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国初年的社会危机

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危机感:“哀哉!吾民瘁于晚清稗政之余，复丁干戈大乱之后，满地兵燹，疮痍弥目，民生凋敝，亦云极矣。”⁽⁵⁴⁾“蒙藏离异，外敌伺隙，领土削蹙，立召瓜分，边患一也;军兴以来，广征厚募，集易解难，饷糈罔措，兵忧二也;雀罗鼠掘，财源既竭，外债危险，废食咽以，财困三也;连年水旱，江南河北，庚癸之呼，不绝于耳，食艰四也;工困于市，农叹于野，生之者敝，百业凋蹶，业敝五也;顽梗未净，政俗难革，事繁人乏，青黄不接，才难六也。”⁽⁵⁵⁾夭折的革命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结果，但革命对旧制度的冲击所诱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却并未随着革命的夭折而终结，相反随着政治的逆转而空前恶化，于是“隐忧”变成了现实，社会在变态中畸形。对此，孙中山目击身受。1918年，他在《建国方略·自序》中怀着痛苦的心情回顾以往的历史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⁵⁶⁾

这是一个充满黑暗和动荡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军阀横行，兵匪肆虐，死亡流离，道殣相望，疾首蹙额者，涟涟泣涕，鹄面鸠形者，嗷嗷哀鸣。地处中州的河南情形更糟，据时人记载，河南境内每年有十之八九的黎民百姓不能自活，弱者希人之余则流为丐，强者夺人所有则流为盗，丐与盗满河南。于是而有白朗起义。1911、1912年间开始的白朗起义，最盛时达2万余人，纵横豫、皖、鄂、陕、甘五省，与袁世凯周旋了近三年时间。比之两个月就失败的赣宁之役，它的生命力更强韧。白朗军曾自称“公民讨贼军”，传檄远近，直斥袁世凯“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的罪行:“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摈除贤士，宠任爪牙，以刀锯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钱励无耻，库伦割弃而不顾，西藏叛乱而不恤，宗社党隐伏滋蔓，而不思防制铲除，惟日以植党营私，排除异己，离弃兄弟，变更法制，涂饰耳目为事。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海内分崩，民不聊生。”⁽⁵⁷⁾把斗争锋芒指向袁世凯及北洋政府。但组成这支队伍的多数却是遣散的军队及无业游民。白朗起事之时，正值“共和告成，裁汰军队，白狼乃派部下招集被裁之兵士，购置军械，组织大队;又以豫省连年荒旱，民生凋敝，铤而走险者日益众。于是乌合景从，闻风归附……”⁽⁵⁸⁾他们集中地揭竿而起，反映了民国初年社会内在矛盾的激化。白朗部下的著名头目李鸿宾等十余人，多系军队出身，或系革退军官学生。由于这批人的加入，白朗军更富有战斗力。他们既是讨贼，也是求生存;既有正当性，也有动乱性。

在白朗的队伍之外，还有更多的散兵游勇。他们则全然是社会不安定的代表者和制造者。“战后之兵，蛮野浮动，在伍时既大肆劫掠，退伍后仍将流为盗寇，则今日之兵，即他日之匪……”⁽⁵⁹⁾兵化为匪，匪化为兵，兵又化为匪，民国成了名符其实的兵匪世界。失控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而他们的存在又加剧了社会的失控和动荡。早在1912年4月12日，《神州日报》即载文指出:“今日足以为中国前途之隐忧者，军队问题外则会党是也。……长此不治，则充吾二十二行省皆成会党世界。”后来的历史不幸地证实了这一预言。辛亥革命之后，湖南会党明目张胆，遍布乡间，拉人入会，掳掠村庄;陕西会党飞扬跋扈，居功自傲，广设码头，“办支应，理词讼，直代县官行政，甚至公然以地方主人自居，鱼肉良懦，苛派钱款，乡民畏惧，直似满人入关时驻防。同志见此情形，莫不扼腕太息，不意闹成会党世界”⁽⁶⁰⁾;贵州省遍开堂口，匪党横行，掳掠奸淫，全省糜烂，“盖匪焰益张，民生日蹙，商不得市，农将失时，学堂尽变山堂，军府都成盗薮，方且日夕密计大举劫掠，洗富室以饱囊橐，焚贫户以牵救护”⁽⁶¹⁾。此种行径，在当时极为普遍，几乎各省都时有发生。会党成为民国时期十分突出而又相当棘手的社会问题。丁佛言在《民国社会之大危机》一文中说:

中国人民除中上层及安良守分之农人，其余大多数概可谓制造土匪之好原料品也。如四川之哥老、两湖之会匪、江浙之洪江、山东直隶之义和团，加以各省无业之游民、地方饥寒之灾黎，其秘密结合不知数百年，其潜伏社会不下千百万。幸而国家无事，无所牵动诱引，彼辈也可稍安，一旦有事，即乘机而兴，揭竿而起。⁽⁶²⁾

会党的积极性与破坏性始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但革命之后仍然动不思静;他们从土地上游离出来，但职业的惯性又使他们无法重新回到土地中去;他们在天下大乱之时卷入革命，并有力地支援了革命，但他们是按自己的意愿来理解革命的;他们各自都有严密的组织，然而在本质上他们又都是天然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当夭折的革命无以吸收和消化他们的时候，他们便非常自然地成了社会动乱的因素。

