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宫廷社会
对清代宫廷物质文化的研究揭示了许多有关统治者自我形象和治权政治的内容。清代宫廷社会是数种文化传统的折中融合体,并非出于偶然。大清帝国是以多民族联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统治者试图通过用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自己的文化语汇与他们打交道,从而使这些联盟长久存在。在决心保持满族——金代女真统治传统的继承者——特性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努力在他们视之为主要臣民的汉族和内亚民族文化模式中突出其统治形象。他们最初和最强有力的联盟是与蒙古人的结盟。他们用儒学的语言取悦汉族文人士子。把满族统治者塑造为藏传佛教传统中的法王以迎合蒙古族和藏族。征服塔里木盆地后,他们资助穆斯林的清真寺,力图(尽管不太成功)充当伊斯兰教信仰的保护者。所有这些因素都在清代宫廷物质文化中得到了体现。
都城北京不仅是前朝——明朝(1368—1644)——帝都,而且是辽、金和元朝的首都。满族人还把盛京当做故乡满洲的象征,至少在清朝前半期把热河(1824年以后改称承德)当做非正式的避暑之都。与早先的内亚征服者政权一样,满族人也采取了让征服者精英集团单独居住的政策。在语言、服饰和其他文化政策方面,统治者竭力使其独特的民族认同保持久远,这延续了16世纪末期开始的自我界定历程。努尔哈赤让人创造了满文。他的继承人于1635年下旨采用“满洲”之名,详细说明了统治集团的历史渊源,以尚武传统强化了满族认同。本章集中探讨清代宫廷有意识地展现其统治者的非汉族文化渊源的许多标志的方式,以及促进满族政权的大都市政权和多民族政权之代表性的方式。
多个都城
清朝多个都城的体制是模仿10—14世纪统治华北的契丹辽朝(907—1115)、女真金朝(1115—1234)和蒙古元朝(1272—1368)这几个非汉族政权而建立的。傅海波对这种模式的意义做了如下总结:“与一般只有一个首都的汉人朝代不同,辽朝有五个都城,清朝也有五个。二者皆可被解释为统治者居无定所时代的遗存,但也是随季节而迁徙的仪式化制度的遗存。在更实际的层面上来说,多都城制也提供了在不止一个地方建立中央集权机构的手段。”[1]
都城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迁移,以加强军事进攻和巩固对新占领地区的控制。辽朝和金朝的都城史为这些政策做了很好的注解,其都城均随着军队向华北的推进而不断南移。一旦这些政权的政治中心被统治者及其军队所选定,都城的名称(采用汉人的主要词汇)就会发生变化,这在汉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所以,金朝的“上京”最初为林东(1138—1150),继而是宁城(1153—1215);“中京”最初为宁城(1120—1153),继而是北京(1153—1215),蒙古人占领北京后则为洛阳(1215—1233)。与宁城和北京一样,原为辽朝都城的辽阳,在不同时期是金朝的“南京”(1132—1153)和“东京”(1117—1132、1153—1212);辽朝的“西京”大同也是金朝的“西京”。[2]
更靠近未来战场的欲望,促使满洲政权的创建人努尔哈赤在用武力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七次迁移其大本营所在地。这些早期的政治中心中只有两个在1644年以后受到纪念。第一个是赫图阿拉城,1603—1619年是努尔哈赤的都城,他在该城宣布成立后金国(1616年)。终清一代,他的继承人一直保持着对赫图阿拉的行政管理(1636年改名为兴京)。沈阳(1634年改名为盛京)是努尔哈赤的最后一个都城,也是1644年之前大清的都城。顺治皇帝(1644—1661)迁都北京后,盛京仍被保留为陪都。[3]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皇太极就葬在附近的陵墓中,所以清朝统治者定期前往盛京,盛京的宫殿在乾隆时期(1736—1795)被翻修一新。
承德
如果说北京是首都,盛京是象征清朝“龙兴”的都城,承德则是出于象征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原因而被选为避暑之都的。承德位于长城以北,处在华北平原和蒙古草原的交界线上。辽、金和元都在这个地区建立过都城,当康熙皇帝决定在此建立避暑之都时,他是有意识地仿效前人的。菲利普·弗雷特认为,清帝“同时承担起汉族臣民的皇帝、满蒙居民的大汗和喇嘛教徒的菩萨的责任,这导致了三个首都体制的形成:一个在满洲(盛京),一个在中原(北京),一个在内蒙古(承德),承德也是“西藏宗教之都”[4]。
在北方寻找一个避暑胜地的工作甚至在征服战争结束之前就开始了。在去世前不久,年幼的顺治皇帝的摄政王多尔衮援引以前的非汉族朝代帝王离开北京“避暑”的成例,下令在承德建一个小型的避暑山庄。他死后,修建避暑山庄的工作停了下来,直到镇压了三藩之乱后才予以恢复。[5]
承德和木兰是被康熙皇帝(1662—1722)选为皇家场所的,当中国南方完全被平定以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俄国对大清帝国北部边疆的入侵上。玄烨喜欢从军事战略出发亲自巡视帝国领土, 1675年察哈尔领袖林丹汗的孙子布尔尼的反叛,凸显了培养蒙古盟友的重要性。1681年,在第二次巡视长城以北地区途中,康熙皇帝冒险进入卓索图盟喀喇沁旗,狩猎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科尔沁、敖汉、翁牛特蒙古人的领地。这个地方变成了木兰——清朝的皇家围场。玄烨还巡幸了位于吉林的都统治所,构筑这个要塞是为了更密切地监控东北边疆地区。朝廷还修建了一条官道(沿途有驿站),以加快东北各要塞、盛京(奉天)巡抚衙门与北京之间的官方联络速度。[6]
木兰皇家围场位于承德以北117公里处。其名称源于满族词语“木兰”(对鹿的称呼),意指满族人模仿雄鹿的求偶鸣叫声猎鹿的方法。历史上的先例把这个巨大的狩猎场与辽、金时期的皇家围场联系在了一起。起初木兰是由蒙古亲王管理的,1706年后由隶属于理藩院的一位总理大臣管理。围场是普通官民的禁地,四周环绕着柳条边,共有800名(后来增至1400名)满洲和蒙古旗兵分屯于40个哨所,在四周巡逻。这个广袤的围场被分成67个(后来增至72个)狩猎场,每个场都有一个蒙古名。[7]
从1681年到去世为止,康熙皇帝几乎每年秋天都到木兰狩猎,只有两年除外,当时他正忙于重大的军事行动。因容易感染天花而免于到北京朝觐的蒙古贵族被轮流邀请到木兰陪皇帝进行每年一次的秋狝:这是“围班”,与之相对的是到北京的“年班”。围猎活动平均持续30天时间,在此期间,皇帝及其扈从会猎杀鹿、野鸡和老虎。狩猎时采用的方法有若干种,但最具特色的是满族的行围:骑手包围一块地方,将猎物从山上驱赶至山谷,以供等候在山谷中的皇帝和蒙古贵族猎杀。[8]
1702年之前,康熙皇帝及其扈从在往来于承德的途中都住帐篷。后来,随行的皇室成员,包括后妃、皇子和公主逐渐有了休息的房屋。在北京经古北口(出走中原的一个关口)至木兰的官道上建起了“行宫”,从仅供小憩和饮茶的简易建筑(茶宫)、供中途吃饭的简易建筑(尖宫)到供夜晚住宿的大型建筑(住宫),不一而足。这些建筑可能只供皇室成员用,其他人仍用帐篷。[9]
玄烨及其扈从打猎时也住帐篷。围绕他的大帐形成的帐篷城的空间分布与都城的情况相仿。“其行营之制,中为黄幔宫城(黄色为皇帝专用色),外加网城,外为内城,设连帐75座,设旌门三;次为外城,设连帐254座。外城东旁设内阁、六部、都察院、提督等衙门官帐”[10]。
雍正皇帝从未巡幸木兰,但乾隆皇帝重新开始秋狝。弘历在木兰停留的时间比祖父少(平均每次20天),但他在位期间举行秋狝仍达40次之多。他从1755年开始在围场内修建行宫,并使围场的面积最大化。[11]虽然嘉庆皇帝(1796—1820)在木兰举行了12次秋狝,但他每次停留的时间甚至少于他的父亲。颙琰是举行秋狝的最后一位皇帝。他以后的几位皇帝统治时期,围场渐趋萎缩,而他们巡幸承德避暑山庄的次数却越来越多。
康熙朝和乾隆朝的大型狩猎活动需要在机动性、粮草和住房等方面做精确协调和计划,与军事行动非常相似。据说与弘历一起在木兰狩猎的王公、大臣、旗主,以及蒙古、哈萨克和维吾尔贵族有时超过3万人。狩猎规则体现了正式的和礼仪化的办事次序:展示皇帝、皇子和皇孙的皇家弓箭;满洲和蒙古贵族分别统领的队伍之间进行战斗演习;向皇帝进呈每年一次的蒙古贡品“九白”(九匹白骆驼或九匹白马);互相宴请,伴之以蒙古歌舞和赛马;摔跤比赛;皇帝赏赐蒙古贵族丝绸和金银等。[12]
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始于1702年,一直持续到1792年。热河行宫(最初的名称)位于武烈河西南岸,占地约5.64平方公里,面积超过北京城郊构成圆明园的三个园子的总和。山庄内有一系列复杂的人工湖和人工岛,为修建宫殿(以北京的宫殿为蓝本)和湖泊(以江南园林中的湖泊为样板)提供了合适的场所。山庄内还有山,与蒙古草原相似的草地,以及举行宴会和展示军威的场所。整个山庄被菲利普·弗雷特称之为一处“皇家景观”:在佛陀显灵之地,高墙环绕的行宫与河对岸的几座大庙相映成趣。[13]
康熙和乾隆皇帝还在避暑山庄外面修建了外八庙(最初是十二座)。最初的两座是溥仁寺和溥善寺,都是藏传佛教寺庙,是宫廷支持和资助藏传佛教的具体行动的一部分(参阅第七章)。乾隆皇帝在山庄外的山坡上修建了九座大庙,其中不少是为纪念特殊的时刻而建造的。普宁寺是有意识地仿照西藏的第一个寺庙桑耶寺修建的,为的是纪念清朝成功地平定了准噶尔叛乱(1755年)[14];安远庙是仿照被准噶尔首领阿睦尔撒纳发动反清叛乱时毁坏的一座寺庙而建的。
菲利普·弗雷特和贾宁都指出,承德实际上是大清帝国的第三个都城,尽管它没有得到正式命名。[15]18世纪20年代,皇家山庄周围的地区在行政上被设为一个厅(热河厅),1733年被升格为承德州,隶属于直隶总督。虽然它在1742年被降为厅,但1778年又被升格为府。[16]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塞外之都,在理藩院的掌管下,蒙古人、维吾尔人和藏族人在这里实践宫廷礼仪。贾宁认为,朝觐皇帝的礼仪来源于穆斯林的朝圣传统,因此包含着宗教意义。虽然藏族人不用朝觐皇帝,内亚的其他贵族每年都得分批前往清宫朝觐皇帝。朝觐常常被安排在承德的夏宫进行,正如另外一个宫廷礼仪——围猎——被安排在木兰一样。贾宁指出,西藏喇嘛、蒙古贵族和穆斯林阿訇(伯克)参加的围猎是源于蒙古族和满族传统的一种礼仪。围猎活动给头衔较低的内亚精英集团成员提供了在参加一种强化满洲和内亚联系的活动的同时,更亲密地接触皇帝的机会。
乾隆时期承德是一个繁华之地。皇帝的生日庆典(超过40次)使这里宴席成林,歌舞升平。正是在避暑山庄,乾隆皇帝庆贺了杜尔伯特蒙古人的归顺(1754年),接见了六世班禅(1780年)和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1793年)。[17]
皇家山庄
明朝的皇帝一直待在紫禁城,而清朝最高统治者却经常离开北京,在郊外的避暑胜地处理政务。1667年亲政以后,康熙皇帝开始很好地利用明朝统治者在紫禁城外的各个花园。1682年,他在北京西南6英里处的围场——南苑修建了一个行宫。1683年三藩之乱的最终平定,使他能够在北京西北的山上大兴土木,他可在那儿的胜景中休养歇息。1690年,畅春园竣工,金、元、明三朝统治者也曾在该地建园。畅春园成了康熙皇帝最喜欢的居所。由于他经常驻跸该园,中央政府所有重要的衙门都在园中开设办事处,以使政务能够照常处理。畅春园也是1712年玄烨公开斥责太子允礽的地方。1722年疾病缠身的皇帝被抬进该园,并病逝于此。康熙皇帝去世以后,该园成为皇太后的居所。[18]
1709年,胤禛在畅春园以北得到了一块地修建王府花园。他的园子名为圆明园。1716年和1722年,康熙皇帝两度巡幸该园中的牡丹园。1725年以后,已成为雍正皇帝的胤禛增建园中房屋,以使各个衙门能随他入园。他广泛使用圆明园,并于1735年逝世于该园中。[19]他的继承者乾隆皇帝也很喜欢圆明园,在他青少年时代,这里一直是他的家(他父亲活着时,他住在长春仙馆)。[20]
