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私人礼仪
如果说国家级祭祀场所的祭祀活动为的是统治,清朝的宗教保护为的是政治,那么私下的祭祀仪式为的就是作为一个家庭的宫廷。宫廷的祭礼是萨满教、道教、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各种民间宗教的混合物,是在内廷范围内举行的。这些仪式或者是为了标明皇帝和皇室的各个重要阶段,或者是为了祭祀他们的祖先,或者是为了象征性地把他们与臣民联系起来。作为本章主题的这些仪式和活动,不但揭示了宫廷生活中不为外人所知的一个侧面,而且说明了这些仪式创造出一个跨越其他社会边界的稳固圈子的方式。
私人礼仪和公共礼仪
皇帝主持的大多数公共仪式都是在北京郊区和紫禁城城墙之外的国家级祭祀场所,或紫禁城外朝的三大殿举行的(参阅第一章和图三)。虽然皇帝和其他皇室成员也在内廷的祭祀场所举办祭礼,但此类活动大部分不见之于公开的记载。关于皇帝在农历旧年底新年初的一些活动的若干记载填补了这项空白。
据《大清实录》记载,光绪十年十二月三十日(1885年2月14日),光绪皇帝“诣保和殿宴请蒙古王公、额驸、文武大臣、朝鲜正使和副使……寅时诣慈禧太后处请安”。但是,记载同一天皇帝公开活动的一份档案列举的礼仪活动却多达20多项,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宫廷的家庭或私人仪式与公开仪式是多么的不同。[1]
据档案记载,1885年2月14日(农历年的最后一天),皇帝首先祭拜了“天和地”——不是在郊外的国家级祭坛,而是在养心殿的祭坛。这个祭坛在皇帝大婚时也发挥重要作用。在皇后入宫的第二天,这对新人要在这个祭坛前跪拜。[2]皇帝要在散处在宫中的各个佛堂上香礼佛。他在御花园和钦安殿的道观祭拜道家的神祇,他在天穹宝殿祭拜“昊天上帝”(满语为德尔吉阿布卡汗)。他在坤宁宫的萨满教祭坛和灶君(灶神)的牌位前上香致祭。
灶神的祭坛位于墙角的炉灶上方。在民间宗教中,灶神在超自然的官僚体系中是级别最低的官,被供奉在厨房里保护和观察家庭成员:这个位置特别合适,因为对汉族百姓来说,共用一个灶称之为家。在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汉人家家户户都要用糖果送灶神上天庭,让他在玉皇大帝那儿报告家庭成员过去一年的所作所为时尽量说好话。清廷遵循这个风俗,也在每年的那一天向灶君献上肥羊、蔬菜、水果、点心、汤、茶和粮。宫廷中这些祭礼的和善气氛反映在关于乾隆皇帝的一项记载中:乾隆皇帝“亲自祭拜灶神,打鼓,吟唱名为《皇帝寻找诚实官员》的民间小曲,让宫人分成两列唱歌,最后燃放爆竹送灶神上路”[3]。在除夕和新年的第一天,内廷各个大门口和其他地点燃放大大小小的爆竹,以强调对灶神的送别,庆祝新年的开始。[4]
皇帝在正月初一要举办许多礼仪活动。除了再拜前一天祭拜过的许多祭坛之外,皇帝也到乾清宫东侧的孔子像前叩头。他还要到御药房的药神前叩头。用过早膳后,他到神武门外大高殿里的道家祭坛前上香。在除夕之夜和正月初一,列位先帝的画像被打开后悬挂在寿皇殿。该殿是1749—1750年仿照太庙的样子在景山的东北角修建的。皇帝在此殿敬献特殊的祭品。[5]
早膳前活动共有22项,我们可以把这个长长的清单与《大清实录》中的记载再做一次比较:
上诣奉先殿行礼,遣官祭太庙后殿,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诣慈宁门,庆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礼成,御太和殿受朝贺,诣大高殿、寿皇殿行礼,诣储秀宫问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安。至庚午皆如之。御乾清宫赐近支宗藩等宴。[6]
正月初一皇帝所有活动的计划表显示,公开仪式并非必须在私人仪式之前举行。在这一天,皇帝午夜过后不久即起床。1时30分至2时,他举行私人仪式;2时,他在奉先殿祭祖。公开仪式结束后,他在养心殿、坤宁宫和乾清宫举行私人仪式;4时,他在堂子举行公开仪式。公开仪式和私人仪式继续在繁忙的早晨交替举行:先到内廷的各个佛堂拜佛,然后公开出席太后寝宫前的庆典;先到大高殿举行私人仪式,到各个佛寺拜佛,然后接受王公大臣的朝贺。[7]
皇室女性参加仪式是宫廷的私人仪式不同于公开仪式的另外一个侧面。国家级仪式是男人的特权(由皇后主持的敬蚕神仪式除外),而私人仪式既涉及皇室的男子,又涉及女性成员,她们由地位最高的女性(一般是太后)率领。她们祭拜的场所都在内廷。其中的大多数也列在皇帝的活动清单上。但是,太后的礼仪清单远没有皇帝的长。
宫廷女性举行的仪式比皇帝举行的带有更明显的家庭祭拜的特色。我们可以拿1885年最后一天和1886年第一天宫廷女性举行的仪式做一个比较。1885年的最后一天,慈禧太后率领一批太妃先到天穹宝殿祭拜“昊天上帝”,继而到钦安殿上香祭拜玄天上帝。接下来,她到婆婆(她丈夫的养母)、丈夫咸丰皇帝(庙号文宗)和儿子同治皇帝(庙号穆宗)的画像前上香。她还到花园的庙里上香,太妃(慈禧不在其中)在同治的皇后和慈安太后的牌位前上香祭拜,从而结束了全部仪式。[8]在正月初一,慈禧太后首先前往寿皇殿上香,其他的仪式与头一天的仪式完全相同。
种痘成功以后,太后即率领宫廷女性上香恭送天花女神。她们也举行家庭祭祖仪式。与皇帝庆祝母亲生日和纪念母亲忌日一样,先皇的遗孀也这么做。在文宗生日那天,太后率领一些太妃在东暖阁文宗的画像前上香祭拜。在文宗的忌日,太后和太妃在寿皇殿和东暖阁上香致祭。之后,她们到储秀宫的遗念龛前上香祭拜。同治皇帝的遗孀也在他的忌日举行类似的祭拜仪式。[9]
把1854年和1885年的仪式计划表加以比较可知,每位皇帝除在养心殿、坤宁宫和乾清宫的重要祭坛行祭礼以外,还选择一些不太重要的祭坛。[10]在正月初一,皇室王公和宫廷大臣被派到宫里其他6个地方上香祭拜。[11]在一年的其他日子里,在内廷的各个祭祀场所上香是宫廷固定的私人仪式的一部分。
清朝最高统治者及其后妃给北京和京郊各种各样的寺院和庙宇捐钱和提供祭品,让这些寺庙在皇帝的生日和忌日举行祭礼(参阅下文)。他们发起祈雨活动(参阅第六章)和祈福祈寿仪式。实际上每个寝宫和皇家御园都有佛堂,有的甚至有寺庙。畅春园西北角围墙外的恩佑寺是一个佛寺,是胤禛为纪念他的父亲而修建的。恩佑寺旁边是恩慕寺,是1777年弘历为纪念她的母亲而修建的。为补充紫禁城和雍和宫——其部分功能是用于祭祀雍正皇帝的(参阅下文)——里的藏传佛教佛堂的不足,在西北郊的皇家御园中修建了延寿寺和正觉寺。雍正皇帝和他的继承者为北斗七星修建了道家的斗坛,为雨神修建了龙王庙,还为关帝和华北民间女神——娘娘修建了关帝庙和娘娘庙。宫里的土地庙也是宗教景观的一部分。[12]
这些宗教活动使用了大量的人力和其他资源。据1796年的账册记载,当年仅在紫禁城内就有26次上香祭祀活动,到19世纪,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增加。到清王朝覆亡前,宫廷总共要纪念48个生日和忌日,每次都需要僧人和祭品。皇帝开始削减祭礼开支,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1753年,弘历谕命把圆明园的道士人数减少一半,这些道士是雍正朝从担任苏拉的旗人中招来的(参阅第五章)。1839年,在圆明园祭祀场所做事的道士和太监僧人都被遣散了。[13]
仪式日程
留存下来的档案表明,19世纪末宫里的许多宗教活动早在顺治朝就出现了。1659年5月21日祭拜灶神的满汉双语祭文是档案中保存的最早的材料之一,其文曰:“顺治十六年四月初一日,致祭于司灶之神曰:日用饮食,必资乎灶爨有常所,神实司之。时维孟夏,谨以牲帛醴斋致祭,神其鉴知尚享。”[14]
祭拜灶神是百姓遵守的仪式日程的一部分。顺治朝的其他祭文表明,春季的第一个月祭拜门神,祈求门神认真监督进出之人,保证白天开门,黄昏关门;冬季的第一个月祭拜井神,祈求井神让井“源泉清洁,其用日新”[15]。
这些早期的祭文(不仅是祭拜家神的祭文,而且是祭拜皇室祖先的祭文)中经常出现“观镜”一词。“观镜”(满语为布勒库舍密)似乎与萨满使用镜子与神沟通有关。镜子装饰在通古斯人中的萨满的服装上:20世纪初俄国学者史禄国注意到,“如果没有服装,萨满可以单独用镜子表演;如果没有镜子或替代品,就无法表演”[16]。镜子可以“安置”被招来的神灵,使萨满能够与神沟通。1670年在奉先殿祭祖的祭文最后是这样说的:“愿奉先殿神灵观镜。”这句话在1688年向祖先禀报皇太极第二个皇后的谥号的一篇祭祖文中再次出现。在18世纪初的一些祭文中,也能看到这句话的汉文译文。[17]
考虑到满族的宗教传统,萨满教对宫廷仪式的影响就不令人奇怪了。虽然在整个清代,宫廷都举行萨满教仪式,但其重要性逐渐降低。从顺治朝开始,皇帝新年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堂子祭拜,但乾隆皇帝把它变为第二件事。[18]当萨满教仪式淡出宫廷后,祭祖活动代之而起。正是乾隆皇帝把奉先殿的祭祖仪式变成皇帝在新年的第一件大事,他是第一位在寿皇殿和太庙的后殿所供奉的先帝画像前祭拜的皇帝。这些祭礼在康熙朝和雍正朝是没有的。
也是乾隆皇帝第一次在正月初一祭拜了大高殿的道教祭坛。位于景山(紫禁城正北)西南角的大高殿最初名为大高玄殿,始建于明代,1730年和1746年修缮过,道教的最高神祇玉皇大帝在此殿被当做能够掌控雨雪的神来祭拜。在大高殿行祭礼遂成为皇帝新年活动表中经久不变的一个事项。[19]
到19世纪末,北京的许多辞旧迎新的风俗习惯都被宫廷效仿了。皇室在各宫各园到处贴“福”字,立门神避邪,在十二月初八日给神佛供腊八粥,在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神,在旧年三十和新年初一燃放爆竹以净化内廷。像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样,皇帝也在正月初一吃饺子,正月十五在各祭祀场所献元宵以表明新春佳节的结束。
新年的家庭仪式是受风俗习惯影响的全年活动计划的一部分,为的是让乾清门后面的内廷的居民得到护佑和福祉。他们在清明节要在内部的祭祖场所献上特殊的祭品。春分和秋分两个节气要举行私人祭礼,呈献特殊祭品。在七月十五日的“鬼节”(乌兰巴拉),要在内部的祭祖场所上香祭拜,还要在畅春园和圆明园的水面上放特制的灯。[20]正如老百姓家的家长的地位或身份发生变化会对家人的宗教活动产生影响一样,皇帝更换后也是如此。当皇帝大婚时,要更新家神,以表明他已成年。当皇帝薨逝后,正月初一的私人仪式要暂时停止。服丧百日后,灶神才会回来。[21]
除了按民间节气举行的仪式之外,宫廷还定期向各种各样的祭祀场所献祭品。光绪朝的仪式计划表罗列了6个祭祀场所和最受重视的养心殿的东、西佛堂。农历十二月,在这些祭祀场所上香7次,农历一月上香6次,其他各月上香4—5次不等。农历十二月上香4—5次、其他各月上香至少2次的场所有太庙的后殿、乾清宫的东暖阁和西暖阁,以及梵宗楼——位于紫禁城西北部祭拜文殊菩萨的藏传佛教寺庙。祭祀太岁、天和地的场所只在每年十二月和春节才会受到关注。[22]
宫廷要求许多此类场所诵经念佛。在农历十二月,西藏高僧和喇嘛在宫廷西北部供奉佛像的宝华殿诵经4日。北京以南的大型围猎场——南苑有一座永慕寺,每年的最后一个月都有一位西藏高僧和40位僧人念经21日。[23]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在皇帝和皇后的生日和忌日,也让僧人念经表示纪念。
宫廷的资助
宫廷在按照民间风俗每年过各种节日的同时,对萨满教、道教、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宗教人员的资助规模也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我们在前文指出的,在皇宫天穹宝殿道教祭坛行祭礼是新年仪式中的必有项目。供钦安殿和大高殿使用的道教经典保存在天穹宝殿。在圆明园,当大光明殿于1733年修缮之后,雍正皇帝为此殿配备了44名道士,以娄近垣道士为首。皇帝赏给娄道士三品官的薪俸,让他在皇帝生日和一年中的另外11个日子做法事。宫廷也资助位于皇城西部的光明殿,在明代,这个庙被称为万寿宫。乾隆皇帝重修此庙,并改称光明殿。道教仪式在此庙和东郊的东岳庙举行。[24]
