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外交到战争

对于日本来说，出兵台湾不过是初试手段。吞并琉球之后，它又踏上了朝鲜半岛。日本之热衷于“征韩”，据研治中国近代外交史而时有心得的蒋廷黻分析，其理由有三:“(一)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将占朝鲜;(三)征韩能为因日本废藩而不得志者谋出路。”⁽¹¹⁾这些动机构成了强有力的内在冲动，并且是不容易消解的。

黑田清隆

当时的朝鲜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藩属国。这种密切关系包括历史渊源和国土防卫两个方面。要使朝鲜转手，首先必须割断中国与朝鲜的藩属关系。于是，中日两国的矛盾在这里又一次激化。1876年年初，日本全权代表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领3艘军舰前往朝鲜。临行之前，美国公使特以《柏利提督日本远征记》一书相赠。20年前在美国军舰逼迫下开国的日本，这个时候却以美国为榜样去对付朝鲜了。其结果是签订了《大日本国大朝鲜国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这个条约，开头就标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这种来自日本军舰和大炮的“自主”，当然不过只有字面意义，但日本却借此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从此，本不接壤的中日两国在朝鲜构成了错结纠缠之势。3年后，恭亲王奕说:“日本恃其诈力，雄视东隅。前岁台湾之役，未受惩创。今年琉球之废，益张气焰。臣等以事势测之，将来必有逞志朝鲜之一日。”然而量度国力，他又发为浩叹:“中国将往助而力有未逮，将坐视而势有不能。臣等为朝鲜计，愈不能不为中国虑。”⁽¹²⁾

中日之间的这种矛盾，与朝鲜国内的政治矛盾牵连在一起而更形错综复杂。1882年的“壬午兵变”以朝鲜旧军对新军(由日本训练的别技军)的矛盾为导火线，表现出明显的反日色彩，但其中又交织着开化党与保守党的政见之争。事发后，中国政府经派数千淮军赴朝“代平内乱”。自元朝以来，这是中国干涉朝鲜内政最积极的一次。然而其更多的动机却是出于防日。“日人夙谋专制朝鲜，朝臣阴附日人者不少。今使内乱蜂起，而且兵猝至，彼或先以问罪之师，代为除乱之事，附日之人，又乘机左右之，使日本有功于朝鲜，则中国字小之义有阙，日人愈得肆其簧鼓之谋。”因此，“我中国不待朝鲜求助，而调拨师船前往援护，既以示字小之恩，而日本为中国有约之国，在我属邦受警，亦应一并护持，庶日人居功问罪两计，可以隐伐其谋”⁽¹³⁾。壬午事平之后，淮军遂长驻朝鲜。但壬午兵变中朝鲜人戕杀了日本军官，冲击了日本使馆，民众宣泄的反日愤怒又被日本引为进一步勒逼的借口，在随后签订的《济物浦条约》中，他们由此而获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于是，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大为增长，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大为增长。但两者相比，日本以“改革内政”为诱导浸润所扶植的亲日派更多咄咄逼人的声势。

