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残局与变法

从义和团到八国联军，几个月之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震动，朝野上下，几乎无不感受到了这一非常之变所带来的强有力的震撼。津京陷落之后，西方列强虽然没有把西太后列为“首祸”，却以另一种方式“惩办”了她，把她拉出了深宫，使她在仓皇“西狩”途中亲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和被震撼的滋味，几乎丧尽了皇太后昔日的威严。“两宫微服出走，间关道途，昼餐无糗糒，夕休无床榻，饥寒羸瘁，有平民所不堪者，况万乘之尊乎?”⁽¹⁾西太后不无辛酸地自述过这段经历:“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秸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²⁾痛定之余，不能不有所“振作”，不能不引出一点反思:“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在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³⁾这段话用光绪皇帝的口气表达了西太后的心理，有责人之意而无罪己之心，但多少还是触及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病。这是一个顽固冥钝的人物在严酷的时势逼迫下产生的一点反思，是一种迟来而又易逝的反思，但它毕竟促成了“新政”的开场，揭开了晚清最后十年“变法自强”活动的序幕。

慈禧太后西逃后返京，肃亲王善耆一行迎接

1901年1月29日，西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承认了在“万古不易之常经”外，没有“一成不变之治法”。并明令，“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因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⁴⁾。人们久已习惯于摘引此谕中的这样一段话:“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以说明其用心之可恶。的确，这是对“新政”的一种限制。“三纲五常”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是传统社会伦理的核心，久已被视为传统文化中万世不易的“体”，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至上准则。对其不可变易性的强调，说明它并没有逸出洋务自强运动的轨迹，因此，人们往往把它同洋务自强运动相比照，认为前者是后者的翻版。然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同一道上谕中还有另一段话:“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这里的“本源”究为何物，难一言以断。但它至少已经超出了西艺的范围则是无疑的。用“皮毛”以称洋务自强运动，其所求者，当更深于“皮毛”。这层意思反映了极守旧者在严峻时局下的某种变化。

奕劻

同年2月，清政府再颁上谕，在忏悔庚子之变的同时，重申了变法之意，要求大臣去私心破积习，力行实政。“所以谆谆诰谕者，则以振作之与因循，为兴衰所由判;切实之与敷衍，即强弱所由分。”不“振作”，不实力“变法”，就没有出路。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议商变法条陈。派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为参与大臣。8月20日，即西太后与光绪皇帝离开西安“回銮”前四天，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再发文告，表示清政府立意“变法”的决心:

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⁵⁾

一种求生本能或王朝自救意识终于把一个油干灯枯的颟顸王朝推上了改革之路。督办政务处的设置，“舍此更无他策”的自觉意识，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姿态显示了曾经扑杀或仇视过变法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变法决心。但组成督办政务处的大多数人物又以他们各自的经历说明了清王朝夹袋中人材已尽。以旧人而包办维新，以中古的人来推进近代的事业，是不会有希望的。

在“妥速议奏，实力奉行”的上谕召唤下，许多不甘王朝倾覆的臣僚递上了奏折。在应诏而议变法的诸多奏折中，最著名而又产生过实际影响的是，1901年7月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发出的三折，这就是出了名的“江楚会奏三疏”。第一疏论育才兴学，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其大要分四端:一、设文武学堂。州县设小学及高等小学。童子八岁以上入蒙读书，十二岁以上可入小学，十五岁以上入高等小学。府设中学，年满十八岁而于高等小学毕业者，始得肄业。三年毕业后，再入省城高等学校，其课程为七门(经学、史学、格致学、政治学、兵学、农学、工学)，毕业后入京师大学。二、酌改文科以变通科举。头场考试以中国政治、史事为限，名曰博学;二场考各国政治、地理、农工、武备、算学，名曰通才;三场考四书五经，名曰纯正。三、停罢武科。四、奖励游学，尤提倡赴日本留学。第二疏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所言以整顿变通中国之成法为主，凡十二端:一、崇节俭，禁奢华。二、破常格，变通繁文缛节，官吏可直言正谏;用人宜少壮，不以常格限之。三、停捐纳。四、课官重禄。京城设仕学院，各省设教吏馆，以养成有用官吏，减少官场无益支出而增厚俸禄，使官吏办公有资。五、去书吏，改用委员。六、去差役，推行警察。七、恤刑狱。八、改选法，凡正途、保举、捐纳之官，皆到省补用试用。九、筹八旗生计。十、裁屯卫。十一、裁绿营。十二、简文法，简省虚文无用之册籍而宽其例。第三疏论采用西法。其大要而切实易行者分十一端:一、广派游历。二、练外国操。三、广军实。四、修农政。五、劝工艺。六、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七、用银元。八、行印花税。九、推行邮政。十、官收洋药。十一、多译东西各国书籍。大要皆变而不失其正者为主。⁽⁶⁾

刘、张二人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而又十分特殊的地位。相对于顽固守旧势力而言，他们(尤其是张之洞)在那时的中国可以算是开拓性人物。他们的“会奏”系统详备而具体，且切实可行，因而成了晚清最后十年“新政”的范本。这个“会奏”是他们以自己的见识和目力对中国当时严酷之时势的洞察而提出来的。张之洞当时曾说过:“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法一策。”“残局”一词集中地体现了20世纪初年清王朝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反映了八国联军之役后中国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它比前此业已出现的“奇局”、“危局”包含了更严峻的内容。因此，一个不久前犹力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在这个时候也不得不承认“惟有变法一策”了。时势移人，一至于斯。虽然，由他发起的“江楚会奏三疏”并没有提出前所未有的新见识，但它几乎包容了自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以来洋务派的改革主张，也包含了改良派除民权、立宪之外的大部分主张。两者的交融就是其意义和价值所在。在它的背后，是张謇、汤寿潜等参与炮制“会奏”的客观事实。这表明前此的洋务派到这时不仅接受了改良派的主张，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接受了改良派的指教。这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抉择。

张謇

除刘、张会奏的三疏外，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有驻俄大使杨儒条拟的《变法致强六策》和状元实业家张謇的《变法平议》一书。他们各有侧重地发表了意见，但大体上没有超出“江楚会奏三疏”。这些奏议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中国时局和社会意识的变迁，反映了八国联军之役后官僚士绅的变革要求和社会心态。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直接导向了随之而来的改革。历史在经过一个巨大的迂回之后又似乎回到了原来的起点。清政府为扭转“残局”而摆出了改革的姿态，虽不能说毫无历史主动性，但对于一个重创之后的腐朽王朝来说，已无力挽回其万劫不复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