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习尚的改革

社会习尚的改革，当时称作“旧染污俗，悉行蠲除”。“旧染污俗”代表了历史沉积中的丑陋一面。但它们又为千百万人所接受，并在社会变迁的过程里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顽固力量。因此，变政难，移风易俗更难。而革新政治又是与风习的改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中说:“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须改良进步，(中国)始能与世界竞争。”唯其如此，辛亥革命后的改革社会风习之举，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就具有不可以区区视之的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推进社会风习的改良。与此同时，宋教仁、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了社会改良会，发表了宣言及章程，力主“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在章程中更把它具体化为三十六条:

一、不妓;二、不置婢妾;三、提倡成年以后有财产独立权;四、提倡个人自立不依赖亲朋;五、实行男女平等;六、提倡废止早婚(男子十九岁以上，女子十七岁以上始得嫁娶)及病时结婚之习;七、提倡自主结婚;八、承认离婚之自由;九、承认再嫁之自由;十、不得歧视私生子;十一、提倡少生儿女;十二、禁止对儿童之体罚;十三、对于一切佣工不得苛待(如仆役、车夫、轿夫之类);十四、戒除拜门、换帖、认干儿女之习;十五、提倡戒除承继、兼祧、养子之习;十六、废跪拜之礼，以鞠躬、拱手代之;十七、废大人、老爷之称，以先生代之;十八、废缠足、穿耳、敷脂粉之习;十九、不赌博;二十、在官时不受馈赠;二十一、一切应酬礼仪宜去繁文缛节(如宴会、迎送之类);二十二、年节不送礼，吉、凶等事不为虚糜之馈赠;二十三、提倡以私财或遗产补助公益善举;二十四、婚、丧、祭等事不作奢华迷信等举动，其仪节本会规定后会员皆当遵守传布;二十五、提倡心丧主义，废除居丧守制之形式;二十六、戒除迎神、建醮、拜经及诸迷信鬼神之习;二十七、戒除供奉偶像牌位;二十八、戒除风水及阴阳禁忌之迷信;二十九、戒除伤生耗财之嗜好(如鸦片、吗啡及各种烟酒等);三十、衣饰宜崇质素;三十一、养成清洁之习惯;三十二、日常行动不得妨害公共卫生(如随处吐痰及随意抛掷污秽等事);三十三、不可有辱骂、喧闹、粗暴之行为;三十四、提倡公坟制度;三十五、提倡改良戏剧及诸演唱业;三十六、戒除有碍风化之广告(如卖春药、打胎等)及各种印刷品(如卖春画、淫书等)。⁽¹⁸⁾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与卫兵

这三十六条涉及“旧染污俗”的各个方面，概而言之，就是用人道主义和科学知识去替代那些相沿成习的非人道的、迷信的陋俗。就其本质而言，“旧染污俗”是对人性的压抑，而人道和科学则体现了人性的解放。尽管民初改革社会风习并没有最终完成这种解放，但它在久旱之后洒下了第一阵甘霖。

三寸金莲鞋

(一)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其中最有成效的是禁缠足。据俞正燮在《癸巳类稿》中考证，缠足弓鞋始于南唐而大盛于南宋，沿至20世纪初期，可谓源远流长。流淌于源流之中的，是一代一代妇女的血泪。在这个过程里，曾经饱受缠足之苦的一代，又把这种痛苦施于下一代。她们以自己的痛苦和替别人制造的痛苦，表现了可怕的历史惰性。康熙、嘉庆时期，曾禁止过缠足;戊戌变法期间的仁人志士也曾设会以劝阻缠足;晚清新政之中又公布过不准缠足的禁令。但扫除这一酷习则是在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关于禁止缠足致内务部令:“至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阏血液，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姓，生理所证，岂得云诬。至因缠足之故，动作竭厥，深居简出，教育莫施，世事罔问，遑能独立谋生，共服世务。”⁽¹⁹⁾这个命令以不容置疑的理由申论了缠足之害。革除缠足恶习，在经历了缠缠放放、放放缠缠的曲折历史之后，在民国初年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女子裹脚从此解放了，已裹的放掉，已经裹小的也放大，社会上很自然地一致认定，民国纪元以后生下的女儿，一概不裹脚。”⁽²⁰⁾当天足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的时候，那些“涂朱傅粉穿耳缠足之习”，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视同怪物”⁽²¹⁾。历史的惰性寄生于多数人之中，所以，只有多数人观念的改变才能战胜历史的惰性。

