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庚子事变的最后一幕

为革命而断头的鉴湖女侠秋瑾，曾在《精卫石》弹词中说:“(义和拳)闯成大祸难收拾，外洋的八国联军进北京。”⁽⁴⁶⁾她省略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前因，使人意犹未足。但她说出了两个历史事件在递接中的联系。侵略激起了反侵略。前者代表了横暴，后者代表了义愤。然而，在历史的曲折演进中，义愤又常常成为新的横暴的导因。这种矛盾决定了近代百年民族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庚子七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奏疏中说:“窃查此次战事，由于匪徒藉口仇教，肆行烧杀，致酿大患，各国亦以剿匪及保护商民教士为词，调舰增兵，合而谋我。”⁽⁴⁷⁾东西各国之“合而谋我”并非自庚子始。但“合而谋我”见诸八国联手嘬兵兴武却是借“保护商民教士为词”的直接结果。于是，从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开始，中国便面临着19世纪最后的一场民族战争。

不同的阶层和人物在八国联军攻势面前表现出来的不同情态，构成了庚子事变的最后一幕。

义和团在老龙头火车站同日、俄侵略军作战

作为一个爱国的民众群体，义和团曾以血肉搏枪炮的气概显示了顽强的民族精神。俄国记者扬契维茨基在《八国联军目击记》一书中记叙了1900年6月2日夜间发生在天津火车站的场面:

每一次齐射之后，我们都听到了刺耳的号叫声，只见红灯掉落了，溃散了，熄灭了。但是团民们仍然挥舞大刀长矛，高喊“义和拳!红灯照!”向车站前进。

他们中有一位师傅，是个脸色阴沉的高个子老头。他带领一群团民径直向我们连冲过来。走在前头的小孩子举着大旗，上面写着“义和团”三个大字。

月亮照耀着这些丧失理智的莽汉，照耀着他们的大刀和旗帜。

一排子弹射过去，大旗倒下了，又举了起来，接着又倒了下去。⁽⁴⁸⁾

一个月零三天之后(农历六月初九)，发自威海卫的电稿又报道了当地义和团“遇有战事，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⁴⁹⁾的事实。他们在从容赴死时走过的血路是岁月所不能磨灭的。但是，作为下层民众自发的松散群体，义和团所造成的浩大声势又不能不在激烈的军事对抗和迭速的失败之中渐趋解体。据当时人所记，8月上旬(农历七月中旬)，京津之间“尽系团匪踪迹”⁽⁵⁰⁾。但天津陷落10天之后八国联军即攻入北京。而40年前英法联军走完同一段路程，曾足足花了1个多月之久。这种对比说明:在短时间内从四面八方汇聚起来的人们，在短时间内正在向四面八方散去。至北京失陷前两天，“义和团外乡之人，连夜逃遁，在京之人，改装易服。一日一夜之间，数十万团民踪迹全无，比来时尤觉迅速也”⁽⁵¹⁾。溃散和退却，既是缺乏统一领导和统一组织的结果，又是枪炮打破神道的结果。它与众多团民以血肉搏枪炮的一面同样真实。两者的共存，反映了旧式小生产者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优点和弱点。在此以后，各地民众的分散抵抗还时有所见，但它们毕竟已是一场大规模斗争的袅袅余音了。

“艰难百战谁分谤，一夜寒星落大营。”⁽⁵²⁾淮军宿将聂士成被义和团目为“二毛子”，并被守旧士人称为“专攻义民以护洋人”⁽⁵³⁾者。但他指挥的军队与八国联军数度恶战，“西人谓自与中国交兵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军”⁽⁵⁴⁾。当联军逼近天津的时候，他因忿恨义和团“四处焚掠”，“倡灭洋以酿祸启衅”而屠戮团民，“击杀千余人”。团民则“愈恨，乃乘其与洋兵苦战时，拥其家属眷口而去”⁽⁵⁵⁾。在深重的外患面前出现这种局面，深刻地说明了庚子年间中国社会矛盾的重重交错，但是，在深重的外患面前，聂士成又以免胄赴敌，“腹裂肠出而死”的结局，与百千死于联军炮火的义和团团民表现了同样壮烈的民族精神。他生前，一班京官正以“西沽炮台士成得八十万金，卖与敌人”⁽⁵⁶⁾的罪名诬劾之。他死后，“朝旨并不优恤，惟责以调度掣肘，伤身误国，死不足惜而已”⁽⁵⁷⁾。作为一个爱国军人，他死得其所;作为一个封建臣子，他又死不瞑目。