弘历增建了更多的御园:静宜园(1745年)和紧挨着圆明园东墙的长春园(1749—1770)。郎世宁在长春园北部设计并建造了欧洲风格的喷泉和宫殿。到1772年,圆明园、畅春园和绮春园(后改名为万寿园)已成为帝都西北郊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为庆贺母亲六十大寿,乾隆皇帝疏浚了园中湖泊,改名为昆明湖。他还翻修了清漪园——1749年建成的一个园子,位于昆明湖东岸。这些园林于1860年10月被英法联军毁掉以后,清漪园得到重建和扩展,并被慈禧太后改名为颐和园。[21]
北京
北京城主要的空间布局和建筑在清朝占领北京之前很久就形成了。作为辽、元、明各朝的都城,北京城坐落在南北中轴线上,有宽阔的街道通往城中央的宏大宫殿群。北京被划分为棋盘一样的若干“方”,更细分为无数条小胡同。甚至城墙内的湖也各具特色,700年后仍保持不变。[22]
不过,大清为北京增加的东西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把北京城的重修归功于乾隆皇帝。明清两代的其他帝王对北京城的影响都不及乾隆皇帝。大清帝国国泰民安,国库的盈余被用于资助公共事务。1738年后的30年里,弘历实施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建设计划。他改善了京城的水利控制系统,整修了京城的道路和城墙,翻修了宫殿和御园,并修建宁寿宫作为自己退位后的颐养之所。[23]1736年,坍毁的太庙得到重建;18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北京建成了许多寺院,并重建了重要的国家级祭祀场所。
满族人保留了北京的儒家符号体系。北京是一座圣城,与皇天上帝之都一样神圣。由于国家的两项主要职能是祭祀(例如宗教礼拜)和战争,国家宗教中的重要祭坛就成为都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初这些祭坛都被建在城墙之外的郊野。从后汉(公元25—220)开始,冬至日可在城南祭天,夏至日可在城北祭地(参阅图二)。北京的天坛坐落在内城最南边的一个有围墙的大园子中,地坛则位于内城以北。[24]它们与位于内城城墙东西外侧的日坛和月坛构成了皇家在四个方向的祭拜场所。
图二 清代北京重要的祭祀场所和区域分布图
满族人做出的最重要的变动是把北京分成了外城和内城。这种双城模式最初见于辽代,1644年之前满族的所有都城皆仿此而建,甚至皇帝巡幸塞北时临时搭建的帐篷城的布局也不例外(参阅前文关于承德和木兰的论述)。[25]北京的区域划分是与帝国的政治和社会分类相对应的。统治者和旗人住在内城(外国人称之为“鞑靼城”);被征服的汉人住在外城。这种分区而住的做法始于满族军队进入北京城四年之后。早些时候,多尔衮曾通过禁止旗人抢掠平民而鼓励汉人接受满族的统治(1644年),并声称“满汉一家”(1647年)。然而,民族冲突却迫使这位摄政王于1648年10月5日做出规定,让两个民族分区居住以“各安生业”。所有的汉人都被命令迁往南城。此后清帝国一直奉行分区而居的政策,所以旗人总是住在城中之城。[26]
外城
外城(又称汉城)是首都的商业中心,是中国最大的消费市场。最繁华的商业街都在内城与外城之间的宣武门、正阳门和崇文门。1744年,北京可能有六七百家店铺。[27]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云集北京做生意,南城有不少会馆——由来自同一地方的官员和商人发起组织的追求互惠互利的地域性社团。经营书籍和古董的琉璃厂在18世纪80年代变得名闻天下,因为当时编纂《四库全书》的计划把全国的160位文士召集到了北京。汉城也是旗人的娱乐中心。除了北边连接内城的二栅之外,娱乐区都在汉城。外城珠市口(珍珠市场街)以北前门与和平门之间的街道形成了青楼区。[28]
内城
内城周长约16英里,是清政府的中心。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内务府的一些机构和步军统领衙门都在这里。它也是征服者精英集团居住之地。据估计,19世纪中叶约有13万旗人居住在内城和郊区的皇家园林周围:他们形成禁旅八旗,并组建禁军——一支三四千人的部队,负责巡视居住区和守卫内外城的16个城门。[29]八旗的驻地是根据各旗的颜色所代表的方向确定的。正黄旗在内城的西北部,镶黄旗在东北部,正白旗在东部,镶白旗在东南部,正蓝旗和镶蓝旗在南部,正红旗在西部,镶红旗在西南部。这些旗被分为两翼:左翼由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和正蓝旗组成,住在东半区;右翼由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和镶蓝旗组成。每旗各有一个满族、蒙古和汉军旗,分别由一个都统和两个副都统率领。
由于征服者精英集团逐渐包括了许多民族的人,所以北京内城居住的人也是多种多样。其中有籍隶镶黄旗的俄罗斯人,他们是在雅克萨战役中被俘虏的;有俄国东正教神甫,他们是《恰克图条约》(1727年)签订后成立的一个布道团的成员。皇帝在内城赐给约12至15名汉人大臣府邸以示皇恩浩荡。征服塔里木盆地后被带到京城的突厥穆斯林精英和能工巧匠均被安置在南海以南的维吾尔营中。藏族工匠于18世纪40年代被召至北京修建藏式的石头瞭望塔以供军队训练之用。当傅恒在第一次金川战役(1749年)中取得大捷后,皇帝命这些工匠在北京西北郊修建西藏风格的实胜寺。到了1776年,这些藏族人被编为隶属内务府的正白旗的一个包衣营。[30]
皇帝是内城的最大地主。当汉人于1648年迁出内城时,他们的房屋被分配给旗人。旗人逐渐确立了对这些住宅的产权,房屋的租赁和买卖合同就是产权的体现。[31]从理论上说,这些房产仍属于国家,但实际上它们成了皇家财产:在19世纪,内城的许多土地都归皇帝所有,由内务府管理。官房租库起初隶属于宫廷营造司,但后来变为由一名内务府大臣监管的自治机构。[32]
官房租库负责维护、出租和管理北京的所有国有财产,其中包括分配给爱新觉罗皇室宗亲和八旗贵族的府邸(参阅第三章)。由于府邸的大小、结构和装潢皆受节约法令的管控,所以住宅被分配给王公贵胄而不管其籍隶哪一个旗,当其子孙的爵位被降低后,府邸即被收回。亲王府很少被同一个家庭世世代代占有。1750年、1846年和1911年前后的三幅内城地图显示,同一个家庭一直拥有的王府仅有五个。令人毫不惊奇的是,这五个家庭都拥有王府的永久继承权(参阅第二章)。[33]
官房租库掌管的大多数房屋都是中等大小的。1800年,嘉庆皇帝准许将这些房屋售予爱新觉罗宗亲。1803年的一份奏折列举了10所此类房产及其买家,其中一半少于20间,只有2所超过100间。[34]没有资料显示究竟有多少贵胄得到了购房的机会。一项研究表明,在1855年末至1856年初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共有18处房产被分配给了贵胄。由此判断,官房租库在北京内城的房屋市场仍保持着中心地位。[35]
皇城
内城之内是被6英尺厚、15英尺高、8英里长的城墙隔开的皇城。皇城中有御马厂、仓库、作坊、内务府各办事机构和皇室成员的居所。皇城中有北海、中海和南海,清朝统治者在三海修筑若干亭台楼阁以增其景观。康熙皇帝在修建西山别墅之前,每年都到位于南海中央的瀛台避暑。1898—1900年以及义和团运动之后,瀛台也是光绪皇帝(1875—1908)的居所。南海西岸是康熙皇帝修建的紫光阁,1761年之后,这里成为新年庆典时以盛宴款待蒙古姻亲的地方。与紫光阁毗连的是一个训练场,皇帝在此举办射箭比赛。[36]
皇城中有在儒家礼仪中使用的两个重要祭坛。太庙位于紫禁城正门的东南。满族人进入北京四天后,努尔哈赤夫妇以及逝世不久的皇太极的牌位就被安放于太庙。太庙不仅供奉皇室祖先的牌位,在一个偏殿中还供奉着功勋卓著的文臣武将的牌位。太庙正西是另外一个高墙环绕的庭院,里面是社稷坛。社稷坛是用石头砌成的一个方形坛,在举行祭祀大典前要在坛上安放五色土。明清两代的祭祀专家似乎把社稷当做丰收之神。在古代的封地仪式上,君王要从社稷坛上取一块土赐给诸侯,所以社稷似乎代表着统治者所管辖的领土。在后来的各朝各代,当取自各省的土被放到社稷坛上时,这种关系就得到了象征性的延续。[37]
皇城中还有其他一些与清政府有关的祭坛。佛教寺庙(其中几个是清朝皇帝所建)散布于街巷和湖岸。几座藏式寺院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积极支持。其中包括1651年修建起来以纪念达赖喇嘛访问北京的白塔;位于东南角的玛哈嘎拉庙——体现清王朝与藏传佛教具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历史建筑(参阅第七章);景山附近的法源寺——康熙皇帝修建起来以容纳翻译和印刷西藏和蒙古礼仪典籍的蒙古喇嘛的寺院之一。或许是由于耶稣会传教士进入皇家体制的缘故,从18世纪开始,皇城中也有了一座天主教堂。[38]
紫禁城
皇城中央的这组宫殿群既是皇帝的行政中心,又是他的居所和由内务府掌管的一系列活动的中心(参阅第五章)。由于宫廷建设是由明清更替之际存留下来的传统方针指导的,所以建筑风格和宫廷建设在清代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做了许多整修和翻新。[39]建筑的继承性掩饰了许多殿堂的用途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清朝的统治策略。
紫禁城有东南西北四个门(图三)。南墙正中的门是午门,用于大型的庆典礼仪,平常都是关闭的。一般来说,除了殿试中名列三甲的进士以外,只有皇帝可以使用午门。[40]来紫禁城办事的文官走东门(东华门),武将走西门(西华门),后妃走后门(神武门)。
紫禁城分为外朝和内廷。有幸进入紫禁城的人会发现自己在一个高墙大院中(参阅图三),看到位于南北中轴线(主导着外朝)上的三个大殿。太和殿是举行重大国事庆典的主殿,中和殿是清朝皇帝行耕种礼之前视察农具和在太和殿举行庆典之前休息的地方,保和殿是皇帝接见藩属使节、主持殿试和召见进士的地方。三大殿坐落在三层大理石平台上,四周都是高墙。在没有重大庆典的日子里,通往三大殿的午门和太和门都是关闭的。[41]
三大殿规模宏大,雄伟庄严,目的在于使官员和使节感到敬畏。他们必须在午门外下马步行。三大殿的雄浑在黎明时分皇帝早朝时最为动人心魂:“庄严的大象雕像被摆放在午门的门洞里,在六七米高的门洞里,它们显得很矮小……[太和殿前的广场]是普通官员最接近皇帝的地方,地上铺着条石,官员们在石头上向皇帝磕头。他们确实需要敏锐的视力才能看清坐在龙椅上的皇帝。”[42]在以往的各朝各代,外朝是处理政务的场所。清朝皇帝则把大部分政务活动从外朝移到皇帝的内廷,即大内。
图三 紫禁城略图
大内 外朝的公共空间与内廷的私密居所只是从1669年以后才区分开来的,当时,年轻的玄烨(康熙皇帝)把他的寝宫从清宁宫(后改名为保和殿)移至乾清宫。他和他的父亲(也在保和殿住了8年)似乎都喜欢乾清宫的华丽和雄伟。1669年乾清宫被翻修之后,紫禁城的公私场所就永远分开了。[43]除了少数王公大臣外(在内廷工作的太监、宫女和其他杂役当然不论),任何人不得进入内廷。内廷不仅包括皇室成员的居所,而且包括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
如果说外朝是汉族文臣理所当然的活动中心的话,内廷就是满人为主的御用顾问团的堡垒。白彬菊描述了满蒙高官把持康熙皇帝的内廷而汉臣大多在南书房的情况。通过宫廷奏折制度和任命特别小组商议军事策略和其他重要政务等办法,康熙皇帝竭力消除外朝的官僚政治文化给他的皇权造成的压力。虽然内廷的成员在雍正和乾隆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满汉分立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亡,这是满族统治的一大特点。[44]
东边的景运门和西边的隆宗门是外朝和内廷的界线。这两个门开在保和殿后面的宫墙上。景运门内是奏事处,负责向皇帝呈送那些绕开常规官僚体制渠道递上来的奏折。奏事处由一位侍卫掌管、一位副将监督,还有一个由太监组成的办事处,就在西边的乾清门内。奏事处起着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它向外朝官员传达皇帝口谕,要他们写成文字;处理准许王公大臣觐见皇帝的所有签批;管理外朝奏事处与乾清门的日常轮值;接收呈送皇帝的所有贡品。[45]