(二)改称谓。1912年3月2日，孙中山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²²⁾称谓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又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以“官职”、“先生”、“君”来替代“老爷”、“大人”之称，在当时的意义就在于用人格的平等来代替人格的不平等。它显示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对于封建主义不平等的否定。当然，在后来的岁月里，官职又变成了不平等的象征。这种变化反映了在中国实现平等需要经历一个相应的历史过程。但革除“前清官厅之恶习”并不因此而丧失了自己的进步性，因为它正是这个过程中的一步。在称谓改变的同一过程里，涌现了一大批新词汇，这些新词汇不仅充实了人们的语言，更反映了时代、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的变迁。与此同时，一些旧词汇也被赋予新的意义和内涵。如“同志”一词，《易经》即有所谓“上下交而其志同”，但辛亥革命前后流行的“同志”一词的内涵已有很大的变化，它强调政治信念的一致，因而已具有近代意义。

(三)废跪拜。1912年3月，内务、教育二部为丁祭事会同通告各省电文，说:“查民国通礼，现在尚未颁行。在未颁以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惟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其余前清祀典所载，凡涉于迷信者，应行废止。”⁽²³⁾以鞠躬之礼代替前此的跪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式礼节，是民国初年礼仪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反映了礼节上的尊卑等级观念已逐渐被平等观念所取代，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意识。包天笑曾不无嘲讽地描写过晚清北方的屈膝请安:

谈起请安，在北方，子弟见尊长，仆役见主人，下属见上司，都要请安。他们做官的人，很讲究此道，请安请得好，算是风芒、漂亮、边式。做大官的人要学会一种旋转式的请安，假如你外官初到任，或是到一处地方，有许多比你低级的，环绕着向你请安，你要环绕着回礼，这种请安，名之曰“环安”。你要弄得不好，踏着自己的袍子，一个失错，向前跌冲，那就要失态了。还有所谓请双安的，屈两膝，身体一俯，也要讲究姿势，满洲妇女优为之，从前的宦官人家都要讲求那种礼节。⁽²⁴⁾

这段话写出了一种世态。在这种世态里，丑陋竟变成了美的艺术。但是，自从1793年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华以来，中国的跪拜之礼却久已成为西方人眼中野蛮和落后的象征。两者之间，是历史留下的差距。因此，废除跪拜之意义不仅在于解放了两膝，而且在于跨过了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历史差距。

(四)禁止贩卖人口、“猪仔”，通令疍户、惰民等享有公权、私权。1912年3月2日到19日，临时政府在十七天里发表了三道公报，在“重人权而彰公理”的名义下痛责“奸人市利买卖人口”、“拐贩猪仔”，以及“贱民”制度:

前清沿数千年专制之秕政，变本加厉，抑又甚焉。若闽粤之疍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暨披甲家为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薙发者并优倡隶卒等，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平民齿。

发生在美国的一次排华暴行

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并明令规定)以上所述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²⁵⁾

在这个通令之前，孙中山曾以大总统的名义令内务部禁止贩卖人口，“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予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在此之后，又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人口、“猪仔”，其中说:“除令广东都督严行禁止‘猪仔’出口外，合亟令行该部妥筹杜绝贩卖及保护侨民办法，务使博爱、平等之义，实力推行。”⁽²⁶⁾尽管贩卖人口一类伤天害理之事并没有因此而绝迹于中国，但却从此结束了“贱民”被看作别一种人的历史。

