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强敌成为榜样

在明治维新之前，有不多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日本是值得注意的。在1859年刊行的《资政新篇》中，洪仁玕说过:“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²⁸⁾这种预见是有洞察力的。而看得更准确的是李鸿章。他在1864年致奕、文祥的信中说:“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这段话推度日本，返及中国，议论之中有深思焉。19世纪70年代，日本以出兵台湾之举在中国人面前表现了自己。这不仅激起了洋务派以提防之心致力海防，而且使众多的中国人开始注视日本、研究日本。这个过程产生了一系列著作。其中，在当时产生过影响并为后人留下明晰痕迹的，是这样几种:

(一)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写的《使东述略》。何如璋算不上是一个器识宏通的人物，但他忠于记述。“海陆之所经，耳目之所接，风土政俗”，皆能“就所知大略，系日而记之;偶有所感，间纪之以诗，以志一时之踪迹”。这个好处使《述略》一书提供的日本史地民俗、政治经济知识比较具体而且可靠。他出使东瀛之际，上距明治维新还不到十年，但日本的景物风貌已由本来的“汉唐遗风，间有传者”一变而“趋欧俗”。上至官府，下及学校，“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泰西为式”，虽“节文度数之末，日用饮食之细，亦能酷似”。他的诗作以“半是欧风半土风”咏叹了神户港口“番楼廛肆”与日本民居杂错相邻，以“云山过眼逾奔马”咏叹了大阪与神户之间的“铁道火轮”，以“一掣飞声如电疾”咏叹了“用西人所炼电气”为之的“电气报”。这些来自西洋的东西在日本落户，不能不触动同为东方人的何如璋，他因之而感叹说:“风会所趋，固有不克自主者乎?”器物之外，还有礼制。他在记述自己用“三鞠躬”的泰西礼仪向日皇递交国书的过程之后，议论说:“日本前代仪文，尊卑悬绝;其王皆深居高拱，足不下堂，上下否隔。明治之初，参议大臣久保市藏上表，有曰:‘请自今不饰边幅，从事于简易。’后用其议，至易服色，改仪制，质胜于文矣。”显然，他并不是一个反对派。日本的前代仪文与中国正相伯仲。虽说他议论的是日本，可文章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其中未必没有由此及彼的意思。

(二)黄遵宪“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而写就的《日本国志》，以及积累亲见亲闻，“衍为小注，串之以诗”，撰成的《日本杂事诗》。黄遵宪是随同何如璋出使的使馆参赞。但比起后者，他对中外大势的了解要更透彻一些。因此，对日本社会的观察也深刻得多。《日本国志》一书，从收集材料到最后定稿，先后花费了近十年光阴。它是中国人用旧史体例写的第一本日本通史，凡十二志，四十卷，二百余万言。但其意义不仅仅在历史，作者自谓:“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所以，纪事论理尤着眼于明治维新以来。《食货志》则述其兴矿务、造轮船、劝农桑、广制造;《学术志》则述其普设学术、海外留学，“专以西学教人”;《刑法志》则述其新式监狱制度与采用法兰西律法;《兵志》则述其陆海军师法佛(法)、英，兵制取自德人，等等。并且往往引申，使中国人容易想到自己。如《职官志》论曰:泰西“设官立政，……其官无清浊之分，无内外之别，无文武之异，其分职施治，有条不紊，极之至纤至恶，无所不到”。他认为这些都与中国的《周礼》相通。日本官制以《唐六典》为法则，维新后，则取法泰西为多。中国正可以“礼失而求诸野”，悟知《周礼》制作之意。《礼俗志》论曰:“余观泰西人之行事，类以联合力为之。自国家行政，逮于商贾营业，举凡排山倒海之险，轮舶电线之奇，无不借众人之力以成事。其所以联合之，故有礼以区别之，有法以整齐之，有情以联络之，故能维持众人之力而不涣散。其横行世界而莫之能抗者，特此术也。尝考其国俗，无一事不立会，无一人不结党;众人皆知其利，故众人各私其党。虽然，此亦一会，彼亦一会，此亦一党，彼亦一党，则又各树其联合之力，相激而相争。”联想到戊戌变法期间中国短时间涌现出来的种种学会与群体，这里的议论正可以看做是一种先期憧憬。黄遵宪笔叙日本而意在中国，其用心是容易为人了解的。所以《日本国志》刊行以后，对有志于维新变法的人们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狄葆贤在《平等阁诗话》中说，海内奉之为瑰宝，“由是诵说之士，扺掌而道域外之观，不致如堕五里雾中，厥功洵伟矣哉!”⁽²⁹⁾

黄遵宪

(三)康有为编纂的《日本书目志》和专门写给皇帝看的《日本变政考》。与何如璋、黄遵宪相比，康有为的后一本著作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此书按时间先后系事，始于明治元年(1868)，终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凡十二卷。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司法、教育、警政、官制、军事。在列举日本变政事迹的同时，又用按语评考其意义和可资取法之处，以直接发挥作者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政治主张。就像《资治通鉴》里司马光在叙事之后以“臣光曰”起首的大段议论。这本书1898年3月初次进呈的时候，名为《日本变政记》，后改写再呈，易名《日本变政考》。由“记”改为“考”，说明著作的本意在于论说。其立论以“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为宗旨，并自负“所考万国书，无及此书之备者”。进呈之初，即期于“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³⁰⁾。据说，“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上以皆日本施行有效者，阅之甚喜”。这本书对1898年百日维新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康有为后来自编年谱说:

自官制财政宪法海陆军，经营新疆，合满汉教男女，改元迁都，农工商矿各事，上皆深然之。新政之旨，有自上特出者，每一旨下，多出奏折之外，枢臣及朝士皆茫然不知所自来，于是疑上谕皆我所议拟，然本朝安有是事?惟间日进书，上采案语，以为谕旨。⁽³¹⁾

康有为的特点是托古改制。因此，在他的按语里，日本值得效法的维新措施，常会在渺茫的中国古史中找到非常对称的先例。这种牵强类比虽带有学术上的独断主义倾向，却反映了改革家的别有一番苦心。

这三个人的认识主要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前。但黄遵宪和康有为著作的问世，则在甲午战争之后。那个时候，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日本崛起于岛夷，最后跨海而来，燃起一场巨大的战火。这个变化过程就发生在中国人的眼皮底下。比之西洋诸国的历史，无疑要具体得多。因此，战争带来的屈辱越是沉重，对于日本自强成功的领会也就越为深刻。于是，强敌变成了榜样:《马关条约》的墨迹尚未干透，1896年3月，中国第一批赴日留学的13名学生已经踏上了负笈东渡的途程。他们的航向，同千余年前的遣唐使们刚好相反。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学的一部分已经开始进入中国。但是，它所引起的争论比它所带来的进步更多。而甲午一战，日本以彻底的西学打败了中国不彻底的西学。这一事实非常雄辩地为西学致强的实效作了证明。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日本的榜样被有志于维新改良的人们放大了，洋务运动几十年间陆续出现的变法议论终于一步一步地转化为一场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