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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国教会。1840年以后，传教士是与商人一起东来的，但由于教士比商人更具有献身精神，因此，西洋宗教在中国登陆之后，比商品走得更远，甚至深入穷乡僻壤。日积而月累之，在中国城乡出现了十字架高高矗起的教堂和数目可观的大批教民。这种教民的社会地位很不相同:在农村，他们往往是为舆论所鄙的社会下层人物，缙绅之流几乎以异类观之，郑观应虽不失为当时开明者，但他对教民却非常蔑视:“第华民各具天良，稍明义理者从不为彼教所惑。凡进教者，或为财利所诱不克自持，或以狂病未瘳失其本性，或奸民倚为声势，或犯罪求为系援。必先有藐官玩法之心，乃敢作逆理拂情之事。”因此，“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缴公庭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藉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³⁵⁾。而城市里的教徒却常有社会上层分子。法国人史式徽写的《江南传教史》中提到安徽有个叫文雅各的官员，系“翰林学士，在安徽历任要职。皖省举行考试时，他多次出任学台”。这样一个具有传统文化背景的人物，却在74岁高龄以后“领了两次圣体”，而且还“亲自向家人进行传道，不久宅内增添了新教友二十余人;不少病危垂死者，也从他那儿领了洗礼”⁽³⁶⁾。城里的知识分子对西教见惯之后，即使是不入教的人，也常以平和之气作些记述。1884年出版的《津门杂记》评论耶稣教说:“其教之大旨，以昭事(示)上帝为宗本，以迁善改过为入门，以忠孝慈爱为工夫，以赎罪救灵为切要，一切戒训规条，悉合情理，欲使人人为善，诸废俱兴，有维持风化、左右儒术、救正时弊之心焉。”又说:“牧师辈皆彬彬儒雅，抑抑谦，广有见闻，善于言论，识见甚精，心思最细，如讲究理学格致诸书，多半出自传教者，精益求精，有裨实用，凡利人之举，莫不乐为之，而人世之毁誉，所不计也”⁽³⁷⁾。这些都是好话。两者的不同，说明了封建传统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已经出现了厚薄不均。但是，中国人接受外国宗教的过程，是外在势力转为内在的过程。因此，在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又曲折交织着侵略和反侵略的矛盾，交织着中西文化心理差异的矛盾，而且，还会唤起强烈的排外情绪。因此，与传统相伴随的是延绵不断的反洋教斗争。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中比较知名的，有青浦教案、定海教案、西林教案。自60年代起到甲午战争前后，则反洋教的舆论和行动几如海潮江波，逐浪而起。这三十余年中有过重大影响的教案至少不下三十起。在地域上以长江流域为多，而同时也屡见于华北、西南。卷入其中的，不仅有下层民众，而且有相当数目的士绅和官吏。虽说教案总是由具体的冲突引起的，但常常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如果邪教盛行，圣道不昌，不知成何世界?凡我士农工商，务必敌忾同仇，群起报复。”⁽³⁸⁾是以“有畀屋居住者，火之;有容留诡寄者，执之;有习其教者，宗族不齿，子弟永远不准应试”⁽³⁹⁾。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造成了高涨的社会动员。在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以前，被侵略者借助传统意识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感情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这种斗争的顶点便是后来的义和团运动。

