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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之前，早期改良派已经对洋务运动作过不同程度的批评。其中虽然不无深刻见解，但那终究不过是见诸言论。在洋务运动气运未衰的时候，单靠言论是不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的。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用武器打破了洋务运动补苴罅漏的惨淡经营，比之笔墨议论，它更严酷得多。于是，前后凡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因此而成为民族反思的矢的。

其一，是维新派的反思，梁启超批评“中兴以后讲求洋务”者说:

今之言变法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匄，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恤其家之典，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如是则兴学如不兴。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于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棼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³²⁾

这段话，语气是严峻的，但全然不是肆口攻击。它表达了历史长流中后起的一辈对前辈人的认真评判。否定洋务运动的地方，正是维新运动准备继起而致力的地方。因此，“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³³⁾。

其二，是洋务派的自我反思。奕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请予鸿章以商让土之权)。”⁽³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西化”，“化”之为义，在意思上同“彻底”是相近的。当然，从满清王朝恭亲王口里说的“西化”与后来另有背景的“全盘西化”在质和量上都是不相同的。它反映了更多接纳一点资本主义的愿望，在19世纪90年代，在维新变法行将出台之际，这种舆论是顺应时势的。因此，奕对洋务运动的总结似乎已经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也因此，他用否定句表述出来的思想，已经溢出了我们今天对洋务运动的界定。

其三，是来自实践的反思。这主要见于甲午海战幸存者们的亲身叙录:

我国地广人众，沿海甚多，不能不设海军护卫。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不(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

海军所有章程，除衣冠语言外，均当仿照西法，万不得采择与中国合宜者从之，不合宜者去之。盖去一不合宜，则生一私弊。⁽³⁵⁾

这些人力言“西化”或“西法”，不是崇洋媚外，而是生死血战之后的心得。他们身在军中，熟见用中国“朝制”择取“西法”的种种私弊，并深受其苦，深受其害。其条陈愤愤然言之的“合宜者从之，不合宜者去之”是切中“中体西用”以新卫旧之弊的。

这种种反思说明，时代已经把中国民族的思想主流推到了洋务运动与“中体西用”的前头。但是，正如甲午战争使一部分洋务派承认了维新之必要一样，甲午战争也使一部分顽固派开始接受洋务运动的东西。因此，在中国社会“中体西用”还不会消失。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仍是一道不可越过的界河。

(4)转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5)罗惇曧:《中日兵事本末》，见胡寄尘编:《清季野史》，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1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琉球属中国，起自明洪武十五年(1382)，直到光绪初年，五百余年中琉球按期进贡，未曾中断。但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琉球又向日本萨摩诸侯称藩，就成了中日两属之地。蒋廷黻称之为“好像一个女人许嫁两个男子”。于是，在日本维新中力行废藩之后，中日之间关于琉球归属的问题就发生了。参见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171～17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8)当时任日本顾问的法国人巴桑纳后来说:“一八七四年日清两国缔结的条约，最幸运的成果之一，说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岛的权力”，因为在条约的字面上把遇难的琉球人“称作日本臣民”。见清泽洌:《外交家大久保利通》，253页，1942。

(12)《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拟劝朝鲜交聘各国片》，见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2页，北平，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

(13)《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朝鲜乱党围攻日本使馆并劫王宫请派兵援护折》，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31页。

(15)罗惇曧:《中日兵事本末》，见胡寄尘编:《清季野史》，12页。

(17)《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见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2册，6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8)池仲祐:《海军实纪·述战篇》，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320～322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20)池仲祐:《海军实纪·述战篇》，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315～316页。

(22)《覆奏海军统将折》(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78卷，52～53页。

(23)胡思敬:《国闻备乘》，卷1，“名流误国”，见荣孟源等编:《近代稗海》，第1辑，23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改革起原》，1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26)《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167～1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7)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145页，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

(29)《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各家诗话，412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31)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150页。

(32)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19～20页。

(35)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400、4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