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互交替的两个历史阶段

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新的力量往往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出现。而在欧风美雨飘打下的近代中国，各种思潮一齐涌来，形成为政治实力，更是如此。1894年至1895年间，北洋舰队被日本打得全军覆没，洋务派30余年的“富强”设想也被击得粉碎，酝酿已久的维新变法思潮便形成一股富有朝气的政治力量出而领航了。他们通过“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把旨在“变政改制”的政治思潮推向政治运动。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活动起来，组织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在甲午战争的民族灾难中成立的兴中会和强学会，一个以革命为宗旨，一个以改良为依归;一个要把皇帝拉下马，一个向皇帝上书请愿。它们揭出了革命与改良两面大旗，都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

1897年秋，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合影

同时登场的这两股新的政治力量，不是相等地开展活动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各有其变化，新旧递嬗的逻辑决定了它们各有其自己的时代。从1895年5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的几年间，改良派被时人看作“新党”，其变法活动以北京、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为枢纽，有风靡全国之势，确曾给人以开创局面、迎接富强的希望。那时的兴中会仍只是在海外华侨中和港粤之间联络，且被士流目为“乱党”。即便是到了1900年10月的惠州起义，也不过是南海一隅闪电式的一击，并无全局性影响，显然居于次要地位。

改良派在甲午战争之后跃登历史舞台，其思想渊源和斗争趋向，是由战前30余年的改革思潮发展而来，也是由对洋务派的批判和发展而来。洋务运动中与顽固派相峙的洋务派，虽不完全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形态和性能，但洋务思潮的掀起和失败，在上层社会引起波动，为戊戌维新准备了现成的基础和前提，同时规定了继之而起的否定者(既克服又保留)只能是改良运动。维新运动之代洋务运动而起，成为时代中心，正是历史运动的自身逻辑使然。而这时的革命派自身又为时代主流所吸引，不但与改良派分不清泾渭，就是对洋务运动破产之后仍有政治权位的洋务派头目也没有完全排除幻想。孙中山在1894年，章太炎在1898年还分别向李鸿章上书论政，想通过他在政治上有所兴革。革命派与改良派既有热爱祖国、要求改变现状的共同愿望，他们曾经寻求合作。就是到了1899年农历六月康有为已在加拿大成立了名声不好的保皇会，革命派也还是没有放弃同康、梁携手的活动。这种事实说明，在近代中国，革命一开头并不是改良的对立面，而是改良的合作者。

孙中山断发易服照

戊戌政变把改良运动从顶峰上推落下来，作为变法主持人的光绪帝被黜，作为变法策划人的康有为出亡，盘根错节的旧势力一巴掌击倒了颇有声势的维新变法，意味着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这个结果同时显示了新与旧之间的力量对比，康有为曾以他的思想“力摄胜人”，但他没有与之相应的物质力量。所以，尽管康有为为中国社会选择了变法维新之路，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没有选择康有为。随之，改良运动退出了主流地位，它以自己的失败，为革命准备了基础和前提。在宗旨矛盾的自立军失败之后，特别是经过接踵而至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清朝的腐败兜底暴露，国内的反清情绪日增，革命的声势日涨，逐步取代改良而成为时代的中心。从历史发展的链条看，前为戊戌维新，后为辛亥革命，戊戌与辛亥是近代中国在前进道路上的两个交替的历史阶段。革命与改良历史地位的变化，反映了辛亥对戊戌既否定又发展的历史辩证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变革的道路上，如果说19世纪最后几年的时代象征是康有为，那么到了20世纪初年则进入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时代。虽然，康有为生于1858年，孙中山生于1866年，他们近于同一辈人，但在社会政治思潮及其实践的急遽变嬗中，他们的脚步却是后浪推前浪，显示为两代人。