乾清门直接通往乾清宫。乾清宫是与外朝三大殿对应的内廷三大殿的第一殿。在明代,乾清门内的宫殿是皇帝居所,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才被用于处理政务。然而,康熙皇帝把乾清宫改成了处理日常政务的办公场所,而把大内东西两厢的房屋当做居所。到雍正时期,皇帝也在养心殿召见大臣和举行御前会议。养心殿是大内的一处大庭院,位于乾清宫西面,是皇帝的寢宫。[46]
内廷的第二殿是交泰殿,康熙时期三枚玉玺收藏于此殿。这些玉玺在乾隆年间曾被重新雕刻,它们有不同的用途,如选定太子、颁布宣战诏书或授予王公贵族爵位等。交泰殿北边是坤宁宫,明代一直是皇后的寢宫。虽然清代仍把此殿当做皇帝大婚后的洞房(参阅第五章),但清代的皇后却住在其他地方,坤宁宫中则有了神房和祭坛,有萨满每日礼敬祖先灵位。[47]
乾清门两侧有东门和西门(内左门和内右门),门外是较窄的巷子,有门通往皇太后、皇后和嫔妃居住的各宫。这些建筑的随意和精巧与外朝大殿的肃穆和宏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宫的房屋排列有序,面向南而直通内院,复制了普通民居的私密性。紫禁城分为外朝和内廷,因而与欧洲的王宫和贵族府邸大不相同,后者把办公场所和私人空间合为一处,所以贵族不得不住在透风的大房间里。
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乾清宫东西两边的庭院也被用做皇子皇孙的住所。乾东五所都是独立的庭院,其中一些带有小前厅和寝室。道光皇帝的所有儿子都住在乾东五所,同住的有太监、奶妈、保姆和宫女。特设的一个茶膳房为他们准备饮食。[48]
雍正前期,弘历夫妇住在乾清宫西边西二所的一个院子里。当上皇帝以后,他改变了西二所的用途,而代之以内廷外面的南三所。[49]位于乾清宫东南的毓庆宫是太子允礽的府邸。弘历成婚前,一直与弘昼住在这里。弘历的众多兄弟和侄子自从进入上书房读书以后也住在毓庆宫,他的继承人嘉庆皇帝在5—10岁时也住在这里。颙琰后来对他的兄弟永瑆和永璘回忆毓庆宫的生活时说:“每日趋诣上书房,执经共课。”[50]然而,颙琰在继承皇位以后,决定不再继续把毓庆宫当做皇子的住所,他担心该宫成为皇储人选的某种暗示。
南三所又称撷芳殿、阿哥所或三所,位于外朝三大殿以东明代一处建筑的原址上,有院墙。弘历年轻时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嘉庆皇帝颙琰于1775年移住此处,当时他只有15岁,一直住到1795年被明确宣布为太子。他的继承人旻宁出生于南三所,成婚以后仍与兄长住在此处,其他堂兄弟也住在这里。1831年道光皇帝的长子奕纬去世以后,南三所暂遭弃用,后来被奕(未来的咸丰皇帝,1851—1861)启用。[51]
清廷把紫禁城各殿的用途做了重大的变动。自康熙朝以降,最高决策被移到内廷——皇室成员的私人活动区域。在明代(以及在普通的汉人家庭),这是女眷起居之所。即使在清代,被准许进入大内的也只是极少数王公大臣。空间的变化反映出皇帝对“内圈”——主要来自征服者精英集团并绕开汉臣的一个小圈子——的依赖。
清廷做出的另外一个重大变动是对皇子和兄弟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参阅第三章)。明朝皇帝都是在皇子年幼时选定太子,并封其他皇子于各省,而清廷则让所有皇子都备选太子,让他们都留在北京。皇帝让王公担负行政管理和军事职责,以此加强兄弟之间的团结。所有皇子同居紫禁城,延长了皇帝评估他们的品德和通过政务活动检验他们的能力的时间,同时还能增进兄弟之间的感情——此乃清朝国力维持不衰的保障。
季节性迁居
与其他非汉族统治者一样,清廷也坚持季节性迁居的生活方式。皇帝在京城西北郊的御花园度过了大量的时光。在清初的150年里,皇帝还在夏季和初秋巡幸塞外的承德和木兰。
1644年后的数十年间,皇帝在紫禁城、三海和南苑之间轮流居住。当京城出现天花时,顺治皇帝迁居南苑,甚至迁居京城东北的遵化(而他还是死于这种疾病)。[52]1681年种痘以后,皇帝冬、春两季就不再因为健康原因而离开北京避居他处了。但是,全国的平定(1683年)使皇帝得以扩大居留处所的选择范围。1681年,康熙皇帝只在北京住了半年多:8月和9月的大部分时间在瀛台;4月、5月和10月巡幸东陵以及东北地区(这是他第二次巡幸中原以外的地区)。康熙皇帝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京郊的畅春园和承德北边的新围场。1714年,他只在紫禁城住了18天,而在畅春园住了131天,在承德及周围地区住了139天。[53]
乾隆皇帝也经常随季节迁居。正如蒋友仁神甫所写的:
皇帝每年只在北京住大约三个月。通常,他在冬至(农历十一月的某一天)之前会在那儿呆一段时间。春分一般在翌年农历二月……[正月]十五之前,皇帝会带领随从迁居位于北京西北5英里处的圆明园……除了去塞外狩猎外,其余时间他都在圆明园度过。有庆典时他才去北京,一旦庆典结束,他就立即返回圆明园。[54]
1762年,乾隆皇帝有大约半年时间是在畅春园或承德避暑山庄度过的。他在紫禁城只住了大约3个月,其他时间都在路上。[55]
文化政策
自进入北京开始,满洲统治者就刻意笼络汉族文人士子,但同时又采取了永远保持满族文化特性的政策。这个特性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问题将在第七章加以论述。本节集中讨论作为大清统治精英集团象征符号的满族语言、服装、弓箭和食品的保存问题。[56]
语言政策
“满洲”一词是皇太极于1635年采用的,他声称: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之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57]
通过此举,皇太极达到了好几个目的。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民族认同,涵盖了女真和东北其他部族的种族特征——其中的许多部族是通过武力降服的。第七章将描述把这个新的认同糅合进一个古老神话中的各种策略,以及利用萨满教仪式为新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各项政策。这个新的民族认同随着满文的诞生而得以最终完成。
文字的创造与清国的形成是同时发生的。女真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民族。虽然金代女真人创造了一种文字,但努尔哈赤的祖先——建州女真却放弃了这种文字,转而使用蒙古文。1599年,努尔哈赤命令两个人创造“民族文字”,他们以蒙古文字为基础创造了无圈点满文,又称“老满文”。[58]1632年修改了字体,创造了有圈点满文,一直延至清末。
在八旗精英中,蒙古语仍是很重要的一种语言,但此时的文书都用满文书写,正在茁壮成长的大清政府新设立的机构也以满语命名。1644年以后,满语(汉人称之为“清文”)成为两种官方语言之一。事实上,由于顺治时期许多官员不懂汉语,在17世纪70年代之前,清政府高层使用的主要是满语和满文。此后,满语成为统治者的一种安全语言。满族官员被要求用满语交流,与宗室、旗务和内亚军务有关的文件往往只能用满文书写。许多研究表明,这些《满文老档》对清史专家是非常重要的。[59]
满语因入主中原而发生了变化。当努尔哈赤及其族人使用的口语——建州女真语被书写成文字并成为“标准”满语时,官僚体制的发展促进了汉语词汇在满语中的直接使用,如“都城”、“皇城”、“紫禁城”等诸多汉语词汇。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满洲统治者下令翻译大批有关儒家思想、中国法律和历史的汉文著作。[60]
用满语进行统治催生了人们对辞典的需求。辞典既能满足汉臣学习满语的需要,又能用做新建立的八旗官学的课本。最早的满汉辞典完成于1682年,是由汉人沈启亮编著的。他的第二本著作《大清全书》初版于1683年,重版于1713年。有学者指出,此书保存了康熙朝满语中的许多方言和不标准的词汇翻译,而这些东西在奉旨编撰的《御制清文鉴》于1708年出版以后就消失了。1772年的修订本《御制增订清文鉴》成了八旗官学的标准课本。这本书最终发展成乾隆皇帝确认的五种语言——满语、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和汉语——合为一体的辞书。[61]
乾隆时期,满语中许多来源于汉语的词汇被清理掉了。乾隆皇帝抱怨有太多的汉语词汇渗透进了用满文写成的奏折中,所以谕令以大学士纳亲为首的一个小组选列一批满语新词汇以代替借自汉语的旧词汇。1747年,新词语表被广为散发,官员被要求从此以后“以满语书写”。[62]当时,都城变为满语的gemunhecen,皇城变为dorgihoton,紫禁城变为dabkuridorgihoton。地名也有变化。弘历本人似曾提出满语译词以区分同音不同义的两个地名(发音都是“Jinzhou”,隶属于盛京)。他下旨强调用汉文翻译满洲和蒙古地名应有统一的标准,并完整译出,以免出错。这个计划最终创造了1700个满语新词。
净化满语词汇的行为出现在用于正式交流的书面语言和对萨满神的祷告文中。满语的书写或者“标准”形式一直被保留到1911年,而满语口语则一直在演变中。北京旗人口语的发音变化反映了其他女真方言的影响——这是被讲方言的土著旗人传入都城的,同时也是满人与汉语社会长期接触的结果。[63]不管怎样,标准满语还是变成了官僚集团进行沟通的工具,这是其得以保存下来的主要原因。由于满文的格调影响了口语,所以满语的方言特色被丢掉了。句子越来越长,婉转迂回的表述越来越多。但是,满语在驻扎于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八旗军中作为活的语言存续下来了。
17世纪初,满族人降服了生活在东北亚讲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民族。为了反击俄罗斯人对黑龙江流域的渗透,清政府把这些民族中的许多人编入旗籍,称为“新满洲”(伊彻满洲),让他们驻扎于在该地区修筑的城堡中。[64]与其他八旗军一样,新满洲也实现了“满洲化”。这些城堡中建立了八旗官学,教学生学满语,让那些以渔猎为生的民族融入官僚体制中。第一所学校是由吉林将军于1693年建立的,最后,东北地区重要的城堡中都有了学校。“满洲化”对达斡尔蒙古语的影响极为长远,已有数位学者对此做了研究。[65]
语言学家把满语分成了4个地区性亚种:其中标准的北京口语被称为西部方言,1644年以前的都城盛京是南部满语的中心,宁古塔是东部满语的中心,黑龙江两岸人民使用的口语被归为北部满语。语言学家认为,南部满语与其母语——女真语最为接近。新满洲军队奉派驻守盛京,有些新满洲后来被派到新疆,所以讲满语的人离开故乡,生活在边远地带。新疆的锡伯人和黑龙江偏远地区的满族人把满语一直保持到19世纪末。即使到了今天,虽然东北三省的所有民众都把汉语当做母语,但一些研究者声称他们发现在黑龙江的某个村庄,人们仍然在讲满语。[66]
直到大约1750年,清朝统治者才认定满语是(或者对非满族人而言应该是)旗人的本族语。八旗教育起初把重点放在如何培养旗人统治下说汉语的民众学说满语,此时则转而重视传授传统武术和提高说写满语的效率。虽然也为普通旗民设立了一些学校,但从办学地点与潜在就学人口数量的关系来看,特别有利于皇室宗亲。宗学和努尔哈赤兄弟的子孙后代所上的觉罗学定期举行考试,在学生中选拔人才,分派到管理八旗事务、宫廷事务的相关机构以及政府文职部门去做官。[67]
满族姓名
满族人被禁止按照汉人的习惯使用姓氏,标准的官方信函中不提满族人的宗族名(相当于汉人的姓)。皇帝对那些采用三字名的人严加斥责,因为用汉字写出三字名时,第一个字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姓氏。在名字中使用“满”和“觉罗”也不行。1767年,皇帝降旨曰:“昨吏部带领引见之满吉善,系满保之子。其名满吉善者,竟以满为姓矣。朕将满吉善之名,改为吉善。吉善乃系觉罗,甚属尊贵。吉善竟不以觉罗为尊,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似此者,宗人府王公等,理应留心查禁。”[68]18世纪末和19世纪,皇帝谕令八旗官员和宗人府确保不让皇室宗亲采用三字名。不过,宗室一脉的最初四代人都按照汉人的习惯采用了汉名(参阅第三章)。而在觉罗一脉中,满族取名法似乎得到了存续。[69]