皇室为北京地区和承德的许多佛寺提供祭品。在正月初一,王公大臣奉旨代表皇帝到附近的十多个寺庙上香致祭。[25]在佛教中,念经是积德的一条途径。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喇嘛念经处奉旨成立,并在宫廷西北角的中正殿办公。这是宫里第一个专门处理藏传佛教事务的部门。后来,这个处由王公监管,隶属于内务府掌仪司(掌管仪式的部门)。中正殿成为宫内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不仅在西藏高僧的主持下诵经,而且制作佛像和其他宗教用品。[26]
一大批寺庙受到宫廷的定期资助。1854年的一份档案表明,宫廷一个月花126.7两银子支持1516名藏传佛教僧侣从事宗教活动。在内廷,喇嘛(其中一些是经过培训的太监)在中正殿和相邻的雨花阁(乾隆皇帝修建的藏传佛教佛堂)念经。在这两个佛堂念经的喇嘛共有1106名,他们分享这些经费。北海的永安寺、京城以北的汤山、乾隆皇帝在西山修建的昭庙、延寿寺和须弥寺也有诵经活动。[27]
宫廷主持的一些活动也有季节性。每年正月初六,西藏喇嘛在位于北海西岸的弘仁寺身穿礼服为蒙古观众跳舞,赞美索尔巴领。正月初八在此寺祭拜弥勒佛的仪式似乎也是为蒙古人举行的。弘仁寺的僧人从正月初四到初八也念经,与恩慕寺的400名喇嘛一样。此寺中的资深喇嘛在二十一日也念经,与慈佑寺的和尚一样。[28]四月初八是佛诞日,位于畅春园的永宁寺要举行祭典,宫里的戏班子要演戏。1798年纪念乾隆皇帝生日的诵经活动是在北京北郊的万寿寺(始建于明代)、皇城内的法源寺、内城西北部的广济寺(康熙皇帝曾重修)和同一地区的护国寺举行的。[29]
生命周期中的仪式
生日
在庆贺太后或皇帝的生日期间,正常的宗教活动将被扩大。“万寿庆典”在清代只举办过7次:康熙皇帝的六十大寿(1713年)、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1790年)、乾隆母亲的六十和八十大寿(1751年、1771年)、嘉庆皇帝的六十大寿、慈禧太后的五十和六十大寿(1884年、1894年)。还有一些特别举行的公开庆典,像玄烨和弘历为纪念他们长期执政的丰功伟业而举办的那些活动。特殊的或一般性的皇帝生日也举行公开或私人庆典,如诵经、演戏、赐宴和呈献奇珍异宝。
虽然一位皇帝去世后的服丧活动将主导宫廷三年时间(将在下文讨论),但新皇帝登基后要在他的生日那天增加特殊的宗教活动以昭示世人。1736年,宫廷虽然因举国上下还在为雍正皇帝服丧而取消了春节,但允禄和内务府的其他大臣仍然建议选派24名道士和1名信奉道教的官员于新皇帝生日前后在大高殿举行为期36天的道教仪式。乾隆时期这些仪式一直在举行,后来得到了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仪式的补充。1796年乾隆皇帝让位于儿子之后的档案材料显示,乾隆生日前4天(包括生日那天在内)共有2000名西藏喇嘛在弘仁寺念《万寿经》。乾隆薨逝后每年都举行这样的念经活动,支出的费用为每年1758两银子。[30]后来,这成了每位新皇帝的例行公事,1799年和1820年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生日时僧人在弘仁寺念同样的经,就体现了这一点。[31]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日庆典变得越来越繁复。1798年,弘仁寺以外6个佛寺的218名僧人也念经9日,庆贺乾隆皇帝的生日。在道光皇帝的生日,不仅弘仁寺的僧人念经庆贺,而且有西藏高僧进入宫廷在养心殿和中正殿念阿弥陀经。[32]
太后的生日庆典也念经。在为庆贺母亲六十华诞而修建的延寿寺(延年益寿寺),乾隆皇帝召集僧众“为母亲之福祉和长寿”而念经。在母亲的七十和八十华诞日,乾隆皇帝谕命在北京的级别最高的藏族高僧章嘉呼图克图率领来自各寺的1000名喇嘛诵《无量寿经》或《阿弥陀经》,为的是保证能在“净土”中再生。在母亲的六十大寿庆典上,他向母亲呈献了一套佛像(9尊)和全套阿弥陀佛像。在她的七十华诞日,她收到了9000尊佛、菩萨、阿弥陀佛、多罗菩萨和罗汉像,这个数字是9的倍数(9和久同音,久的意思是长寿)。宫廷特别为弘历的六十大寿制作了1万尊阿弥陀佛像,突出强调了长寿和在西方极乐世界再生的愿望。制作这些“生日礼物”的资金是宫廷提供的:在皇帝的七十大寿庆典上,王公大臣总共呈献了2233尊无量寿佛像,花费了32.1万两银子。[33]
婚姻
婚姻与死亡一样,是一个公共事件,它不仅涉及新郎新娘,而且涉及他们所处的生活圈子对他们两人结合的社会承认问题。我在另外一篇论文中描述了皇帝结婚时举行的公开仪式,称为“大婚”。[34]那些仪式载之于乾隆朝编纂的《钦定大清会典》和《钦定大清通礼》中。在这里,我转向与公开的大婚庆典相辅相成的私人仪式,这些都是在内廷范围内举行的。
私人仪式似乎更多地仿效了华北老百姓结婚时的民间风俗习惯。[35]内务府在本单位官员的妻子中选择有“完整家庭”(丈夫、儿子在世)和八字与新娘相合者,组成娶亲队伍,在大婚之日前往新娘子家,把她娶到宫里。迎娶新娘子的“凤辇”是用藏香熏干净的。新婚夫妇的洞房装饰成婚礼专用的大红色。洞房里放着一个瓶子,称作“宝瓶”(双关语,意为“珍贵的和谐”),内装五谷(象征着丰收)。婚床的四角各放一只如意(汉族的节杖,名称为双关语,意为“万事如愿以偿”)。新娘子的妆奁(是从宫里带给她的)包括一件“龙凤袍服”、一件“双喜”头饰,以及用“如意”装饰并刻有“双喜”字样的一些簪子。
另外一些民间风俗也出现于1872年的大婚庆典中。新娘坐上一顶装着一只苹果的轿子,苹果的“苹”字与和平的“平”字同音。她下轿时要跨过鞍子进入乾清宫前的院场,“鞍”与“安”(“平安”的安)同音。在洞房里,新娘子的头发要梳成已婚妇女的样式,刻有“福”字和“贵”字的另外一些簪子也被插进她的头发。此时,新娘子戴上宫里的项链,从而完成了从少女到皇后的转变。新婚夫妇要吃盛在圆盘中的“多子多孙”糕,在新婚之夜,要点“长寿”蜡烛。
宫廷独一无二的仪式也许是在坤宁宫的萨满教祭坛举行的那些仪式。同治皇帝大婚时,内务府诸大臣决定把坤宁宫供奉的神祇请出该宫一个多月,直到婚礼允许重新摆放祭坛为止。大婚是在1872年10月16日举行的,这些神祇是10月26日被重新供奉到坤宁宫的,皇帝和皇后在第二天就在该宫举行了“祈福”仪式(参阅第七章)。[36]
普通人家的新郎新娘要拜天和地的牌位,要在祖宗牌位前叩头。新婚的皇帝夫妇要在坤宁宫中“天和地”的供桌及“吉祥如意神”的供桌前上香,行“三跪九叩”大礼。他们到萨满教的祭坛前磕头行礼,然后给灶神上香磕头。他们到寿皇殿,在列位先皇和先后的画像前上香磕头。
老百姓一般要让新娘子跪拜公公、婆婆。在皇帝大婚时,新娘子的公公已经去世。同治皇帝和皇后大婚时分别在慈安太后和生母慈禧太后寝宫的正殿向她们行三跪九叩大礼。皇后则率领众妃嫔在养心殿向丈夫行三跪九叩大礼。最后,皇后坐在储秀宫的宝座上,接受王公、妃嫔和宫女的三跪九叩大礼,这意味着他们承认她的地位并愿臣属于她。
这还不是婚庆仪式的全部。在接受妃嫔和王公具有象征意义的臣服之前,新皇后要到设在她的新寝宫里的佛坛、神龛和神像前上香祭拜。这样一来,她就祭拜了统治清朝内廷的源自不同宗教传统的诸多神祇。比较而言,妃嫔入宫时的礼仪要简单一些。她们不去寿皇殿祭拜,而是到内廷的一些地方祭拜咸丰皇帝生母和养母的画像、咸丰皇帝的画像,以及他的第一位皇后的牌位。这是她们的“祭祖”仪式,是她们入宫后的首要仪式。
婚姻仪式代替了标志着男孩长大成人的传统的冠礼。对康熙、同治和光绪皇帝而言,大婚还强调了摄政的结束和亲政的开始。“新的开端”体现在更新神祇的行动中,这是元旦的一项传统仪式。在每年的农历十二月,坤宁宫萨满教祭坛上供奉的神祇都被移到堂子。当春节之后把这些神祇请回宫里时,要举行新神祇的“开光”仪式和祈求来年好运的祈福仪式。然而,1872年先请出神祇然后再请进来的仪式被用于强调同治皇帝的大婚。[37]
另立门户
生日庆典把重点放在佛教和道教仪式上,与此相异,年轻王公的成人礼仪与萨满教仪式有关。档案材料显示,当一位王公另立门户时,他要在新府第里供奉家神,并且每个月都要在府中祭拜诸神和老天爷。有趣的是,当公主出嫁并在京城获赐府第时,举行的是与“请神入府”含意相同的一个佛教仪式。[38]王公结婚时,要向财神和佛立佛多鄂谟锡妈妈恩都立行“祈福”之礼。与未能延续满族传统的普通旗人不同,皇室宗亲允许儿子成婚后另立门户,具体时间由皇帝决定(参阅第三章)。已经另立门户的王公一般应该按月单独到坤宁宫行祭礼。宗室王公要单独在堂子里设立自己的神杆,并在皇帝之后祭天。[39]
疾病
到18世纪中叶,藏传佛教仪式也许已经代替萨满教的治病活动。1760年9月,当乾隆皇帝的三皇子永璋病倒时,他的叔祖父庄亲王以内务府大臣的身份禀报说,他已就念经事宜咨询过章嘉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选择了对永璋所患的肺病有好处的一部经,并迁居到永璋府邸附近的一个房间。为了永璋的康复,他和10名喇嘛诵经两日。不幸的是,病人2天后不治而亡。[40]
葬礼
满族丧葬风俗的最大变化(这一点未见于清朝的官方记载)是在17世纪末放弃了火葬。努尔哈赤、皇太极和福临是火葬的, 1661年之前去世的他们的后妃也是火葬的。1661年之后,皇帝和他们的多数后妃都是土葬的。有一些例外:皇太极的一位妃子1674年去世后被火葬;近年来发掘的一位清代公主的墓(她于1678年死于蒙古)表明,她是被火葬的。雍正皇帝两位夭折的皇子(第二位皇子死于1728年)是被火葬的,他们的骨灰被装进坛子里埋葬了,没有堆起坟墓。[41]
在1688年康熙皇帝敬爱的祖母孝庄皇太后的葬礼上确定的新规制在此后的岁月里一直受到遵行。康熙皇帝剪掉了他的发辫,此前只有皇帝薨逝后才这么做。他放弃了素丝绸衣,坚持穿棉布孝服。玄烨拒绝在春节期间把棺椁抬到宫外,相反,他取消了春节庆典。尽管北京的风很大,他在吊丧期间一直住在帐篷里“守棺”。最后,他把祖母的牌位供奉在太庙,从而打破了明朝只允许一位皇后入太庙的旧规。[42]
宫廷举行的公共仪式和私人仪式的区别也体现在皇帝和皇后的葬礼上。我在以前的一项研究中追溯了《钦定大清会典》和《钦定大清通礼》中规定的公开葬礼的各个环节。[43]虽然皇帝和皇后公开葬礼中的私人仪式延用了与北京有关的许多风俗习惯,但其中也引入了许多新的要素,它们至少有一次被百姓家庭所接受。
帝后葬礼中的大多数私人仪式都是北京普通家庭奉行的非儒家仪式。死者的身体被清洗干净,穿上最正式的官服——朝服。慈禧太后陵墓中发现的服装显示,这些服装都绣有吉祥字,如“寿”、“福”,还有佛教的符号。之后,尸体被裹进5层陀罗经被中,这是丝制的裹尸布,上面有梵文和藏文绣的陀罗经(据说是带有神力的咒语)。这些陀罗经包括汉族僧人和藏族喇嘛都熟悉的标准段落。[44]皇帝或皇后的陀罗经被是由金丝缎制成的,镶着五色金边。其他级别的死者用的经被是白底绣金丝的,也有红底上绣金字的陀罗经被:也许这些是为五等或五等以下的妃嫔准备的,她们的灵柩被漆成红颜色。据说,这些裹尸布因有活佛对着它们念佛经和陀罗经而浸染了法力,具备了赦免死者生前各种罪行并使死者灵魂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的能量。另有8层绣着龙的缎子裹在5层陀罗经被上面,使得裹尸的绸缎达到13层之多。[45]
死者的亲属换上孝服后,就去向神祇禀报。在下层社会,向当地的土地神禀报即可,土地神是超自然的官僚体系中的一员。当皇帝薨逝后,既要在奉先殿向祖宗禀报,又要在帝国境内的6个地点向民间宗教中的神祇和以前各朝各代的帝王禀报。我们有1799年乾隆皇帝葬礼期间的一个名录,包括长白山(满族发祥地)的山神,松花江的江神,陕西和四川的西域神和华山山神,泰山、会稽山、衡山的山神,北海、东海、南海的海神,汉、唐、宋、元和明朝帝王的陵墓。[46]
皇帝或皇后的梓宫是楠木(一种中国硬木)制作的。陈列两周以后,梓宫往往被移到暂厝地,让油漆匠刷9层漆,最后再加1层金漆。梓宫上似乎写着藏文和梵文的陀罗经。[47]如果温度太低,就无法刷漆,所以梓宫通常会被放在地面上达数月之久,有时甚至长达数年。只要梓宫未被埋葬,死者就处于弱势状态,就需要神的保护。雍正皇帝薨逝19天后,他的梓宫被移到他以前的府第雍和宫(参阅图二),一直放到1737年3月入葬为止。1694—1722年,此处是胤禛的王府,胤禛薨逝后被修缮一新。梓宫被停放在胤禛以前居住的永佑殿,正堂和后堂有6名汉族和尚和8名道士念经。胤禛的一幅画像挂在永佑殿,画像前摆放着祭品。[48]
烧纸制的钱、家具、仆人、房屋和其他物品是汉族葬礼的传统要素,清朝皇帝也仿照而行。巨量的纸锭、纸钱和纸衣被烧掉。纸制物品是一项重大开支:在为慈禧太后治丧的第一年,仅此项开支估计就高达120万两银子。在帝后的葬礼上,也有大量的真衣服和真家具被烧掉。钱德明是这样描述1777年乾隆皇帝的母亲孝圣太后的葬礼的:
成双成对的马和骆驼驮着床、器具和粮食等物品,好像要出门远行。马和骆驼之后是马车、转椅、轿子、扶手椅、椅子、板凳、坐垫、箱子、盆子和全套梳妆用具。这些物品共有28排,列成两行鱼贯而行。生活用具、珠宝和太后生前所用之物如镜子和扇子等……由奴仆分别捧在手中,排成数排。他们之后,有人恭恭敬敬地拿着她晚年所用的拐杖。[49]
