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业的推进

提倡实业，振兴实业，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共有的认识。早在革命与改良两大阵营的激烈论战中，革命派就声明革命不能没有破坏，革命一旦取得胜利，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大建设。立宪派与工商界有较广泛的社会联系，积极倡导实业，直接参与实业建设者更是不少。他们害怕革命带来破坏，引起外国列强的干涉，也主要是从实业建设着眼的。虽然革命与改良两派追求的社会政治理想不同，但他们都是从爱国出发，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对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是一致的。基于这一相同的要求，在民国创立之后，革命派、立宪派和工商界莫不怀着“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兴致，致力于实业。1912年初成立的“工业建设会”旨趣中说:

政治革命，丕焕新猷，自必首重民生，为更始之要义;尤必首重工业，为经国之宏图。夫社会经济，坠落久矣。金融也，交滞;机关事业也，悉成荆棘。孰为为之，迁流至于此极?彼农非不生之也，而粗粝之生货不投俗尚，商非不通之也，而舶来之精品又深欧化。是则农为前驱，而工不为之后盾，商为白战，而工不与以寸铁，工以成之之谓何!何昧昧焉而不提倡之也!不提倡工业，而适当工业的民族帝国之潮流，宜其社会经济悉漏卮于千寻之海壑而无极矣。往者忧世之士，亦尝鼓吹工业主义以挽救时艰而无效也，则以专制之政毒未除，障害我工业之发达，为绝对的关系，明达者当自知之。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³⁷⁾

政治和经济必须互相适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政治的变革，政治的革命也同样会促动经济的变迁。中国民族工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夹缝中，饱受压抑之苦的资产阶级渴望政治革命带来“产业革命”。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使“当时人们特别感到解放的欢欣”，以为发展实业的最佳“运会”到来了，而且确曾为资产阶级发展实业提供了封建专制政体下所不可能有的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有利条件。

革命的胜利提高了中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清末，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仍然比较低下，官商之间存在着相当的隔阂。民国创立后，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资产阶级不再像以前那样居于“四民之末”。不少实业界人士进入国家政府部门和国会。如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张謇、交通部总长汤寿潜等，都是近代实业界之大有名者。在各地军政机构中，也有不少实业界头面人物直接参与政事。上海光复后成立的沪军都督府中，前上海自治公所总董、商团公会会长李平书，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沈缦云，前上海自治公所董事王一亭、虞洽卿、朱葆三等分别出任民政总长、财政总长、交通总长、洋商交涉使等要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地位的改变，使他们有可能利用自己掌握的部分权力制定有利于实业发展的新法令政策。

辛亥革命后，各级政府都比较重视实业，制定和颁行了一系列振兴实业的法令条例。如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拟定的《商业银行条例》，鼓励民间私人资本开办银行。1912年孙中山还亲自筹设中华实业银行，自任名誉总董。据统计，清末最后十余年创设银行不过17家，而1912年新设之银行即达14家。为改变前清有心于实业者“欲开发则不能”的窘境，实业部拟定了《商业注册章程》，准许各类商号自由注册;取消前清规定的种种注册费用。商人呈办厂矿企业，“只要资本实业”，“于民生主义，国计前途，大有裨益”的，政府即予以批准，“力为保护”。开办企业的种种限制的取消，使工商业的发展获得更多的自由。临时政府北迁后，工商部又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把专利权之授予严格限制于工艺品的首先发明及改良者，并规定了具体年限，从而废徐了前此的封建性专利垄断。各地政府也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鼓励实业政策。湖北、上海、杭州、广州、福建等地政府都曾宣布废除厘金、苛税，积极倡导实业建设。湖北起义军还曾于1911年10月12日颁布公告，明确规定:“虐待商人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关闭店铺者，斩。繁荣商业者，奖。”⁽³⁸⁾这个公告出现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但它以简洁明了的文字反映了革命党人的经济政策。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商办铁路公司所举行欢迎会

