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还是“乱党”

革命派缔造了民国的基石，袁世凯得到了民国的名器。这是当时中国社会选择的结果。但前者并不甘心于这种结果，后者并不满足于这种结果。于是，开始于清末的民主与专制之争斗注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新的肉搏。

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的蔡元培专使一行

1912年2月13日，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咨请辞去临时大总统时，曾在咨文的末端提出三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此时尚未制定)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⁴⁾前两项意在迫袁远离旧势力的中心，“勿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社城尚存之感”;第三项则想用法律来抑制袁世凯的野心，俾共和之基础巩固于“民权主义”之上。孙中山在他任职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主持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用意，“一以表示我党国民革命真意义之所在，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⁵⁾，表现了革命派在交出名器之前企图用约法限制袁世凯的努力。然而，孙中山在辞去大总统并荐袁以自代之际，又为袁的假象所迷惑，一度认为民族、民权主义已经实现，因而舍去政治，专心致志于实业。孙中山在正式解职的当天发表演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效力的即在此事。”⁽⁶⁾黄兴在辞去南京留守府的职务后，亦认为:“吾党从前纯带一种破坏性质，以后当纯带一种建设性质。”⁽⁷⁾注重实业固然是必要的，但却忽视了在政治上与袁世凯的抗争，约法实施也就丧失了必要的监督机制和实力保障。

与孙中山、黄兴不同，宋教仁认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⁸⁾征诸当时的实际，这种判断无疑是清醒的。在宋教仁看来，民国取代帝国之后，政治斗争的方式也要相应地改变。他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⁹⁾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力倡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表现了革命派在交出名器之后企图用合法的政党竞争来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努力。相比之下，宋教仁在那个时候显示出更倔强的政治进取精神。因此，“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唐解阁时，宋尊重阁制，联辞农林总长职，移住农事试验场。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¹⁰⁾1913年初，由同盟会改组而来的国民党已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里得到392席，于议会政党之中居绝对多数之势。⁽¹¹⁾宋教仁通过合法的政治斗争表现了自己所代表的力量。袁世凯曾想以巨金收买他，但宋教仁是个既有能力又有政治操守的人，并不愿做袁世凯个人的私党。因此，当宋教仁要用自己所代表的这股力量“钳袁”的时候，阴险奸诈的袁世凯使用非法的暗杀结束了他的生命。袁世凯的行为证明:在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里，非法比合法更有力量。然而，宋教仁的血又从反面告诉世人:在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里是不会有真正的共和民国的。于右任在宋教仁的追悼会上沉痛地说:“今日之追悼宋先生，实我全国国民之自悼也。盖宋先生已置生死度外，宋先生死而假共和之面目已揭破，可知民贼时时欲杀吾国民，破坏共和。”⁽¹²⁾马君武在会上亦发表演说:“宋先生之死，实死于官僚派之手。官僚派无整顿中国之能力，见有能整顿中国者，辄以残忍卑劣手段暗杀之。若国民一任其所为，民国将万无可望。故今后之竞争，乃官僚与民党之竞争。宋先生死后，中华民国是否与之俱死，当视能否战胜官僚派为断。今当竭尽心力与官僚派竞争，坚持平民政治，以竟宋先生未竟之志。”⁽¹³⁾“宋案”的发生，一方面说明了宋教仁对袁世凯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又使一度为袁所迷惑的革命党人终于看清了袁世凯假共和的真面目。于是，“宋案”直接触发了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是革命派为保卫民主共和而对袁世凯所作的武力抗争。就其实质来说，这种抗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有相当的规模，地域涉及江西、江苏、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和上海等八个省区，革命派仍有很大的实力。但是，同辛亥革命相比，革命派又面临着时易势移的局面。袁世凯不是宣统，他践踏了民主共和，然而他又是民国元首。因此，他有着革命党人所没有的优势。一面越过国会，擅自以政府名义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积极备战，诛锄异己;一面又以160万元的高昂代价，暗助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成进步党，在国会中与国民党相抗，企图击垮国民党。同时，袁世凯又以威迫利诱等手段，收买国民党一部分党员脱党，另组政团，分化其部门。但进步党并没有实力击败国民党。5月24日，袁世凯发表“传语国民党人”的谈话:

宋教仁遇刺后

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¹⁴⁾

在这里，原告成了被告!醉心专制的巨奸大憝代表着四万万人民;而为四万万人民争民主共和的元勋却重新变成了“乱党”。自后人视之，这不过是袁世凯的大言不惭。但在当时的中国，这些话却显示了一种严酷的对比。比之南北武力之悬殊，这种对比更加可怕。从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举兵讨袁，到9月12日四川熊克武被迫离职取消独立，载着“乱党”之名的赣宁之役不过两个月就失败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李烈钧、柏文蔚、许崇智、陈炯明、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谭人凤、熊克武等革命党人，其中黄兴、陈其美、纽永建、何海鸣、岑春煊等五人被列为“宁沪之乱”的“首魁”。至此，民国的开国元勋成了袁世凯的通缉要犯。身历此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满怀悲愤地离开自己所热爱的祖国。这个结局包含着双重的悲剧意义:一、革命派用鲜血和头颅创建了民国，但袁世凯取得名器之后，“民国”却容不得革命派;二、革命派为四万万人求民主共和，但却没有为自己寻找一块可以立足依托之地。因此，斗争一旦失败，他们只得循着过去的轨迹流亡于异国他乡。

