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族精神的亟变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辱国的《马关条约》。它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多方面的灾难，已为数十年来的各种近代史书一再记述和论说。但是，深重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它促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认识的亟变。

《易》曰:“穷则变。”但人们认识“穷”往往是从头破血流的失败开始的。因为它以痛苦、失落、屈辱和牺牲抉破了因循和麻木积成的厚膜，迫使人们追穷自身，从种种熟视无睹、见惯不惊的东西中看出衰象与破洞。而痛苦的升华与认识的深化常常同步。所以，由失败带来的警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它可以成为“变”的起点。

1840年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体现警悟的先觉者。但他们的周围和身后没有社会意义上的群体，他们走得越远就越是孤独。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过去，人们多以甲午战争当中和甲午战争之后各地民众的反抗斗争来描述这种觉醒，其实并不确切。民众的反抗，主要体现了一种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其中愤激的感情色彩居多。50多年前的三元里已经出现过这样的场面。我们不能据此而把中国民族觉醒的时间提前半个世纪。梁启超后来说:

《马关条约》签订情形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摈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然也。且其地太辽阔，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绝，异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视若异国焉。各不相知，各不相关，诚有如小说家所记巨鲸之体，广袤数里，渔人其背而穴焉，寝处于是，炊爨于是，而巨鲸渺然不之知也。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昔日本当安政间，受浦贺米舰一言之挫辱，而国民蜂起，遂成维新。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²⁴⁾

在社会历史现象中，“觉醒”一词并不归结于愤激，其确定涵义应在于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一个阶级是这样，一个民族也这样。沿用一句现成的话，可以叫做由自在到自为。而近代中国，这一过程正是以知穷思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乙未二三月间，和议将定，时适会试之年，各省举人集于北京者以万数千计，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同日先上，各省从之，各自连署麇集于都察院者，无日不有，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申，实自此始。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庵者，明代烈士杨继盛氏之故宅也)，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千三百余人，时康有为尚未通籍，实领袖之。其书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迁都，三曰变法。而其宗旨则以变法为归。盖谓使前此而能变法，则可以无今日之祸，使今日而能变法，犹可以免将来之祸;若今犹不变，则他日之患，更有甚于今者。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然自是执政者渐渐引病去，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²⁵⁾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大脑，揭示民族的使命是他们的使命。因此，中国民族的觉醒由1300名举人在“公车上书”的呐喊声中宣告于世是一点都不奇怪的。这一批人，兼有学生和士大夫两种身份，是从各地汇集的那个时候中国的优秀人才。他们曾经饱读四书五经。但他们起草和署名《上皇帝书》一事，却已经越出康、雍、乾以来厉禁知识分子干预时事的成规，创“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1300人组成的集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群”。因此，“公车上书”并不仅仅是书生议论，而是声气广披于朝野的社会行动。这种知识分子的聚群而动常常使人想到汉末的太学生，明末的东林党。但汉代和明代的人们是在忠义的感召下汇集起来的，他们与奸佞的对立中往往交杂着士人的朋党意气和传统的伦理主义。而“公车上书”则是民族危机刺激下的集群，他们的共识更多地来自于对民族前途的思考，并且把抵御外侮与改革内政合为一体。就其所反映的时代意义来说是前代人们所不可比拟的。

康有为

举子士人的登场，不同于三十年来主持洋务的达官们，他们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更明显地标志着世风和士风的变化。稍后，谭嗣同作《上欧阳鹄书》，自述:

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既忧性分中之民物，复念灾患来于切肤。虽躁心久定，而幽怀转结。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验之故籍，近咨之深识之士。不敢专己而非人，不敢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²⁶⁾

他真实地说出了忧患刺激下思想转轨的艰难和苦痛。

章太炎

28岁之前专意治经学的章太炎，也是在这个时候走向政治的。在他们的背后，是甲午战争刺激之下一代知识分子道路的改变。后来以写小说得文名的包天笑，其时还是苏州城里一名19岁的秀才。他在晚年追叙说:

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它应该研究的学问呢!⁽²⁷⁾

于是，本来潜心于骈四俪六之文的人们也渐渐张目四顾，为种种新学与时论所吸引了。这个变化，直接和间接地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造就了一批近代知识分子的雏形。维新改良的潮流急速地涨涌于民族觉醒的曙光之中，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它吸引着一切爱国的中国人从改革中寻求民族的出路。例如，商人经元善就是因此成为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的。同时，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也挟着革命的风雷走上前来。他们代表着历史的下一个阶段。但惊醒他们的，同样是甲午战争的炮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