梓宫停放期间举行各种仪式时所用的祭品被移至暂厝地,在她逝世三年后最终入葬。除动物祭品之外,葡萄酒、纸钱、死者的衣服、家具和器皿——理论上讲,死者用过的每一样东西,但作为纪念品赐予亲属和大臣的物品除外——都当做死者的祭品被烧掉,以便死者在另外一个世界中使用。有位学者统计,在乾隆皇帝逝世一周年时,19种不同的仪式上共有770件衣物被烧掉。在光绪皇帝葬礼期间,被烧掉的衣物共有734件。[50]
葬礼期间,经文和陀罗经是道士、禅宗僧人和藏传佛教的喇嘛同时在郊区各御园和内廷各宫殿不同的祭祀场所从事的宗教活动的中心内容。雍正皇帝的梓宫在乾清宫停放期间,有108名喇嘛念经。在他逝世一周年前后,108名喇嘛奉旨在圆明园诵经21日。葬礼上的佛事活动都由高僧主持。1777年乾隆皇帝的母亲逝世后,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连续7天亲自主持了葬礼上的佛事活动。[51]
在18世纪和19世纪,皇帝葬礼期间的诵经数量和频率似乎有所增加。在咸丰皇帝的葬礼期间(1861年),道士在乾清宫念经3日,另有108名喇嘛诵经21日。梓宫被移到观德殿之前,有108名喇嘛念经;移棺的第二天,80名喇嘛开始了新一轮诵经。[52]1875年同治皇帝的葬礼期间,梓宫由乾清宫移到观德殿暂厝,新一轮诵经活动由此开始。首先是在梓宫旁边念经,80名喇嘛念经21日,继而是40名禅宗僧人念经7日,之后,藏传佛教喇嘛和禅宗僧人在10周时间内轮流念经,每7日一轮换。倒数第二轮诵经活动有108名西藏喇嘛和25名禅宗僧人参加。1908年慈禧太后的葬礼重复了这一念经安排。在同年举行的光绪皇帝的葬礼上,共有108名西藏喇嘛和108名禅宗僧人诵经9日,期间皇帝的梓宫被刷了49层漆。此外,僧人还举行了喂饿鬼的仪式;当梓宫被送往陵墓时,他们伴随而行。每天晚上,当洒过祭酒以后,他们就围绕着梓宫念经。[53]
与此同时,和尚、喇嘛和道士都在各处的寺庙为大行皇帝念经超度。在同治皇帝的葬礼期间,嵩祝寺、法源寺和智珠寺共有100名藏传佛教喇嘛诵经7日。法源寺和智珠寺在景山附近,是康熙皇帝特为那些把“经书”翻译成蒙古文和藏文并印刷出版的蒙古喇嘛修建的。这三个寺也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举行了诵经活动。[54]
皇帝和皇后的葬礼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礼仪事件,为他们的葬礼举行的大部分仪式都是公开性质的。皇室其他成员的葬礼则与此相反。总的来说,级别越低,仪式就越具有私人性质。档案记载使我们能够考察这些仪式的某些细节,以便评估私人纪念仪式中的不变要素和可变要素。
妃嫔之死是公开事件还是私人事件,最终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决定。虽然皇帝倾向于遵循汉人社会世代相传的传统习俗,参加母亲辈和祖母辈的妃嫔的葬礼,但是,这种情况绝不是经常都有的。例如,年轻的乾隆皇帝忽视了父亲和祖父的一些妃嫔的死亡,但在另外一些太妃的灵柩前洒过祭酒。一些生育过皇子的妃嫔得到过如此的殊荣:她们的死亡还载入《大清实录》,而同样级别的其他一些妃嫔的葬礼却未予记载。[55]
在下层社会(一般在皇室也是如此),生儿育女的母亲的地位高于未生子女的妻子(参阅第四章)。然而,为皇帝生养过孩子的母亲,死后并不一定能入载《大清实录》。按照习惯,皇帝不公开参加儿媳的葬礼,但是,他有广泛的选择权,可以决定对哪位死者给予礼遇。在某些情况下,他的决定取决于他的个人情感。在有些情况下,他是因为喜欢某位妃嫔的孩子而对她另眼相看。为乾隆皇帝生有一子的愉贵妃去世时79岁,未受到任何关注。相反,1774年无儿无女的豫妃逝世后,宫里的各项事务中止了3天。[56]1764年忻妃逝世后,皇帝降旨以“贵妃”而非“妃”的级别为她举办葬礼,他还委派3名皇子和1名皇孙主祭,而她仅为皇帝生过2个公主。富勒浑皇贵妃是未来的嘉庆皇帝和另外5名子女的生母,1775年她逝世后所举行的葬礼中有这样的项目:剃头、不戴头饰和珠宝、女子及其配偶穿孝服。[57]舒妃所生皇子早年夭折,但是1777年她去世以后,仍有2位皇子、2位皇孙和2位额驸奉旨主持葬礼。记事甚详的《大清实录》显示,至少有一部分妃嫔的葬礼是公开性质的。[58]
装殓、献祭品、把梓宫移出皇宫并埋葬入土,通常都是皇帝或皇后葬礼的公开部分(并入载《大清实录》)。虽然这些仪式的规模大小不一,但是,一些固定不变的项目在皇室男女成员的葬礼上是必有的。妃嫔死亡后,嘴里要放一颗珍珠,双耳各戴一套满族耳环,身穿龙袍,头戴凤冠。尸体由绣着陀罗经的彩色绸缎包裹,外面再包上几层丝绸。梓宫(高级别妃子的灵柩是楠木制作的)里面放衣服、内衣、珠宝,或许还放一柄如意。随后,梓宫被移到吉安所停放,每天都有人致祭。在清朝末年,吉安所位于紫禁城外、景山围墙内的东北部。
与皇宫和皇家园林一样,每个王府都有保存灵柩和丧葬用品的处所,这些处所被委婉地称为吉祥所。普通满族人把停放死者的木板称为吉祥板,把吉祥所称为吉安所,运送灵柩的工具则被称为吉祥轿。[59]灵柩停放一个时期后,有时会归葬入土,有时则可能被暂时保存起来。在光绪年间,灵柩往往被保存在北京以北沙河岸边的巩华。康熙皇帝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皇后逝世后都暂厝于此,直到景陵修建完工。乾隆时期,灵柩有时暂存于景山上的观德殿。当雍正皇帝决定在北京西南的一个地方修建自己的陵墓时,灵柩被暂厝于皂八里,这是离西陵不远的一个新的暂厝地。道光时期,离京城100里的静安庄成为他的妃嫔们的灵柩的暂厝地。光绪时期,皇室的灵柩暂存于北京西郊的田村。[60]
无论她们的去世是否入载《大清实录》,凡举行过葬礼的妃嫔在档案材料中都有记载。康熙皇帝的成妃育有一子,大量档案材料记述了她生病和1740年12月去世的情况,但是,《大清实录》对这些事情只字未提。[61]《大清实录》对1736年9月12日去世的宣妃也只字未提。
宣妃是康熙皇帝的妃子,是康熙皇帝的科尔沁“表妹”——顺治皇帝的一位妃子的兄弟的女儿。宣妃无儿无女,皇帝谕命二十三皇子诚贝勒允祁担任主祭。为皇帝或皇后举行的许多公开仪式都为宣妃举行了:诚贝勒和妻子身穿孝服,宣妃寝宫的婢女、太监和保姆也是如此。虽然诚贝勒没有剪掉发辫,但下人都遵循了吊丧这个惯例。宣妃的科尔沁亲戚也穿上了孝服。皇子、公主和宫里的下人均穿孝服祭奠3日,在钦天监选定的时刻将灵柩移到暂厝地,然后入土安葬。宣妃去世后按惯例要吊丧7日,现被压缩为3日,所以在她去世一个月后举行了“大祭”。不过,吊丧百日的风俗得到了遵守,供桌上每天都供奉着水果和点心。她的一周年忌日也按照习惯举行了纪念活动。[62]
《大清实录》没有记载宣妃的葬礼。道士和僧人在葬礼上举行的宗教仪式也未记载。她的灵柩被盖严后,有一些喇嘛围着灵柩念陀罗经。道教的祭礼在内廷的一个祭坛举行。藏传佛教喇嘛在宣妃去世1个月、100日和1周年,都念经超度她的灵魂。在葬礼期间,这些时间点似乎是必须要念经的。
妃嫔的级别以及她是否生儿育女,决定着僧人的数量和念经的天数。雍正皇帝的一位无儿无女的贵人于1760年去世后,有20名僧人围棺念经,另有40名藏传佛教喇嘛、24名禅宗僧人和24名道士聚在一起诵经7日。另外一位贵人于1761年去世后, 40名藏传佛教喇嘛和1位高僧为她念经3日。一位贵妃于1860年去世后,有108名藏传佛教喇嘛和48名禅宗僧人为她诵经35日,但第二年有位贵人去世,就只有40名藏传佛教喇嘛和24名禅宗僧人为她念经14日。不过,随着清王朝的发展,所有级别的妃嫔葬礼都变得越来越精细。咸丰皇帝的妃无儿无女,1885年她去世以后,葬礼包括念经70日,举办喂饿鬼仪式,装殓以后连续念经2日。[63]
作为皇室和宗室的家长,皇帝也关心皇子、公主、兄弟、宗亲和他们的家属的丧事。皇帝可以选择以公开的方式处理他们的丧事。当康熙皇帝的弟弟隆禧于1679年去世后,他亲率众大臣到灵柩前祭奠和哭丧。虽然他没有亲自参加灵枢入葬仪式(因为这“对遗孀不太方便”),但在灵柩入土前他亲往探视,入土以后又在坟墓前祭奠。[64]
1765年乾隆皇帝的弟弟弘曕病重时,他把弘曕晋升为贝勒,期望愉快的心情能帮助弟弟早日康复。弘曕去世后,弘历降旨按照亲王的规格安葬之,并指派1名皇子穿孝服,而他自己没有亲自参加葬礼。不过,弘历把这种有象征意义的姿态用到了他最喜欢的弘昼身上。弘昼病重时,弘历亲往探视,并派1名御医前去诊治。但事与愿违,病未治好。弘昼去世以后,弘历亲自到灵柩前祭奠,指派2名皇子穿孝服,赐银1万两供支用,并委任诚贝勒率领一个治丧委员会操办丧事。[65]
辈分大小是决定葬礼规格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皇帝的感情会对实际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按照习惯,父亲不参加儿子的葬礼,毕竟先父母而死被认为是极端不孝的行为。当1750年二十二岁的皇长子永璜夭折后,乾隆皇帝发布文告表示哀悼(参阅第三章)。他追封永璜以亲王头衔,并谕命按亲王规格安葬永璜。由于他“不忍心”按照习惯把永璜的尸体停放3天就下葬,所以降旨停放5天,宫廷事务在这5天内一律停办。他每天都到灵柩前祭奠,最后还目送灵柩被抬出皇宫,移往暂厝地。当灵柩被移到静安庄的第二天,他亲自到暂厝地大厅祭奠。[66]
婴儿、低级别妃嫔和王公家属的丧事一般都不入载《大清实录》,但是,内务府和宗人府为此采取的行动却能引起皇帝的关注。王公的妻子去世后,皇帝可能会赏赐银两用于操办丧事;妃嫔或儿童的死亡可能会使皇帝委派皇室成员担任主祭,举办一些仪式,如念经、祭奠饿鬼,以及前文述及的道教、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的一些私人仪式。正如前文指出的,皇帝可以而且常常命令内务府操办丧事。他还关注子孙后代的私事,即使在他们结婚和另立门户以后也不例外。当皇孙绵惠的母亲去世后,乾隆皇帝担心绵惠夫妇年纪太轻,不会操办这些私事(当时绵惠30岁),遂指派内务府的一位官员操办丧事。[67]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北京出版的一些描写丧葬习俗的书揭示,宫廷的一些做法进入了京城的寻常百姓家。陀罗经被先是被高级大臣所使用,到晚清时期似乎已成为北京的一个丧葬习俗。20世纪30年代武田昌雄在关于满汉礼俗的书中写道,“每一个人”,“不论地位高低”,都在使用陀罗经被。[68]有钱人家都雇藏传佛教喇嘛为死者诵经,或者雇喇嘛、道士及和尚参与葬礼。有学者指出,诵经活动以3天为一轮,称为“蓬经”。普通家庭或许只付得起诵一轮经的钱,而富裕家庭最多可为死者念9轮“蓬经”。[69]
家庭祭祖
皇帝也举行家庭祭祖仪式。例如,光绪皇帝依次在咸丰皇帝的生母(孝全成皇后)和养母(孝静成皇后)、咸丰皇帝(文宗)和同治皇帝(穆宗)的画像前上香祭奠。最后,他在咸丰皇帝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皇后的牌位前上香致祭。
私人祭祖仪式的几个方面是值得重视的。第一,这些祭礼不是在国家宗教中的一级祭祀场所——太庙举行的,也不是在供奉祖先牌位的非正式的“家庭”祭祖场所——奉先殿举行的。正月初一在太庙和奉先殿举行的祭礼属于公开性质而非私人性质,是入载《大清实录》的。作为丧葬礼仪的一个部分,这些皇家祖庙供奉列位先皇和先后的牌位。皇室的正式祭祖仪式不把新近死亡的人排除在外,这与普通百姓的做法相同。[70]
与作为集体祭祀中心的太庙和奉先殿不同,家庭祭祖场所在私人府邸内。在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各朝,圆明园的东佛堂里设有一个私人祭坛。在紫禁城内,主要的私人祭坛是养心殿的东佛堂。嘉庆皇帝薨逝后,他和皇后的牌位不但被供奉在养心殿的东佛堂,而且被供奉在奉三无私殿——他在圆明园的寝宫——的东佛堂。后来,供奉牌位的地方就更多了。咸丰皇帝生母孝全皇后的画像最初似乎悬挂于钟粹宫:她的儿子曾于1854年正月初一来此宫上香祭拜。然后到了光绪朝,她的画像挂到了承乾宫,旁边是一尊佛像和供奉她牌位的神龛。咸丰皇帝养母孝静皇后的画像挂在毓庆宫。这两个宫都位于乾清宫以东,而咸丰皇帝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皇后的牌位被供奉在乾清宫西侧的建福宫。
