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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与革命派是一对矛盾，它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对基本矛盾派生出来的一对矛盾，是在反帝反封建要求下产生的一对矛盾，二者的并峙表现了它们的不同一性，也有对抗性，但这种矛盾反映的是同一个阶级的不同阶层在改革方式和道路上的分歧，对立着的双方都在为沉沦中的中国寻求新的出路，都要求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建立近代化的制度、国家和社会，因而又具有同一性。复杂的社会环境及历史条件决定了革命与改良在互相对立中又互相联结，在不同一性中具有同一性。

革命派和改良派是在同一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股新的政治势力，它们的主张和要求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要求。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突出地表现为南北间的差异，资本主义首先是从南方兴起并长期占优势，这与西方势力首先进入这个地区有关。1893年有人写信给张之洞说:“方今机器之利，粤人知其益者，十之八九;两江闽浙，十之二三;河洛以北，百不得一。名卿巨公，以为是者半，以为非者亦半。”⁽¹⁵⁾这些话大体反映了当时南北间对认识和接受西方事物的差距。所以，近代的新兴力量大多肇始于得风气之先的南方或以南方为主。倡导改良与革命的首要人物都出自南方。同盟会在1905至1906年有统计的会员为976人，其中广东170人，湖南158人，四川130人，湖北125人，余为其他各省。江、浙、皖人数不著者，因三省主要为光复会活动地区。光复会不像兴中会、华兴会的人几乎全体加入同盟会，而只有少数人陆续加入。从改良思潮的酝酿到改良派的形成固然起于南方，即便是后来的立宪运动也以南方为基地。如江浙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均是。两派的组织及其活动地区说明了它们的社会基础的同一性。尽管我们通常区分它们一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一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这是就其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说的。若就其经济关系而言，立宪派同工商业的关系还多于革命派，对提倡实业有更大的兴趣。

革命派与改良派同时以“救亡图存”为自己出世后的第一声呐喊，爱国是二者共同的历史起点，反帝是他们共同的旗帜。康有为为“救亡图存”而谋求政治上的改良，孙中山也因列强的“虎视鹰瞵”而指出革命旨趣，由爱国走向革命。其后，革命派固然是高举爱国革命的旗帜，立宪派又何尝不以民族安危为念!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中，一方害怕革命引起列强干涉而召瓜分之祸，一方则以革命在于谋国家之独立可以避免列强干涉为辞，二者对帝国主义的本质都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坚决的反抗宗旨，同样表现出双方固有的软弱性，但都想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中国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在收回路矿权利的一系列斗争中，大抵为立宪派发动或立宪派与革命派相率投入斗争。如山西省立宪派首领梁善济先是与革命党人解荣辂联名上书清廷外务部，要求收回盂县等地矿权;继而他又与革命党人一道解除山西商务局与英国福公司的合同。1911年6月上海成立“中国国民总会”时，同盟会会员与立宪派人士分别担任了正副会长，该会受同盟会的指导，是以反抗列强侵华相号召而广泛吸收各阶层参加的爱国团体。保路运动中，湖南、湖北、广东三省都是大批立宪人士发动而有革命党人参加的爱国斗争;四川立宪党人发展为保路同志会武装抗清，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不可否认，在改良与革命的道路上，立宪派与革命派常处于对立的地位，但又应该看到，在爱国反帝的要求上，立宪派与革命派更有相互配合、共同斗争的友情。这种友情不仅表现为上述挽回利权的许多事例，而且深藏于荣辱与共的民族情感中，无论革命还是立宪，其反对外来侵略，反对清朝卖国，都具有极大的同一性。

革命与改良两派都取法于西方，向西方学习。作为革新中国与打击旧学的思想武器，最初取自西方的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说、进化论和以实验科学为基础的归纳方法等，是由改良派与革命派相率译解的。对这些学说的理解和运用，一方得之为渐进量变，为君主立宪;一方得之为跃进质变，为民主共和。这种异趋，是由外来变为内在的社会机制和两派各自的政治倾向造成的。我们固然应看到这种异趋，但两派毕竟是同取一瓢水，目的在于冲击中国的旧学，导中国于革新之路。即使在两派激烈论战的立宪运动期间，《新民丛报》也没有丧失对旧营垒的冲击作用，论战可以说是双方对旧营垒从来所没有过的剖析。所有这些学说的译解，除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书刊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译述，对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睡眼方开的士人还是思想启蒙，不一定先存在政治的泾渭，如进化论、实验科学的方法主要引导他们突破旧的樊篱去观察和分析历史与现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华盛顿、林肯、彼得大帝以及明治维新崇拜的英雄形象，成为两派人汲取思想和战斗激情的共同来源。民族的、时代的追求，在近代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意义，它们常常超越政治分野的广度而驰骋于人们心中。

