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的崛起和迫来

1862年，载负着调查中国社会的使命，名为“千岁丸”的第一艘日本轮船驶入上海港。如果联系1816年英国轮船“阿美士德号”在上海的侦探活动，那么，相隔近50年之后，历史仿佛又重现了。风起于青萍之末，这是一个预兆。

8年之后，即1871年，中日之间签订了两个条约(《中日修好条规》十八款;《中日通商章程》三十三款)。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与日本签约本是一种俯就，不过是借此免使日本成为西洋的“外府”，“彼时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为示弱，在彼转声势相连，在我反牢笼失策，与其将来必允，不如此时即明示允意，以安其心”⁽¹⁾。但是，日本的要求是按“西人成例，一体订约”，其提案则“荟萃西约取益各款而择其优”⁽²⁾，力争互惠之一体待遇。在他们看来，这是效法西洋的一大步。那个时候，多数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往往来自摭拾传说。存防祸之见，有轻视之心。因此，对他们“一体均沾”的愿望颇以东施效颦视之。安徽巡抚英翰在奏疏中说:“日本向来为臣服朝贡之国，非如英法各国曾经明定条约者比，今乘我之隙，而忽来尝试，其心实不可问。”⁽³⁾就是说，不能把黄肤黑发的日本人与高鼻深目之属列为同等的对象。其时，日本不但比不上英国，甚至比不上秘鲁。(当中国同秘鲁订约，许以列强所得权益的时候，日本尚未得一体均沾之权。)最能表现这种意思的，是1873年，同治皇帝接受外国公使觐见那一回，主持仪式的中国人，把品级较高的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的班次排到了品级较低的英、法、俄、德、美公使的后面，以寓区别对待之意。结果，副岛以回国相胁，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但从1874年起，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开始变化了。这一年，日本用断然出兵台湾向人们显示了它的另一方面:黩武扩张的方面。其理由是台湾土著居民杀掉了54名琉球渔民。这件事，在上一年曾经是中日交涉的内容之一。总理衙门的大臣用两种回答来对付日本的诘难:(一)“二岛俱属我土，土人相杀，裁决固在我，何预贵国事”⁽⁴⁾。意思是台湾和琉球都是中国治下的地方，其民人殴争致杀，本是中国家事，无须外人多嘴。(二)“番民皆化外，犹贵国之虾夷，不服王化，亦万国所时有也”⁽⁵⁾。这段话出自毛昶熙之口，他置台湾土著于中国王化之外，用政教所不及为理由以解释其越轨好杀。前一种回答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与对琉球的宗主权⁽⁶⁾，以此堵住了日本的嘴;后一种回答却几同于默认日本代表琉球的权力，而且把台湾土民划出了中国的治辖，授日本以出兵的口实。当时，由大久保和大隈起草的《处理台湾蕃地要略》，即接过话头，提出“台湾土蕃部落乃清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可视为无主之地”，所以“我藩属琉球人民遭受杀害，为之报仇，乃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⁷⁾。他们不仅把尚未解决归属问题的琉球划入自己的界圈，而且跃跃有觊觎台湾之心。这一场兵火，从5月初开始，到6月初就轻而易举地结束了，日军控制了土藩居住地。中国政府曾有过一展挞伐之想，但沿海大吏多以战备不足为辞。最后，在列强干预调停之下以《中日台事专条》三条为了结。日本得到了偿银，并借条约行文中“清帝国偿付日本遇难民抚恤金十万两”一句而正式阻断了琉球与中国的关系。⁽⁸⁾

沈葆桢

但这次冲突更深刻的意义却在于两国由此而获得了互相对视之后的切近了解:“日兵归国，行凯旋礼，进从道(西乡从道，侵台总司令)爵。盖自是益轻中国矣”⁽⁹⁾，中国则懂得了日本之不可等闲视之。同一年，文祥在奏疏中说:“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棘手。”⁽¹⁰⁾于是，开始了海防的议论和建设。近代海军的产生，即以此为嚆矢。

同时，与日本隔海相对的台湾也由“化外”之地转为世人所重。沈葆桢提出了移福建巡抚驻台湾的主张。经变通之后被采纳:闽抚以冬春、夏秋为期分驻台湾、福州。同时，在台湾、福州、厦门都配置了相应的军事设施。这些做法，为后来台湾建省提供了基础。显然，这两种认识反映了攻与守的不同态势。但与国内的人们相比，一部分出使海外的中国人则对日本的崛起有更为明切的见识。1877年后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曾作《伦敦致李傅相书》，提到“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他因之而希望中国不仅“专意考求兵法”，也应多派留学生“分途研习”西国种种科技。这里虽没有愤激的敌忾之气，却是观察之后的冷静思考。他的建言反映了日本的崛起对中国人的启发。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对日本既恨且鄙的人多，愿意取法日本的人却非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