服装
与“穿戴肥大宽松的长袍和脚尖上翘的便鞋的定居的明朝人”不同,满族人穿“牧民的靴子、裤子和马褂”[70]。满族服装的特点与以前的少数民族征服者所建朝代的服装基本相同。风帽使头免于挨冻,在东北亚的冬季是必不可少的。汉人那种袖子长长的宽松袍服束缚了人的身体,而满族服装却能让人活动自如。马褂非常合身,四边的开衩能让骑手在马背上自由摆动。长及手腕的结实袖套形似马蹄,用以保护手背免受寒风之苦。男女都穿的裤子可保护骑手的双腿不被马腹擦伤,不受风吹雨淋。鞋底坚硬的靴子能让骑手在铁制马镫上站立起来,从而使骑马射箭更加容易。马镫“也许是人类自二进位制以来最有技术含量的发明”,它使上马成为易事,可使骑手站立起来,这样就扩大了马匹所能发挥影响的范围。此外,站在马蹬上还可使弓箭手使出更大的力气,射得更加准确。[71]
满族服装体现了尚武的气魄。1636年以后皇太极制订了服饰律,他把辽、金和元朝的衰落与他们采用汉人的服装、语言和定居的生活方式直接联系了起来。在1636年和1637年,他两次告诫八旗王公和满族大臣“时刻牢记”满族人的天下是骑射得来的。他认为明朝人的“长袖宽袍”完全不适合满族的生活方式,并担心他的子孙后代忘记根本,转而采用汉人的服装。[72]
满族征服者坚决拒绝采用明朝的宫廷服装。早期归服满族的明朝人陈名夏于1654年受人弹劾,并被处死,罪行之一是他建议清廷采用明朝服装“以给帝国带来和平”。[73]乾隆皇帝旧事重提,他引述皇太极以史为鉴之遗言,告诫子孙后代保留满族服装,所有旗人,不论籍隶满洲八旗、蒙古八旗还是汉军八旗,都得穿满族服装。
清廷还强迫汉人改留满族发式。自1645年起,所有汉族男子都得学满人的样子剃发留辫,作为他认可满族统治的标志。东北亚的这种发式与明朝人的习俗截然不同,明朝男子精心梳理他们的长发并盘起来,隐藏在马尾帽下面。1645年满人的剃发令激怒了汉人,尤其是在华中和华南,文人和农民联合起来进行了愤怒的抵抗。[74]
清朝统治者没有对所有臣民颁行同样的法规。相反,他们仿效辽、金先辈的做法,对不同的民族颁行不同的法规。统治者用明朝成法统驭汉人,用塞外形成的完全不同的八旗法规管理旗人,至于蒙古人、藏族人和维吾尔人,则用他们各自的习惯法加以统治。学者注意到,蒙古人、藏族人、维吾尔人和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没有被要求剃发留辫。即使在雍正朝(1723—1735)同化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图谋日趋急迫的时期和18世纪70年代金川叛乱被平定之后,剃发政策的推行也仅仅是名义上的。[75]
八旗女性被禁止仿效汉人的缠足习俗,她们也被禁止穿宽袖的明式服装,汉人一只耳朵戴一只耳环的习俗被满人戴三只耳环的习俗所取代。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皇帝屡屡斥责违反了服饰律的人。正如乾隆皇帝所言:
此次阅选秀女,竟有仿效汉人装饰者,实非满洲风俗。在朕前尚尔如此,其在家时恣意服饰,更不待言。此虽细事,然不加训诫,必至渐染成风,于满洲旧俗大有关系。将此交八旗大臣晓谕各旗人等。[76]
八旗女性仍在违反服饰律。1775年选秀女时,乾隆皇帝看到包衣的女儿每只耳朵上只戴着一只耳坠而不是三只穿耳的耳环。1804年选秀女时,汉军镶黄旗的19个姑娘缠了足。1839年的一道谕旨宣布了对一些父亲的惩罚,因为他们的女儿在选秀女时穿着汉式宽袖外衣,这表明皇帝仍抵制这些同化的征兆。[77]
朝服 清朝官员在宫廷穿着各式各样的满族服装。1651年,有位御史上奏要求采用明朝的皇袍和皇冠,顺治皇帝降旨曰:“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冠冕。”[78]皇帝、贵族和朝臣的服装分为三类:举行庆典时穿的宫廷服装(礼服、朝服),半正式的服装(吉服),平常穿的服装(常服、便服)。朝服是最正式的服装,在“保存满族入关前的民族服装的特点方面”是“最守旧的”[79]。宫廷男男女女所穿服装的颜色和图饰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规定,以与穿衣人的身份相符合。补子——文臣武将所穿半正式服装上的方形标记——是明朝的一种做法,被清朝所沿用。
作为半正式服装的龙袍于7世纪末期初次出现于汉人宫廷。龙是汉族文化和非汉族文化中都流行的一种图腾。自宋代以降,龙变成了皇帝的象征,并被用以指皇帝本人:他的身体叫龙体,他的手叫龙爪,他的首都叫龙池。宋、辽、金、元各朝都禁止臣民穿戴绘有龙图的袍服。但是,龙图腾并没有简单地把皇帝与普通人隔绝开来。龙共有九种,最高一级的是五爪龙(龙),被醒目地绣在皇帝的朝袍上;四爪龙(蟒)则被绣在拥有高级爵位的皇兄皇弟所穿朝服上。龙也被雕刻在皇后和妃嫔的印章(宝)上。[80]
女真人精心琢磨和修改了明代的爵位等级制度,后者以颜色和龙形图案来区分龙袍的等级。起初(1636年),皇帝和亲王可穿戴绣有五爪龙的黄袍。1636年的律条反映了一种平等的政治传统,皇帝是同辈中居首位者。随着皇权的提高和亲王地位的下降,服装等级也相应发生变化,以与新的权力层级相符合。在1759年的服饰律中,五爪龙甚至没有被列入仅限于皇帝和皇后使用的12种图腾内。绣有九条五爪龙的袍服只有皇帝、皇子和亲王、郡王有权穿戴。对男性而言,只有皇帝能穿明黄袍服,皇子穿其他色度的黄色,而其他王公和爱新觉罗则穿蓝色或蓝黑色袍服。[81]
朝服是乾隆皇帝与西藏和蒙古高层互相交换的礼物的一部分。穿戴五爪龙的特权被授予藏传佛教的三位最著名的活佛——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库伦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西藏,龙袍只能由贵族和高级喇嘛穿戴。当蒙古部落臣服于大清以后,龙袍就被送给了蒙古贵族:从1661年开始,大清服饰律适用于蒙古贵族。凡是为儿子迎娶爱新觉罗新娘的蒙古贵族夫妇都被赐予朝服,作为新娘嫁妆的一部分;女婿也可得到朝服。在蒙古地区,凡有特殊活动必穿戴这些朝服的传统似乎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82]
弓箭
虽然直系祖先是定居的农耕者,但满族人很珍视马和骑射术。他们使用的是亚洲反向弓或复合弓,其力量远远超过欧洲简易弓,而长度则较短,非常适合战士在马背上使用。用于亚洲弓的箭也比用于欧洲弓的轻得多,骑手的箭袋一次可以装15支箭。这种弓箭至少可以精确地射中300码远的目标,可以射穿100码远的盔甲。[83]
弓箭当然不仅仅属于草原上的人。射、御皆属“六艺”,收于《周礼》。明王朝的创始人也曾亲自与官员比赛射箭。不过,射箭技术,特别是在马背上射箭,则是游牧传统的一部分。满洲八旗兵的骑射术在征服东北亚和华北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们需要保持这种技艺以使他们永远成为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射柳”是旗人中常见的一个竞技项目,源于契丹人的萨满仪式。[84]
从1667年开始,各旗负责自造弓和箭,用的材料都来自东北地区。弓有等级之分,等级高低是由“拉力”——发箭的力度——决定的。等级最低的弓是为普通旗民制造的,有8个“拉力”;为亲王和皇帝制造的弓则有18个“拉力”。不同的木材被用于制造不同品质的弓:皇帝的“大阅弓”和“行围弓”是桑木的,王公的弓是桦木的,八旗军官的弓是榆木的。箭的种类由长度加以区分,共有27种,是用杨木、柳木和桦木制造的。皇帝的弓和箭由隶属于内务府的司弓处负责制造。[85]
大清皇帝都把射术视为满族极其重要的一个特点,一再告诫子孙后代不要把它丢掉。正如皇太极所言:“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86]皇太极要求根据各人的步射或马射的能力把八旗兵分成三个等级,那些达不到三个等级的人都会受到惩戒。如果一个佐领中有10人或10人以上没有通过测试,该佐领将受不善教练之罚,直至夺俸;如果一旗中有600或600以上不称职的士兵,该旗的都统也将受到惩戒。[87]
射术和骑术在18世纪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对于尚武精神日趋衰退的指责实际上始于1636年,当时皇太极把他们这辈人的精神与年轻一代的懒散态度做了对比:
今之诸子弟,惟知游行街市,以图戏乐。在先代上下贫苦时,曰行围用兵则乐。有从仆者甚少,各自看守马匹,煮饭,敷陈马鞍而行。如斯辛苦,尚各为主效力不绝。国势日隆,非由此劳瘁而致乎?今之诸子,凡遇行猎出兵之时,或言我之子妻有病、或言我家有事者甚多矣,不知发奋,惟贪恋家室妻子,国势能不衰乎?[88]
至少在清代前半期,保持围猎传统的圣训一直被强调着。皇太极、玄烨和弘历都有用鹿角制成的椅子,背面刻有祖宗的箴言(参看本书第231页图片一)。1752年,弘历谕命把皇太极的圣训刻在石碑上,立于紫禁城内的箭楼、圆明园的观景台,以及御林军和八旗军的操场,“以昭朕绍述推广之意。俾我后世子孙臣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厚淳朴,屏去浮华”[89]。
射术也是宗学的重要课目。皇子和部分公主都要学习用弓和箭围猎。醇亲王奕的回忆表明,直到19世纪50年代,公主仍然擅长射箭:
咸丰年间,余偕八弟钟郡王、九弟孚郡王同居阿哥所,尝承召入,试文肄武,倍极荣幸。一日,上御五福五代堂,命余昆仲随四姊寿安固伦公主较射。八弟中靶四矢,九弟十三矢,上各以玉玦赐之,余亦中三矢,未蒙赏赉,命悬五寸小鹄,谕曰:“汝射中此鹄,方可得赏。”是时,四姊弯弓先射一发,中之。余继射,第二矢始中,当蒙召至膝前,手赐双狮玉玦一个。[90]
娴于武术无疑是统治的先决条件之一。宫廷画师奉旨描绘皇帝围猎时弯弓射箭的英姿。康熙皇帝曾自豪地回顾了太子允礽的精湛射术——他9岁时曾射死一只老虎。乾隆皇帝回忆说:“余自十二岁恭侍皇祖(清圣祖玄烨)临门骑射,每因射中,荷蒙天语褒嘉。”[91]另外一个逸闻告诉我们,道光皇帝(1821—1850)在年仅9岁时就一连三次射中目标,使他的祖父龙颜大悦。[92]
射箭比赛是皇帝阅兵时的常规项目。康熙和乾隆皇帝在南巡时都曾为八旗军和绿营军举办射箭比赛,并亲自参加。关于康熙皇帝精湛射术的故事非常之多。康熙皇帝可以左右开弓。玄烨曾说,他可以拉开15“拉力”的弓,发射52英寸长的箭。[93]据《大清实录》记载,他多次在官兵面前弯弓射箭,很少失手。
史景迁译述了这些努力中更富于戏剧性的一个故事。[94]1699年,康熙皇帝在杭州率领皇子和最好的弓箭手骑马射箭。“上初骑射中的……又骑射纵辔近的。马忽左逸,上即调执弓矢,左射中的”[95]。
皇帝的射术也被用到了他们与蒙古盟友的关系中,每年都在木兰围场举行的射箭比赛意在给蒙古贵族留下深刻印象。[96]乾隆皇帝曾写道:
蒙古自重武事,予昔年在木兰围中,驰射发枪,武艺精熟,众蒙古随围数十年,无不知之。但今年既不行围,蒙古王公等不几谓予怠于肄武。因乘暇于山庄内,即鹿以试精力,而近日所中之鹿,皆予一发即中。乃颁赐蒙古王公等,无不欢喜钦服。[97]
食物
御膳房得为皇帝、皇室成员以及大批宫女、太监和宫廷其他人员准备膳食。宫廷的日常膳食由内务府、特别是御茶膳房负责,国宴由礼部下属的光禄寺负责。起初御茶膳房由负责茶、奶茶和膳食的几个处组成,1750年合并为一个机构,但后来又分为两个,分别负责外朝和内廷的餐饮。[98]
满族人进入北京时,发现掌管御膳房的都是山东厨子。满族人安排了自己的厨子,在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满洲风味的菜肴在宫里占主导地位。乾隆皇帝引进了新食谱,在御厨中增加了来自苏杭的名厨。张东官是一个苏州厨师,在1765—1780年曾深得乾隆皇帝喜爱。他曾多次随乾隆皇帝南巡,五次获得特别恩赏。在乾隆末期和嘉庆时期,宫里共雇用了大约400名厨师。自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御厨数量被削减一半,但在慈禧太后摄政时期再度扩大。御厨可终生在宫里服务,并把位子传给儿子。他们一般都受到善待。最好的厨师(在所有厨师中仅是极少数)所得奖赏与知府的薪俸一样多。[99]
