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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2月，《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说过:“我们在‘暴乱’(指义和团运动——引者)中并无所失。而事实上我们的威信大增，我们敢肯定地说，多少年来我们在北京或在中国的地位，从未象今天这样高。我们与清朝官员的联系从未象今天这样密切。”⁽¹⁾他以一个西方记者的观察，说明了20世纪开始时中外关系的一种重要变化。这段话使用了两个“从未”，反映了历史的比较和联系。在19世纪，战争贯穿了中外关系。这种由战争推动的民族交往从来不会是甜蜜的。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京，既表现了外来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暴力摧毁民族藩篱，也表现了中国地主阶级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建千疮百孔的民族藩篱。冲击和抵拒存在于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之中。因此，来自西洋和东洋的形形色色之物既在步步深入中国，又不能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辛丑条约》是一个大变。它压碎了地主阶级本已变得十分脆弱的民族心理防线。“深宫之默许，政府之密约，疆吏之暗失，使臣之阴从，怪怪奇奇不可思议之约章，虽非草野寡陋不晓朝事者所可根究。然一则曰，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非皇皇之圣训乎;一则曰，与其与奴隶不如赠朋友，非良相之嘉谟乎。”⁽²⁾于是，藩篱既失之后风雨难蔽难挡。外来的东西从四面八方源源而入。作为一种摹状其态势的观念，这个时候出现了“欧风美雨”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