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阀割据在形成

战争结束了“洪宪帝制”，被一种武力拥上台的袁世凯又被另一种武力逼下了台。随着袁世凯的死亡，他一身而维系的那种专制主义统一也倾覆破碎了。然而，推翻袁世凯的人们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统一。于是，在旧的统一已被推倒和新的统一尚未来到之间，出现了一个军阀割据的时期。

军阀是一种封建势力，但又有着异乎寻常的特点。一、在他们手里，本是国家的统治工具的武装、军队变成了一己私有之物;二、私有的武装、军队又分割地方，形成了私有的地盘。没有无军队和地盘的军阀。因此，军阀统治的实质是实力之下的武治，它比寻常的封建统治带有更多的动乱性和黑暗性。人们常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目为近代军阀的鼻祖。其实，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军阀武装。因为湘军和淮军不完全是他们的私人军队，还得听命于清朝政府。他们也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地盘。李鸿章做了多年的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多由湘军将领担任，左宗棠似乎以福建为地盘，但这些地盘不同于后来军阀的地盘，清朝政府还是可以随时调动的。追溯历史的渊源，从八旗绿营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南北军阀，湘、淮军不过是个中间环节。那个时候的军制改革包含着后来产生军阀的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是现实性。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需要条件，而这种条件并没有在上一个世纪出现。在袁世凯没有做皇帝，没有塌台之前，还维持着一个统一的形势。已经存在的各股军阀势力之间的纷争，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袁世凯死后，留下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真空，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实权却掌握在军阀手中。因此这个脆弱的同一体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军阀割据混战，正是在这种分崩离析的形势下出现的。

黎元洪

护国战争之后的中国，是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两大军阀官僚体系的天下，“政客借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政客”与“名流”大都依附于军人。北洋军阀主要来自于袁世凯的小站旧人。据统计，小站练兵时，大小参谋队官有58人。在民国初年，这一群人中先后出了两个总统，3个总理，10个陆军总长、次长，两个巡阅使，23个护军使、镇守使，以及众多的师长、旅长、团长。这些人组成了所谓“北洋袍泽”。当时人说:“民国所谓北洋军阀者，若大总统、副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巡阅使、检阅使、各省督军、省长以及军长、师长、旅长都出自小站。”⁽³³⁾这种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北洋将领“多袁旧人”却是事实。西南军阀则多由辛亥革命后的都督演变而来。⁽³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或护国战争，有的人还曾参加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充当过革命的角色。如唐继尧，早先留学日本便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参与策划和组织云南辛亥重九起义与护国运动。但在同北洋军阀的武力对抗和纵横捭阖中，他们自身也变成了军阀。他们以其自身的变化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山重水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说:“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是就军阀的本质而言，他们对近代社会的破坏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又各有其特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

(一)北洋军阀始终操纵北京政府，打着“统一”的旗号，颇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两大派系，以及稍后以张作霖为首领的奉系军阀。⁽³⁵⁾其内部的勾结与对峙，主要是围绕着争夺中央政权而展开的。西南军阀以滇、桂、黔系为主体，包括川、粤、湘系在内。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始终是地区性的。就军阀的地位而言，它是从属的，形成的年代也比北洋军阀晚。

(二)西南军阀大多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而北洋军阀一开始就是以镇压革命运动起家。这个差异与当时中国社会变迁的诸因素有关。在近代中国，新兴力量首先是从南方开始，而后由南向北。单就辛亥革命来说，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四川保路运动，都发生在南方而后震撼全国。二次革命期间，反袁的力量主要在江西、江苏等地，也是南方。护国战争还是以南方为基础，从南方发动的。近代新的生产力、革新力量都从南方兴起，然后向北方推进。西南军阀与北洋军阀两大体系的内部组织结构，固然都存在着浓厚的封建宗法性，并依靠这种由血亲、同乡、同僚、故旧、师生等关系组成的宗法性关系网络，把持军事和民政。甚至可以说，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军阀集团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宗族性实体，军阀的凝聚就是“私的结合”。皖系军阀倪嗣冲督皖期间，其主要血亲不下五十人，“都蒙其提拔，掌握了安徽的军权、政权、财政等，组成一个倪氏统治安徽的大集团”⁽³⁶⁾。桂系军阀集团由其首领陆荣廷家族及其妻弟兼把兄弟谭浩明家族为主体，“结成封建宗法性小集团，实行封建把头式的家长制专制统治”⁽³⁷⁾。直系、奉系、滇系、晋系、黔系等军阀集团莫不安插家族、姻娅、同乡、同僚、故旧，分布要津，带有明显的家族意识和宗派意识，但从总体上说，北洋军阀具有更浓的封建性，南方军阀具有稍多的近代性。