清宫的御膳是五花八门的。除狗肉(这是满族人的禁忌)外,宫里的饮食反映了清帝国多种多样的文化。虽然在款待属国使节的正式宴会和宫廷庆典上提供的是满族的食物(参阅下文),但来自不同菜系的厨师混杂相处,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宫廷菜系,它借鉴了东北菜、鲁菜和淮扬菜的诸多元素,自成一系,称为满汉全席。满汉全席从未在宫廷宴会上大出风头,但在18世纪60年代的文人笔下,这一综合各家所长的菜系成了各级衙门厨房中的时尚。到19世纪,满汉全席演变出许多地区性亚种,从广州到天津之间的重要城市都可见到。[100]
制作膳食的原料也来自全国各地。虽然宫廷也在北京采购一些原料,但宫廷所用的粮、肉、鱼、菜和水果多来自皇家庄园。虽然宫里的侍卫、仆役等吃的是来自官仓的黄色、白色和紫色“陈米”,御桌上供应的却是玉泉山、丰泽园和汤泉等皇家庄园自产的优质米和朝鲜的贡米。宫廷专用的黄油、奶酪和奶酒等产自放牧于塞外张家口的奶牛。各皇庄向北京进奉香瓜、西瓜、豌豆、茄子、卷心菜、黄瓜和各种各样的干菜,他们到京后都被贮藏在菜窖里。宫里用的蜂蜜、葡萄、杏、桃、山楂和其他水果也有单独的供应渠道。[101]
御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贡品。随季节进呈地方特产是臣服于帝国统治的具体表现,是臣民和藩属国必须做的。每年冬季,盛京将军都向宫廷进献60只幼鹿。漠北蒙古人进献羊和马奶酒。奶酪、特种鱼类、冬笋、鹿尾(一种美味)、鹿舌和其他大量各色食品随季节变换被轮流贡奉北京。1774—1778年的一份百余种贡品清单显示,从贡奉食品的频率、数量和种类来看,东北地区都名列前茅。[102]康熙朝居住在北京的马国贤神甫注意到:“在天寒地冻时节,即从头年10月到翌年3月,北部的鞑靼人就向都城进贡大批猎物,主要包括野鹿、野兔、野猪、野鸡、斑鸠;南部的鞑靼人则进献大量优质鲟鱼和其他鱼类,所有的鱼都是冷冻的,很容易在冬季保存。”[103]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总督和巡抚进献的是新鲜荔枝。[104]道光时期宫廷对南方特产的兴趣有所减弱——旻宁更喜欢北方的鱼类,但到慈禧太后时又达到了新的高峰。19世纪末期,沿海地区进贡鱼翅、鲍鱼、海参、对虾、海蜇、海带和其他海产品,以满足光绪皇帝对这些食物的喜好。
最精美的宫廷佳肴出现在宴席上。宫廷宴有满宴(按成本分为六个等级)和汉宴之分。一、二、三等满宴是为皇室祖宗准备的。为活着的人准备的最高等级的满宴是四等宴(每桌成本为4.43两银子),用之于元旦、皇帝生日、婚礼和冬至日。朝鲜使臣、蒙古女婿、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用五等满宴款待,其他藩属国使臣用六等满宴(每桌2.26两银子)款待。[105]
为了与文化政策保持一致,清朝统治者把满族的传统菜肴视为帝国最重要的菜肴,在处理与其他少数民族关系时尤其适用。满族菜肴被用于款待前来朝拜的藩属国使团,被用于皇帝和宫廷举办的生日、婚礼庆典和其他季节性盛宴,包括在承德和北京举办的招待哈萨克、藏族、维吾尔、蒙古贵族的宴会,作为元旦庆典一部分的招待蒙古额驸的宴会,以及款待皇室宗亲的宴会——从道光朝开始每年举办一次(参阅第二章)。汉宴也被分为六个等级,用以招待皇帝实录的撰写者、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以及榜上有名的文武进士。[106]
记录清王朝(至少是部分时期)日常菜谱和食品支出的档案材料透露了皇家的日常饮食习惯。据蒋友仁神甫记载:
皇上经常单独用膳,身边只有太监帮他布菜。他的用膳时间是固定的,早膳是早晨8点,晚膳是下午1点。除这两顿饭外,白天他不吃任何东西,只是喝一些茶,傍晚时分吃些点心……尽管皇上的膳食种类多,场面大,但他每次进膳时间从来不超过15分钟。[107]
皇帝通常在寝宫用膳,有时也在召见大臣和处理政务的大殿用膳。膳食都按皇上的旨意进呈,不论他选择的地点在何处。据档案记载,1747年11月2日,乾隆皇帝早晨6点后在弘德殿用早餐。第二天,他在重华宫用晚膳——一般在下午1点后,是每天的正餐。皇帝在两餐之间可能用些点心,或者在晚上6点吃些小吃。这些小吃一般是具有满族传统风味的简单食品,如煮猪肉、野味和甜馒头(饽饽)。包括康熙、乾隆和道光在内的多位皇帝更喜欢清淡素净的饮食。[108]
在茶和饽饽中加牛奶是清宫御膳中的一大特色。当皇帝居于北京时,宫中所用牛奶由京城以南的南苑围场专供。当皇帝北巡承德和木兰围场时,就调集东北各皇庄的奶牛供皇帝使用。宫廷的相关规定显示,皇太后用24头奶牛(每头奶牛每天产奶2斤),皇帝和皇后用100头奶牛,按比例往下递减,第五级嫔妃用2头奶牛。在19世纪初叶,由于奶牛不足,这些定量被大幅度削减,但没有取消。[109]
语言之等级
清王朝的特殊称谓一部分来源于以前的少数民族,一部分来源于明朝。“上”是尊称皇帝的官方名词,意思是“至高无上”。凡是涉及皇帝的词语,都要另起一行并抬格,以示对皇帝的尊重。“朕”字用于谕旨中,专指皇上之“我”。特殊动词“诣”和“御”被用来描述皇帝的移动。特殊名词“传膳”、“进膳”和“用膳”被用来描述皇室成员之用餐。[110]
后人以庙号称呼先皇,祭祀时则称呼他们的庙号和谥号。每位先皇都有满文和汉文谥号。[111]据满文档案记载,努尔哈赤在前半生被称为淑勒贝勒(智慧王),1616年后被称为“汗”,成为奉天覆育列国英明汗(德尔吉皇帝)。因为德尔吉意为“上”或“英明”,所以这个称呼本身是满语德尔吉额真(英明统治者)和汉语“太祖皇帝”——通常是开国皇帝的称谓——的合成词。皇太极(Hongtaiji)的名字可能是蒙古贵族衔名洪台吉(Khongtaiji)的音译词,在四处征战时期,许多皇室宗亲都有蒙古头衔或名字。[112]蒙古人称满洲皇帝为额真可汗(诸汗之汗)或博克多可汗(诸汗之大汗)。在喀尔喀蒙古关于该地藏传佛教的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不同转世者的编年史中,满洲统治者被称为“黑契丹皇帝”,与之相对的是俄国沙皇——“白契丹皇帝”。1653年的俄国使团仿效蒙古人的叫法,把大清皇帝尊称为“博克多汗沙皇”。[113]
官员在用满文起草的奏折中称皇帝为“圣汗”(恩都凌额汗)和“圣主”(恩都凌额额真)。1723年前,他们在奏折中一直自称为“奴”(满语为阿哈,汉语为奴才)。这个词可能来源于满洲习俗:石桥崇雄认为,创建于17世纪、极盛于雍正朝的满族等级制度强调主—奴(额真—阿哈)关系,使皇帝成为全国唯一的“主子”(额真)。1723年后,朝廷禁止高级官员使用“奴才”一词,但它仍出现于奏折中,甚至出现于宗室王公的奏折中。此类奏折的例子不少,包括1799年庄亲王和其他宗室王公写的关于乾隆皇帝陵墓事务的一些奏折。[114]
担任要职的高级官员和王公贵胄一般自称为“奴才”(汉语为臣,满语为昂邦),但在正式的谢恩折中仍用“奴才”一词。皇帝本人在提到自己的祖先时也使用“奴才”(昂邦)一词。[115]皇帝指称父母(第三人称)的词语也要抬格,以示尊重。满族人表示尊敬的礼节是单腿跪地,两个旗人相遇时,社会地位低的一方都得这么做。这个礼节还有相应的手势,最初是右膝着地时右手下垂,后来礼节有所简化:右腿深屈但不着地,上身挺直,右手下垂。皇室宗亲行的是“双跪礼”:右膝着地,双手置于弯曲的左膝上,位尊者向对方鞠躬还礼。八旗女性也有相应的行礼姿势。[116]
宫廷词汇也扩展到了生死大事。皇后或一、二、三等嫔妃的生日是“千秋”;皇太后的生日是“万寿节”;皇帝的生日是“万寿圣节”。皇帝或皇后逝世曰“崩”;亲王、王妃或高级嫔妃逝世曰“薨”;其他皇室成员逝世曰“溘”或“溘逝”。棺材的叫法至少有15种,陵墓的叫法有2种。满语中也有专门的词汇指称这些内容。
清朝的统治术在艺术中的体现
“早期的几位清帝把艺术当做颂扬国家的工具”[117]。大清统治的多文化特性在专供宫廷之用及由皇帝赏赐大臣和使节的绘画、瓷器和其他艺术品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物质文化的运用显示了宫廷放眼天下的胸襟,乾隆皇帝的行为更是典范。
弘历力求使自己拥有汉族文人传统的鉴赏力。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收集中国书画作品,最终拥有了“一批最精美的中国古画”。他广集砚、墨和毛笔以自用,或赏赐给大臣。他是一个热心的收藏家,收藏了许多宝物。终其一生都有一批助手为他的藏品分类和编目,他还亲自撰写了许多题跋评说每一件藏品。有人估算,乾隆皇帝拥有“一百多万件”古董和艺术品。[118]
汉族艺术品仅是皇室藏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清廷还收藏了来自欧洲的许多珍奇异玩,如各国使团进献皇帝的精密钟表等。在耶稣会士的技术支持下,宫廷作坊还仿造了不少钟表(参阅第五章)。欧洲的珐琅技术通过贸易和耶稣会士传入中国,促成了彩色珐琅新品种的生产制造,如红釉瓷等。虽然此类瓷器多用于出口,但工匠也为宫廷制造了许多饰以欧洲图案的精美瓷器和景泰蓝。[119]弘历非常珍视痕都斯坦玉器(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境内雕刻的玉器的总称)。这种玉是作为贡品进献清廷和作为贸易品(特别是大清平定塔里木盆地以后)进入中国的。乾隆皇帝的诗(清宫许多收藏品上都刻着他的诗)高度赞扬痕都斯坦玉器品质高贵、雕刻精细、图案精美。[120]
清廷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玩异宝,这是皇室有意为之。清宫作坊制造的产品显示了折中和调和的风格,这正好说明清廷对东西方的制作工艺和美学追求同样珍视。大清皇帝命令画家为宫廷所作的画甚至更加直接地点明了他们的政治目标。有时政治动机是一目了然的,乾隆皇帝庆贺大清战胜准噶尔(1755年)的愿望就是一例。弘历谕命耶稣会艺术家雕刻了16幅作品以表现这次战役中的16次重大战斗,命人为功勋卓著的官员(大多数是军人)绘了画像,并亲自用满文和汉文为前15幅画像题了名。这些画像(如阿玉锡的一幅画像,参看本书第232页图片二)被展示在皇城内中海岸边的紫光阁——接待欧洲使节和蒙古额驸之所。[121]
皇帝还希望在绘画中显示大清帝国的威力。乾隆和嘉庆皇帝谕命画家绘制的描写“外国使节进贡”情形的卷轴画,就非常直接地表露了政治雄心:画家受命尽可能准确地描画前来大清朝进贡的各色人等(共有290人)。[122]也许是同样的兴趣——显示前来进贡者的多样性——促使皇帝谕命耶稣会士艾启蒙(1708—1780)在一幅画的中上部分画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前来朝拜的欧洲(西洋)使节的脸像;耶稣会士戴进贤(1680—1746)、郎世宁和艾启蒙本人的脸像则绘于画的底部。[123]
通过画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出由画传达的其他一些政治信息。如雍正时期郎世宁在宫廷画的气势宏伟的《百骏图》描绘了一大群马,使人联想到北方的草原。乾隆皇帝命令许多画家描绘木兰围猎和承德欢娱的情景。他用满、蒙古、汉和维吾尔文在自己最喜爱的马的画像上逐一题写了马的名字,还用满、蒙古、汉文在每个猎犬的画像上也题写了这些猎犬的名字。[124]
关乎大清统治的最引人入胜和最精妙的自我形象出现于最近由巫鸿赏析的一批画作中。虽然以前已有学者评论了把乾隆皇帝描绘为文殊菩萨(慈悲和智慧佛)的“唐卡”的思想意义,但正是巫鸿于1995年把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雍正皇帝身着不同服装的14幅画像介绍给了西方观众。虽然其中的一些画像描绘的是汉族文化背景中的胤禛——或为道士,或为汉族文人,但在其他画像中,他是喇嘛、蒙古贵族,甚至是头戴假发、身穿马甲和马裤的欧洲人。[125]当巫鸿指出“以前没有一个皇帝(无论满、汉)在画像时如此装扮”时,他肯定指的是胤禛的那些非汉族画像,因为清宫许多画像中身着汉人袍服(这是被禁穿的)的主人公不仅有胤禛,而且有其他皇帝。[126]我们如何解读这些画像呢?