革命与改良两派都把中国的去路寄托于实现资本主义，因此反封建同是二者的奋斗目标。改良派一开始就是向封建挑战的，想以渐进的方式使资本主义体制取代封建主义体制。戊戌维新运动对封建顽固派势力曾经斗了一场。立宪运动同革命对峙虽削弱了反封建的作用，但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其矛头是指向封建的。革命派标举民主共和，进行暴力革命，与改良派比较，是全面而一贯地反封建的。在反封建这个大目标上，立宪派与革命派有较大的差距。立宪派之所以与革命派对峙，主要是如何对待代表封建统治的清朝。本来君主立宪制的君主、民主共和制的总统，只是两种模式的国家的元首，尽管在其开始对打击封建的程度不无差异。然而在中国历两千年的君主高于一切的封建专制统治，不把皇帝拉下马，对封建政治势力就会是极大的保留。正如恩格斯指出:“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来把它消灭。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¹⁶⁾辛亥革命时中国面临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废除君主，那是非常不现实的。就这点而言，革命派具有更彻底的反封建程度，而改良派在反封建的同时又带有某种保留。话又得说回来，君主立宪毕竟是资本主义体制，不属于封建主义体制，立宪派对封建诚然有较大的妥协性，然而基于资产阶级的要求，毕竟又是反封建的，这是它与革命派具有同一性的基点。

在历史社会的新陈代谢中，不同一性和同一性是普遍地存在的。一切对立的事物，都在不同一性中寓同一性，没有不具同一性的对立面。立宪派之与革命派，除了上述在社会基础、政治背景、理论指导和反封建这个总目标上都有若干联结外，事实上，从甲午战争到义和团运动，不仅改良派的斗争有全局性影响，是时代的呼声，而且两派在爱国革新的要求下，都为中国的处境而冒险犯难，彼此不无惺惺惜惺惺之意。他们曾经在日本、新加坡、檀香山等地寻求合作，兴中会的参与自立军起义，就是这种合作的明显标志。武昌起义，革命派以武装推翻清朝对立宪派的长期论争给出了答案，建立了中华民国。至此，立宪派也是一片共和呼声，群起而组织共和党。不管叫投机也好，叫转变也好，革命派接纳了他们，他们表示趋从革命，可以说是前度的合作在新的情况下的再现，也是潜在的同一变为表面化的同一。当革命党人以为“破坏告终，建设伊始”的时刻已经到来，倡议发展实业，以厚民生，立宪党人对此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积极响应，组织协会，筹建企业。凡此种种，表现了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想把中国建成一个资本主义强国。

在清末，革命派、立宪派与清王朝的三角关系中，革命派一面要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战争，一面又要从政治路线上同立宪派作斗争;反过来，立宪派一面要花很大的气力对付革命派，另一面为了实现立宪的政治目标，仍要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争夺;同样，清朝政府也是在同两面的格斗中挣扎。其中，革命派与清王朝是谁消灭谁的问题，而立宪派与清王朝、与革命派则各有其互相对峙和互相联结的一面，其对峙和联结又是互为进退的。立宪派对清王朝的立宪失望时，同革命派的联结就增长，并现其同一性。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对峙，也不同于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不同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峙，它们是在资产阶级这个统一体中为建立资本主义国家而产生的分歧，其间具有较大的同一性;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如何对待封建主义的各个方面，比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封建斗争也具有更实际的内容。革命与改良两派的对峙与联结，同一性与不同一性，决定了它们各自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中的历史地位。

(1)《列宁选集》，3版，第1卷，6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1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10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7)黄尊三:《三十年日记》留学，316页，长沙，湖南印书馆，1933。

(9)参见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年谱年表》，传记，68页。

(10)杨立强等编:《张謇存稿》，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1)《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40页，上海，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31。

(15)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一)，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