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个月，袁世凯即用丘八威迫议员，由国会选举而成为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为借口，下令解放国民党京师本部，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追缴证书会章，并通饬各地警察厅长及地方官，“凡国民党所设机关，不拘为支部、分部、交通部及其他名称，凡现未解散者，限令到三日内，一律勒令解散。嗣后再有以国民党名义，发行印刷物品、公开演说或秘密集会者，均属乱党，应即一体拿办，毋稍宽纵!”⁽¹⁵⁾这样，国会实际上已名存实亡。1914年1月正式解散了国会，2月又相继解散了各地自治会及各省议会，5月废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公布了经过增修的《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取消责任内阁制和国会对总统行使权力的一切牵制，大总统实质上已拥有至高无上的专制皇帝的权力。12月，袁世凯又抛出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无限制，并有权推举继任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袁世凯不仅成了“终身总统”，而且可以“传之子孙，以至无穷”。“袁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他所想要的一切。他在全国恢复了相当程度的秩序，他的话就是法律，他至少在中国得到和以往任何一个统治者所得一样大的权力。”⁽¹⁶⁾当民国丧失了国会和《临时约法》的时候，民国便只剩下一具躯壳。其时，距离中华民国成立还不到三年时间。袁世凯不但排除了国民党，而且丢弃了“袒袁”的进步党。在专制主义的权力面前，任何政党都被剥夺了存在的权利。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这短短的不足三年的时间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他们亲见了革命的成功，又目睹了民国的夭折;他们体会过胜利的欢欣，又亲尝了失败的痛楚。由此产生的种种反应因人而异，但又都真情毕露。戴天仇曾狂呼:“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¹⁷⁾表现了一种愤激的意气。《正式国会之殷鉴》一文则在法理和武力的比较之中表达了更深刻的反思:“纵使将来国会议员人人皆肩比卢梭，而驾孟德斯鸠，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中皆成无数木偶。”⁽¹⁸⁾同他们相比，宁调元、苏曼殊流露的是欲说还休的悲凉和酸苦。宁调元是很有思想的人物，他在狱中写了不少诗。《狱中书感》云:“拒狼进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场。岂独桑田能变海，似怜蓬鬓已添霜。死如嫉恶当为厉，生不逢时甘作殇。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剧凄凉。”《秋兴》云:“汉家陵阙对西晖，南眺潇湘烟雨微。眼见红羊成浩劫，若为黄鹄竟高飞。畏蛇畏药何时了?为雨为霜此愿违。起视东南生意尽，几人田宅拥高肥。”在悲凉和酸苦之中表达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情怀。他在另一首《秋兴用草堂韵》中的两句诗“茫茫前路无归处，暮雨秋风江上舟”，则反映了辛亥后一代人的迷茫与怅惘。苏曼殊是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更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悲哀:“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诗不是史，但诗中有史，它往往比其他文字资料更真切地反映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心态。而曾经忝列进步党的著名新闻记者黄远生在目睹民国初年政坛的种种黑幕和丑恶的社会现象之后，终于幡然悔悟，对自己做了严肃的解剖和虔诚的忏悔:

戴季陶

吾之一身，有如两截。一为傀儡，一为他人之眼。要知此他人之眼，即吾真正之灵魂。吾之灵魂，实有二象:其一吾身如一牢狱，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其二方其梏置之初，犹若槛兽羁禽，腾跳奔突，必欲冲出藩篱，复其故所，归其自由。耗矣哀哉!牢笼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冲突，皆属无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此所谓安，非真能安，盲不忘视，跛不忘履，则时时处狱隙之中，稍冀须臾窥见天光，惨哉天乎，不窥则己，一窥则动见吾身种种所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综之恨不能即死，质言之，即不堪其良心之苛责而已。⁽¹⁹⁾

黄远生

黄远生并不是随波逐流、趋势附炎的小人，但他却写出了人性黑暗的一面，反映了在袁世凯专制独裁之下一个良知未泯者灵魂的苦痛。

在同一过程里，那些被迫而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不以挫折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而在失败和挫折之后重新振作起来，组织革命团体，“共图三次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组成了中华革命党，追随于黄兴之后的另一部分国民党人则组织了欧事研究会。这两个团体皆以反袁为己任。但国民党一分为二的背后，却是山重水复所带来的彷徨。这种彷徨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彷徨。但他们被袁世凯目为“乱党”，又说明他们仍在不妥协地为中国社会寻求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