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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议和之后，袁世凯代替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十多年的奋斗推翻清王朝，但成为民国元首的却是反对革命的袁世凯。这种矛盾，后人论史或归于孙中山之拱手相送，或归于袁世凯之鼠窃狗偷。然而，1912年2月15日黄兴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本日午后二时，参议院全体一致公举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亿众腾欢。民国初基，赖公巩固。”⁽⁴⁸⁾袁世凯是选举出来的，于法有据，因此不能简单地归之为孙中山的拱手相送，也不能完全归之为袁世凯的鼠窃狗偷。在“全体一致公举”和“亿众腾欢”的背后，是那个时候历史的选择。孙中山后来常以让位于袁为一大失误，清监国摄政王载沣在退位后的四十个春秋中，也常追悔罢了袁世凯的官而没有把他除掉。正反两面都视袁世凯为政敌，却都没有奈何他。这不只是袁世凯个人及其集团能挟持武力、财力以君临天下，也不仅仅是袁世凯善于玩弄权术，纵横捭阖，更重要的是中国那个时候的社会心理。

当议和之际，北方的孙宝琦致电各省都督:“今者南北意见两无归宿之途，深恐停滞日久，战祸方长，万一牵及外交，为患更深。”⁽⁴⁹⁾南方的张謇则因“英人李治面告，东邻(日本)与宗社(党)一月前已有勾结”而忧虑。“夜长梦多，皆由不早统一之过。若再相持，危机愈迫，祸乱不可胜言。”⁽⁵⁰⁾他们的忧虑共同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一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呼唤一个能迅速结束动乱、稳定政局的人物，一个在专制政体倾覆之后能重建和平与秩序的人物。

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与孙中山相比，袁世凯更像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孙中山的名声是同他的革命经历相联系的。而革命派又常常被目为专事“流血破坏”之业的“乱党”，与历代草寇、盗贼无异。张謇说:“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尤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安上全下，国犹可国。”⁽⁵¹⁾张謇是国内立宪派的头目，又是实业界的重要代表。这段话虽是他1905年的看法，但它出现于自订年谱当比一般报章更真实地体现了立宪派对革命的态度，反映了实业家惧怕革命的心理。武昌起义后，革命席卷全国，但并不能泯灭立宪派的这种态度和心理。何况革命的英雄能否成为治国之能人也还是一个未经证实的疑问。这种态度、心理、疑问，决定了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合作不可能是长久的，一旦要他们在激进的革命形象与稳健的立宪形象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便十分自然地倾向于后者。而当时的袁世凯远不像后来那样臭名昭著、声名狼藉。他不仅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的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这种形象、名声和历史，比一百篇文章更能影响人心。黄远生说，袁世凯“使非数年间之废罢，则至晚清末造，其声望必不能隆然至于彼极”⁽⁵²⁾。在这里，打人、整人是一宗政治资本，被打、被整也是一宗政治资本。所以那时“非袁莫属”的声浪不仅喧嚣于立宪官僚和外国公使、领事，而且在起义军和同盟会内部也有共鸣。不用说黎元洪、汤化龙这样一些人，就是章太炎这样的名气很大的革命家，于1905年11月由日本回国后，便与立宪官僚携手，挟嫌怨以分化同盟会。孙中山和黄兴是有功成不必由我的气度，屡说只要赞成共和而又有威望和魄力能统一中国，谁当总统都可以。早在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由美洲经欧洲回国，未入国门即致电《民立报》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⁵³⁾当时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总司令”的黄兴更致书袁世凯说:“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⁵⁴⁾一个月之后，他在《复汪精卫电》中再一次称赞袁世凯“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只要他“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则“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全国人民决无有怀挟私意欲与之争者”⁽⁵⁵⁾。他们对总统人选都表示了超脱的态度。

而袁世凯则远未如此超脱。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日，袁世凯就悻悻然来电责问。孙中山立即发出义正词严的复电，并以“孙逸仙君”、“袁慰庭君”相称，彼此大有不悦之色，揭示了孙袁矛盾的信息。情况的发展，迫使孙中山迅速由对清朝的斗争转为对袁世凯的斗争，而对袁斗争远比对清朝斗争复杂。孙中山对袁世凯的真实面目，有一个认识的过程。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推举袁任临时大总统。8月24日，经袁世凯迭电邀请，孙中山赴北京与袁世凯会谈。与袁世凯接触后，孙中山又为袁的假象所迷惑，甚至为之解说，“绝无可疑”，电促黄兴速去北京会谈，并说“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然而孙中山对袁世凯确不那么信任，曾多方谋求给袁以约束。后来人论说这段历史时颇有责怪孙中山之意，但在当时形势下，孙中山不去位已很难，所以他曾自我慰藉地说:“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1914年10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曾就此事做过解释，说明自己不得不然的苦衷。“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让。然弟不退位，则求今日之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之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⁵⁶⁾这样，革命派指望袁能“服从大多数之民心，听义师之要求，以赞成共和”而接受了袁世凯。