除了颁布以振兴实业为中心内容的法令条例外，革命派和立宪派大都自觉以振兴实业为己任。武昌起义后，还在由美归国途中的孙中山就宣称:“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³⁹⁾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和辞职以后，更积极倡导实业，认为“实业为民国将来生存命脉”。在前一种情况下，他号召:“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合衷共济，丕振实业，促进教育，推广全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⁴⁰⁾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呼吁:“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⁴¹⁾与此同时，他和黄兴、宋教仁等一起积极从事各种实业建设。1912年，孙中山除筹设中华实业银行作为“振兴实业之总机关”外，并兼任全国铁路督办、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永年保险公司董事长。黄兴也与其他革命党人先后创办国民银行、中华汽船公司、湖南五金矿业股份公司、富国矿业股份公司等实业。立宪派前此对收回利权、发展实业作过贡献，这时更是跃跃欲试，孜孜以求。张謇说:“今欲巩固民国，非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不可!”⁽⁴²⁾随后又提出“棉铁主义”等振兴实业计划。梁启超在结束长期的逋客生涯之后，1912年10月30日在北京总商会举行的欢迎会上说:“在今日尤为一国存亡之所关者，则莫如经济之战争”⁽⁴³⁾，大讲振兴实业之法。汤化龙、熊希龄、沈云沛、王清穆等人则分别组织经济协会、拓殖协会、中国实业研究会、中国实业会等实业团体。据不完全统计，仅1912年一年内创立的各种实业团体就有40多个。这些团体如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民生团以及西北、安徽、镇江、苏州、黑龙江等地的实业协会，莫不以建设工业社会、振兴实业为旨归，号召人们群策群力地推进实业建设。他们还发行了《经济杂志》、《中国实业杂志》、《实业杂志》、《中华实业丛报》、《中华实业界》等专刊。1912年到1915年间新创办的这类实业报刊不下50种，其中大都以倡导实业为主旨。于是，振兴实业成为民国初年代表时代脚步的社会思潮，天下“群知非实业不足以立国，于是有志于实业者项背相望”⁽⁴⁴⁾。据《农商部统计报告》提供的数字，这一时期所设工厂分别是:1910年986家，1911年787家，1912年1502家，1913年1378家，1914年1123家。这些数字从一个方面显示了辛亥革命后实业有所发展的趋向。这种发展趋向从工人的激增也可以反映出来。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辛亥革命前不过50万～60万人，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即达到了200万人。透过产业工人人数的激增，不难窥见民国初年实业推进的步伐。

汤化龙

振兴实业与民族市场息息相关，南京临时政府在倡导实业的同时又积极倡导国货运动，嘉许和鼓励那些以本国原材料生产的工艺品。工商业者更相率以“挽回利权、杜塞漏卮”为标榜，组织国货维持会、维持土货会等团体，实力提倡国货，抵制洋货。一时间“提倡国货，挽回权利之说，洋洋溢溢万口同声”⁽⁴⁵⁾。当时人多以购国货为荣、买洋货为耻。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不少国货工厂“生意发达，日不暇给”，许多企业绝处逢生。如创办于1905年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辛亥革命时因销行不畅，资本亏蚀颇多。“辛亥革命后，华侨爱国心大受鼓舞，国货畅销，仅爪哇一地月销‘飞马’1000箱左右。1912年获利4万余，1913年获利增至10万元，1914年为16万元。业务蒸蒸日上，发展迅速。”⁽⁴⁶⁾又如针织业、织布业、制鞋业、火柴业等也在“国货”浪潮的推动下，获得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前此不曾有过的盛况。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

由革命转向建设是历史的必然，即使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争取到足以进行建设事业的局面，提出来作为奋斗目标也是必需的。如果没有经济建设的目标，革命也就丧失自己最终的意义。上述的事实表明: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确曾出现过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人们殷殷向往、已在招手的建设机会很快丧失了，中国并没有出现随政治革命而来的“产业革命”。个中缘由，过去只强调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没有支持南京临时政府，这是事实。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封建政治势力的破坏，革命党人非但没有能力制约封建军阀，反而一步步受封建军阀的制约。胜利的辛亥革命推动了实业的发展，而随之而来的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又窒息了民族工业的生机。1913年3月，宋教仁曾敏锐地指出:

今革命之事毕矣，而革命之目的则尚未全达，是何也?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故民国成立，已届年余，而政治之纷扰，无一定策画如故也，政治之污秽，无扫荡方法如故也。以若斯之政府，而欲求得良善之政治，既不可能，亦不可望矣。⁽⁴⁷⁾

而没有“良善之政治”，也同样不可能有真正的实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