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种复辟势力

民国初年的政坛诡谲变幻，暗潮翻滚。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后，由临时大总统而正式大总统而终身大总统，并进而企图“承天建极”;而被推翻的清王朝并不甘心于这种命运，伺机“恢复祖业”，“光复旧物”。于是，在袁世凯和溥仪的周围聚集了两种形相各异而实质相同的复辟实体。这是两个呼之欲出的幽灵，它们寄生于民国而又与民国为敌:一个企图复清朝之辟，一个力谋复帝制之辟;一个拥戴溥仪复辟，一个推动袁世凯称帝。两种复辟势力所拥戴的具体对象不一，但它们植根于相同的社会土壤和由千百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的皇权心态。

溥仪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创立了中华民国，但在紫禁城里仍然保留着最后一代君主以及与之相称的全套帝王礼仪。按《关于清帝逊位之后优待之条件》规定:溥仪仍拥皇帝尊号，每年坐收四百万元巨款，养尊处优于北京皇宫的小朝廷，依然沿用宣统年号，称皇道朕，依然可以称孤道寡地颁布上谕，英文教习庄士敦，还穿着补褂，在“南书房”行走，民国政府还要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在历史已经进入20世纪之后，这里还满是19世纪留下的灰土和尘埃。它是一个国中之国，完整地保存着前清的皇朝体制。溥仪后来回忆自己的师傅陈宝琛时说:

在他嘴里，革命、民国、共和，都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和这些字眼有关的人物，都是和盗贼并列的。“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这是他对一切不顺眼的总结论。记得他给我转述过一位遗老编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他加上一个横批是:“旁观者清”。他在赞叹之余，给我讲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讲了“遵时养晦”的道理。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常如此议论:“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二百多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²⁰⁾。

这是一种怀着深沉的失落感等待奇迹的孤臣孽子之情，而紫禁城小朝廷的存在又给他们伺机而动的希望。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共和民国在一切旧势力的进攻和腐蚀之下，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这就使那些力主“还政于清”的孤臣孽子和宗社党更加跃跃欲试。溥仪说:

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孤臣孽子感到兴奋的事情越来越多:袁世凯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尤其令人眼花缭乱的，是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任为清史馆馆长。陈师傅等人视他为贰臣，他却自己宣称:“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那位给梁鼎芬在梁格庄配戏的劳乃宣，在青岛写出了正续《共和解》，公然宣传应该“还政于清”，并写信给徐世昌，请他劝说袁世凯。这时徐世昌既是清室太傅同时又是民国政府的国务卿。他把劳的文章给袁看了。袁叫人带信给劳乃宣，请他到北京做参议。前京师大学堂的刘廷琛，也写了一篇《复礼制馆书》，还有一位在国史馆当协修的宋育仁，发表了还政于清的演讲，都一时传遍各地。据说在这个复辟年里，连四川一个绰号叫十三哥的土匪，也穿上清朝袍褂，坐上绿呢大轿，俨然以遗老自居，准备分享复辟果实了。⁽²¹⁾

袁世凯要复的当然不会是清朝之辟，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不过是那些醉心于清朝复辟者的一厢情愿。但袁世凯的姿态却使他们感到兴奋，一时复辟声浪大播。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紫禁城中又出现一种新的“响城声”:“袁世凯失败，在于动了鸠占鹊巢之念”;“帝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却是旧主”。他们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思维，并从袁的失败中看到了清室复辟的希望，坚定了王朝复辟的信念。

溥伟

在这股复辟势力中，既有以张勋为代表的武装力量，也有以善耆(肃亲王)、溥伟(恭亲王)、升允(原陕甘总督)、铁良等为代表的清室王公贵族势力，还有以劳乃宣、梁鼎芬等为代表的前清遗老。他们绝大部分在紫禁城之外而又对紫禁城心向往之。他们分居于青岛、大连、旅顺、天津、上海等地的租界或租借地，公开反抗共和民国，并与外来势力勾结，从事复辟武装活动。“其中有一支由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率领的队伍，一度逼近了张家口，气势十分猖獗。直到后来巴布扎布在兵变中被部下刺杀，才告终结。在闹得最凶的那些天，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勤王军’和民国军队在满蒙几个地方乒乒乓乓地打得很热闹，另一方面在北京城里的民国政府和清室小朝廷照旧祝贺往来，应酬不绝。紫禁城从袁世凯去世那天开始的兴隆气象，蒸蒸日上，既不受善耆和巴布扎布的兴兵作乱的影响，更不受他们失败的连累。”⁽²²⁾这确实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但比这种非常不协调的社会现象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寄居于紫禁城之外的宗社党徒和其他前清遗老。他们身在租界而神驰于康乾同光之间，食民国之粟而缅怀帝国之恩。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租界，在清季曾被革命志士用为躲避缇骑缉捕之地，在民国却被前清遗老用为寄托复辟之所。对于后者，这有点像是历史的嘲弄。

