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山重水复

1912年6月，李大钊曾用饱蘸忧虑的笔触叙写过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景况:“国基未固，百制抢攘，自统一政府成立以迄今日，凡百士夫，心怀兢惕，殷殷冀当世贤豪，血心毅力，除意见，群策力，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运，俾巩固于金瓯，撼此大难，肩此巨艰，斯固未可以简易视之。而决未意其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荡激，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达，乃迟迟数月，固犹在惶恐滩中也。”⁽¹⁾这段话出现于武昌起义八个月之后，但反映了随新旧鼎革而来的一个历史时期。辛亥革命促成了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建立，中国历史因之而越出了改朝换代的旧轨。然而旧体制却留下了旧的社会心理。这种几千年岁月积淀而成的沉重惯性如同一种板结的地块，使新的体制难以把自己的根须扎进社会的深处。制度的鼎革并没有终结新与旧之间的冲突。⁽²⁾于是而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³⁾。新与旧的“反复”和“羼杂”交错地出现于辛亥革命之后，既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山重水复现象，又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复杂性和艰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