金佛庄、茅延桢等人是共产党员，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也有29人。

中国共产党刚建党时，陈独秀等领导人认为当务之急是开展政治活动和工人运动，根本没想到搞军事，1923年2月平汉铁路工人罢工遭受军阀吴佩孚镇压的教训，却使中共中央开始痛感到没有武力保护就难以开展工农运动。此时共产党组织处于受查禁的秘密状态，一缺少军事干部，二无一点地盘，三缺乏经费，独立建军实在难以着手。得知孙中山决定建立军校，中共中央负责人马上认为是一个派党员干部前去学习军事的好机会，于是马上用隐语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通告第六十二号”，其全文是：

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三千名入伍生，望各地迅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共青团的代号）同学及民校（国民党的代号）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

由于中共各地组织的努力，投考黄埔第一期的有几十名共产党员（其中有部分未考上），还有许多党组织介绍的进步青年。1924年初全国共产党员的总数仅有500余人，这个数字已经相当可观。

近代正规军队要有素质良好的军官作为骨干，基本规律便是“建军先建校”。当时孙中山建校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校领导，二是经费。孙中山选择了一个在国民党内资格并不老，而且从来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指挥打过仗的粤军参谋长蒋介石来当校长，重要原因是孙中山在广东建立根据地，主要依靠粤系军人和政客，却也感到受制于人，需要找江浙财团推荐的代表蒋介石与之保持平衡。蒋介石起初感到办军校没有太大前途，一度辞职跑到上海，后来认为办军校在日后确能掌握军权，在开学前夕才返回黄埔并积极地建立个人班底。

孙中山兴办黄埔军校的经费，主要取自实行“联俄”政策所得到的苏援。由于列宁在苏维埃俄国成立时便规定以“国际主义”为建国纲领之一，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在1923年德国革命低落后又把开展中国革命看成世界革命最大的希望，因看到中共力量尚小而不惜解囊援助国民党。1924年3月间，一艘苏联油轮开进了广州港，随后开始拍卖船上的煤油得到了300万银元，这笔钱恰恰满足了黄埔军校的开办经费。

黄埔军校建立时，孙中山亲笔下命令拨300支粤造毛瑟枪，军校只领到了30支，勉强够站岗用。不久苏联轮船运来了几千支步枪以及不少山炮、机枪、驳壳枪等，不仅解决了基本教具，还有了建立部队的能力。此后苏联船送来援助国民政府的武器，大都直接开到黄埔港卸货，由蒋介石决定分发到某部队。那时的中国“有枪就有权”，黄埔军校不仅向外输出军官，还输出武器，蒋介石依靠着军校训练军官并靠着苏援经费招募士兵，又有苏制武器来装备军队，一下子成了广东各实力派中的“暴发户”。国民党当局后来常谩骂共产党“拿卢布”，其实蒋介石在黄埔起家和北伐时所拿的卢布更多。

“国民党的军校，共产党的政治教育”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黄埔军校本校及其分校的1万余名毕业生正是在这一充满激情的校歌中学习成长。黄埔军校的突出特点，是在中国军校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政治部，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建立了革命的政治工作，从而为建设革命军队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黄埔军校的教学培训，主要是速成教育，这也是由当时战争环境所决定。前五期的学习时期只有六个月至八个月，而且一面学习一面参加作战和执勤，还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政治运动。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毕业的学生军事理论知识虽不算太多，却能有一定的步兵作战经验和政治斗争实践，毕业生被分配安排为连排长就能有效地指挥作战。

从黄埔军校建校开始，当时的国民党领袖就强调学校是国民党的“党校”，其“陆军军官学校”的校名前便加上“中国国民党”的冠词。同只讲“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问政治”的德日军校和国内旧式军校不同，黄埔军校从开学起特别注重政治课，连学校的名称后来索性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示军政并重。

孙中山在创办黄埔军校时“以俄为师”，建立了政治部，可是国民党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政治教材，甚至政治教育工作也不会做，只好倚重共产党人。军校起初的政治部主任之职由原来当过孙中山秘书的邵元冲接任，此人在政治上属于国民党右派，开始还讲过两次课，却因不看对象满口洋名词，口才又差，学生们大都听得昏昏欲睡，下来后称他为“催眠术教官”。1924年夏周恩来从欧洲回国来到黄埔军校时，在政治部担任了副主任，实际主持了政治部门的全面工作。同年11月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政治部主任就由周恩来正式继任。