与聂士成成为鲜明对比的，是被旧党倚为长城的董福祥。“召对时，孝钦后奖之，福祥对曰:‘臣无他能，惟能杀洋人耳!’”于是徐桐逢人称誉，以为他日强中国者必此人。⁽⁵⁸⁾其实，董福祥所指挥的甘军，杀掉的不过是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Akira Sugiyama)。他曾以1万多人的军队围攻使馆，以见其“能杀洋人”的勇敢。但在数百名外国武装面前相持近两个月而卒未能下。至天津失陷，董福祥奉命率兵拒敌。结果，“杨村一败，乘势直奔，一气而返京师”⁽⁵⁹⁾。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炮声震天，福祥率溃卒出章义门走”⁽⁶⁰⁾。《高枬日记》录有当时的两首民谣:“二月街谣云:‘芝麻酱，下白糖，鬼子就怕董福祥。福祥足，两头峭，先杀鬼子后拆铁道。’至今又谣云:‘芝麻酱，下白糖，鬼子最恨董福祥。福祥足，跑得快，未曾开炮就先败’”⁽⁶¹⁾。可谓描画都尽。

曾任美以美会汇文书院教习的中国教民鹿完天，是当日使馆区中的被围困者之一。作为一个教民，他被时势抛入了一种无可选择的境地，“乃与各国官民筑垒共守。百余日，昼夜环伺，精神疲倦，肠胃饥渴，死者白骨暴露，生者黄颜疲脊”。作为一个被围困者，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之际，他与周围那些口唱阿利路亚相庆的人们一样，同有“数月苦毒，一旦尽释”之感。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当他目见西方人“拥大炮升城，对内廷直打”的时候，又悲从中来，掩面而泣。这是一种家国之哀:“我辈食毛践土十余世，世受国恩，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今睹此变，煤山以前，何堪设想。回忆数月之苦毒，未有若是之甚也。”⁽⁶²⁾这种家国之哀表述了一个自称为“耶苏人”者的民族感情。但在庚子年间的中国，他与具有同一种感情的义和团民们却心不相通地成了敌对者。联军入京之后，“因洋人得志，奉教之人狐假虎威”⁽⁶³⁾是屡见于记述的事。教民之不同类，正说明了教民中的别有肝肺者并不全是西方宗教熏陶出来的产物。就其实质，他们正是外在的侵略势力积六十年渗透、楔入而在中国社会内在化的结果之一。

被八国联军炮火摧毁的北京正阳门

在八国联军的炮口下，北京是一个真正的悲惨世界:“居人盈衢塞巷，父呼其子，妻号其夫，阖城痛哭，惨不忍闻。逃者半，死者半，并守城之兵，死者山积。”⁽⁶⁴⁾但当北部中国陷入民族战争兵燹之中的时候，南部中国却在“中外互保”下依然一派旧景。“互保”表现了东南地区当权的洋务人物与西方各国合作以抵制义和团的意向。它保全了西方人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利益，并因此而成为一场反帝爱国斗争的对立面。英国人之首先热心于“互保”，其原因盖在于此。然而，南方督抚们起劲地致力于“互保”，又包含着审时度势之后的用心。张之洞说:“京畿骤乱，开衅各国，沿海震动，各国窥伺，沿江若稍有纷乱，洋人必入倨长江，自为保护，东南非我有矣!”所以，“彼此处于镇静，严密防范，自可相安无事”⁽⁶⁵⁾。他是“互保”的作始者之一，无疑，他所表达的保全疆土之心应当是有代表性的。“东南互保”的这种两重性，使它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过两重影响。一方面，它压抑了南方地区的反帝运动，另一方面，它又阻止了八国联军的南下蹂躏;一方面，它免除了列强在扑杀北方义和团时的南顾之忧，另一方面，它又使战胜之后的列强在处置中国时不能不正视驻守东南的几十万军队。最后，随着守旧的王公、亲贵、官僚在外来压力下的崩碎，洋务人物又一次进入了王朝的中枢。于是而有20世纪初年的“新政”。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说明:当道义的愤怒仍然同旧时代连在一起的时候，正义者是不可能战胜非正义者的。但是，在庚子事变的枪炮沉寂以后，自胶州湾事件以来的瓜分狂潮也失去了其滔滔势头。这种转向是多种原因的结果，而列强之见及“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⁶⁶⁾，正是主要原因之一。它反映了战胜者对于战败者的忌惮。由是，“外人于此，则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议，或涂红圈绿线于支那地图谓某地为某国势力范围之企图，亦未胆敢如前之猖獗耳”⁽⁶⁷⁾。

瓜分狂潮的转向避免了中国社会在肢解中沦为殖民地，但民族战争的失败又急速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