历史阶段的交推，并不是按照一定尺度的阶梯。在有的历史阶段的交推中，一种新的力量败阵下来，另一种新的力量在前者的败局下成长起来，接应上去;而前者在败退中寻求机会，经过新的组合，卷土重来，并与后者抗衡。清末革命派与改良派之由交替而并峙，就是这种复杂历史现象的展示。20世纪初年，民族矛盾的强烈刺激使一大批知识分子由爱国走向革命，其中包括原来参加维新运动的如秦力山、杨笃生、章太炎等一批人也都投到革命的旗帜下来了。时局的震荡，甚至连梁启超也有“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²⁾之想。这是一股潮流。继兴中会之后，在这个潮流的影响下又相继产生了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等，并造就了一群有影响的领袖人物。这说明，以兴中会为契机的革命组织活动由海南跨向了长江。1905年8月成立的同盟会“集全国之英俊”，汇聚了新团体和新人物的精粹，形成了成熟的具有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党，它的理论体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正式公之于世，并扩大武装起义和开展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标志着革命的成熟而有了胜利的希望。

华兴会会员黄兴(前左一)、宋教仁(前左四)、章士钊(后左一)等合影

此时的革命虽已成为时代主流，历史却并没有一边倒。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不仅以暴力摧残了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而且以其出人意表的结局极大地影响过一代中国人的思想。大而强的俄国何以会败于“蕞尔岛国”日本，胜败之由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特定的眼界和目力，许多人就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得出了一条道理，认为俄国之败于日本，不是俄国的兵力财力不如日本，而是日本为君主立宪国，俄国为君主专制国，俄国之败于日本是专制败于立宪，或者说是日本之打败俄国是立宪打败了专制。这个论证，对那时的上层人士既有借鉴又有切肤之感。张謇所说的“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意识。于是，在戊戌维新中曾经提出而被视为过激的立宪，此时却成了有极大魅力的字眼，皆以立宪为挽救清朝、振兴中国的唯一途径。就在俄国战败的1905年7月，洋务官僚张之洞、袁世凯、周馥及出使大臣孙宝琦等都出面而奏请立宪。在“百日维新”的变法高潮中，对立宪不置一词的清朝统治者，这时也把它看作救生圈，派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以德、英、日三个君主立宪国为考察的主要对象。次年8月发布“预备立宪”上谕，给立宪派的活动提供了合法条件。尽管清廷所取的不过是立宪之名，但它的立宪姿态却使真心相信立宪有回天之术的立宪派从中看到了莫大的希望。作为一种反应，国内出现了一批由张謇等人组织的立宪团体，为中国的立宪事业摇旗呐喊。“云破月来花弄影”，奔营于海外的康有为也为之一振，宣布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梁启超、蒋智由等则在日本设立“政闻社”，发刊《政论》杂志，打出立宪的旗号向国内策动，并宣布“绝无干犯(皇室——引者)尊严之心”⁽³⁾，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泯除前此的恩怨，原谅了西太后;满怀立宪理想的杨度，在日本创刊《中国新报》鼓吹立宪，旋即回国活动。这样，戊戌年间失败了的改良派又重新崛起，形成为朝野呼应、内外联络的立宪势力。

杨度

立宪派是与维新派、保皇派一脉相承的资产阶级改良势力。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争夺的着重点不一样，依次形成为三个不同段落的分称:戊戌变法时为维新派，戊戌政变后为保皇派，日俄战争后为立宪派。这些变换的称号反映了各自的主旨，也略寓褒贬。但改良派一直是它们的总称。总称表示了它们的改良主义路线的一贯性，分称表示了它们各自的时间特征及对革命派的关系的变化:维新运动时的维新派在于除旧布新，挽救危亡，以消弭革命于方萌;保皇活动中的保皇派以保护光绪帝、反对慈禧太后为宗旨，与革命派又联系又争夺;立宪运动中的立宪派则呼吁开国会，立宪法以挽救清朝的危亡，与革命派尖锐对立，互争成败。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康有为在立宪运动中虽仍岸然自尊，但已渐失昔日的声光，而活跃于立宪运动中的却是戊戌时还不太露头角的张謇等人。可见改良派自身的血液也在经历着循环和代谢，并在立宪运动中发展了他们的势力。以他们为主体而连续出现的抵制美货运动、召开国会请愿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显示了立宪派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基础和声势。这种基础和声势说明改良还没有走完自己的历史路程。因此，在革命成为时代中心之后，立宪派又成为与革命派横向对峙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