周恩来一到军校，马上以他的理论水平和才干折服了全校师生。他的政治大课最受学生欢迎，而且所讲的课大都是“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分析”一类题目。周恩来因在日本、法国、德国都留过学，同时关心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变化，每次讲演都是博而能约，里面还贯穿着唯物主义的分析和鲜明的革命立场。他口齿清晰，讲话条理性强，易于笔记也容易背诵。他上课时不仅学生个个聚精会神，长官们也都肃坐恭听。“孙文主义学会”的一帮狂徒平时经常在共产党员教官讲课时起哄，遇周恩来讲课时却都安安静静地坐着听讲记笔记，事后他们也承认这些讲演知识性强，令人佩服。有的反共骨干分子还在课后提出：“希望周主任多多来讲演，化敌为友，并不是一件难事。”

当时除了校内的教育外，还请了工农运动领袖们来学校讲课。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也曾到校内讲过课，许多毕业生后来跟随他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这一影响。著名的共产党内“广东农民之王”彭湃也应邀到校讲过如何开展农民工作，他所说的发动农民的方法给许多黄埔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一些人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时，都还记得彭湃讲过的话──“搞农民运动最好生活要农民化，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他们是不爱理睬的！”

在军校里，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在教学威信方面是唯一能与周恩来媲美的人。恽代英的体态和面貌很像印度的圣雄甘地。再加上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脸上时时洋溢着一种迷人的执著神情。由于入学的黄埔生大都是青年学生，大多数人在此前都读过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不少学生在见面前就为之倾倒。恽代英不仅在课堂上讲课时深入浅出，课后也很平易近人，对学生循循诱导。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这类课程对多数学生还很陌生，经他用生动的语言讲解，大家都能很好理解，在不知不觉中就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时同学们共同的评价是，“恽老师不愧为青年运动之师”。

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恽代英的教诲培养了一代革命黄埔学生。他们不仅以革命理论引导许多人走到了共产党的红旗之下，还能号召组织起许多革命黄埔生。黄埔军校内的政治教育虽然对外宣称坚持三民主义，其实所讲的主要是经过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课上课下还直接宣传马列主义原理。当时一些国民党官员就颇为不满地抱怨这是“国民党的军校，共产党的政治教育”。

黄埔军校开学当年的10月间，全校成绩第一名的共产党人蒋先云出面发起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宣布其宗旨是团结广东各军的革命青年。在这一组织影响下，黄埔一期600名毕业生中又有80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上原有共产党员共达110人。在第二期至第五期，共产党、共青团的组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武昌分校入学的第六期在恽代英领导下有多数人被称为“赤子赤孙”，其中包括罗瑞卿等共和国将领，还有后来成为抗日英雄的赵一曼这样的女学员。总计在黄埔前六期培养的1万余名学员中，有2000余人成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动武装起义和进行军事斗争的主要骨干力量。

那时的共产党人虽积极进行革命教育，却对掌握军权认识不够，除了政治部门外不掌握多少实权。蒋介石从建校开始，就特别注意掌握了校内的人事权、学生的分配权、武器分配权和财权。他利用自己的任命权，拉拢军校教员陈诚、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等作为亲信，并网罗一些学生向其效忠，逐步建立起一个称为黄埔系的嫡系班底。在后来的东征和北伐进军中，蒋介石由黄埔系发展的嫡系部队迅速膨胀，变成了新军阀武装，这也是孙中山创办军校时所始料不及的。

军校在大发展中被反革命政变所篡夺

黄埔军校建校之初，孙中山提出的校训是“精诚团结”，要求“无论是国民党员还是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都应该把鲜血流在一起。”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黄埔军校的师生在事实上却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国共不同的奋斗目标使双方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同一学校的毕业生很快走向两个军事阵营。

1924年11月，黄埔第一期600名学生毕业，蒋介石用这批学生中的半数左右为连排军官，建立起两个教导团，又从家乡浙江招兵3000人，从此有了自己的嫡系军队。此时，中共广东区委从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毕业生中抽调了周士第等6个人，再召集工农运动骨干为士兵，组建了铁甲车队，有兵员130人，成为共产党的第一支军队。国共两党的建军从同一起点出发，实力相差一开始就十分悬殊。