(二)哥老会势力。这是中国社会土生土长的势力。哥老会以天地会为渊源，起名于同治年间，但是，它的发展却同湘军有着直接关系。薛福成后来说:“窃查哥老会名目，始起于四川，而流衍于湖广。厥后湖南营勇，立功最多，旋募旋撤，不下数十万人，而哥老会之风，亦遂于湖南为独炽。”⁽⁴⁰⁾他认为“会匪”来源于裁撤的营勇，其实不仅如此。1865年，曾国藩在批牍中已经说到“结盟一事，尤为莫大之患。近年以来，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抗官、哗饷皆由于此!实乏禁遏之良法”⁽⁴¹⁾。所谓“结盟”，反映的正是哥老会渗入湘军的事实。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善处功名之际，下令解散所部12万湘军;加上后来遣撤的其他系统湘军，总数达数十万之多。这批人多年转战东南，走州过府，身经厮杀，目睹繁华，已经从农民变质成兵痞了。一旦失所依傍，再要逆向重新转变为农民，实在是难乎其难。于是，他们呼朋引类，蜂拥而入哥老会，去寻求那种走东南西北，吃四面八方的生活了。而哥老会中的人们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治五年(1867)，江西湘勇遣撤，湖南哥老会头目曾湘帆闻讯后，派专人到吉安散勇往来大道上“邀接”。⁽⁴²⁾1868年，湘军霆、峻各营遣散时，湖北哥老会也有从水路“阻截散勇”之事。⁽⁴³⁾哥老会势力因之迅速膨胀，沿着当年湘军所熟悉的长江流域，遍布于两湖到上海的城乡之间。除了这些旧日的弁勇之外，哥老会还接纳了社会变动中被抛出生活轨道的失业船工、纤夫、停漕之后的运丁，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比他们更桀骜剽悍的，还有两淮盐枭。这些品类本不相同的人们汇成一体，在19世纪后期，成为一种影响很大的社会势力。没有他们参加，长江流域那些波浪相逐的反洋教斗争和其他反抗斗争是难成气候的。但他们又是一种脱离社会生产的力量，时人往往侧目而视。

研究19世纪后期城乡社会的演变，还有一个问题须纳入视野，这就是出洋华工对国内的反馈。

早期华工多数是东南沿海的破产农民和无业贫民。因契卖或拐卖而置身异国，备尝艰苦。同治年间刊行的《救时揭要》说:

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有半途病死者，有自经求死者，有焚凿船只者。要之，皆同归于尽。即使到岸，充极劳极苦之工，饮食不足，鞭挞有余;或被无辜杀戮，无人保护，贱同蝼蚁，命若草菅。噫!华民无辜，飘零数万里，而受如此之刻酷乎!⁽⁴⁴⁾

这是华侨历史的一部分。据出使英法意比诸国的薛福成估计，到19世纪后期(1890年)，仅“寄寓”于英国海外殖民地范围内的华民即“不下二三百万”，南洋诸岛亦有华民300万左右。这些人在海外多从事“垦田”、“种植”、“佣工”、“开矿”起家。⁽⁴⁵⁾在饱受苦辛与“侵侮”之后，他们中一部分稍能自主，或有发展，于是开始对国内有了侨汇。还有华侨投资于国内城乡事业。其时，旅美华人每年从美国旧金山银行汇入中国之银，“约合八百万两内外”，新加坡一地的华人商佣十四五万人，“前后携寄回华者，当亦不下一二千万(两)”⁽⁴⁶⁾。这些数字作为统计是不全的，但由此可以推想当时华侨汇寄金额的大体规模。进入20世纪后，此风愈盛。这种来自海外的资金有一部分会不明不白地耗于“奸胥劣绅”的“藉端讹索”，但其多数会流入国内正在变化的经济渠道，也成为促成城乡社会演变的因素之一。

(1)这些商埠因条约而开放，是谓“约开”。后来还有“自开”，即当局在权衡比较，审时度势之后自动宣布开放。两者之外，又有所谓“特别开放”。例如，《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驻扎在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地区。这一规定并没有同时包含开埠的意思，但开埠却成为驻兵的自然结果。

(2)如《明会典》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有“考顺假买办之名，杂然以金珠、宝玩、貂皮、名马进贡，帝甚以为能”的记录。

(5)《前后办理捐输情形片》，见《郭嵩焘奏稿》，150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

(6)李鸿章:《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11页。

(7)李鸿章:《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11页。

(8)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0，上海，东方书局，1935。

(9)《盛世危言·商战上》，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586页。

(1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6页。

(12)《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7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925～92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1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1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5)《捷报》，18740613，广州通讯，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959页。

(16)彭泽益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1204页。

(22)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帮会》，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8)《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见《李肃毅伯奏议》卷4，76页。

(30)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74～7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3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4页。

(35)参见《易言三十六篇本·论传教》，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121～122页。

(36)参见［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255～25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40)薛福成:《附陈处置哥老会匪片》，见《出使奏疏》卷上，47页。

(41)曾国藩:《批统带精毅营席臬司宝田禀军营纷纷哗噪诚为世变大忧未事之防管见所及凡数端缕陈察核由》，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3。

(44)《救时揭要·澳门猪仔论》，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6页。

(45)参见《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保护华民疏》，转引自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3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