在内廷的宫殿内祭拜特别敬爱的祖先的做法可能起源于清朝早期。我们知道,雍正皇帝在私人寝宫养心殿的东佛堂供奉着父亲和生母的牌位。雍正似乎还在父亲玄烨以前的王府中为玄烨立了牌位,这个牌位后来被移到福佑寺。[71]档案材料显示,咸丰皇帝曾在乾清宫东暖阁的祖父仁宗皇帝画像前行祭礼。[72]到光绪朝,这个东暖阁里供奉着咸丰和同治皇帝的画像,定期举行祭礼。
牌位和画像(有时二者皆有)都是内廷举行的私人祭礼的祭拜对象。在死者的灵柩等待入葬期间,被称为“圣容”或“御容”的画像似乎一直被挂起来受人祭奠。雍正皇帝入葬之前,他的画像被挂在他以前在雍和宫的寝宫里受人祭拜。在咸丰皇帝入葬前的数年间,每年最后几天他的画像都挂在乾清宫的东暖阁和寿皇殿受人祭拜。与此相似,同治皇帝入葬前4年多的时间里,每年最后几天他的画像也挂出来受人祭奠。[73]
在太庙和奉先殿,祖先牌位的位置是固定的,是围绕清王朝创始人努尔哈赤的牌位排列的。与此相反,私人祭礼重点祭拜的那些与当朝皇上关系最密切的先辈。受祭前辈的数量由当朝皇帝自己确定。虽然雍正皇帝似乎只在父母的牌位前祭拜,但乾隆皇帝在继续祭拜祖父母牌位的同时,也把自己父母的牌位供奉到了祭坛上。1820年嘉庆皇帝薨逝时,养心殿的东佛堂供奉着康熙、雍正及其后的皇帝与皇后的牌位。道光皇帝把康熙、雍正和他们的皇后的牌位移到了寿皇殿[74],养心殿东佛堂留下的是乾隆和嘉庆皇帝的牌位。这样一来,道光皇帝的家庭祭祀对象就仅限于他的父亲和祖父。同治和光绪皇帝祭祖计划表未提及祭拜三代以上祖先画像之事。
作为葬礼的一部分,宫廷造办处会制作先皇、先后和继承人生母的牌位,供奉在这些殿堂的神龛中。新皇帝的祖父母的牌位将被移到寿皇殿或圆明园安佑宫的画像前供奉。画像、刻有谥号的玉册和玉宝,以及大行皇帝的实录似乎也被供奉在盛京。咸丰皇帝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画像最后被从乾清宫移至承德避暑山庄——他是在那里逝世的。[75]
皇室的家庭祭祖仪式与老百姓更重视新近死亡者的习俗大体相似,不过,这些私人仪式有意识地选择一些特别喜欢的祖先而忽略另外一些祖先,从而与民间的做法又有所不同。例如,雍正皇帝在私人祭坛上供奉着自己生母的牌位,而未供奉康熙皇帝前三位皇后的牌位。与此相似,当他的儿子登基后在东佛堂供奉父亲和生母的牌位时,也未顾及他父亲的第一位皇后。光绪皇帝在举行私人祭礼时,也未祭拜道光皇帝和他的前两位皇后,但祭拜对象中却包括道光皇帝的第三位皇后和一位妃嫔。[76]
皇帝和后妃也举行公开仪式和私人仪式纪念先皇和先后的忌日。私人仪式甚至在棺椁正式入葬之前就开始了,例如,同治皇帝在父亲文宗的画像前上香纪念他逝世3周年,尽管文宗是次年才正式入葬的。在宫里,画像、牌位或其他象征性的物品前都要上香。[77]
凡是祖先的忌日,都要举行公开仪式和私人仪式予以纪念,但是,纪念生日似乎是由个人选择的一件事情,且其纪念仪式一直在演变中。我们知道生日纪念仪式发生演变的一些情况,因为年轻的乾隆皇帝在1736年曾要求检视以前的先例。显然,纪念生日是1723年由雍正皇帝开始的,那年他下令在父亲和生母孝恭皇后生日时在奉先殿的后堂点香纪念。乾隆皇帝降旨说,自此以后所有先皇(从努尔哈赤到他父亲)的生日都要举行纪念活动,他还取消了为孝恭皇后举行的纪念仪式。[78]
开始时作为私人仪式出现的做法(例如,雍正皇帝“打破常规”把自己的生母安排在地位更高的皇后之前),到清末变成了对近一些的男性祖先的公开的、标准化的纪念仪式。1871年的《大清实录》记载,同治皇帝在父亲和祖父的生日时“前往奉先殿和寿皇殿祭拜”,但他没有纪念过更远一些的祖先的生日。[79]《大清实录》没有记载生日那天在内廷举行的其他纪念活动。公开仪式结束后,同治皇帝前往乾清宫东暖阁,在文宗的画像前上香,画像前一直摆着20样特殊的祭品。这些生日纪念仪式不仅在画像和牌位前举行,而且在佛塔或遗物盒前举行,例如,光绪皇帝在弘历生母孝圣太后的“金发塔”前上香纪念她的生日。这个“金发塔”(现为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是仿照佛教圣山——须弥山的形状用线金制作的,上面刻有吉祥的符号和词句。塔中有一尊金制的阿弥陀佛,以及盛放弘历生母头发的金匣。这个发塔是1777年孝圣太后逝世后不久用她的金器和金印制作的,被供奉在寿康宫的佛堂里。[80]
“遗念”包括死者穿过的衣服和其他私人物品。虽然其中一些物品在葬礼上被烧掉了,但按照惯例,亲朋好友和仆人会得到部分“遗念”,还有一部分可能会被保存在皇宫。考古显示,努尔哈赤高曾祖父(爱新觉罗氏的始祖)坟墓中保存着“遗念”,这是1658年把他的尸骨迁葬到新坟墓时发现的。这表明,保存“遗念”的风俗可能在满族的祖先女真人中就已存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遗念”毫无疑问是保存在地面上,迄今尚存于盛京的庙里。[81]
1909年光绪皇帝私人物品的分配清单,使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人得到了“遗念”。到1909年,得到皇帝“遗念”的人已不仅仅是亲属和仆人,重要的汉族大臣亦名列其中。共有56名男性和3名女性得到了“遗念”:女性是隆裕皇太后、同治皇帝的遗孀瑾贵妃、恭亲王的长女荣寿格格(她是被慈禧太后召进皇宫的)。在男性名单上,为首者是新皇帝,他得到了一顶帽子、一件袍服和一件马褂。多数男性(包括袁世凯、徐世昌等著名大臣)得到的是帽子、龙袍和马褂。每个王府都有一个特殊的殿堂,称为“遗念殿”,皇帝的遗物就保存在此殿。[82]
皇帝的私人用品并不是全部被烧掉或分配掉,剩下的一部分保存在皇宫里。1756年的一份登记康熙和雍正皇帝“遗念”的清单上,罗列的物品有宫帽、帽饰、朝袍、龙袍、褂、腰带及饰物、项链、念珠、袜子和鞋。估计这些物品是分配剩下的。皇帝的某些私人用品可能会受到祭拜。1867年7月25日(同治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的一道上谕要求将下述物品装进一只红色檀香木匣中:道光皇帝的白玉带扣(形状为“福”字和“寿”字)、镶嵌珍珠的纯金帽饰、一尊镶嵌珍珠的金佛,咸丰皇帝的两个发辫、一只镶嵌珍珠的金龙、宫廷画师丁观鹏画的一幅画和一只朱笔。盛放两位皇帝的这些“遗念”的檀香木匣被移放到养心殿东佛堂的一个壁龛中,成为祭拜对象。这可能就是慈禧太后在丈夫的忌日祭拜的“遗念龛”。[83]
生日和忌日都要在私人祭祀场所念经。除了在葬礼上念经外,在先皇生日的纪念仪式上也念经。咸丰皇帝活着时在中正殿和弘仁寺举行的为期3天的念经活动,在他薨逝以后变成了7名喇嘛在慈宁宫每月一次的例行公事。在他入葬之前,每逢忌日也诵经7日。在嘉庆皇帝第一位皇后的忌日,太监喇嘛在毓庆宫念经。咸丰年间孝全皇后的画像被挂在钟粹宫,每逢她的生日和忌日,都有太监喇嘛前来念经。1845年之前,宫里的这些诵经活动的祭拜对象显然超出新近死亡的祖先的范围。1845年,生日和忌日的诵经活动被削减,这也许是紧缩开支的一项措施。然而,到了19世纪末,甚至康熙皇帝最敬爱的祖母孝庄太后的诵经祭礼也被从宫廷的私人祭祀计划表上划掉了。[84]
陵制
清朝皇帝和皇后都被埋葬在精心建造的地宫里,地宫是陵墓的组成部分,陵墓还有“神路”、碑亭和模仿紫禁城正殿——太和殿而建的祭祀大殿等部分。顺治皇帝以前的皇陵都在满洲老家,后来的皇帝分别葬于北京东北方和西南方的东陵和西陵。[85]在这些皇陵和明朝皇帝陵前的祭祀仪式是国家级祭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哥罗特和其他人的研究论著都对此做了论述。[86]不过,在本节我们将集中探讨其他皇室成员的葬礼。
皇室成员的陵墓是按照非常详细的节约条例修建的,这些条例规定了坟墓、用于祭祀的大殿、圣德神功碑和汉族皇陵固有的其他一些设施的规模和大小。死者的级别不同,坟墓的名称也不同。只有皇帝或皇后的坟墓可称为“陵”(皇陵),其他妃嫔的坟墓称为“园寝”(满语为“妃衙门”)。当墓主还活着时,墓地有一个委婉的名称:皇帝的陵称为“万年吉地”,王公或公主的墓称为“福地”。[87]王公或公主的坟墓通常不归内务府管,也被称为“园寝”,虽然口头语都称之为“坟”。[88]
如果说皇陵的主要目的在于凸显皇帝独一无二的尊贵地位的话,那么皇陵周围诸兄弟的墓葬就体现了同样是满族帝王文化重要特征的兄弟情谊。在17世纪50年代,皇帝允许皇婶、皇叔和功勋卓著的高级大臣埋葬在永陵、福陵和昭陵周围。17世纪末启用东陵后,康熙皇帝准许把弟弟隆禧(死于1679年)的墓建在东陵围墙之外。最终顺治和康熙皇帝的6个儿子埋葬于此,此处遂被称为“王爷陵”。[89]胤禛在西陵以南为弟弟允祐划了一块面积达100亩的墓地,他的另外4个兄弟(包括他最喜欢的允祥)也葬在西陵的围墙之外。[90]
一般来说,王公得操办自家的丧事。不过,皇帝可以让这件事有例外。1794年,弘历最钟爱的皇孙绵亿的福晋去世了,当弘历接到安排葬礼的奏报后,就委派内务府官员伊龄阿前去协助绵亿的管家在绵亿养父的坟墓附近找一块“便宜”墓地,费用全由弘历支付。不过,大多数王公的坟墓都散布在“京都周围的大平原上”。[91]
一般情况下皇帝与皇后合葬在一起,偶尔也有妃嫔合葬的。自康熙朝以降,皇帝被埋葬后,地宫就不再打开了。先于皇帝而逝的皇后最终会入葬地宫,但比皇帝活得长的皇后都被埋葬在帝陵附近的单独的陵中。唯一的例外是福临的母亲,她的孙子康熙皇帝遵从了她的愿望,把她葬在离子孙后代近的地方而不是盛京。作为位于盛京的昭陵的附属陵,昭西陵实际上坐落在东陵围墙外、顺治皇帝的孝陵之南。起初这块地方被划为这位皇太后灵柩的暂厝地,昭西陵直到1724年才建成。[92]
乾隆皇帝的生母(被儿子尊封为太后)逝世于1777年,比丈夫活得时间长。她的灵柩被单独埋葬在儿子为她修造的泰东陵。与她的情况相似的有嘉庆皇帝的第二位皇后(比丈夫多活了30年)以及咸丰皇帝的遗孀慈安和慈禧。有两位皇后被拒绝葬在丈夫身边。乾隆皇帝降旨按贵妃规格埋葬他的第二位皇后,以此表达对她的不满。虽然咸丰皇帝把养母(道光皇帝遗孀)尊封为太后,但当她去世以后,他还是被迫“遵从”父亲原来给她定的级别,把她埋葬到附属于慕陵的妃子墓,而不是单独的一个“陵”。[93]与此相反,在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的陵墓中,埋葬着几位先于丈夫而逝的皇贵妃。[94]
在康熙年间,皇后的灵柩不必等到皇帝薨逝后再一同入葬。康熙皇帝的景陵是他的第一位皇后去世后开始修建的。景陵始建于1676年,建成于1681年。到此时,康熙的第二位皇后也去世了。她们两人的灵柩暂存于京城以北的巩华,景陵建成后得以入葬。此后,景陵曾于1689年、1700年和1723年被打开,以埋葬他的第三位和第四位皇后、康熙皇帝,以及他的一位皇贵妃。[95]雍正皇帝的泰陵始建于1730年,直到1737年雍正皇帝逝世两年后才建成。雍正皇帝的第一位皇后和他最喜欢的一位皇贵妃(分别于1731年和1725年去世)的灵柩,也在1737年从庙里的暂厝地移出来,与他一同入葬泰陵。
级别低一些的妃嫔如何呢?在第四章中,我们曾谈及有些妃嫔因充当皇子的养母而得到晋升。康熙皇帝的两位皇贵妃在乾隆皇帝入宫与祖母生活在一起时曾照顾过他,他特为她们二人修造坟墓以作报答。1681年以后,共有48位妃嫔入葬附属于景陵的一个坟墓中。[96]附属于东陵和西陵的“妃园寝”是按照17世纪末的先例建造的,用以埋葬未与皇帝合葬于地宫的所有妃嫔。[97]
也许最不受重视的是孩子的埋葬问题。他们的父亲很少为他们单独修坟建墓。有些婴儿被埋葬在母亲身边,8岁时夭折的康熙皇帝的十八皇子允祄就是这样。胤禛的皇长子(死于1704年)和八皇子(死于1728年)被埋葬后没有建坟,他们的兄弟弘历登基后才按照亲王的规格重新安葬了他们。[98]弘历的皇后所生的大儿子永琏有自己的坟墓,因为他死后被追封为皇太子。她的二儿子永琮2岁时夭折,被葬到哥哥的坟中。弘历的九、十、十三、十四和十六皇子都是早年夭折,也被葬在永琏的坟中,现在这个坟墓已成为废墟。与此相似,嘉庆皇帝的女儿也埋葬在西陵附近的农村。[99]
道光皇帝的长公主死于他登基之前的1819年,最初与他的第一位妻子(不是她的生母)合葬在一起。1827年,长公主的灵柩被迁出来,葬于东陵外的“公主园寝”,道光皇帝的二公主、二皇子和三皇子(都在婴儿阶段夭亡)也被埋葬于此,他的三公主则被埋在他陵墓所在的西陵附近。[100]
由于清朝统治者采用的是临终之时宣布继承人的制度,所以因王公的爵位或妃嫔的级别发生变化而重新修建坟墓的事屡见不鲜。当雍正皇帝把允祥的母亲从“妃”追封为“贵妃”后,她的灵柩就从“园寝”里移了出来,葬入景陵的墓室。也许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道光皇帝的第一位妻子得到晋升以后的迁棺另葬。1808年她去世时,嘉庆皇帝下令给她建造一座豪华的坟墓,以此表示对她和她所生皇子的恩宠。道光皇帝旻宁登基后,她被追封为皇后,灵柩被迁移出来,于1827年被葬进道光皇帝在东陵新修的皇陵里。但是因这座陵墓出了问题(水渗透进了墓室),1845年她再次被迁葬到位于清西陵的慕陵中。[101]