在另外一部论著中,巫鸿强调了根据画像的形式解读其意义的重要性。[127]画在屏风上的画像是要永远公开展示的,如果这些画像是展示在召见大臣或举办正式会议的大殿里,皇帝肯定会通过自己的装束来传达一些信息。试举一例:胤禛还是亲王时,他书房的屏风上绘有12位中国美人的画像。学者否定了屏风上的12位美人是胤禛妃子的说法。这些美女是理想化的人物,属于中国画的一个著名流派。巫鸿则认为,这些画像“在被从原来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移植到非汉族统治者的宫廷时,就获得了新的意义”[128]。其中的一个意义在于诠释清朝与汉族臣民的关系。这些美女象征着“想象中的南国”,娇美俏丽但弱不禁风,被清朝统治者占有或征服。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画像是胤禛在继承皇位以前展示的。巫鸿认为,雍亲王在书房中展示这些理想化的美人图证明他的自我认同中存在“双重性”,当他成为皇帝以后,这种双重性就消失了。他更换了住处,并把12幅美女图卷起来存入库房。[129]
卷轴图可以打开挂在墙上,寿皇殿中的“先祖画像”就是如此(参阅第八章)。寿皇殿位于宫廷北部,用于家祭,女性(她们被禁止前往太庙)可在此殿参加祭祀。然而,画像册实际上只能由一个人看。正因为如此,它们是帝王藏品中最隐秘的部分。胤禛身着不同文化代表性服饰的画像册不是供臣民瞻仰的,而只是给皇帝本人观赏的。这些画像表明,胤禛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作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皇帝,他应该成为被征服者的代表。胤禛用画像传达象征性信息的做法预示着多元文化政策将在乾隆朝达到高潮。
郎世宁的《锦春图》最初是乾隆皇帝最喜爱的中国艺术珍品收藏室里一个屏风上的局部图。虽然有人认为此画作于雍正朝,但巫鸿认为这是奉乾隆皇帝谕旨而画的。此画的背景为深蓝色,两位身着汉人袍服、头挽发髻的男子面对面立于画中央,年长者手持一束花,年轻者左手抓着一个枝条的末端,右手扶着竹柄。从他们的脸可以确认,年长者是胤禛,年轻者是弘历。这幅画传达的信息是,弘历是他父亲选定的接班人。巫鸿对此画之象征意义的解释表明,清帝的统治形象已得到进一步发展:雍正和乾隆身穿汉族服装,“使他们成了汉族文化的代表;他们的美德通过传统中国的象征得到了体现……皇帝的(汉族)装束……证明他们对中国传统的占有是合理合法的——有助于否认他们是通过武力强占这一传统的外来者”[130]。
总体言之,清宫绘画反映了大清统治者本身对统治的看法。这些画由欧洲和中国的宫廷画家绘制,主题极其广泛。他们描绘的不仅是打扮成汉族文人的皇帝,而且是木兰围猎或藏传佛教肖像画中端坐如活佛的皇帝。大清统治者并没有把自己仅仅当做汉族或满族的君主,而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帝王,他们“穿着”不同民族的代表性服装,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塑造着自己的形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大清帝国的唯一中心。
【注释】
[1]傅海波:《金朝》,见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270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非汉民族有多个都城的这种制度在中国历代政治制度上都留下了痕迹,参阅夏南悉:《中华帝国的城市规划》,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1990。此书第166～167页叙述了明朝(1368—1644)的奠基者由于受元朝多个都城制度的影响而试图建立三个都城的制度。
[2]参阅崔瑞德、克劳斯—彼得·蒂兹:《辽》及表格5“首都”,见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45～153、xxix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另见夏南悉:《中华帝国的城市规划》,123～128页,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1990。
[3]关于努尔哈赤所建都城的简介及照片,参阅乔万尼·斯达理、狄宇宙等编:《满族文化溯源,1664—1994:满族进京350年》,1～17页及第26页的地图,威斯巴登,哈拉索维兹出版社,1984;李凤民、陆海英:《清朝开国第一都城——赫图阿拉》,载《紫禁城》,1994(8),10～12页。另外参阅阎崇年:《清初四京与都城三迁》,见阎崇年编:《燕步集》,365～39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关于努尔哈赤所建的第一个都城费阿拉的论述,参阅阎崇年:《后金都城费阿拉驳议》,载《清史研究通讯》1988(1),30～33页;佟永功、关嘉录:《乾隆朝盛京总管内务府的设立》,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2),19～23页。
[4]菲利普·弗雷特:《在承德热河建设皇家景观:满族的景观计划》,10页及第七章,博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92。另外参阅阎崇年:《康熙皇帝与木兰围场》,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2),3～13页。
[5]参阅袁森坡:《清代口外行宫的由来与承德避暑山庄的发展过程》,载《清史论丛》,1980(2),287～288页。
[6]参阅张志强:《吉林至盛京驿站述略》,载《历史档案》,1993(4),87～89页;王思治:《从避暑山庄说康乾盛世——兼论布尔尼之叛与山庄的兴建》,载《清史研究》,1993(2),1～9页;王淑云:《清代北巡御道和塞外行宫》,4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
[7]参阅胡汝波:《木兰围场与围场地名》,载《地名知识》,1991(4),32～33页;阎崇年:《康熙皇帝与木兰围场》,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2),3～13页。
[8]参阅袁森坡:《清代口外行宫的由来与承德避暑山庄的发展过程》,载《清史论丛》,1980(2),288～289页;承德市文物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合编:《承德避暑山庄》,40～4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王锺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见《满族史研究集》,19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9]参阅袁森坡:《清代口外行宫的由来与承德避暑山庄的发展过程》,载《清史论丛》,1980(2),290～293页。
[10]阎崇年:《康熙皇帝与木兰围场》,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2),10、25页。(译者按:此段原文著者转自阎崇年文,而阎崇年文转自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173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11]参阅承德市文物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合编:《承德避暑山庄》,4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汪莱茵:《康熙、乾隆皇帝喜爱围猎与狩鹿活动》,见汪莱茵编:《故宫旧闻轶话》,64～6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12]参阅王淑云:《清代北巡御道和塞外行宫》,27～28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西藏纳贡之事也在承德处理,参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446—5—55/568,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1861年5月7日)奏折(以下所引档案不一一注明藏所)。
[13]参阅承德市文物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合编:《承德避暑山庄》,4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马国贤著,福图纳托·普朗迪译:《清廷效力十三年:马国贤神甫在华回忆录》,66、70、72、74～79页,伦敦,1846。马国贤神甫宣称皇帝带了3万名随从去承德(66页)。关于康熙皇帝对于狩猎的想法,参阅史景迁:《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7～23页,纽约,1974;孟兆祯:《避暑山庄园林艺术》,5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菲利普·弗雷特:《在承德热河建设皇家景观:满族的景观计划》,第五、七章,博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92。
[14]参阅安妮·切特:《热河的佛寺及其在西藏的原型》,28～33页及本书第235页图片五,巴黎,1985;关于桑耶寺,参阅戴维·L·斯内尔格鲁夫、休·理查德森:《西藏文化史》,78～79页,纽约,1968;袁森坡:《清代口外行宫的由来与承德避暑山庄的发展过程》,载《清史论丛》,1980(2),314页。
[15]参阅菲利普·弗雷特:《在承德热河建设皇家景观:满族的景观计划》,博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92。贾宁:《理藩院与清代早期的内亚礼仪,1644—1795》,载《帝制中国晚期研究》,1993(1),60～92页。
[16]参阅图一。1820年,位置偏远的承德是直隶的一部分。
[17]参阅万依:《乾隆时期的园囿》,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2),19页。有关班禅觐见之事,参阅厄内斯特·路德维希译:《班禅喇嘛的北京之行:乾隆皇帝之题字》,北京,1904。另外参阅安妮·切特:《热河的佛寺及其在西藏的原型》,25～52页,巴黎,1985;袁森坡:《清代口外行宫的由来与承德避暑山庄的发展过程》,载《清史论丛》,1980(2),315～318页。
[18]参阅万依:《乾隆时期的园囿》,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2),19页;吴秀良:《康熙朝储位斗争记实》,51、154、179页,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奥斯伍尔德·喜仁龙:《中国的园林》,117页,纽约,1949;阎崇年:《康熙教子》,见郑逸梅等编:《清宫轶事》,10～13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
[19]参阅裴丽珠:《北京:对其胜景的一种历史性兼身临其境的描述》,256页,上海,1922;塞西尔·比尔德莱、迈克尔·比尔德莱著,迈克尔·布洛克译:《郎世宁:清宫洋画家》,65页,拉特兰,1971;舒牧、申伟、贺乃贤编:《圆明园资料集》, 361～362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赵书:《圆明园八旗营房述略》,载《满族研究》,1994(4),32～35页。
[20]参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中国的园林》,第九章,纽约,1949;戴逸:《乾隆帝和北京的城市建设》,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史研究集》,第6辑,1～37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另外参阅万依:《乾隆时期的园囿》,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2),13～20页;黄希明:《紫禁城宫廷园林的建筑特色》,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4),38～46页。
[21]参阅孟兆祯:《避暑山庄园林艺术》,4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戴逸:《乾隆帝和北京的城市建设》,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史研究集》,第6辑, 12～1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塞西尔·比尔德莱、迈克尔·比尔德莱著,迈克尔·布洛克译:《郎世宁:清宫洋画家》,65～75页,拉特兰,1971。关于欧洲的影响,参阅玛吉·凯瑟克:《中国园林》,9页,纽约,1980。M.A.爱默—马丁编:《关于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可资借鉴的稀见通信,使团的一些报道,以及一些地理和历史笔记》,第4卷,121页,巴黎,1843。
[22]参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4页,伦敦,1924,纽约1976年再版。关于北京早期的历史,参阅夏南悉:《中华帝国的城市规划》,4～19、154～159页,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0。
[23]参阅戴逸:《乾隆帝和北京的城市建设》,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史研究集》第6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第七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关于康熙皇帝统治时期永定河的治水问题,参阅丁进军:《康熙与永定河》,载《史学月刊》,1987(6),33～36页。
[24]参阅魏侯玮:《玉帛之献:唐朝正统的仪礼与象征》,109～117页,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杰弗瑞·迈耶:《天安门的雕龙:神圣的帝都北京》,第一章,哥伦比亚,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1。明朝统治的1377—1530年,天坛是合祭天和地的场所,关于此点以及其他历史变化,参阅夏南悉:《壮观的天坛》,见夏南悉等编:《中国古典建筑》,139～149页,纽约,美国中国研究所,1984。
[25]参阅夏南悉:《中华帝国的城市规划》,124、170～171页。关于早期满族都城的规划,参阅细谷良夫:《清代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遗迹》,57、63、105、123、127、131、138、140、168页,东京,1991。该书描述了17世纪中国东北部许多部族活动中心的布局,其中包括费阿拉和赫图阿拉;沈阳故宫博物院、铁玉钦等编:《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精品荟萃》,17～23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作者认为,17世纪早期努尔哈赤的几个都城明显反映出女真人的建筑风格。
[26]参阅《大清实录》,第40册,9a、b,11a,14a、b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1册,480页,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5;劳伦斯·凯思乐:《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1661—1684》,15～16页,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6。关于内城和外城的文化差异,参阅李乔:《清代北京内外城社会生活习俗之异》,载《明清史月刊》,1987(12),33～35页。
[27]参阅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174～17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8]参阅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176～1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金启孮:《京旗的满族》,载《满族研究》,1988(3),63～66页;李乔:《清代北京内外城社会生活习俗之异》,载《明清史月刊》,1987(12),35页。
[29]参阅杜家骥:《清代八旗领属问题考察》,载《民族研究》,1987(5),83页。关于这些驻地的位置,参阅吴长元:《宸垣识略》,1788年刻本,94、124、128、130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再版;崔艾莉:《帝都北京之卫护:清朝步军研究, 1650—1850》,62～63页,博士论文,哈佛大学,1981。
[30]参阅昭梿:《啸亭续录》,3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杨乃济:《乾隆京城全图考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3),21页。关于俄罗斯牛录,参阅吴洋:《清代俄罗斯佐领考略》,载《历史研究》,1985(5),83～84页;另外参阅马克·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双方外交关系》,205～206页,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关于维吾尔营,参阅张羽新:《清代北京的维吾尔族》,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4),92～97页。关于至今仍住在京郊西北的藏族人,参阅陈庆英:《关于北京香山藏族人的传闻及史籍记载》,载《中国藏学》,1990(4),104～115页。
[31]内务府档案557—5—66—5/4119收藏有雍正到乾隆时期的官房租库的合同,这些合同都是木版印刷的,上面有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内务府档案557—5—66—5/ 4126是1794—1848年的账本,这些账本详细列出了皇帝拥有的房产的所在区域和佃户及租金等。内务府档案557—5—66—5/4120包括嘉庆朝的27份合同,有些旗人放弃了租用,其他的则是房屋从一个旗人转卖到另一个旗人的记录。内务府档案557—5—66—5/4121包括道光朝的57份合同。内务府档案557—5—66—5/4122包括26份出售合同和1份抵押合同。这些只是涉及官房租库的档案材料的一类例证。
[32]参阅刘小萌:《从房契文书看清代北京城中的旗民交产》,载《历史档案》, 1996(3),83～90页;张德泽编:《清代国家机关考略》,18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11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陶博:《清代内务府:组织与主要功能研究,1662—1796》,114页,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1977。