从1924年末至1926年春，国共双方在东征和统一广东的斗争中合作还比较顺利，黄埔军校内虽有“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却还未到激化程度。黄埔军校组建的两个教导团在一年内发展为三个师，组建了以蒋介石为师长、在广东装备最好的第一军，周恩来则主持军内的政治工作。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壮大日益感到恐惧，蒋介石顺应这一形势，发起了打击和排挤共产党人的“三二○”事件。

1926年3月20日早晨，蒋介石突然声称中山舰擅自行动，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党代表和政工人员马上被武装士兵看押并软禁起来。在忠实于蒋介石的军事指挥官的命令下，第一军部队出动进入广州区，在全城戒严，并包围了东山的苏联顾问住地、省港罢工委员会。当天黄埔军校内也是一片紧张。“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全副武装地行动起来，严密监视共产党员教官和革命学生。看到中共和苏联方面没有强烈反应，蒋介石马上又表示“误会”，将被拘禁的共产党员都放了出来，然而却强迫共产党员从第一军中撤走。此后蒋介石建军模仿近代军阀鼻祖曾国藩的办法，用师生、亲友、同乡三个纽带笼络官兵，其嫡系部队核心圈子都是蒋介石的熟人、朋友而且重点用浙江人，全部军官又都是他的学生。对这支部队，此时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都指挥不动，一切听命于蒋介石个人，完全具备了军阀武装的特点。

刚刚驱赶过共产党人，1926年4月20日晚间蒋介石又为周恩来等二百多名退出第一军的共产党员举行晚宴。他在席间满脸堆笑，一再表示感谢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两年来在黄埔和第一军中的努力工作，还假惺惺地说什么要大家退出只是暂时的，是为了避免军中出现矛盾冲突，将来还会欢迎你们回来工作。这时的蒋介石想进行北伐打回江浙地区，还需要苏联的金钱武器和共产党动员工农来进行支援。

这时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仍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苏联顾问鲍罗廷便形容共产党要当国民党的苦力。在国民革命军中，共产党员往往只当政工干部、宣传员，很少掌握军队指挥权。中共在北伐军中能够掌握的部队，开始只有第四军中以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其中的连排长都是中共组织分配来的黄埔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林彪从黄埔第四期毕业后，经在武昌负责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安排，被分配到叶挺部队担任了见习排长。

1926年下半年开始的北伐战争进入到长江流域后，工农运动的兴起使国民党内的右派、中派都站到共产党的对立面。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了南京、上海，蒋介石本人马上也赶到上海，同他熟悉的江浙财团建立了联系，立即得到600万银元资助。英美等西方列强也表示，如果蒋介石同苏联和共产党决裂也可提供援助。此刻蒋介石感到羽翼丰满而不再需要联俄联共，可以放手“清党”。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部队、李济深、陈济棠为首的广东部队虽然同蒋介石有权力上的矛盾，在反共问题上却达成了一致意见。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用武力镇压和消灭共产党。4月15日，设在黄埔的军校本部也进行了血腥的“清党”，逮捕和杀害了几百名革命师生。同年8月，广州的黄埔军校北上南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算是继承黄埔的正统。后又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抗战后迁往成都，至1949年办至第22期，翌年迁台湾凤山继续办校，成为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培养陆军军官的主要学校。黄埔系一直成为蒋介石的嫡系，由黄埔军校组建的第一军在北伐时发展成第一集团军，后来成为庞大的中央军，直至在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消灭绝大部分，其残余逃到了台湾。

黄埔军校的革命光彩，随着国民党反共而彻底丧失。不过共产党人的黄埔师生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却继承黄埔革命精神，并在斗争中发扬光大。在人民解放军中的十大元帅中，有林彪、聂荣臻、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这五人是黄埔军校的师生。由共产党员黄埔生为主体的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发展为六个团，成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主要力量，由武昌分校改编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则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

在1927年以后的国共二十多年的战场斗争中，往往交战的两军指挥员都是过去的黄埔同学，不过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共同民族敌人的战斗中双方又有过合作。从黄埔军校起，国共双方军人的分分合合，写下了中国军事史上一段生动的篇章。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黄埔师生最后赢得了胜利，这是由于他们代表了光明，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因此能战胜代表腐朽黑暗势力的对手，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