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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各色各样的“主义”蜂拥而入中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从新实在论到尼采主义、国家主义，从柏格森、倭铿、杜里舒以及康德的先验主义到马赫、孔德以及英美经验主义、实验主义，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到旨在救治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社会主义学说……都曾化为众多中国人的言谈和文章。它们展示了当时世界的各种主要思潮，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比较与选择的机会。

对于各色各样的“主义”，我们过去多见其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一面。其实，在这些“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它们首先是作为新文化的一部分同旧文化对立的。因此，很多学说在不同方面都有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即如实验主义，除了它备受笔伐的政治影响之外，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到顾颉刚的《古史辨》，到俞平伯《〈红楼梦〉考证》，到陶行知、陈鹤琴的教育思想都有着实验主义深浅不同的痕迹。它们代表了中国学术、教育史上不同于中世纪的另一个时代。至于搞“新村”运动一类尝试的人，他们多半还是想在黑暗中以爝火萤光探照自己和民族的去路，终究比那种安于现状、无所用心要好。而曾经长期受到痛訾的尼采之超人学说，则不仅影响过王国维，而且影响过鲁迅、郭沫若和青年毛泽东。因为超人以个性解放否定了旧礼教的束缚，所以先进的人们欢迎超人。“五四”时期的激进青年傅斯年由衷地说过:“须提着灯笼，满街找超人;拿着棍子，满街打魔鬼。”他的话表达了那个时代年轻一代的普遍心理。因此，对于它们为是为非，不能一概而论，主要应从它们的政治趋势和实际作用来检验。

各种各样的“主义”寄托着各色各样的信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寻找信仰的同时形成了百家争鸣。这是思想自由原则在思想界和知识界的贯彻。比之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候的争鸣更复杂，更壮观。诸多的“主义”在论争中起落，展示了百舸争流的绚丽境界。

(1)近百年第一次民族反思是由中日甲午战争引发出来的，这一次反思导向随后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

(2)汪叔潜:《新旧问题》，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期，191509。

(3)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并非始于“五四”，早在戊戌时期，何启、胡礼垣即对“三纲之说”进行了全面的批驳:“君臣不言义而言纲，则君可以无罪而杀其臣，而直言敢谏之风绝矣;父子不言亲而言纲，则父可以无罪而杀其子，而克谐允若之风绝矣;夫妇不言爱而言纲，则夫可以无罪而杀其妇，而伉俪相庄之风绝矣。由是官可以无罪而杀民，兄可以无罪而杀弟，长可以无罪而杀幼，勇威怯，众暴寡，贵凌贱，富欺贫，莫不从三纲之说而推。是化中国为蛮貊者，三纲之说也。”(《〈劝学篇〉书后》)谭嗣同则更尖锐地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仁学》)但这些批判仍然是局部的而非总体性的，且多着眼于政治，把孔孟之道与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理论内核的“三纲”截然划开，把罪恶归诸后者。这与“五四”是有区别的。

(7)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见《蔡元培选集》，14～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

(12)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见《李大钊文集》，下册，178页。

(15)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载《新青年》，第2卷第4号。

(17)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见《李大钊文集》，上册，263～264页。

(18)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见《独秀文存》，卷1。

(20)参见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24)黄远生:《新旧思想之冲突》，见《远生遗著》，卷1，154～155页。

(25)伧父:《再论新旧思想之冲突》，载《东方杂志》，第13卷第4号，4页。

(26)钱钟书:《管锥编》(三)，第3册，9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7)章行严:《新时代之青年》，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

(28)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载《言治季刊》，第3期，1918-07。

(29)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载《言治季刊》，第3期，1918-07。

(30)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32)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560、559页。

(33)严复:《论世变之亟》，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2页。

(36)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

(37)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39)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40)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