[33]参阅杜家骥:《雍正帝继位前的封旗及相关问题考析》,载《中国史研究》, 1990(4),84～89页。关于1750年和1909—1911年的地图资料,参阅侯仁之编:《北京历史地图集》,41～42、47～4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关于1846年的信息,选自地图920.21.48,藏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东方博物馆远东室。感谢远东室的詹姆斯·许为我提供了这张《十九世纪北京内城街道图》,我将之与侯仁之所编的1846年的地图做了比较。关于1750年的地图,参阅杨乃济:《乾隆京城全图考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3),8～24页。
[34]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350,嘉庆八年一月二十三日(1803年2月14日)奏折。
[35]参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年间部分王公府第》,载《历史档案》,1994(3),26～31页。另外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354,嘉庆九年三月二十一日(1804年4月30日)奏折。这份奏折提供了为宗室和觉罗重建居所所需费用的估计。
[36]参阅何德兰:《中国宫廷生活杂记:都城、官员与百姓》,330页,纽约, 1909。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北京故宫》,25～42页,纽约,1976年再版。另外参阅1750年皇城图,见侯仁之编:《北京历史地图集》,43～44页。皇城的精美图片是小川一真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拍摄的,参阅小川一真著,东京帝国博物馆汇编:《北京宫殿图片集》,东京,帝国博物馆,1906。
[37]参阅佟悦:《清盛京太庙考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3),24～25页;夏南悉:《中华帝国的城市规划》,177～178、14页,以及第3页的表2;杰弗瑞·迈耶:《天安门的雕龙:神圣的帝都北京》,62～73页,哥伦比亚,1991。
[38]参阅王道成:《北海与乾隆》,载《清史研究》,1992(2),75～77页;L.C.阿灵顿、威廉·刘易森:《追寻老北京》,81～82、123、127、204页,1935年初版,纽约,1967年再版;奚尔恩:《白晋神甫所藏之康熙皇帝画像(附图)》,载《泰东》, 1932,1(7),558页。
[39]参阅弗洛伦斯·艾斯库:《论紫禁城的象征意义》,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1921(52),64页;于倬云编,吴茂生等译:《紫禁城宫殿》,纽约,维京出版社,1984;斯蒂芬·马克布雷特:《北京的皇宫》,载《亚洲艺术》,1978,8(6),66～ 77页;朱启钤:《样式雷世家考》,见舒牧等编:《圆明园资料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102～104页。
[40]关于此事和其他一些事情,参阅郑连章:《紫禁城城池》,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6。
[41]参阅斯蒂芬·马克布雷特:《北京的皇宫》,载《亚洲艺术》,1978,8(6), 172～174页;夏南悉:《中华帝国的城市规划》,172～174页,火奴鲁鲁,1990。
[42]卫思韩:《华北的博物馆及其馆址》,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13～14页,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
[43]参阅周苏琴:《清代顺治、康熙两帝最初的寝宫》,载《故宫博物院院刊》, 1995(3),45～49页。
[44]参阅白彬菊:《君与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25～26、30、46、65、178页,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关于早期外朝与内廷之间的斗争的论述,参阅安德鲁·艾森堡:《中世纪中国隐退的皇帝:对北魏之研究》,载《通报》, 1991,77(1～3),51页。
[45]参阅单士元:《清宫奏事处职掌及其档案内容》,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1),7～12页。关于奏折呈递和传送的程序,参阅吴秀良:《中国的通讯网络与帝王控制:宫廷奏折制度的演变,1693—1735》,第五章,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
[46]参阅斯蒂芬·马克布雷特:《北京的皇宫》,载《亚洲艺术》,1979,9(6), 103～115页;章乃炜:《清宫述闻》,340页,1937年初版,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8年重版(如果没有做特殊说明,以下所有的引文都出自这个版本)。养心殿也是末代皇帝的寝宫,参阅爱新觉罗·溥仪著,詹纳尔译:《我的前半生》,64页,1964年初版,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
[47]参阅刘潞:《坤宁宫为清帝洞房原因论》,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3), 72～77页;琦枫:《交泰殿》,载《紫禁城》,1981(6),6～8页;徐启宪:《清代宝玺略谈》,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3),62～66页;弗洛伦斯·艾斯库:《论紫禁城的象征意义》,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1921(52),51～78页;章乃炜:《清宫述闻》,284～293页;H.S.卜鲁内特、V.V.哈格尔施特罗姆著,A.伯尔特琴科等译:《当代中国政治结构》,注释第79a,福州,1911。
[48]参阅溥任:《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载《紫禁城》,1989(2),26页;章乃炜:《清宫述闻》,720～722页,北京,1990。另外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130,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761年6月27日)奏折,内容涉及把宫里的其他一些建筑改为王公寝宫之事。
[49]在乾隆时期,皇宫似乎有些拥挤。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124,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十八日(1760年6月1日)奏折,确定了四皇子永珹和五皇子永琪从圆明园的居所搬到皇宫里的新居所的日期。与此相似,内务府奏案446—5—55/430,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1820年9月3日)奏折显示,新登基的道光皇帝的几个兄弟从撷芳殿(参阅下文)搬到了景仁宫及乾清门内的居所,皇子实际上分散居住在紫禁城内。
[50]章乃炜:《清宫述闻》,315～317页,引文在第206页;佟悦、吕霄虹:《清宫皇子》,43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51]关于撷芳殿的历史,参阅章乃炜:《清宫述闻》,142～144页;内务府奏案446—5—55/245记录了1779年皇子永璘及他的儿子绵忆结婚后移居到三所之事;佟悦、吕霄虹:《清宫皇子》,41～43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52]参阅许鲲:《清初皇室与痘疹防治》,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3),90、91～96页。许鲲指出福临的许多孩子和亲属都死于天花(顺治皇帝自己也死于天花),皇太极下令建立了“避痘所”。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423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此处论述了1632年皇太极躲避天花的往事。种痘并不是常有之事。白新良:《乾隆家庭面面观》,载《紫禁城》,1989(5),3～4页,此处讲到弘历的第七个儿子死于天花。虽然同治皇帝童年时种过痘,但他最后也死于天花。
[53]有关康熙皇帝日程安排的资料,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1714年(这年共有355天),康熙皇帝只有5%的时间是在紫禁城度过的,36.9%的时间在畅春园,39.2%的时间在承德,18.9%的时间在路上。
[54]M.A.爱默—马丁编:《关于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可资借鉴的稀见通信,使团的一些报道,以及一些地理和历史笔记》,第4卷,221页。我自作主张把蒋友仁对中国地名的读音改成了本书通用的拼音。
[55]参阅万依:《乾隆时期的园囿》,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2),17～18页。
[56]参阅罗友枝:《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辨析》,载《亚洲研究杂志》,1996,55(4),829～850页,该文对戴维·法夸尔及其他人的成果做了一番综述。另外参阅刘小萌:《满族肇兴时期所受蒙古文化的影响》,载《社会科学战线》, 1994(6),169～175页。
[57]《清太宗实录》卷25,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1635年11月22日);关于17世纪早期“固伦”的含义,参阅柯娇燕:《历史的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身份认同》,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王锺翰:《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见《满族史研究集》,6～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关于争议未决的“满洲”一词的含义,参阅乔万尼·斯达理:《“满洲”一词的含义:新方法解决老问题》,载《中亚杂志》,1990,34(1～2),109～119页。
[58]参阅金涛芳:《从女真语到满洲语》,载《满语研究》,1990(1),46～52、36页。汉森·施兹:《清朝前期满语的地位》,博士论文,西雅图,华盛顿大学,1979。
[59]参阅柯娇燕、罗友枝:《满语在清史中的地位》,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93, 53(1),70～75页;乔治忠:《后金满文档册的产生及其史学意义》,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3),155～160页;刘子扬、张莉:《＜满文老档(太宗朝)＞综析》,载《满语研究》,1995(2),66～73页,1993(1),65～77页;关孝廉:《清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刍议》,载《历史档案》,1994(1),84～90页。关于早期清代官员的语言能力,参阅汉森·施兹:《清朝前期满语的地位》,第一章,博士论文,西雅图,华盛顿大学,1979。佟佳江对努尔哈赤实录的满文文本和汉文文本做了逐字逐句的细致比较,参阅他的《＜满洲实录＞(满文)的秘密》,载《满语研究》,1993(1),78～86页。关于近来的研究,参阅关嘉录、佟永功:《中国满文及其文献整理研究》,载《清史研究》,1991(4),29～36页。
[60]参阅爱新觉罗·瀛生:《谈谈满语的京语》,载《满语研究》,1987(1),2～ 15、73页;1990(2),22～36页;1991(2),3～15页;1992(2),1～17页;1993(2),25～34、24页;1994(1),15～23、36页;1995(1),13～20页。张虹、程大鲲译编:《乾隆朝“钦定新清语”》,载《满语研究》,1993(2),79～84、55页;1994(2),68～77、50页;1995(2),51～58页。汉森·施兹:《清朝前期满语的地位》,第二章,博士论文,西雅图,华盛顿大学,1979。吴雪娟:《谈清代满文档案中的公文套语》,载《满语研究》,1992(1),119～124、89页。
[61]参阅季永海:《＜大清全书＞研究》,载《满语研究》,1990(2),42～50页;柯娇燕、罗友枝:《满语在清史中的地位》,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93,53(1), 83～87页;爱新觉罗·瀛生:《谈谈满语的京语》,载《满语研究》,1992(2),1～17页。关于五体《清文鉴》,参阅今西春秋:《五体＜清文鉴＞解析》,见田村实造等编:《五体＜清文鉴＞译解》,17～29页,京都,1966;至少在清王朝的前半个时期,皇帝是能讲两种甚至三种语言的。乾隆皇帝试图学习在其统治之下的五个重要民族的语言,参阅金宝森:《浅谈乾隆对发展满文的贡献》,载《清史研究》,1992(1),78～80页。
[62]张虹等的《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是在辽宁省所藏“黑土档”中之满文档案的基础上写成的。另外参阅廖宁、佟永功:《乾隆皇帝与满语地名》,载《地名丛刊》, 1987(6),33～34页;佟永功、关嘉录:《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探析》,载《满语研究》,1995(2),66～70页。
[63]有关京语与其他方言之间的区别,参阅爱新觉罗·瀛生:《谈谈满语的京语》。有关满语对北京方言的影响,参阅威哲扬:《阿尔泰语系对北京方言的影响:以满语为例》,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1996,116(1),99～104页。
[64]参阅许淑明:《清前期黑龙江地区的三座新城——爱珲、墨尔根和齐齐哈尔》,载《清史研究通讯》,1988(3),17～18页;张杰:《清初招抚新满洲述略》,载《清史研究》,1994(1),23～30页。
[65]参阅巴达荣嘎:《满洲语与达斡尔的关系》,载《满语研究》,1993(2),35～ 38页;丁石庆:《论达斡尔语中的满语介词》,载《满语研究》,1990(1),53～60页;史禄国:《北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73～8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张杰:《清代满族语言文字在东北的兴废与影响》,载《北方文物》,1995(1),63～68页。关于新满洲进入盛京的经过,参阅姜相顺:《沈阳满族的变迁》,载《东北地方史研究》, 1990(1),59页。关于“汉军”的满族化,参阅滕绍箴:《清代八旗子弟》,第二章,北京,华侨出版社,1989。
[66]参阅《黑龙江积极整理研究满语》,载《大陆新闻》,19931231,第A11版。吉林省富裕县的三家子村是被黑龙江满语研究所与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联合派遣的工作组确认的。
[67]参阅柯娇燕:《满族教育》,见本杰明·艾尔曼、亚历山大·伍德赛德编:《帝制中国晚期的教育与社会,1600—1900》,353～355页,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
[68]《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乾隆三十二年上谕,光绪年间初版,台北,新文风出版公司,1976年重印。
[69]《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767、1806及1823年的上谕均涉及这个主题,所有爱新觉罗子孙后代的姓名都收录于《大清玉牒》和1937—1938年在奉天出版的《爱新觉罗宗谱》。关于满族起名的习俗,参阅陈捷先:《满文档案资料》,182～185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
[70]约翰·沃尔默:《龙座登场: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清代服饰展(1644—1911)》,9页,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1977。接下来的论述参阅第16～28页。
[71]关于马蹬的重要性,参阅查尔斯·切夫尼克斯—特伦奇:《马术史》,64～66页,纽约,1970。
[72]参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2,8～9b页;卷34,26b～27页;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458～461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斯科勒·V·R·卡曼:《中国的龙袍》,51页,纽约,1952。
[73]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2册,976～977页,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5;《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19,11～13b页。另见斯科勒·V·R·卡曼:《中国的龙袍》,第50页引用的乾隆皇帝为1759年修成的《皇朝礼器图式》所写的序言。关于1644年以前有关服饰的法律,参阅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458～461页。
[74]参阅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459页;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1册,646～650页。
[75]参阅包群立:《从剃发制度看清朝的民族政策》,载《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1991(3),66～70、87页。
[7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14,1759年谕旨。
[77]参阅《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14。
[78]《世祖章皇帝实录》卷54,18b页;另见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2册,75页。
