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新文化运动

《青年杂志》

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这段话正确地说明了“辛亥”与“五四”之间的内在联系: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社会的希望，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产生了巨大的波潮，于是而有新文化运动。

过去把新文化运动称作启蒙运动。其实，在中西文化经历了70多年的撞击和交汇之后，出现于20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的这一阵波潮，其潮头已经越出了启蒙的本义。起自19世纪中叶的西学东渐过程，由器物(科学技术)而及于制度(君民共主和民主共和)。然而，橘逾淮为枳，在西方卓有成效的东西，到了中国却总是全然不成模样。其根由何在?当革命派效法孟德斯鸠、卢梭、华盛顿的理想被军阀统治的丑恶现实撕成碎片之后，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们开始由器物和制度层面楔入到文化心理层面，从中西之间的形而下的比较进入到形而上的比较。在孙中山埋头于“心理建设”的同时，鲁迅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继陈独秀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后，李大钊又再论《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这个过程从探索辛亥革命失败的一面开始，最终成为近代百年第二次民族反思。⁽¹⁾“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²⁾在器物和制度之后，是西方近代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对立。这种对立，促成了观念形态的革命，引发了中西文化的激烈论争。80年新旧之争一变而为民主和科学的巨响，随着大潮的泛起，涌来了各色各样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