当一座坟墓被确定为“陵”以后,皇帝就指派一些住户前去守陵,维护各种各样的建筑和墓碑。皇陵一般有围墙,除了奉旨前往的皇亲和大臣以外,其他人不得入内。明朝皇室的一支被授予贵族头衔,负责祭扫同样受清廷保护的明朝皇帝陵。爱新觉罗氏被轮流派去“守护”东陵、西陵,以及位于满洲的3座祖陵。[102]对这些陵墓的祭祀仪式是国家级祭祀仪式的组成部分,与坐落在东陵和西陵围墙外的王公墓和公主墓不同。不过,皇帝可委派旗人住户守护王公墓和公主墓,每年都派人前去祭扫。此外,在皇帝葬礼期间,外面的坟墓也可被纳入祭祀的范围之内。1852年道光皇帝的棺椁被送到西陵时,王公奉命前去祭扫附近的一些墓,墓主分别为:嘉庆皇帝的三、四、五和九公主,道光皇帝的三公主和七皇子。[103]在同治和光绪皇帝的葬礼期间,在乾隆和道光皇帝的女儿的墓前也举行了同样的祭祀仪式。[104]
仪式参与者
正如我们在前文看到的,内廷仪式的参与者不仅包括居住在紫禁城各宫殿的皇帝、后妃和皇子、公主等,而且包括姻亲、出嫁的女儿、兄弟和更远一些的皇族成员。爱新觉罗氏的婚礼和葬礼是皇帝作为族长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事件。正如我们在其他章节看到的,皇帝为公主选择新郎,接收关于族人出生消息的奏报,他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普通百姓家族的族长所起的作用。作为报答,王公在内廷的仪式中发挥了重要的行政管理作用,有些甚至扩展到统治领域,喇嘛念经处在中正殿的念经活动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说,这些仪式同时服务于几个目的:它们可使最高统治者表现个人情感(公开仪式上的各种规则压抑着这些情感);它们可以加强参与宫廷社会生活的庞大的皇族和姻亲势力;它们可使皇帝及其家人举行私人祭礼,体现可把他们与汉人社会和作为盟友的满洲和蒙古精英联系在一起的那种亲和力。
【注释】
[1]参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852～855页;另见徐致祥等编:《“国立故宫博物院”珍藏清代起居注:光绪朝》,第23册,012327～012332页,台北,1987。宫中杂件467—4—85/2303中有一个题名为“祭主”的纸袋,里面装的是报告光绪十年十二月三十日(1885年2月14日)礼仪活动的蝶形文书。另外参阅万依:《清代宫俗与京师民俗》,见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2册,75～8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方裕谨:《清帝在正月初一这一天》,载《紫禁城》,1981(1),37页。
[2]宫中杂件467—4—85/2303关于一年最后一天举行的仪式的记载。宫中杂件467—4—85/2379有一份以黄锦缎为封皮的清装书,题为《大婚礼档,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72年月10月16日),内有一份记载同治皇帝大婚礼仪的概要。关于萨满教祭天和祭地,参阅谢钦·贾格迪什:《蒙元统治时期的中国佛教与道教》,载《蒙古学研究》,1980(6),61页。尽管光绪十一年和光绪十二年的档案材料记载,皇帝在“天地坛”上香,但方裕谨却说,皇帝烧的是“天地三界神”的纸像,参阅方裕谨:《清帝在正月初一这一天》,载《紫禁城》,1981(1)。
[3]L.C.阿灵顿、威廉·刘易森:《追寻老北京》,49页,1935年初版,纽约, 1967年再版;参阅宫中杂件467—4—85/2338,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762年1月16日)的奏报。关于献给灶神的祭品,参阅宫中杂件467—4—85/2302,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795年1月12日)奏折;宫中杂件467—4—85/2302光绪朝的一份类似的祭品清单;冯佐哲:《清宫祭“灶”》,载《紫禁城》,1982(1),28页。关于萨满教的祭品,参阅赤松智城:《满洲旗人的家祭》,载《民族学研究》,1935,1(2),224页。
[4]参阅方裕谨:《清帝在正月初一这一天》,载《紫禁城》,1981(1),37页;章乃炜:《清宫述闻》,659～665、691页,北京,1990年重版。关于何时、何地、放多少炮仗的材料,见宫中各项档簿登记155—4—16—2/1303中保存的1831—1835年的档案。
[5]参阅章乃炜:《清宫述闻》,955～956页;L.C.阿灵顿、威廉·刘易森:《追寻老北京》,126页;宫中杂件467—4—85/2338中的祭品清单。宫中杂件467—4—85/ 2302保存的光绪朝的其他档案材料表明,寿皇殿中的10个祭坛上每天都供奉砖茶。
[6]《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856～869页,光绪十一年一月一日(1885年2月15日)。另外参阅《“国立故宫博物院”珍藏清代起居注:光绪朝》,第23册,012333～ 012337页。
[7]参阅方裕谨:《清帝在正月初一这一天》,载《紫禁城》,1981(1),37页。虽然这篇短文没有标注引文出处,但它与上引档案材料只有细微的差别。
[8]参阅宫中杂件467—4—85/2303,光绪十年十二月三十日(1885年2月14日)奏折。
[9]关于天花礼仪,参阅万依、黄海涛:《清代宫廷音乐》,32页,香港,中华书局,1985;宫中杂件467—4—85/22299呈递给文宗的奏折;宫中杂件467—4—85/1017呈递给穆宗的奏折。
[10]参阅宫中杂件467—4—85/2298,咸丰三年十二月三十日(1854年1月28日)奏折;宫中杂件467—4—85/2303,光绪十年十二月三十日(1885年2月14日)奏折。
[11]参阅宫中杂件467—4—85/2303。
[12]参阅卡罗尔·布朗·马隆:《清代颐和园简史》,47、109～111页,1934年,纽约,1966年重版。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五日(1725年9月1日)的一份奏折,记录了皇帝关于在圆明园供奉龙王的圣旨;乾隆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1753年5月29日)的一份奏折,记录了皇帝关于削减圆明园佛楼里的道士数量的圣旨,参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清代档案史料》,第1册,11、7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卷1,94b～96b页,道光十二年八月三日(1832年8月28日)圣旨;内务府奏案446—5—55/325,嘉庆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796年12月21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5,乾隆六年九月九日(1741年10月28日)奏折。另外参阅昭梿:《啸亭续录》,500页,1909年初版,北京,中华书局,1980,该处称属于宗人府的一个土地神龛“很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清代档案史料》,第2册,546～548页,内容涉及设置土地神龛之事。
[13]参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清代档案史料》,第1册,71～72页;同一道谕旨(文字略有不同)见第2册,1016页,它是1839年谕旨的摘要。
[14]宫中杂件467—4—85/112;汉文文本没有标注日期,但满文文本标有日期。
[15]宫中杂件467—4—85/112中的满汉文祭文;虽然满汉文文本都没有准确的日期,但肯定都是顺治朝的。关于灶神崇拜的发展,参阅晁时杰:《一家之主:中国灶神崇拜的历史与发展》,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90。柏松年和姜士彬指出,按照传统习惯,井在除夕之夜被盖上,正月初二再打开(《堂屋神祇与吉利寓意》,78～79页,伯克利,1992)。
[16]引自苏珊·S·兰兹曼:《灵镜预言:萨满教与非萨满教占卜》,载《中亚和内亚研究》,1992(6),20页。
[17]奉先殿的满汉双文祭文,见宫中杂件467-4-85/112,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雍正元年(1723年)和雍正二年(1724年)。参阅苏珊·S·兰兹曼:《灵镜预言:萨满教与非萨满教占卜》,载《中亚和内亚研究》,1992(6),16～33页;贺灵:《锡伯族“萨满歌”初探》,载《新疆社会科学》,1987(6),107页,其中有涉及萨满佩戴的“护心镜”的萨满歌。
[18]参阅并比较下述实录之记载:《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544页;《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779页;《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327页,卷19,602～603页;《仁宗睿皇帝实录》卷5,839～840页;《宣宗成皇帝实录》卷7,846页;《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682～683页;《穆宗毅皇帝实录》卷7,789页;《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856页,卷4,731页。在摄政王摄政期间,皇帝不亲自主持堂子的仪式。
[19]参阅L.C.阿灵顿、威廉·刘易森:《追寻老北京》,132页,1935年初版,纽约,1967年再版;章乃炜:《清宫述闻》,960～961页;E.T.威廉姆斯:《清代中国国教》,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1913(44),38页。
[20]关于祭拜家神,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281,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786年1月13日)满文奏折;万依:《清代宫俗与京师民俗》,见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宫中杂件467—4—85/2338,1748年关于春分和秋分的档案材料;宫中杂件467—4—85/2300,光绪朝关于清明节和七月十五日祭祀仪式的档案材料;七月十五日放两万只灯的档案,见内务府档案557—5—66—4/3778。
[21]在咸丰皇帝和同治皇帝的葬礼期间,朝廷曾讨论过修改后的新年礼仪计划,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570,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1861年11月27日);内务府奏案446—5—55/610,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875年1月18日)奏折。
[22]参阅宫中杂件467—4—85/2302中保存的礼仪计划;章乃炜:《清宫述闻》,946页。
