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变与革命的交互激荡

民变的矛头主要指向官府，是下层群众自发性的反抗行为，革命则是以推翻清朝、建立民主政体为目标的自觉运动。晚清最后十年，革命既在民变之外，又与民变并存。二者既不可替代，又彼此渗透、相互影响。不少民变曾借助革命的旗号大造声势，革命亦利用民变谋求自身的发展。

参与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被捕的革命党人

在民变与革命交互激荡的过程中，民变与革命曾发生过三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民变以革命旗帜相号召，这种情况在两广和长江中下游诸省尤为普遍。1907年10月17日，湖南巡抚岑春蓂在《遵旨严缉革党分别科罪片》中说:“奸匪假借革命名词，煽惑人心，希图扰乱治安”⁽¹⁹⁾，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广东西部的龙州、上思等地的民变，还“公然以‘排满革命’煽惑号召”⁽²⁰⁾。1905年湖南浏阳的洪江会首领姜守旦“因曾闻由日本游学假归之江西萍乡县人蔡绍南演革命邪说，故有革命军伪号”⁽²¹⁾，这是革命声势壮大之后才可能出现的。二、与革命党人串结以扩大声势。如广州府属沙所堂众或二三百人为一股，或四五百人为一股，设立堂名，“更制旗帜、号衣、新式枪炮，近联港、澳革命诸党，远亦与西省会匪潜通”⁽²²⁾。1911年四川黔江县附生温朝钟，“潜通革党”，并与同邑增生王克明“倡言革命，私立社会，到处演说诱惑愚民”，啸聚千人，攻陷彭水县治，焚毁衙署、监狱、教堂。⁽²³⁾青海西宁的黄表会首领李旺、黄蜡匠等则以“扫清灭洋”为口号发动起义，势力达于甘肃、陕西，并与革命党人有联系。⁽²⁴⁾长江中下游诸省的会党与革命党更是“纷纷串结”⁽²⁵⁾。这些事实既说明了革命对民变的影响，也说明了民变对革命的推进。三、乘革命党起义之机，发动民变。如1907年6月革命党人邓之瑜发动惠州七女湖起义后，附近府县会党亦相机而群起响应，即是一例。民变与革命的这种联系主要是在秘密会党起事和兵变中体现出来，其他民变则很少与革命取得联系。

倪映典

在民变与革命发生联系的同一过程中，革命同民变也曾发生过三种直接的关系。其一，由革命党人参与或策动民变。1907年，粤西龙州、上思等地民变，即“系孙汶剧党黄和顺潜回勾胁所为”⁽²⁶⁾。1910年2月广州新军兵变就是由同盟会会员倪映典组织的。此外，山东等地的民变亦无不有革命党“潜相结纳”，从中勾串。其二，民变将发之际，革命党人主动投入而予以引导或支持。如1906年以会党为主体的萍浏醴起义，就是由革命党人刘道一、蔡绍南等联络会党，组织机关，筹划发动的。1907年广东钦廉一带的民变，“时有革命逆党接济粮械”⁽²⁷⁾。其三，民变的出现吸引了革命党人，但在革命党人尚未到达时民变即已被镇压。如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就是如此。革命与民变的这种关系，显示了革命派对群众力量的认识。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此类直接联系并不占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