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思潮的 涌来和中国人的选择

“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曾经身历其间的瞿秋白事后叙写自己的感受说:

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²⁾

即使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也不难窥见当日社会主义潮流掀动人心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主义名号之下统括着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主义与主义之间相去往往很远。但对于为中国社会寻求出路的人们来说，它们曾经是同样富有吸引力的救世真义。每一种主义的周围，都汇聚过有志于救治世病的知识分子。可以说，被民主和科学所唤起的成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几乎在一夜之间纷纷成了社会主义者。

瞿秋白

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潮迅速地影响了“五四”前后涌出的一代出类拔萃之辈。这一事实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其一，古有的大同理想成为一种现成的思想基础，沟通了中国人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大同之说久存于典籍之中: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³⁾

在19世纪，这种东西明显地影响过小农构筑起来的太平天国，因此，古已有之的大同思想并不等于近代社会主义，但它画出了一种没有争斗、互爱互助的境界。由这种境界产生的理想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五四”前后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们猛烈反对旧文化，但他们本身又多半是从旧文化中挣脱出来的人物。因此，大同理想本是熟知之物。1919年2月，李大钊在写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个月之后，曾大声呼吁青年到农村去，“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活，那其余的功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⁴⁾他以改造农村立论，但却非常明显地透露出古代大同境界留下的历史回声。正是这种境界，使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面对着社会主义思潮因似曾相识而心向往之。邵力子在批评张东荪的一篇文章里就说过:“‘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几句话确可以代表社会主义底神髓。”⁽⁵⁾当然，同近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相比，原始大同理想又是空泛的。但正是这种空泛又提供了多方面理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此，各派社会主义都可以与大同理想相衔接而在中国人当中找到自己的知音。刘仁静后来回忆:“那时，大家正在寻找国家的出路，追求真理，对社会主义还没有明确的认识。研究会的几十个会员中，除部分相信马克思主义以外，有的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有的相信无政府主义。其实，在当时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没有什么研究，只是从杂志上看了一些有关宣传品，认为有道理，合乎自己的胃口，以后看见别的主张更好，有的也就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主张。”⁽⁶⁾“合乎自己的胃口”说明了选择的主观性，其中无疑包含着由古老的大同思想所引出的仁者见仁和智者见智。

其二，甲午战争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资本主义缓慢而持续的发展，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准备了现实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又造成“机器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象秋风扫落叶一般”，“中产社会渐渐都沦为无产者”，“社会上困苦的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乡间了”。人们因之而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⁷⁾在西方，这种认识曾促生了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这种认识则引来了近代社会主义。20世纪初年努力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进人物，就已经表现出追求资本主义，同时又向往比资本主义更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样一种矛盾。孙中山说:“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即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⁸⁾这种矛盾因中国人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危机而加深。因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的黑暗苦痛而加切。于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社会主义便成为忧国之士高谈阔论的一个题目。

孙中山

时光迁移，潮来潮去。“五四”前后搬入中国的种种社会主义学理虽曾一度汇成涌流之潮，极其明显地影响过那个时候的社会思想和学术思想，但在短短几年之后就波平浪静，了无痕迹了。只有马克思主义在风雨之中扎根于中国社会，掀开了新陈代谢的另一页。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⁹⁾他以文学语言描绘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同十月革命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反映了历史的造就，又是一个时代的人们比较和选择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里，一方面是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以及失败后的反省。1919年底成立于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在那个时候的知识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团聚于其中的人们，有志于“平和的经济革命”，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他们的工读实践曾经激起过许多热血青年的希望和憧憬，但从第二年秋天开始，这种和平改造社会的试验就在内外交困中一步一步溃散了:“团体发展一步，经济紧急一步;团体存在一天，经济困难一天。由经济紧急而经济困难，由经济困难而经济穷绝，以至于团体不得不解散。”⁽¹⁰⁾这个结局会带来幻灭的痛苦，然而认识的深化往往也开始于此。从工读互助团里走出来的施存统在饱尝苦辛之后说:“(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既然免不掉现实社会的支配，当然要发生许多试验新生活的障碍。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把这些障碍根本打翻。而打翻这些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¹¹⁾另一方面，是十月革命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吴玉章说，那个时候读到约翰·里德写的《震动环球的十日》，“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我们北方邻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个劳农政府，伟大的俄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剥削制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从前我在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各种思想流派，深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今天这个理想居然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实现了，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¹²⁾他接触过各种社会主义，而在俄国胜利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引导抉择的评判。当时《广东新中华报》的一篇文章说得更直白:“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布尔塞维克之不能以武力扫除矣!”⁽¹³⁾已被证实的东西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一种事实。拥有事实的理论一定是能够征服人心的理论。因此，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非常自然地成为中国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中介。成批从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出发追求社会主义的人们，正是通过这一中介而最终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足迹，显示了一代人在探索中走过的道路。

施存统

吴玉章

从戊戌变法仿效日俄、辛亥革命仿效法美到“五四”之后仿效苏俄，表现了每个时期先进中国人的选择。但三者又构成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环节，因此，这又是一种历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