段祺瑞

(三)由于西南军阀和北洋军阀所处的地位不同，故而二者在对外关系上，也就不完全一样。北洋军阀控制中央政府，可以代表国家与帝国主义缔结卖国条约。皖系、奉系与日本相勾结，直系与英美关系比较密切。西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直接关系不太明显。就这一点而言，西南军阀的罪恶比起北洋军阀来要小得多。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把二者、二者内部的各派军阀以及各个军阀头目区别开来。

近代军阀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大概言之，可以归为四类:一、由清代职业军官转化而来;二、起于行伍，脱颖而出者，如冯玉祥;三、在国内外军校受过新式军事教育者，这部分军阀接受近代军事知识，受过近代军事训练，使用近代武器，指挥近代军队，带有更多的新质;四、从土匪头目演变为地方实力派，如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桂系军阀头目陆荣廷。前者原是东北的红胡子，后者出身于绿林。五光十色的军阀头头的出身，是中国近代社会才有的。它既包含着来自传统的成分，又包含着传统以外的成分，由此产生的新旧杂陈是近代社会的一种特色。军阀都迷信武治，因此，军阀的时代是愚昧统制文化的时代。然而武治又并非全然没有意识形态。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都主张尊孔读经。山西的阎锡山倡办过“洗心社”，他主张的是周公孔子之道;湖南的赵恒惕则发出“以湘治湘”、“联省自治”的口号，搞地方宪法，模仿美国的联邦制度。前者未必相信周孔，后者未必崇奉欧美。不统一的割据混战局面产生了不同的群体利益，不同的群体利益需要不同的观念。这个过程又以变态的方式反映了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军阀头目的各种来源和光怪陆离的意识形态，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历史社会现象，是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两种因素相互交织而又矛盾冲突的产物，他们因此而具有种种古代军阀所没有的特点。

阎锡山

从护国战争到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大大小小的军阀拥兵自雄，自成派系。或控制数省以为己有，或盘踞一省称“督军”，或割据一省的某一地区称“镇守使”。“凡拥兵数千、号为师旅长者，皆得盘踞县邑，以为采地。大或连城数十，恣肆其间，兵力所至，闾里为墟。”⁽³⁸⁾大军阀往往网罗小军阀以壮声势，小军阀常常投靠大军阀以求自保。各派军阀或相互勾结，合纵连横;或矛盾冲突，明争暗斗。“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大小兵燹连绵不断。据统计，在民国初年，光是四川内部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乱，即达400余次之多。在军阀的烧杀劫掠之下，百业俱废，民生凋敝，人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之中。湖南宝庆“城厢内外，及各乡百里间凡兵队经过驻扎之处，几使家无幸免，女无完节，户少炊烟，路断行人，伤人惨目，天日为暗”⁽³⁹⁾。环顾国中，如宝庆者不知凡几!频繁的战乱，又造成了政局的动荡。控制中央政权的军阀头目，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从1912年至1928年的17年间，内阁变更了47次。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民国时期湖南施粥场

军阀的割据和混战是世界各国的近代社会里所不曾有的特殊现象。毛泽东曾把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归为两种:一是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二是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分而治之的政策。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东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使自然经济因侵蚀而开始分解。但这个过程又是长期缓慢的、不平衡的。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却使分解了的自然经济因没有出路而再次重建。同时，落后的交通又成为一种天然屏障，使沿海的经济变化同内地的停滞闭塞引人注目地共存着。强有力的统一的资本主义民族市场远没有形成，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不紧密。因此，占优势的仍然是地域性的农业经济。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性为军阀割据提供了生存的物质基础，而由于社会生产不发展，农业人口没有出路又为军阀混战提供了富足的兵源。四川的人口多，所以军阀也多。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经济上落后，军阀的兵源也来自这种经济形态。1912年，参议院曾规定全国常规武装的编制为50个师，每师1万人。但到1919年，调查公布的结果，军队人数已逾150万。比之实际人数，这还不过是一个缩小了的数目。军队人数的激增，固然反映了军阀势力的恶性膨胀，但这种膨胀又与分散的地域性农业经济，农业人口过剩有着直接的关系。落后的社会经济是军阀割据和混战的温床，当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渗入这种落后的时候，军阀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代表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加剧的矛盾带来了加剧的割据和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