[79]约翰·沃尔默:《龙座登场: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清代服饰展(1644—1911)》, 69～75页;斯科勒·V·R·卡曼:《中国的龙袍》,对于卡曼所做工作的评价,参阅约翰·R·芬利:《斯科勒·V·R·卡曼收藏品中的中国官服刺绣》,载《东方》,1994, 25(4),57～63页。
[80]参阅斯科勒·V·R·卡曼:《中国的龙袍》,4～9页;曾嘉宝:《中国艺术中的龙》,载《亚洲艺术》,1988,18(1),60～67页。
[81]官员的妻子和家属的服饰在服饰律中也有级别规定,参阅斯科勒·V·R·卡曼:《中国的龙袍》,第七、十二章。另外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434,道光元年六月(1821年7月)奏折,该折对皇室后裔又重申了服饰律。
[82]参阅斯科勒·V·R·卡曼:《中国的龙袍》,170～175页;亨尼·哈拉尔德·汉森:《蒙古服饰》,伦敦,1993。
[83]参阅斯蒂芬·索克尔:《亚洲反向弓:反向和翻转系统》,载《亚洲艺术》, 1994,24(5),146～149页。
[84]参阅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1册,46、236页;宁昶英:《论满族的射柳习俗》,载《满族文化》,1992(16),66～68页。
[85]参阅王子林:《清代弓矢》,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1),86～96页。正如斯蒂芬·索克尔《亚洲反向弓:反向和翻转系统》一文指出的,弓的“拉力”指把弓拉开的力度。
[86]转引自王锺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见《满族史研究集》,20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87]参阅王锺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见《满族史研究集》,197页。
[88]左步青:《满洲贵族的尚武精神及其泯灭》,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3), 32～37页。
[89]万依编:《清代宫廷生活》,170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85;王子林:《清代弓矢》,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1),87页;若菁:《乾隆帝饬谕皇子练习骑射》,见郑逸梅主编:《清宫轶事》,57～59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关于鹿角椅,参阅胡德生:《乾隆鹿角椅》,载《文物》,1986(7),84～85页。感谢简·斯图尔特为我提供这个参考资料。胡德生指出,鹿角椅保存于避暑山庄,乾隆统治时期共制造了3把这样的椅子。李凤民、陆海英编《故宫杂趣》(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6)第125～127页指出,皇太极也有3把鹿角椅,是用他自己猎杀的鹿的角做的,其中的一把现在仍然保存在沈阳故宫博物院,椅子的图片见铁玉钦主编:《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精品荟萃》,沈阳,1991。另外参阅徐珂:《清稗类钞》,1917年初版,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重印,该书第2册第20页记载,最初提出对宗室射术加以考察的人是乾隆皇帝。
[90]章乃炜:《清宫述闻》,385页。奕生于1840年,八弟钟郡王生于1844年,九弟孚郡王生于1845年。四姊寿安固伦公主生于1826年,出嫁于1841年,去世于1860年(时年33岁)。
[91]王锺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见《满族史研究集》,198页。由于中国的婴儿出生后就是一岁,所以如果按西方的年龄算法,乾隆皇帝当时应该小于12岁。郎世宁画有乾隆皇帝猎鹿图,现藏于法国的吉美博物馆。他还画了乾隆皇帝猎熊图,见万依等编:《清代宫廷生活》,119页图片168,香港,商务印书馆,1985。
[92]参阅昭梿:《啸亭杂录》,13～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徐珂:《清稗类钞》,56页。吴秀良:《康熙朝储位斗争记实》,37页。
[93]参阅任桂淳:《清代八旗军的兴衰——以广州、杭州、荆州驻防军为例, 1644—1911》,15页,博士论文,伊利诺伊大学,1981。史景迁:《曹寅与康熙:臣仆与主子》,130～131、148页,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关于玄烨的左右开弓,参阅奚尔恩:《白晋神甫所藏之康熙皇帝画像(附图)》,载《泰东》,1932,1(7),560页。关于康熙皇帝拉弓的力量,参阅史景迁:《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147～148页,纽约,1974。玄烨的射术是超群的,因为最硬的弓有18个拉力。陈捷先指出,满文起居注中记载的射箭比赛,不见于汉文起居注,参阅陈捷先:《清朝诸帝满文起居注介绍》,载《中亚杂志》,1973,17(2～4),127页。
[94]参阅史景迁:《曹寅与康熙:臣仆与主子》,130～131页。
[95]《大清实录》卷192,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大清实录》卷117,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大清实录》卷41,康熙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另外参阅劳伦斯·凯思乐:《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1661—1684》,107页,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6。
[96]参阅昭梿:《啸亭杂录》,432、515页;王锺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见《满族史研究集》,19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97]源于一首御制诗,转引自王锺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见《满族史研究集》,199页。
[98]参阅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3),57～64页。宫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食物定量。尝试削减开支的记录可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317,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日(1794年11月24日)奏折。
[99]参阅吴正格:《满族食俗与清宫御膳》,430～432页,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苑洪琪:《清乾隆帝的长寿与膳食》,载《历史档案》,1993(4),135页;史景迁:《大清王朝》,见张恭庆编:《中国的饮食文化:从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视野观察》,281页,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
[100]参阅吴正格:《满汉全席》,3～6页,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101]参阅吴正格:《满族食俗与清宫御膳》,244～246页,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102]吴正格《满族食俗与清宫御膳》第147～148页列举了1861年前运送宫廷的特殊食物的一份很长的清单;第249～256页则可以见到1774—1778年的小菜清单。小菜是指乾隆皇帝在宴会之外的日常食物。另外内务府奏案446—5—55/7,乾隆元年十月六日(1736年11月8日)奏折,讲的是维吾尔王公阿明呈送哈密瓜之事。关于满族忌吃狗肉事,参阅李艳平:《满族饮食文化》,载《满语研究》,1994(2),82页,李艳平认为这个禁忌来自于满族祖先打猎的传统:满族保持这个禁忌的主要原因是一只狗曾经在关键时刻帮助过努尔哈赤。
[103]马国贤著,福图纳托·普朗迪译:《清廷效力十三年:马国贤神甫在华回忆录》,49～50页。关于复杂的进贡制度,参阅董建中:《清乾隆朝王公大臣官员进贡问题初探》,载《清史研究》,1996(1),40～66页。
[104]关于荔枝,参阅宫中杂件467—4—85/1869嘉庆二年闰六月十八日(1797年8月10日)(译者按:原文误为乾隆六十二年闰六月十八日)的一件“赏单”。
[105]参阅史景迁:《大清王朝》,见张恭庆编:《中国的饮食文化:从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视野观察》,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282～284页,此处描述了关于宴会的正式规定,并且指出应进一步研究满宴。此项研究来源于吴正格:《满族食俗与清宫御膳》,230～231页。吴正格认为,清朝统治者保存了满族的菜肴,并将之用于宴席,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宴席“全是汉族菜式”,例如,参阅鞠德源:《清宫大宴礼仪和膳单》,载《紫禁城》,1981(1),34～36页。
[106]据记载最盛大的宴会有:1713年在畅春园为庆祝皇帝的六十寿诞而举办的宴会;1718年在乾清宫为庆祝康熙皇帝的六十五岁寿诞而举办的宴会;1785年在乾清宫举办的千叟宴;1795年宴请5000名长者的盛宴。参阅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3),63页;刘桂林:《千叟宴》,载《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1(2),49～55页。
[107]M.A.爱默马丁编:《关于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可资借鉴的稀见通信,使团的一些报道,以及一些地理和历史笔记》,第4卷,224～225页,巴黎,1843。
[108]参阅徐启宪:《清代皇帝的用膳》,载《紫禁城》,1980(4),10页;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3),60页。这些日常食谱见宫中杂件467—4—85/2220乾隆朝的“膳单”。北京仍旧制作和出售满族点心,参阅李珂:《京味西点:荟萃园》,载《人民日报》,19911011;苑洪琪:《清乾隆帝的长寿与膳食》,载《历史档案》,1993(4),134～135页;李国梁:《避暑山庄御膳杂谈》,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1),83～85页。
[109]关于北京地区的供应,参阅《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北京,1937。内务府奏案446—5—55/7,乾隆元年九月十二日(1736年10月16日)满文奏折指出,虽然有24头奶牛是分配给皇太后的,但这些奶牛每天所产的24斤牛奶也必须得制成奶油、酸奶和奶酪,供年轻的公主享用。不足部分由分配给皇帝的100头奶牛所产牛奶补充之。呈递奏折的大臣请求增加奶牛数量,但被皇帝否决了。1741年的一份奏折谈的是为皇帝的随从人员提供牛奶之事,该奏折显示,18世纪初康熙皇帝首创了用75头奶牛轮流为御茶房供应充足牛奶的制度,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33,乾隆六年五月十七日(1741年6月29日)奏折。皇帝南巡时也要配备奶牛和奶羊,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2,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783年12月17日)奏折,奏报的是为1784年南巡在沿途配备奶牛和奶羊的相关安排(相关条例见《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1707—1761年间,有关皇子和公主成婚后配备的奶牛数量的规定多有变化,参阅内务府奏案446—5—55/128,乾隆二十六年二月七日(1761年3月13日)奏折。
[110]参阅徐启宪:《清代皇帝的用膳》,载《紫禁城》,1980(4),10～11页;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3),60页。
[111]参阅罗友枝:《皇帝的葬礼:明清皇帝与死亡仪礼》,见华琛、罗斯基编:《帝制中国晚期与近代中国的死亡仪礼》,228～253页,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8;陈捷先:《清代皇帝满语谥号研究》,载《中亚杂志》,1982,26(3～4),187～ 192页。
[112]参阅刘小萌:《满族肇兴时期所受蒙古文化的影响》,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6),172～173页;季永海:《清代赐号考译》,载《满族研究》,1993(2),69～78页。
[113]参阅欧文·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部落、地理分布,与满族和汉族的历史渊源,及当前的政治问题》,29页,纽约,1934,此处指出,东部蒙古人觉得他们作为大清帝国的创始者,与满洲人的地位相等。博克多是1636年由蒙古王公授予皇太极的,参阅陈小强:《从蒙古喇嘛内齐陀音一世的活动看满洲清政权对藏传佛教的扶植和限制》,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4),40页;查尔斯·鲍登:《库伦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文本、翻译和注释》,45～46页,威斯巴登,哈拉索维兹出版社,1961。关于可汗一词在突厥历史上的运用,参阅米歇尔·R·多姆普:《臃肿的统治:早期突厥精英政治体制的臃肿与多变》,见加利·西曼、丹尼尔·马克斯编:《来自草原的统治者:欧亚内陆外缘国家形成之路》,第2卷,92～115页,洛杉矶, 1991。关于俄罗斯的名词,参阅马克·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双方外交关系》,45页,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
[114]参阅陈捷先:《清朝诸帝满文起居注介绍》,载《中亚杂志》,1973,17(2～ 4),126页;萧奭:《永宪录》,1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石桥崇雄:《清代前期皇帝权力的形成》,载《东洋文库研究部论文集》,第48集,1～15页。另外参阅徐珂:《清稗类钞》,“呈文”第四章第5页;内务府奏案446—5—55/332,嘉庆四年三月十八日(1799年4月22日)奏折;内务府奏案446—5—55/335,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799年11月19日)奏折。
[115]台北出版的康熙朝的满文奏折多用这些术语,参阅“国立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8、9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7。上引祭文选自收藏于康奈尔大学沃森收藏室的1661年4月22日的“月册”。
[116]参阅木叟:《满族请安礼》,载《紫禁城》,1987(1),31～32页。
[117]范文慈:《清代贡珍》,见范文慈、瓦特·詹姆斯编:《品茗历史:来自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珍藏》,555页,纽约,1996。
[118]参阅范文慈:《清代贡珍》,见范文慈、瓦特·詹姆斯编:《品茗历史:来自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珍藏》,560页;古原宏伸:《乾隆帝对中国水墨画的鉴赏力》,见周汝式、克劳德·布朗编:《生花妙笔:乾隆时期的中国绘画,1735—1795》,56～73页,菲尼克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1985。关于皇帝收藏品的规模及他的笔、墨、纸、砚等,参阅瓦特·詹姆斯:《古玩奇珍》,见范文慈、瓦特·詹姆斯编:《品茗历史:来自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珍藏》,537～543、549页,纽约,1996。
[119]例证参阅瓦特·詹姆斯:《古玩奇珍》,见范文慈、瓦特·詹姆斯编:《品茗历史:来自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珍藏》,302、305～306、308～311页图片;另外参阅509、513、515～516、518～519页图片。
[120]参阅“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故宫博物院”痕都斯坦玉器特展目录单》, 83～93页,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3。
[121]参阅塞西尔·比尔德莱、迈克尔·比尔德莱著,迈克尔·布洛克译:《郎世宁:中国皇宫的耶稣绘画师》,79～88页,拉特兰,1971;聂崇正:《谈清代“紫光阁功臣像”》,载《文物》,1990(1),65～69页;曾嘉宝:《功臣图:被乾隆首赏的八位官员画像》,载《亚洲古玩艺术》,1992(47),69～88页;曾嘉宝:《纪丰功、述伟绩:清高宗十全武功的图像记录——功臣像与战图》,载《故宫文物月刊》,1990(93),38～65页。
[122]参阅畏冬:《＜皇清职贡图＞创制始末》,载《紫禁城》,1992(5),8～12页。
[123]参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清代档案史料》,第2册,1530页,上海,1991。
[124]参阅塞西尔·比尔德莱、迈克尔·比尔德莱著,迈克尔·布洛克译:《郎世宁:清宫洋画家》,119～123页,拉特兰,1971;庄吉发著,马克·艾略特译:《皇帝的新宠》,载《“国立故宫博物院”集刊》,1998,23(1),1～13页。
[125]参阅巫鸿:《皇帝的化装舞会——雍正和乾隆的戏装画像》,载《东方》,1995, 26(7),25～41页。胤禛戴欧式假发的另外一幅图片仍然存世,巫鸿的文章中图片8即是。
[126]参阅巫鸿:《皇帝的化装舞会——雍正和乾隆的戏装画像》,载《东方》,1995, 26(7),30页。
[127]参阅巫鸿:《屏风:中国绘画的形象和代表》,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
[128]巫鸿:《超越窠臼:清代宫廷艺术中的十二位美人与＜红楼梦＞》,见魏爱莲、孙康宜编:《帝制中国晚期文学作品里的女性》,330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7。
[129]参阅巫鸿:《屏风:中国绘画的形象和代表》,209～210页。
[130]巫鸿:《屏风:中国绘画的形象和代表》,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