[23]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3,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28,嘉庆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798年1月13日);宫中杂件467—4—85/2298,道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23年12月26日),道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25年1月13日),道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26年1月5日),道光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29年1月4日),道光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30年1月23日),道光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31年1月11日);内务府奏案446—5—55/574,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63年1月13日);内务府奏案446—5—55/614,光绪元年十一月十四日(1876年1月10日)。
[24]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7,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736年12月13日)奏折;章乃炜:《清宫述闻》,683～686、718页;内务府奏案446—5—55/330,嘉庆三年七月十八日(1798年8月29日)奏折;L.C.阿灵顿、威廉·刘易森:《追寻老北京》,138页。
[25]参阅宫中杂件467—4—85/2303,光绪十一、十二年(1885、1886年)的礼仪计划。
[26]参阅王家鹏:《中正殿与清宫藏传佛教》,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3), 58～71页。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568,咸丰十一年二月七日(1861年3月17日)奏折,议及在“内廷”(可能是慈宁宫)佛堂里放置心经和陀罗经之事。
[27]参阅内务府档案557—5—66—3/0912,咸丰四年二月五日(1854年3月3日)满文奏折;章乃炜:《清宫述闻》,944～947页;L.C.阿灵顿、威廉·刘易森:《追寻老北京》,81、300页。
[28]参阅下列关于正月初六和初八仪式的档案:内务府奏案446—5—55/3,1736年;内务府奏案446—5—55/328,1798年;内务府奏案446—5—55/336,1800年;内务府奏案446—5—55/579,1845年。关于念经活动,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340和446—5—55/614中关于1801年和1876年的记载;内务府奏案446—5—55/336,嘉庆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00年1月19日)和嘉庆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00年1月21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610,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1875年1月21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614,光绪元年十二月十六日(1876年1月12日)奏折。
[29]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4,乾隆元年四月三日(1736年5月13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30,嘉庆三年七月十八日(1798年8月29日);L.C.阿灵顿、威廉·刘易森:《追寻老北京》,243、123、209～210、205页。
[30]关于道教仪式,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6,乾隆元年七月二十二日(1736年8月28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1,乾隆二十五年七月八日(1760年8月18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27,嘉庆二年七月十九日(1797年9月9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30,嘉庆三年七月十八日(1798年8月29日)奏折。关于佛教的念经活动,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324,嘉庆元年七月二十二日(1796年8月24日)满汉文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24,嘉庆元年八月十七日(1796年9月17日)满汉文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27,嘉庆二年八月十八日(1797年10月7日)满汉文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30,嘉庆三年七月十八日(1798年8月29日)满汉文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30,嘉庆三年八月十六日(1798年9月25日)满汉文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35,嘉庆四年十月十日(1799年11月7日)满汉文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39,嘉庆五年十月十日(1800年11月26日)满汉文奏折。
[31]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335,嘉庆四年十月十日(1799年11月7日)满汉文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430,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1820年9月22日)满汉文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434,道光元年八月十四日(1821年9月9日)满汉文奏折。应该注意到,每次召用的喇嘛人数都相同,支出的费用也相同。
[32]参阅宫中杂件467—4—85/2298中保存的1848、1849、1850年的奏折。
[33]关于延寿寺,参阅卡罗尔·布朗·马隆:《清代颐和园简史》,109～111页, 1934年,纽约,1966年重版。关于为乾隆母亲生日念经祝寿之事,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1中保存的永瑢、塞布胜和巴尔珠尔的联名奏折(未标注日期)。关于生日礼物,参阅谢瑞华:《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珍藏看乾隆时期的汉藏艺术》,载《东方》,1991,22(6),41～42页。关于乾隆皇帝七十大寿的生日礼物,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2,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八日(1781年3月12日)奏折,这份奏折称,自生日以来继续收到的贺礼总价值达到了33.1万两银子。
[34]参阅罗友枝:《清代皇室婚姻与统治问题》,见鲁比·S·沃特森、伊沛霞编:《中国社会中的婚姻制度与不平等》,170～203页,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
[35]参阅J.G.柯马克:《中国日常习俗小议》,第4版,51、55～56页,爱丁堡,莫雷出版社,1935。
[36]参阅宫中杂件467—4—85/2379,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大婚礼档以及其他类似的档案。
[37]参阅宫中杂件467—4—85/2379,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1872年6月1日)奏折。
[38]参阅宫中杂件467—4—85/2102,1863年寿庄公主婚礼的礼仪计划。
[39]参阅《钦定满洲敬神祭天典礼》卷1,4a～5a页;内务府奏案446—5—55/423,嘉庆二十三年十二月档案保存了19件主题涉及自康熙十七年以降皇子主持萨满教祭礼的满文奏折;另外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244,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779年5月7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252,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奏折。
[40]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125,乾隆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1760年9月22日)奏折。
[41]参阅刘潞:《清初皇室成员火葬的见证》,载《文物》,1983(9),69～70页;刘毅:《昭西陵与清代帝后丧礼俗更易》,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4),86～90页。关于1661年以后的火葬问题,参阅李凤民、陆海英编:《盛京昭陵》,50页,沈阳,沈阳出版社,1994。在努尔哈赤福陵的妃子墓中发现了火葬的证据,参阅李凤民、陆海英编:《盛京昭陵》,53～64页。
[42]参阅徐广源:《从孝庄丧仪看康熙破旧务实精神》,载《故宫博物院院刊》, 1994(4),88～89页。
[43]参阅罗友枝:《皇帝的葬礼:明清皇帝与死亡仪礼》,见华琛、罗友枝编:《帝制中国晚期与近代中国的死亡仪礼》,228～253页,伯克利,1988。
[44]参阅张凤荣、杨惠兰:《明黄织金陀罗经被》,载《紫禁城》,1992(1),27～ 28页。关于陀罗经的性质,于君芳教授的看法对我很有帮助,谨此表示感谢。
[45]关于慈禧太后的寿衣,参阅于善浦:《慈禧的三件寿衣》,载《紫禁城》,1992(5),38页;陈宝蓉:《清西陵纵横》,22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参阅于善浦:《清东陵大观》,170～17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述及发现于慈禧太后陵墓中的陀罗经被,照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帝王陵寝》,第80页图片49,北京,1982。万依等编:《清代宫廷生活》,第262页图片407,香港,商务印书馆,1985,这是一幅背景为红色的陀罗经被。关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收藏的“果亲王织品”中的几件陀罗经被,参阅林赛·休斯:《果亲王织品》,载《美术公报》,194502,66～68页。19世纪末,用陀罗经被包裹死者尸体的做法似乎已被许多满族人接受,参阅武田昌雄:《满汉礼俗》,第2册,3～4页,大连, 1935。
[46]参阅宫中档案549—4—93/255。
[47]例如,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565,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五日(1860年5月15日)的一份奏折,报告寿安公主的灵柩(上面有题字)之事。