同盟会内部尚且如此，而散居于城乡的几亿小生产者，千百年来的小生产习惯挡住了他们的视野，对机器大生产陌生，对民主共和漠不关心和不信任，更是难以对付。关于这一点，胡汉民在自传中的沉思是值得重视的。他说:

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取得从来未有之名义而已。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问。革命时代本有不能免之痛苦，闻和平之呼声足以弛其忍受牺牲、继续奋斗之勇气，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夫以有热烈倾向于革命之群众，而不能使为坚强拥护革命之群众，此其责当由革命负之，而亦为当日失败之重要原因也。⁽⁵⁷⁾

一般民众并非出于对“共和”、“民主”的自觉而“热烈倾向于革命”。民国与国民之间存在着一段客观上的距离，因而也就无法产生同构效应。而这，不仅决定了当时的人心向背，而且也为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土壤和文化心理基础。

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立宪派选择了后者，帝国主义也选择了后者，而更多的人则出于对“乱党”的不信任而在无意识中倾向于后者。帝国主义的选择是基于他们对南北形势的判断以及他们在中国建立起来的现实利益而做出的。在他们看来，支持袁世凯比承认孙中山更有利。袁世凯“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⁵⁸⁾，并且“是中国人民中最受信任的代表”⁽⁵⁹⁾，因而博得了各国的信任。1911年11月15日，还在袁世凯复出之际，英国政府即致电驻北京公使朱尔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⁶⁰⁾所以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支持袁世凯，而且在财政上亦给予“热心”的扶植。立宪派则因为袁世凯有过立宪的名声而拥护袁世凯。与其说他们的选择是出于个人好恶，不如说是出于现实利益的权衡。立宪派相信袁世凯既不是曾国藩，也不是华盛顿(张謇如是说)。但他具备了孙中山所缺少的财力、武力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因此，在他们的心目中，袁世凯不仅是“统一”和“秩序”的象征，而且代表了民国外交的秩序，孙中山则逊其远矣。1912年1月4日，即张謇被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为实业总长两天以后，曾与孙中山就政策问题作过一次长谈。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下了“未知涯畔”四个字，表达对孙中山的不信任。所以，他们一面用怠工和抵制等方式以涣散临时政府，另一面又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并制造“非袁不可”、“非袁不能收拾”、“非袁莫属”的社会舆论，希望袁世凯“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⁶¹⁾，在共和的形式下统一中国。

帝国主义列强和立宪派之选择袁世凯有其各自不同的目的，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但正是在这重重的掣肘和压力之下，一往直前的孙中山引退了。十载戎马，忠诚于民主共和的黄兴，在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一年前的黄花岗之役前夕，他大书“丈夫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为国杀贼而死”，何其悲壮!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1912年10月他从上海经鄂返湘，座舰夜航江心，思潮起伏，命笔作诗:“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诗中已不无凄凉之感了。

《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在当时说:“革命党人不信任袁世凯，认为他是清朝的支柱;满人也不相信他，认为他在策划倾覆清朝的阴谋。”⁽⁶²⁾但是，同样的意思换一个角度却说明了不同的问题。因为革命党人不信任他，所以他可以得到反对革命的人们的信任;因为清朝不信任他，所以他可以得到反清的人们的信任。对立面的不信任正是自己可以信任的，本来两面不讨好的袁世凯结果却是两面都讨好，所以他在南京临时参议院上以17票(全票)当上了临时政府大总统，既取代了清朝也取代了革命。

(4)《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词》，见《宋教仁集》，下册，4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29页，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

(8)赵翼:《军机处》，见《檐曝杂记》，卷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9)黄宗羲:《原君》，见《明夷待访录》，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唐甄:《室语》，见《潜书》，下篇(下)，1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11)参见拙著《近代史思辨录》，108～115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13)参见于墉:《金沙细唾》，见《清史资料》，第2辑，1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3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15)鲁迅:《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第6册，1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7)［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8)《社会改良会章程》，见《宋教仁集》，下册，378～379页。

(19)《临时大总统关于劝禁缠足致内务部令》，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35页。

(20)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68页。

(25)《大总统通令开放蛋户惰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文》，载《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41号。

(29)《中华女子共和协进会征求女子意见书广告》，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编》，9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33)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三)，下篇，卷1，《京兆》，17页。

(43)梁启超:《莅北京商会欢迎会演说辞》，见《梁任公先生演说集》，第一辑，37页，北京，正蒙印书局，1912。

(45)致远:《武汉机织业之勃兴》，载《中华实业界》，第11期。

(46)《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47)《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见《宋教仁集》，下册，488页。

(50)《致唐绍仪电》(1912年3月4日)，见杨立强等编:《张謇存稿》，31页。

(51)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卷下，58页，上海，中华书局，1930。

(52)黄远生:《社会心理变迁中之袁世凯》，见《远生遗著》，卷1，1页。

(54)《致袁世凯书》(1911年11月9日)，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56)《致邓泽如函》，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1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57)《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69～70页，总4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9)《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