民国取代了清朝，但又给反对民国的清朝复辟势力留有周旋的余地。所以，清室复辟活动自“颁布退位诏起到伪满洲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顿过”⁽²³⁾。与这个复辟实体相互倚伏而又相互排斥的是，麇集于袁世凯周围的另一股汲汲以谋帝制的力量。这是一些学识、经历和动机各不相同的文士和武夫。他们为袁世凯的实力与权势所吸引，他们又煽炽了袁世凯的帝王之想，拥着他从专制跨向君权。徐世昌说:方南北和议之际，“杨士琦主君主，人皆以为维持清室，不知杨之所谓君主者，非溥仪，乃项城也。同时，汪兆铭、杨度组织国事匡济会，杨度亦主君主，其意图正与杨士琦同，但两人各不相谋耳”。当南方迎袁专使到京后，“其某公子与左右亲昵者，密谋由曹锟所统第三镇驻京各营撞入东华门，强挟项城入宫正大位。惟不敢与冯国璋所统之禁卫军接洽。二十九日夜发动后，为禁卫军所遏，不得逞，遂抢烧东华门一带。事后宣称部队哗变，系因索饷之故，借以威吓南来专使”⁽²⁴⁾。这是一个源头。于是而有“筹安会”、“全国请愿联合会”、“请愿团”和“选举”中华帝国皇帝。

两种复辟势力导致了“洪宪帝制”和“丁巳复辟”⁽²⁵⁾两场历史丑剧。虽然这两场复辟丑剧很快灰飞烟灭，但历史中的丑剧又常常蕴含着迫人深思的内容。在袁世凯和张勋的背后，有着新朝的佐命元勋和旧朝的孤臣孽子。而他们后面又有着辛亥革命所没有革去的社会心态。“洪宪帝制”的祸首之一梁士诒说过:“中国官方的和商业的传统和习惯都强调个人的关系。就制度和一般法律原理来说，抽象的思想形式为我国人民所不理解。在皇帝的统治下，权力将会更加稳固，因此有可能彻底进行基本财政改革，如地产税改革等。要抵制官员中贪污腐化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对个人忠心和负责这样一个因素。中国人无法想象对一种纯粹抽象概念的个人职责。”⁽²⁶⁾他的话表达了这种心态。一个西方外交官在护国军起事后评论说:

张勋

中国人是宿命论者。原先在他们看来使袁世凯拥有皇帝权力的帝制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因此许多人都压制住内心的怀疑和恐惧，但是当一个公开反对袁世凯的运动发动起来的时候，他们又纷纷聚集到新的旗帜之下，各地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的人。⁽²⁷⁾

这个过程是难以用个人的品格来解释的。复辟的丑剧既显示了袁世凯和张勋的可鄙和可憎，又显示了旧的社会心态感染下不止乎一二人的晕眩和迷失。于是而有所谓“自筹安会发起变更国体之议，二十二行省计四百兆生民响应云集，投票公决，咸恭戴我皇上万世一系，并奉以完全主权，万众一心，山呼雷动。由是而军政两界，而国民代表，而绅学农工商各社会，相继以请愿书上矣。群情爱戴之诚，望若云霓，归如流水，有沛然莫御之势。”⁽²⁸⁾这些来自各省吁请袁世凯登极的请愿书，固然不能用来说明当时的全部实情，据说其中“大部系由北京的一小撮顾问准备好，发交各省，再发回北京的”⁽²⁹⁾。但忠顺的奴才并不罕见。如陈宧，当他奉命带兵入川平乱的时候，“向项城辞行，竟行三跪九叩大礼。项城惊异道，何必如此。陈对以陛下登极大典，臣恐未必能躬预，故先行庆贺。项城即说，即改国体亦废跪拜礼了。陈又跪下，三嗅项城之足而退，据说是喇嘛对活佛的最敬礼”⁽³⁰⁾。王朝已成为历史之后，与王朝相应的礼仪及心态却未曾改变。

汤芗铭、陈宧及北洋大大小小的军阀无论矣!曾是一代巨人的康有为，在背负着儒家的十字架遨游世界的过程里深深忏悔戊戌变法之孟浪。他带着这种感情千里奔赴“丁巳复辟”，并在不成气候的复辟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直至复辟失败，他虽已暮色苍茫，也还在眷恋着被赶出紫禁城的清逊帝。巨人变成了侏儒，变成了“大言不惭之书生”⁽³¹⁾。君宪主义者杨度则通过为袁世凯谋帝制而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谋，希望借助袁世凯而实现一展抱负之想。他因力倡君主立宪而成名，又因“洪宪帝制”失败而名裂。但这种结局却成为杨度转折的起点。他抛弃了君主立宪而走向孙中山。

人们常说，辛亥革命是一次既胜利又失败的革命。说它胜利，一条重要的理由就是皇帝不那么好做了，“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³²⁾。而还有那么多人主张复辟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