[48]关于在灵柩漆面上写陀罗经的情况,参阅内务府档案557—5—66—4/3778,乾隆三十一年六月九日(1766年7月15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乾隆元年一月二十一日(1736年3月3日)奏折;魏开肇:《雍和宫漫录》,2～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关于灵柩颜色的多样性,参阅万依等编:《清代宫廷生活》,第262页之标题至图片407。M.L.C.博甘《满洲习俗与迷信》(天津,中国书商出版社, 1928)第74页指出,普通满族百姓也遵守这个习俗。
[49]钱德明:《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和习惯之回忆录》, 356页,巴黎,1780。
[50]参阅于善浦:《清东陵大观》,109、113页;陈宝蓉:《清西陵纵横》,226～ 227、233页。关于举行仪式时焚烧的具体物品清单,见内务府奏案446—5—55/568(涉及咸丰皇帝的葬礼);内务府奏案446—5—55/610(涉及同治皇帝的葬礼);内务府奏案446—5—55/738(涉及光绪皇帝的葬礼)。
[51]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6,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四日(1736年8月30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7,乾隆元年九月三日(1736年10月7日)。
[52]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569,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1861年9月26日)奏折,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1861年9月28日)奏折,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三日(1861年11月15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570,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一日(1861年11月13日)奏折。
[53]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738,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日(1908年12月3日)奏折,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五日(1908年12月27日)奏折,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9年1月14日)奏折,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09年1月19日)奏折;宫中杂件467—4—85/2332,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五日(1908年12月27日)奏折。关于慈安太后葬礼的档案材料,见宫中杂件467—4—85/2330;关于慈禧太后葬礼的档案材料,见内务府奏案446—5—55/738。
[54]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610,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75年1月24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738,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1908年12月6日)奏折;L·C阿灵顿、威廉·刘易森:《追寻老北京》,第123页。
[55]参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652页,乾隆二年一月二日熙嫔之死;卷1, 720页,乾隆十年四月七日吉妃之死;卷2,374页,乾隆四年三月十六日谨嫔之死;卷3,420页,乾隆八年四月一日寿祺皇贵太妃之死;卷8,150～152页,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六日静嫔之死;卷8,867～868页,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李贵人之死(在档案中有记录,但在《大清实录》中没有记载);卷10,657页,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娴妃之死;卷10,900页,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温惠皇贵太妃之死;卷16, 376页,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裕皇贵太妃之死。
[56]参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8,880页,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1792年7月9日);卷12,861页,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1774年1月31日)。
[57]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220,乾隆四十年一月二十九日(1775年2月28日)奏折。关于其他后妃葬礼情况的档案,见内务府奏案446—5—55/6,乾隆元年七月二十九日(1736年9月4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0,乾隆五年十月十七日(1740年12月5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220,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九日(1775年3月20日)奏折;宫中杂件467—4—85/2299,光绪三年十月二十六日(1877年11月30日)奏折和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二日(1877年12月16日)奏折。
[58]参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709页,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1764年5月28日)忻妃之死;卷13,852～853页,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三十日(1777年7月4日)舒妃之死。
[59]参阅丹石:《一个清宫太监的遭遇》,90页,北京,台声出版社,1989;王佐贤:《满族丧仪》,载《紫禁城》,1989(2),24～25页。
[60]参阅哥罗特:《中国宗教体系研究》,第3册,1290页,1892—1910年初版,台北,1969年重印;内务府奏案446—5—55/278、446—5—55/132、446—5—55/220、446—5—55/2299中的相关档案;徐广源:《埋葬过三次的皇后》,载《紫禁城》,1988(6),34～35页。
[61]参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879～891页,与此对应的是内务府奏案446—5—55/30,乾隆五年十月十七日(1740年12月5日)档案。另外参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867～868页;卷9,22～33页,与此对应的是内务府奏案446—5—55/124,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1760年6月11日)和内务府奏案446—5—55/128,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六日(1761年3月12日)议及李贵人之死及其葬礼的奏折。
[62]参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548～556页;内务府奏案446—5—55/6,乾隆元年八月八日(1736年9月12日)奏折。
[63]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124,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1760年6月11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132,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1761年9月25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565,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二日(1860年5月2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568,咸丰十一年一月七日(1861年2月16日)奏折;宫中杂件467—4—85/2298,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1885年6月3日)奏折。
[64]参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1195～1206页,康熙二十年三月三十日的记载比较简略;参阅《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三月三十日、四月二日。
[65]参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0,30～31、55～65页,乾隆三十年三月八日关于弘曕之死的记载;卷11,596、601～602页,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九日、十三日关于弘昼之死的记载。
[66]参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956～967页,乾隆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卷5, 968～979页,乾隆三年五月十六日至五月二十日(译者按:应为乾隆十五年三月十六日至三月二十日)。
[67]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316,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六日(1794年8月1日)奏折,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十七日(1796年8月12日)奏折。关于妃子的葬礼,参阅更早时期的奏折,以及内务府奏案446-5-55/8,乾隆元年十一月六日(1736年12月7日)讨论贤妃葬礼的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34,嘉庆四年九月九日(1799年10月7日)和嘉庆四年九月十一日(1799年10月9日)讨论循贵妃葬礼的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42,嘉庆六年七月十八日(1801年8月26日)和嘉庆六年七月二十四日(1801年9月1日)奏折显示,皇帝赐给兄弟庆亲王永璘一些银两,并提供暂厝地停放他妻子的灵柩。内务府档案557—5—66—4/3778,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九日(1766年7月15日)奏折,描述了掌仪司操办皇帝第五子永琪葬礼的情况。
