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破坏上等社会”与“提挈下等社会”

“中等社会”介乎“上等社会”与“下等社会”之间，它不仅区别于“上等社会”和“下等社会”，而且承担着“破坏上等社会”和“提挈下等社会”的双重责任。它的作用和使命就体现于这两种责任之中。

爱国学社成立时师生合影

大致说来，“上等社会”是代表既得利益的统治集团，包括政府诸公、鸿儒硕彦、各地疆臣、领兵大员、驻外公使、州县官吏等。“彼夫出道而呵，人阙而趋，气焰熏熏，挟持政柄者，大率皆顽钝腐败之魁杰也。彼辈除考据词章以外无学问，除奔竞钻营以外无阅历，除美缺优差以外无识见。加之数十年陶熔于宦海，养成一种柔滑狡狯、麻木不知痛痒之性质，治内专务压制，对外只知唯诺，任列强弄之股掌之上，波谲云诡，罔测其端。是岂能立于今日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旋涡而不堕落者乎?则位置之上于学生者无望矣。”⁽¹⁹⁾这部分人所代表的是一种旧的社会势力，因而是革命和“破坏”的对象。“下等社会”则是以农工为主体的劳动者阶级组成的庞大的社会力量，当然也包括会党、马贼、盐枭、娼妓、江湖术士、无业游民等流氓无产者在内。它受“上等社会”的压迫，因而有革命的要求。但是，“下等社会之中，识字者盖寡，廿四朝历史、十八省地理、自幼稚而少壮而老大，眼中耳中脑中，未尝经一二之感触，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且蛮野横悍，动辄蚁聚蜂屯，戕害外人，昧公法，召衅端，其愚更可悯矣。以与世界高掌远蹠之文明国民相竞争，如卵投石，如汤沃雪，安往而不败哉?则位置之下于学生者更无望矣”⁽²⁰⁾。它像是“一个布袋里的马铃薯”，并不能自己代表自己，需要新的阶级来代表它，“提挈”和“卵翼”它。学生之位置介于“上等社会”和“下等社会”之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它不仅代表了“中等社会”的自我意识，而且自觉地意识到了它比“上等社会”更先进，比“下等社会”更先觉。杨笃生说:

诸君(即“中等社会”——引者)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社会之责。⁽²¹⁾

“矫正”和“破坏”具有革新的意义，“提挈”和“卵翼”具有指导、启蒙的意义。二者相连，又说明了其间的内在联系，即要“破坏上等社会”就必须“提挈下等社会”，“提挈”是“破坏”的前提条件。对于“中等社会”来说，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时论云:

上等社会既误于前，崩溃决裂，俱待继起者收拾之。为今日之学生者，当豫勉为革新之健将，使异日放一大光彩，以照耀于亚洲大陆之上，毋使一误再误，终罹亡国之祸，以为历史羞。前途茫茫排山倒海之伟业，俱担荷于今日学生之七尺躯，则对上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如何使完其人格，如何使尽其天职，必养其独立自营之精神，而后能为世界之大国民，以立于万马奔腾潮声汹涌之竞争场而不踣。今日之学生，即下等社会之指向针也，则对下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²²⁾

这段话里既有强烈而深沉的社会民族责任感，也有先知先觉的救世意识。但在那时的中国，正是依靠这种救世意识才产生了“中等社会”同“下等社会”的最初联系。从救世意识出发，还有一部分人达到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²³⁾因此，“中等社会”必须走向“下等社会”，“与下等社会为伍”，并用新的社会理想“经纪”“下等社会”，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中坚”、进行“有价值之破坏”和“有秩序之革命”。

(一)“与秘密社会为伍”。秘密社会即通常所说的会党，是独立于中国社会行政系统和行会制度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它源于南方而流布全国，分枝极多，除天地会外，还有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江湖会等，在下层社会有巨大的革命潜力。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出于反清革命的需要，与秘密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试图在利用它的同时改造它，把它纳入革命的轨道。这种改造与利用的方式大抵有四:一是走访各山堂，进行民主革命的说服动员。如陶成章、魏兰之遍访浙东哥老会诸堂口⁽²⁴⁾，万武、刘道一之密访马福益⁽²⁵⁾，谭人凤之游说长江会党⁽²⁶⁾，黄申芗之联络湖北会党⁽²⁷⁾等。二是打进去，以个人身份参加会党组织，取得会党的信任，获取对首领进言、参谋的地位。如陈少白之参加三合会受封为“白扇”⁽²⁸⁾;井勿幕在西安与哥老会首领歃血为盟结成三十六弟兄⁽²⁹⁾;秋瑾、刘复权等人之加入横滨三合会，受封为“白扇”、“洪棍”(掌刑)、“草鞋”(将军)⁽³⁰⁾;林述唐、黄兴之在湘、鄂入哥老会被封为“龙头”(首领)等⁽³¹⁾。三是拉出来，使会党分子加入革命组织。仅以兴中会为例，有姓名、事迹可考的兴中会286名成员中:会党分子入会者共44人，近六分之一。⁽³²⁾四是建立联络会党的秘密机关或外围组织。前者如光复会在浙江利用温台处会馆，并在上海设立联络点;后者如华兴会为聚集两湖哥老会而组织同仇会。革命党人在与之为伍的同时，积极向他们宣传民族、民主大义，以冀改造其宗旨、组织和作风。这些事实说明了革命党人在“转移其旧思想而注入之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方面，确实做了许多实在的工作，会党因之也成为反清革命的重要力量，为民主革命作过贡献。但秘密社会有它自己依以生存的土壤，自己的组织和作风，并不容易被改造。它是一个动摇的阶层，“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³³⁾。它的组织和作风，如江湖义气、山头主义、分散主义，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因此革命党人在改造它的过程中又往往被它所改造，在利用它的同时又往往被它所利用。1908年，革命党人(胡汉民)已说“会党首领难用，与其乌合不足恃”。孙武等也认为“对于各会党只可采取联络，不可依为心腹”⁽³⁴⁾。于是把运动“下等社会”的重点从会党转移到新军上来。