袁世凯

中法战争爆发后，身在朝鲜的袁世凯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¹⁴⁾朝鲜之希望摆脱宗藩地位而求自主，本来代表了近代变局刺激下的合理愿望。但为求自主而依托于日本，则自主不能不染上昵日反华色彩而变质。这种趋向，终于酿成1884年亲日派诛杀“心服中国者”的“甲申政变”。这是日本策划的一次不成功的政变，虽然被优势的中国军队所扑灭，但对日本而言，它却远不是毫无结果的。在事后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里，日本获得了同中国对等的派兵权。有人责怪李鸿章说:“当时鸿章左右皆不习国际法学，有此巨谬，成公同保护之条约。”⁽¹⁵⁾实际上，这是一个小小的冤案。李鸿章固有“两边迁就，方可说合”之心，但造成“巨谬”的主意却是出自慈禧太后的宸断。据近人史著记述，“李鸿章函告总署，太后得奏，谕称: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可各派兵，互相知照”⁽¹⁶⁾。这一变化，使中日外交对峙日益转为武装对峙，事机一如悬崖转石，不达于地则不止。后来有人说:“综计中日交涉以来，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朝鲜壬午之乱，我又代为调停，甲申之役，我又许以保护。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痈贻患，以至今日，夷焰鸱张，贪惏无已，一误再误，则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可不虑哉?”⁽¹⁷⁾其观察虽然没有尽得两国外交之种种曲折，但勾画的趋势却是明白的。“甲申政变”十年之后，爆发了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带有近代意义的对外战争。其主要标志是海军的出场与角逐。甲午一战，以三个战役为重心，但决战是在黄海海面上进行的。5个多小时的激战，不仅决定了北洋水师和日本舰队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战争全局。说得远一点，它同时又决定了此后半个世纪里中日关系的格局:把37年之后“九一八”的炮声看做黄海海面炮声的历史回响并不为过。

甲午中日战争黄海海战

水师的官兵是英勇的。在茫茫洋面上，他们用怒火和热血表现了中国军人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致远”舰攻敌而受重创，复为鱼雷所中，管带邓世昌以下250人均阵亡，“经远”舰突进途中为敌舰环攻，船身碎裂，管带林永升以下270人俱殉国。“超勇”、“扬威”两舰中弹发火，全舰焚毁，管带黄建勋、林履中沉浮海中，“或抛长绳援之，推不就以死”。“靖远”舰随军酣战，中弹数十处，前后三次起火，“旋见督船桅折后无旗宣令变阵，为敌所乘，全军罔知所措，帮带大副刘冠雄曰:‘此而不从权发令，全军覆矣!’急请管带叶祖珪悬旗，董率余舰变阵，绕击日舰”。身历此役的人们“在艇阵殁者九十余人，与艇俱沉者共六百余人”。但是，他们的怒火和热血并没有换来中国的胜利。“是战胜负之分，决于舰炮之灵钝。未战之先，‘定’、‘镇’两舰曾请购配克鹿卜十生快炮十二尊，以备制敌。部议以孝钦太后六十祝嘏用款多，力不逮而未果。论者惜之。而战时子弹巨细，多与炮径不符，则为天津军械所之所误也。”⁽¹⁸⁾在这里，政治原因成为最终的原因。

从时间上说，中国为了武备而向外国买船比日本更早。然而，黄海海战中的中国海军在吨位、速度、火力三个方面却都比日本略逊一筹。李鸿章说过:海战唯恃船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¹⁹⁾。他懂得略逊一筹的厉害，不能不算是一种见识。但慈禧太后的意志比见识更能发挥影响。后来编写《海军实纪》的池仲祐说:日本以兵船临台湾以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拟豫防东患添练海军。都御史张佩纶亦抗疏言之，朝廷不省，当轴昧于大局，且请以兴造海军之款，移修颐和园，因循坐误在战事前者，七载有奇。日本乃崛起图强，乘机挑衅，练兵备舰，不遗余力，以窥中国”⁽²⁰⁾。在西太后的心目中，颐和园比海军更重要，因此，每年“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两”⁽²¹⁾以建造颐和园。通过这种腾挪，一艘一艘的铁甲舰化为颐和园里的山水花木。中国水师欲不逊一筹，得乎?黄海海战前，廷旨严责北洋海军将领畏葸巧滑。李鸿章疏奏复陈，言词苦涩:

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舰，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尚未精造至此，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前于豫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既因快船不敌而言，傥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²²⁾

苦涩之中正藏着许多说不出口的怨气。所以，当中日战争急迫之际，翁同龢衔西太后之命诣李鸿章问策时，“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指翁同龢)总理度支(户部)，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²³⁾。武器装备的差距是一种现象。拨开这种现象，可以看到两国不同的社会政治之间的差距。

翁同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