[68]参阅武田昌雄:《满汉礼俗》,第2册,3～4页。另外参阅M.L.C.博甘:《满洲习俗与迷信》,69页;昭梿:《啸亭续录》,第2册,384页。
[69]参阅岑大利:《清代满族的丧葬习俗》,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4),91～ 94页;武田昌雄:《满汉礼俗》,第1册,60～61页;J.G.柯马克:《中国日常习俗小议》,97页。
[70]参阅罗友枝:《皇帝的葬礼:明清皇帝与死亡仪礼》,见华琛、罗友枝编:《帝制中国晚期与近代中国的死亡仪礼》,228～253页。
[71]参阅宫中杂件467—4—85/2298和467—4—85/2303;关于东佛堂和西佛堂,参阅章乃炜:《清宫述闻》,703～706、738、768～770、796页;罗文华:《康熙神牌》,载《紫禁城》,1991(4),19页。
[72]参阅章乃炜:《清宫述闻》,586、796页。
[73]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3,乾隆元年一月二十一日(1736年3月3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570,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62年1月20日)奏折,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62年1月27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574,同治元年十月六日(1862年11月27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610,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75年1月31日)奏折。
[74]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431,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1820年10月28日)奏折,内容涉及与挪动牌位有关的礼仪问题。
[75]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431,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1820年10月28日)奏折,内容涉及嘉庆皇帝的葬礼安排,其中还包括嘉庆四年三月十五日(1799年4月19日)为乾隆皇帝举办葬礼的先例。关于同治皇帝的决定,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576,同治二年十月十六日(1863年11月26日)奏折。关于同治皇帝的葬礼,参阅礼部案卷495—14—1/53中的档案。关于二月七日(嘉庆皇帝的第一位皇后孝淑皇后的忌日)在毓庆宫上香祭拜之事,参阅章乃炜:《清宫述闻》,738页。
[76]参阅宫中杂件467—4—85/2303;章乃炜:《清宫述闻》,703～706、738、768～ 770页。
[77]参阅宫中杂件467—4—85/1017、467—4—85/2299、467—4—85/2300中有关忌日纪念仪礼的档案。
[78]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4,乾隆元年三月十五日(1736年4月25日)。
[79]例如,1871年他没有庆贺他的祖父嘉庆皇帝的生日(《穆宗毅皇帝实录》卷7, 250～252页),也没有庆贺他祖母的生日(《穆宗毅皇帝实录》卷7,39～40页)。参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7第143、194页关于载淳庆贺咸丰和道光皇帝生日的记载。
[80]参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7,143页,同治十年六月九日(1871年7月26日);宫中杂件467—4—85/2299,同治朝的档案;宫中杂件467—4—85/2300,光绪朝的档案。另外参阅张世芸:《乾隆生母的金质发塔》,载《历史档案》,1993(3),封底。
[81]关于永陵和昭陵(直系祖先),参阅哥罗特:《中国宗教体系研究》,第3册, 1354～1356页;李凤民:《一批努尔哈赤、皇太极遗物的来历》,载《辽宁大学学报》, 1991(3),47～49页;李凤民:《盛京寺庙收藏的清太祖、清太宗遗物》,载《紫禁城》,1992(6),14～16页。
[82]参阅于善浦:《清东陵大观》,72～74页;陈宝蓉:《清西陵纵横》,228页;宫中杂件467—4—85/2105,宣统元年二月五日(1909年2月24日)“赏遗念用”;李凤民:《一批努尔哈赤、皇太极遗物的来历》,载《辽宁大学学报》,1991(3),49页;金寄水、周沙尘:《王府生活实录》,10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83]参阅宫中杂件467—4—85/2299,关于祭奠慈禧太后的上谕和记录。
[84]关于忌日纪念,参阅宫中杂件467—4—85/2299,同治元年七月七日(1862年8月12日)奏折和其他未标注日期的一些档案;宫中杂件467—4—85/2300,光绪朝的一些档案;章乃炜:《清宫述闻》,738、696页;宫中杂件467-4-85/2298,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1845年8月16日)奏折。
[85]参阅罗友枝:《皇帝的葬礼:明清皇帝与死亡仪礼》,见华琛、罗友枝编:《帝制中国晚期与近代中国的死亡仪礼》,228～253页;安·帕鲁丹:《中国的神路》,载《东方》,1990,21,(3),56页;保拉·斯沃特、巴里·蒂尔:《努尔哈赤和阿巴亥的宫殿和陵墓:满洲人对汉族艺术的采用和改动》,载《亚洲艺术》,149～157页,1988。杨珍《顺治亲卜陵地与雍正另辟陵区》(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4),78～85页)一文,引用了顺治皇帝和雍正皇帝选择陵墓地点的相同传说。
[86]参阅哥罗特:《中国宗教体系研究》;陈宝蓉:《清西陵纵横》;于善浦:《清东陵大观》。
[87]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339,嘉庆五年十月二十八日(1800年12月14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16,乾隆五十九年六月二十日(1794年7月16日)奏折。
[88]参阅哥罗特:《中国宗教体系研究》,第3册,1165页。关于满洲王公在辽阳的陵墓,参阅乔万尼·斯达理:《辽阳的满洲王公墓》,载《中亚杂志》,1989(33), 108～117页。
[89]参阅李凤民、陆海英、傅波编:《兴京永陵》,22、38～39页,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6;王佩环:《福陵与明清皇陵的比较研究》,载《清史研究》,1995(2), 81～86页;李凤民、陆海英:《沈阳福陵》,49、51～57页,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 1996;李凤民、陆海英编:《盛京昭陵》,56～65页,沈阳,沈阳出版社,1994;于善浦:《清东陵大观》,208页;内务府奏案446—5—55/540;《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419页关于隆禧之死的记载。
[90]参阅冯其利:《易县神石庄的淳度亲王坟》,载《满族研究》,1990(4),46页;陈宝蓉:《清西陵纵横》,219～220页;E.范萨格瑞斯:《清西陵研究》,121～ 123、128～129、132～134页,巴黎,1907。关于西陵附近的其他王公坟墓,参阅E.范萨格瑞斯:《清西陵研究》,119、124～127、130～131、132～134页。
[91]参阅哥罗特:《中国宗教体系研究》,第3册,1165页;内务府奏案446—5—55/316,乾隆五十九年六月二十日(1794年7月16日)奏折。关于弘历第十七子永璘之葬礼安排的类似报告,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429,嘉庆二十五年三月九日(1820年4月21日)至嘉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1820年5月4日,译者按:原文误为1820年5月2日)奏折;关于弘历孙子绵惠的葬礼,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 324,嘉庆元年八月八日(1796年9月8日)奏折。关于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期间一位妃子的葬礼的报告,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清代档案史料》,第1册,570～ 571页,咸丰十年九月六日(1860年11月8日)奏折。
[92]参阅于善浦:《清东陵大观》,191页。
[93]参阅于善浦:《清东陵大观》,122～123页;陈宝蓉:《清西陵纵横》,173页。
[94]关于每个皇陵的灵柩清单,参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帝王陵寝》中的皇帝和皇后名单;陈宝蓉:《清西陵纵横》,149～150、172页;于善浦:《清东陵大观》,157～173页。
[95]参阅于善浦:《清东陵大观》,54～58页;哥罗特:《中国宗教体系研究》,第3册,1290页。
[96]参阅徐广源:《景陵双妃园寝》,载《紫禁城》,1987(5),37页;于善浦:《清东陵大观》,76～82页。
[97]参阅陈宝蓉:《清西陵纵横》,113～118、149～152、171～174页;于善浦:《清东陵大观》,121～149、174～179页。
[98]参阅徐广源:《敬敏皇贵妃与空券》,载《紫禁城》,1990(1),44～45页;尚洪英:《王爷园寝》,载《紫禁城》,1994(3),31页。
[99]参阅白新良:《乾隆家庭面面观》,载《紫禁城》,1989(5),3～4页;于善浦:《清东陵大观》,205～207、207～208页。关于十四皇子永珞之死,见内务府奏案446—5—55/123,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九日(1760年4月23日)满文奏折。
[100]参阅徐广源:《埋葬过三次的皇后》,载《紫禁城》,1988(6),34～35页;于善浦:《清东陵大观》,207～208页。
[101]参阅徐广源:《敬敏皇贵妃与空券》,载《紫禁城》,1990(1),44～45页;徐广源:《埋葬过三次的皇后》,载《紫禁城》,1988(6),34～35页。
[102]参阅哥罗特:《中国宗教体系研究》,第3册,1184～1186页;安·帕鲁丹《明朝皇陵》(纽黑文,1981)第216～218页描述了1901年清明节在西陵的祭祀仪式。
[103]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540有关道光皇帝葬礼的奏折。
[104]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613,光绪元年九月二十三日(1875年10月21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742,宣统元年八月八日(1909年9月21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742,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一日(1909年11月3日)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