保定军校遗址

除了军阀、兵匪、会党外，民国初年从各阶层游离出来的大量人口，也是一个令人侧目的社会难题。1913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提到:“两月以来在西河沿一带旅馆运动官缺者七万余人，其人或在前清久任实缺，或在大学优等毕业，政府何法对付，惟有谢绝耳。”⁽⁶³⁾五年之后，保定军校招生，200人的名额引来了7000多报考者。太多的人口和太少的饭碗，在这一矛盾中被淘汰的人们不能不变成加剧社会危机的另一原因。

社会危机是社会内部各种矛盾激化而呈现出的一种恶性状态，它以最严酷的方式把社会的种种积弊、病根和矛盾展示在人们的眼前，因此它又往往成为社会转机的起点，对于一个长期迟滞的社会来说尤其如此!就民国初年的社会危机而言，它在令人怵目惊心地外化军阀统治的黑暗的同时，也无情地宣判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已走到了穷途末路。于是，人们在愤懑、叹息之余又开始了新的追求。

【注释】

(1)李大钊:《隐忧篇》，见《李大钊文集》，上册，1页。

(2)一位西方观察家说:“一九一一年以来，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是许多冲突的舞台。”(《参考消息》，19870404)这种看法是深刻的。

(3)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见《中国小说史略》附录，4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

(5)居正:《约法问题》，见《居正文集》，上册，95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6)《在南京同盟会饯别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319页，中华书局，1982。

(7)《在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上的演讲》，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240页。

(8)《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见《宋教仁集》，下册，459页。

(9)《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演说辞》，同上书，456页。

(10)《石叟牌词》，见《谭人凤集》，411页。

(11)除跨党者外，国民党在众议院596个席位中，独得269个，共和党得120个，统一党得18个，民主党得16个;在参议院的274个议席中，国民党独得123个，共和党得55个，统一党得6个，民主党得8个。

(12)《于右任辛亥文集》，25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13)《民立报》，19130414。

(14)转引自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见孟荣源等编:《近代稗海》，第3辑，45页。

(15)转引自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见孟荣源等编:《近代稗海》，第3辑，65页。

(16)［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542页。

(17)戴天仇:《杀》，载《民权报》，19120520。

(18)《正式国会之殷鉴》，载《民权报》，19120911。

(19)黄远生:《忏悔录》，见《远生遗著》，上册，卷一，124～125页。

(20)溥仪:《我的前半生》，89～90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

(21)溥仪:《我的前半生》，89～90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

(22)溥仪:《我的前半生》，95页。

(23)溥仪:《复辟的形形色色》，载《光明日报》，19620709。

(24)《洪宪遗闻·徐世昌谈洪宪小史》，见《八十三天皇帝梦》，298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25)一般称之为“张勋复辟”，这里采用溥仪在回忆录里的说法。

(26)引自［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39页。

(27)同上书，141～142页。

(28)《孟恩远等敦请袁世凯早登皇帝位电》，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国运动》，13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29)［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525页。

(30)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20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31)梁启超:《反对复辟电》，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17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32)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46页。

(33)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34)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各地先后称都督的有一百多个，有的一省就有好几个。他们中的一些人始终站在革命行列，但也有的后来转化为军阀。征之当时的实际，这种转化，以西南诸省为多。

(35)奉系是依靠北洋军阀起家的，其兵源也有一部分来自北洋新军，所以一般把它列入北洋军阀官僚体系中。

(36)王传厚:《倪嗣冲在安徽的罪恶统治》，见《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37)陆君由、苏书选编:《陆荣廷传》，262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

(38)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598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39)《护法运动期间南北军阀在湖南造成的祸害》，见《湖南历史资料》，115页，1959(3)。

(40)康有为:《复教育部书》，载《不忍》，第4期。

(41)康有为:《孔教会序二》，载《不忍》，第1期，《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2号。

(42)康有为:《复山东孔道会书》，见《康有为政论集》，下册，840页。

(43)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19页。

(44)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4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45)康有为:《不忍杂志序》，载《不忍》，第1期。

(46)《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政令，51～52页，上海，广益书局，1920。

(47)《内务部准孔教会批》，见《孔教十年大事》，卷7。

(48)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鲁迅全集》，第六卷，252页。

(49)严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326～327页。

(50)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689页。

(51)参见黄远生:《记太炎》，见《远生遗著》，卷3，225页。

(52)参见《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1册。

(53)严复:《与俞复书》，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725页。

(54)李大钊:《大哀篇》，见《李大钊文集》，上册，6页。

(55)李大钊:《隐忧篇》，见《李大钊文集》，上册，1页。

(56)孙中山:《建国方略·自序》，见《孙中山选集》，上册，104页。

(57)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白朗起义》，22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58)吕咎予:《白狼扰蓼记》附《狼祸述闻》，同上书，321页。

(59)李大钊:《隐忧篇》，见《李大钊文集》，上册，3页。

(60)郭希仁:《从戎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77页。

(61)《戴戡周沆效秦廷哭上蔡锷书》，见《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57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62)丁佛言:《民国社会之大危机》，载《中华杂志》，第1卷第2号。

(6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6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