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变的哲学

与变的哲学相对峙的，是不变的哲学，这是一种缺乏理性的哲学，但它们代表了旧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既有政治权力，又有社会附着力。综其种种议论，可以归结为四点:

(一)祖宗之法不可变。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西太后曾厉色诘问光绪:“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²⁷⁾这既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理论，在那个时候极富代表性。

(二)辟“邪说”以正人心。

守旧者之重于正人心正是对维新者之重于开民智的一种回应。在这一方面，前者与后者都具有强烈的自觉性。当时岳麓书院斋长宾凤阳就说过:康门“专以异说邪教陷溺士类，且其党与蕃众，盘踞各省。吾湘若仍听其主讲时务学堂，是不啻聚百十俊秀之子焚而坑之，吾恐中国之患，不在强邻之窥逼，而在邪说之诬民也”⁽²⁸⁾。为了争夺人心，旧派人物手中的笔有时比刀更多杀气:“誓戮力同心，以灭此贼，发挥忠义，不为势怵，不为祸动，至诚所积，终有肃清之一日，大快人心。”⁽²⁹⁾

(三)诋变法为“影附西方，潜移圣教”。

叶德辉

湖南旧派中的健者叶德辉说:康梁“平日著书，诬孔子以惊世骇俗，不得谓之义理;辨言乱政，摭拾西书之皮毛，不得谓之经世;不知经义之宏深，仅据刘申受、龚定庵、魏默深诸家之书，抹杀二千年先贤先儒之传注，不得谓之考据;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诐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不得谓之词章”。但这又是一种能够“影附西书，潜移圣教”的东西:“圣人之纲常不可攻也，假平等之说以乱之;天威之震肃不可犯也，倡民权之义以夺之;资格限人而不可以越迁也，举匈奴贵少贱老之俗以摇惑之;取给有穷而不可以挥霍也，援基督散财均利之法以联属之。”⁽³⁰⁾这类言论，非常敏锐地指出了新学家们手中的儒学已经西化，但由此产生的卫道之心并没有发为学理论辩，而是汇成一种詈辱和嘶叫。这既表现了传统儒学的强韧，也表现了传统儒学的困乏。

(四)“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矣。”⁽³¹⁾

变与不变之争，“君臣父子夫妇之纲”是一个焦点。御史文悌说:“中国此日讲求西法，所贵使中国之人明西法为中国用，以强中国。非欲将中国一切典章文物废弃摧烧，全变西法，使中国之人默化潜移，尽为西洋之人也。”因此，“若全不讲为学为政本末，如近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跪拜之礼仪，废满汉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直似只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召乱无已，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³²⁾。也相信三纲一旦溃决，则中华将不复为中华。

这个时候的不变论者，不仅有顽固派，而且有洋务派。后者的以新卫旧与前者的以旧卫旧曾发生过牴牾冲突。但那是“用”之争而不是“体”之争。因此，当更新的东西起而否定“体”的时候，洋务派就从变转为不变了。这同样是一种新陈代谢。

最使他们恼火的，是两点。一是孔子问题。维新派并不反对孔子。岂但不反对，而且“保教”与“保国、保种”并列而三。但他们请来孔子，是让他做变法的旗手。“语孔子之所以为大，在于建设新学派(创教)，鼓舞人创作精神。”⁽³³⁾在《孔子改制考》里，维新派把自己从西方学来的种种东西全都挂到了孔子的名下。于是，孔子面目全非了。维新派们以为，这是一种富有智慧的做法:“中国重君权，尊国制。猝言变革，人必骇怪，故必先言孔子改制，以为大圣人有此微言大义，然后能持其说。”⁽³⁴⁾但顽固派、洋务派最不能容忍的，恰恰是这种“狂悖骇俗，心怀叵测”的“野狐禅”。在“翼教”的旗帜下，叶德辉愤恨地指孔子改制之说为“欲托孔子以行其术”，“托尊孔之名，伏伪经之渐”⁽³⁵⁾。颇有时誉的洋务领袖张之洞，则因维新派自改正朔，以孔子纪年而断然中止了同他们的一度合作，从此各自东西。其“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³⁶⁾。他根本就不承认康有为那个孔子。

二是民权平等说。在这方面，身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言论最为激切。他说:三代之后，中国致弱的根源就在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因此，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君臣关系居三纲之首，但在他看来，不过是铺子里“总管”与“掌柜”的关系，“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如果说这还是道人所不敢道，那么，“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³⁷⁾则已直接骂到了清廷祖宗的头上了。这些话是一种透着火药味的东西。它已经渗出了康有为的政治界线。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³⁸⁾大哗的直接结果，首先是湖南顽固士绅的极口痛诋:“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欲煽惑我中国之人心叛圣清入西籍耳!”⁽³⁹⁾继之，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在当时的达官中，他是一个喜欢讲“西艺”、“西政”的人，然而当西来的东西漫溢出他心中设定的界限时，他又非常自觉地成了卫道者:“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⁴⁰⁾民权平等说是维新思想中最有时代意义的内容。它既走到了两千年传统的前头，也走到了三十年新政的前头。因此，它受到顽固派、洋务派的联手相攻是不奇怪的。

张之洞

变与不变之争，归根到底无非是两个问题。一、怎么看待孔子;二、怎么看待学习西方。究其实质，前者说的是传统;后者说的是革新。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运动中，这两个方面是难分难解的。革新——不论改良还是革命——总是在破除旧传统中实现自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