(五)倡女权。妇女解放、倡导女权的思想和活动在中国早就有了，但那大都是男人们的声音。以妇女谋求妇女自身的解放，却是秋瑾勇敢地冲出家庭首先挥舞起来的旗帜。在她之前，天地会、太平天国只有苏三娘、洪宣娇那样的著名女流;掀起维新运动的公车上书一千三百余人中还不曾有妇女;即使整个维新运动中，也只有像李闺支持丈夫谭嗣同维新那样的女子。他们都没有脱离水浒型或正统型的巾帼形象。只有到20世纪初年，民主思潮在中国勃兴，妇女才有从“香闺绣榻”中走出来的机会，才陶铸出秋瑾、何香凝这样站在时代前列的杰出女性。辛亥革命时期，因女子参军而出现过女子国民军、女子北伐光复军、女子军事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女子尚武会等团体。虽然她们以“追木兰、良玉之芳尘”⁽²⁷⁾为号召，但当她们以“专制达于极点，满清之气运告终;共和程度既齐，汉族之河山当复”⁽²⁸⁾为宣言的时候，她们已经远远超越了木兰和良玉的“芳尘”。在同一时间里，因女子争取参政而产生过女子参政同盟会、女子同盟会、女子参政同志会、中华女子共和协进会、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等团体。如果说参军表达了近代妇女的义务意识，那么参政则表达了近代妇女的权利意识。中国从来只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但1912年1月11日的《民立报》却传出了发自女界的另一种声音:“天下兴亡，匹妇有责”⁽²⁹⁾。一字之差却使人顿生换了人间之慨。这是前此所不可能有的变化。

秋瑾

(六)易服饰。在古代中国，“衣服有制”。正朔服色，向来被视为国家根本之所系，是传统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因此，变易服饰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志趣爱好问题，而是一种政治斗争和文化冲突的外在表现。它的更新，往往是社会制度和风俗习尚变迁的一个标记。正因为如此，近代一些力主革新的进步人士常常把易服饰同政治变革相联系。早在1892年，宋恕便提出“易西服”的主张，他说:

变法之说，更仆难终，请为相公先陈三始:盖欲化满汉文武之域，必自更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设议院始;欲兴兵农水火之学，必自改试令始。三始之前，尚有一始，则曰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³⁰⁾

“易西服”即用“西服”来取代长袍马褂。但宋恕把“易西服”视作“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的前提，显然别有深意。他想藉此以扫除“千年积重”，造成一种向西方学习的人文环境，推进政治的革新。但那个时候提倡“易西服”无异于“用夷变夏”，因此比倡设议院更为世俗所不容。宋恕深有体会地说，我“与人谈‘三始’，犹有然之者;谈‘一始’(即易西服)，则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骂，以为背谬已极，名教罪人”⁽³¹⁾。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在时呈的奏议中曾不正一次地提及“易服”。他认为“王者改制，必易服色”。中国“守旧者固结甚深，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³²⁾。这种近乎形式主义的看法背后，却有其深刻的道理。中国以礼教立国，服饰决不仅仅是民族的外观，而带有深刻的礼的烙印，从服饰上映衬出来的是特权、等级和道德信念。晚清时期，不少开明的中国人已经承认长袍马褂不如西服便利。但在当时，满街都是长袍。更多的人把西服看作二毛子或假洋鬼子的表征。

帝制取消之后，随之而来服饰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那些曾经象征着等级尊卑的服饰被弃若敝屣，“宫廷内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领朝珠，一切束之高阁”⁽³³⁾。而“西式装服”则随机大畅，“人士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³⁴⁾，蔚然成为一种风气。西式服装的畅销是传统服饰被弃置后的一种必要补充，也是在没有“适当之服式”以替代传统服饰的情况下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此其一。其二，服饰的政治意味逐渐被审美情趣所取代，其款式也由单一走向了多样，所谓“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³⁵⁾。一些“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的时代服装开始被研求和推广。孙中山一生既穿过长袍，也穿过西服。然而当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期间，却既不穿西服，也不穿长袍。他穿的就是一种改制过的学生装。这种服装有西服的优点，但比西服更合乎中国人的口味，且价格廉于西服。于是，在民国成立之后，它比西服更容易代替长袍马褂。孙中山不仅改革了传统的社会制度，而且改革了传统的服装。因此，他所创制的服装至今仍被称作“中山装”。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便服照

“自由尽是新风尚。”民国初年，社会习尚的改良在上述六个方面之外，还有破除迷信，革除旧的婚丧礼俗，倡导自由婚姻等等。它是一股时代性的社会潮流。当时有人在《时报》上发表了以《新陈代谢》为题的文章，其中写道: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³⁶⁾

社会的兴革、事物的新陈代谢是一个复杂的扬弃和汲取过程，并不像引文中所描写的那样立竿见影，但它却反映了革故鼎新潮流所向的威力和民初社会异乎往古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