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种力量

庚子这一年，有三种不同的力量挟着武器，次第发难于南北之间。

从5月开始，以黄河流域下层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高潮勃起，席卷了华北。绵延40年之久的反洋教潮流在义和团的旗帜下急遽地转向武装“灭洋”。这是一场自发的运动，“京畿东南各属，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坛旁刀戟林立”⁽²⁾。但“灭洋”成为自发运动里的自觉意识，因之而有“各处喧言:‘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³⁾。这种意识沟通了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职业，支配了成千上万人。于是，当义和团由山东进入直隶，由乡村进入城市之后，便燃成燎原之火。

义和团团民

七八月间，唐才常在长江流域策动会党，以图“自立军”起义。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中的激进者，但他又没有越出改良派的藩篱。因此，其宣言书中既有立论于“低首腥膻，自甘奴隶”的反满论，又有“君臣之义，如何能废”⁽⁴⁾的保皇论。这种矛盾，使他得到过革命派的支持，但当“勤王”成为自立军宗旨的时候，他又失去了革命派的支持。当时，康有为曾在海外预言:“我南方勤王义军已分布数路，不日将起，既成方面，可与外国订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光绪——引者)。”⁽⁵⁾他指望唐才常用武力造成一个局面，与动乱中的北方对峙，以实现其失败了的维新变法。但唐才常以一个书生而指挥“十万游手无训练之民”，复窘于饷需，在一再延期之后，遂因事机泄漏而为清军所掩捕。各地仓猝起事，又先后败绩。他在临刑之际说:“由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今既败露，有死而已”⁽⁶⁾，表现了一个维新志士为理想而死的气概。

10月，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珠江流域领导了惠州起义。这一年夏天，港英当局目睹南北时局，曾有过策划李鸿章据两广“自立”之想，并撮合兴中会参与共事。英国人的立场反映了对抗俄国的意图;李鸿章的态度显示了洋务派在新局势下的矛盾和探索;孙中山则着眼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南方政府，以谋“改造中国”。这是一种并不同道的合作。它因特定的时局而出现，又因时局的变化而流产。孙中山寄希望于此举有成，“亦大局之福”，但又“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因此，在谋求与李鸿章合作的同时，他又派“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庭、黄江喜等赴惠州，准备发动;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⁷⁾。于是，在李鸿章奉诏北上两个月25天之后爆发了惠州起义。它以历时半个月的血战留下了自己的影响之后，因“外援难期”、粮械失继而溃散于围攻之中。

武装“灭洋”，武装“勤王”，武装革命。不同的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在相近的时间里用暴力斗争的方式操刀一割，为自己和中国寻找出路。暴力手段是改造社会的最后一种手段。当众多的人们呼唤这一手段的时候，中国社会便陷入了岌岌乎不可终日的境地。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偕陈少白(左)、郑士良逃亡日本，抵横滨后断发改装合影

在这三种力量中，自立军起义保留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积极内容，又以自己所付出的大量鲜血表现了不同于戊戌年间的新面貌。它在长江流域造成过相当的声势，将富有票“散放于湘、鄂、皖、赣各府州县，为数綦伙，势力日渐膨胀”⁽⁸⁾。这种声势，反映它所代表的政治主张在当日的中国并没有丧失号召人心的力量。但是，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变法改良毕竟已经越过了自己的历史顶峰。在19世纪末多变的政治风雨中，它的鲜艳色泽正在消褪和淡化。因此，自立军慷慨一击，显示了改良派在戊戌喋血后的再起，但并未形成牵动全局的浪潮。孙中山组织的惠州起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满清王朝的第二次暴力冲击。它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力量。但这种力量还没有突破历史的临界点。一个西方传记作者曾这样描写孙中山:在1900年下半年，“康有为已不理睬他，梁启超背叛了他，李鸿章仍不想和他拉关系，刘学询继续捉弄他，自立会不买他的账，哥老会出卖了他。卜力爵士曾在香港为他开了门，但张伯伦又把门关上。日本的骗子使他损失了军火，而正当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东京政府却将他弃之不顾”⁽⁹⁾。密谋和流亡生涯使孙中山在世人的传说和曲解中显得面目不清。因此，惠州起义的硝烟升起在广东一隅，又消散在广东一隅。与这两种力量相比，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则是影响全国而震撼中外者。民族危机成为一种凝聚力，它引导了没有人引导的散漫小生产者，使旧的社会力量中深沉蕴藏着的民族斗争精神喷薄而出。在这个过程里，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社会意识通过正义的行动奇特地表现了自己的活力。

这三种不同的力量用武装斗争结束了19世纪的历史，迎接20世纪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