马福益

(二)“与军人社会为伍”。这里所谓“与军人社会为伍”主要指的是与新军为伍。新军的兵源多数来自破产农家的子弟和其他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本来就怀有不满现状的反抗情绪，自然容易接受革命宣传，何况他们由分散的家庭生活集中到部队中来，更能表现出多数人的力量。但是，新军毕竟是清政府直接控制的武装，要使他们投身到革命一边来，还必须积极地宣传和争取，即所谓“破坏其旧势力而耸动之以新势力，排斥其旧事功而歆羡之以新事功”。革命党人对新军展开的活动，首先是投入新军或入伍为兵。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即在日本选拔军事骨干李烈钧、程潜、唐继尧、张凤翙、孔庚等28人，组成“铁血丈夫团”，回国分赴各省参加新军，掌握实力。文学社首领蒋翊武也投入了新军。有些军事学堂毕业的革命党人被分发到新军中去后，和士兵生活在一起，暗地里宣传革命，如云南讲武堂的学生在1911年就有相当一部分投入新军第十九镇各步、骑、炮、工等兵种的标营中活动。其次，通过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秘密地散发革命书刊，其中如陈天华的《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在新军中的影响很大。武昌起义老人所写的《武昌首义回忆录》，其中许多人都说到他们曾读过和传递过这类小册子。此外革命党人还组织讲演会，向士兵灌输民主革命思想。再次，利用组织形式开展活动。就湖北来说，最初出现的革命组织，有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成员多为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他们在开展活动方面比士兵方便，影响也更大。革命党为了和新军互通声气和争取有革命倾向的官兵，在新军驻营附近、交通要道或租界，设立酒店、杂货店以至住宅，这种商店和住宅也就成了革命的秘密机关。在湖北以外的革命党人较活跃的地区，在新军中组织秘密团体，积蓄革命力量的也不少。如熊成基在安庆新军中主持的“岳王会”，第二十镇中的“武学研究会”，即其实例。

邹容及其《革命军》

革命党人运动新军革命，到武昌起义前夕，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统计，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1.5万人(按:李春萱回忆为1.6万多人，熊秉坤回忆为1.87万多人)，纯粹革命党将近2000人，经过联络而同情革命的约4000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1000多人，其余则是摇摆不定的。⁽³⁵⁾除清政府控制较严的新军外，多数地区新军中的革命或同情革命的力量，到武昌起义前夕，也大都逐步取得优势。如“滦州北门外师范学堂驻有七十九标一二三三营，自排长以至土兵，十九皆倾向革命”⁽³⁶⁾。辛亥革命主要就是依靠新军的起义而取得胜利的。

(三)“与劳动社会为伍”。“劳动社会”以农工为主体，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是比“秘密社会”和“军人社会”远为庞大的社会群体。20世纪初年，“中等社会”已经意识到这一巨大的社会力量，认为“革命之业，断不能破碎灭裂，侥幸其或成矣”，只有“鸠集群力”才能成功。“劳动社会”日在饥寒交迫中，有很强的革命性，因而是民主革命最天然的同盟者。但它受封建的锢蔽既长且久，受专制政体的钳制最严且酷，胼手胝足，愚昧无知，因而又具有极大的落后性，必须“改革其旧智识而注入之以新智识，变易其旧习惯而注入之以新习惯”⁽³⁷⁾。否则“虽有千万之大众生，终不得不寂灭”⁽³⁸⁾。“夫以富有壮快骁悍之性质之民族而倡破坏于暗败卑劣政府之下，而无政治思想以经纪之，云兴鼎沸，糜烂生民，不可收拾，使赤眉、铜马、黄巾、青犊之群，卢循、徐道复、黄巢、朱温、宋江、李全、张献忠、李自成之属，披倡宇宙间。”⁽³⁹⁾其结果非但无功，反遭“野蛮破坏”之祸。因此“与劳动社会为伍”，首先，必须教育“劳动社会”，“指示破坏之方针，指示以收拾破坏之目的，率种姓、风俗、能力、道德同一之民族以趋之。其用在于群，群天下之思想而为有意识之破坏;其事主于积，积天下革命之材力，而为有价值之破坏。故有积极之破坏，即有积极之建设”⁽⁴⁰⁾。引导和教育处于蒙昧状态中的下层群众，把他们纳入民主革命之轨道，使他们成为革命力量，避免盲目的破坏，而进行“有意识之破坏”，“有价值之破坏”，显示了“中等社会”的自信，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中等社会”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劳动社会”中去，而是寄希望于几个“达识之士”和“聪明睿知之大人”“率而用之，振臂一呼”;或用暗杀、“洒血炸弹”来“使四万万众恍然惊觉”。这除了说明“中等社会”的天真幼稚外，还说明了它与中国社会现实某种程度的脱节。

水灾后等待赈济的灾民

革命党人“与下等社会为伍”，主要是与秘密社会和军人社会为伍，但在同一过程中也已意识到引导劳动社会的重要性。这种事实说明，他们不仅看到了“下等社会”需要“中等社会”的指导，而且看到了“中等社会”需要“下等社会”的力量;不仅看到了“下等社会”里的秘密社会和军人社会，而且看到了秘密社会和军人社会后面的劳动社会。当然，在他们眼中的劳动社会还是朦胧的，但他们已经开始注目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