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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年的时论中，法国大革命是常常被引用以说明中国的论题，并一度成为革命与改良大论战双方用以阐发各自的政治理想的论据。改良派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得出“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⁴¹⁾的结论，故而反对革命。梁启超说:“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泰西革命源于生计问题，“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故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无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因此中国历史上只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之革命”。革命之业“必赖多数人”，革命派“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⁴²⁾。与改良派不同，革命派则从法国大革命中汲取战斗激情和理论依据，认为“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⁴³⁾，中国革命的前途“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⁴⁴⁾，才有成功希望。

革命党人赞成第三等级，但以革命党为代表的“中等社会”不同于第三等级。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是由纳税者组成的，它包括工商业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城市贫民和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如小业主、小商人和工匠等。纳税把他们连结成一个阵营，与不纳税的僧侣、贵族等特权阶级相抗衡。在第三等级中，资产阶级(包括金融、工业、商业资产阶级)是新生产关系的代表者，是大革命的领导力量，他们不仅代表第三等级，而且代表“百分之九十六的国民”。20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是不同的。那时法国的资本主义已有了相当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具备与封建生产方式抗衡的力量。因此，在第三等级背后，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成熟的社会变革要求。而20世纪初年的中国提供给中等社会的社会变革的基础是不成熟的、薄弱的。新式知识分子是“中等社会”最进步的部分。但他们的思想、观念并不是从中国社会里直接孕育出来的，而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因此，他们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脱节。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的阵营相比，在“中等社会”与农工所组成的“下等社会”之间又有某种程度的脱节。在中国这样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脱节是正常的，但它又必然影响到改造中国社会现实、建立近代生活的实效。

近代中国的改革是从上层开始的，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农民起义的双重压迫下迈开第一步的:依次推移，由上层肇始，逐级延及中下层，它的发展形成一个塔形。作始于洋务运动而登场于甲午战争后的改良派曾寄希望于“上等社会”，他们看不起“下等社会”，极言革命之祸以推动清廷变法，并赋予变法以防止“下等社会”揭竿而起的意义。所谓推行君主立宪便可以“防家贼，靖内乱”，“永绝乱萌”，避免“流血的破坏”。直到20世纪初年的“中等社会”，才认识到“中等社会”必须以“下等社会”为依托，为根据地，并自信有能力领导“下等社会”进行“积极之破坏”，“有秩序的革命”。尽管这种认识仍然是不明晰的、朦胧的，“中等社会”也并没有真正把“下等社会”发动起来，但它却使“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有了一定的联系。显然，由“中等社会”领导的中国革命，已经不是“汤武革命”或刘邦、朱元璋之类的英雄事业了。它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自秦以降，革命者多崛起民间，于平民革命较近之”，实际上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工具。而“中等社会”革命则“出于国民”，“革命之后，宣布自由，设立共和，其幸福较之未革命之前，增进万倍，如近日泰西诸国之革命是也”⁽⁴⁵⁾。也就是说，“中等社会”革命的目标是推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因而已具有近代民主革命的品格，走出了改朝换代的轨辙。“五四”以后，新的宇宙观、人生观一齐涌来，新的一代改革者科学地认识和阐明了下层群众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下等社会”的力量得到了真正的发挥。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大众革命。而“中等社会”领导的革命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历史环节。

(1)窦昌荣选注:《天地会诗歌选》，1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广西天地会民谣，流传颇广。张嘉祥后来投顺了朝廷，并成为太平天国的主要敌手之一。有人因此而不愿意承认这种饱含反抗精神的话出诸他口，其实大可不必如此。

(2)《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这里所谓“大工业”究系何人，待考。若按常理推断，当指居于上等社会或与上等社会有密切联系的张之洞、盛宣怀辈。

(5)Chung- Li Chang:本The Chinese Gentry，University of Washing ton Press，1955，p.99．

(8)参见［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6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7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10)参见濑江浊物:《吴佩孚正传》，见荣孟源等编:《近代稗海》，第5辑，617～61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1)民国《上海县志》，卷17，游寓，见黄苇等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资料选辑》，321页。

(12)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年谱年表》，传记，82页，上海，中华书局，1930。

(13)方鸿铠等修，黄炎培等纂:《川沙县志》，卷16，人物志，统传，见黄苇等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资料选辑》，324、315、312页。

(14)据《各省商会详表》统计，见《中国年鉴(第一回)》，1544～157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15)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册，4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6)《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见《孙中山选集》，上册，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18)《鲁迅全集》，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9)李书城:《学生之竞争》，载《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2期。

(20)李书城:《学生之竞争》，载《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2期。

(22)李书城:《学生之竞争》，载《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2期。

(24)参见陶成章:《浙案纪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5)参见万武:《策动马福益起义的经过》，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245～247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26)参见《石叟牌词》，见《谭人凤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7)参见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黄申芗，3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29)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31、173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30)参见王时泽:《回忆秋瑾》，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225页。

(31)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2)据冯自由:《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一文列表统计，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30页。

(3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508页。

(35)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125页。

(41)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载《新民丛报》，1906年第85期。

(42)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载《新民丛报》，1904年46～48期合本。

(43)《中国革命史论》，见《陈天华集》，21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