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村的社会变化

农村从属于城市，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市社会发生和发展之后，必然会推及、影响到农村，并促成农村社会的演变。而这一时期交通工具的新旧更替，则为这种推及、影响提供了现实的物质途径。沿江沿海的主要航道上，太古、怡和、旗昌之类的外国轮船和招商局的中国轮船势力正盛，“上海之沙船、宁波之钓船、广东之红单船全失其利”，汉口以下的江船也“废业者逾半”⁽²³⁾。在华北和台湾，还出现了最初的铁路。借助于新式交通工具的速度和装载量，城乡交流的内容起了变化。一方面，是洋纱、洋布、五金、煤油、颜料之类的商品陆续下乡。这些东西，是同传统的手工业品不大相同的洋货。而它们那低廉的价格和优良的质地，又成为对付手工业的重炮利器。因此，它们不可能不给后者带来厄运。撮合时人的记载，可以看到这个时期机制品从各个方面排挤和取代手工业品的无情历史过程:

怡和洋行旗下的公和祥码头

东南各省所植甘蔗获利颇丰。自通商以来，洋舶带所洋糖，色泽莹白，人咸爱之。旧日之糖，销路日微，销数日绌，糖商折阅，无可挽回。欲求不贫且窘也，其可得乎。⁽²⁴⁾

粤省民间素用花生油，山田硗硵，多种杂粮，而花生之利为最。山农贫苦，以此为生，花生既收，必须榨制工作万千藉以糊口，即榨油所余之花生枯如北方之豆饼，用以粪田种蔗，取资甚多，为利甚厚，所销亦复不赀……自火油盛行，相形见绌，销路愈滞，价值日昂。种植少则害在农，榨制稀则害在工，贩卖微则害在商。⁽²⁵⁾

进口火柴在大部分城市已经侵夺了火石和铁片的地位，而且火柴的使用正在一年比一年更为普遍。瑞典所制无磷的安全火柴，价格低廉，最受欢迎。此地(宁波)每罗斯售价仅五钱，并以每包(十盒)十文的价格零售给本地商贩，这样的价格是所有阶层人能买得起的。⁽²⁶⁾

(在华北，则直隶雄县)城东二里曰亚谷城村，居民多以熬硝或以硫黄蘸促灯为业，自火柴行，而此业渐歇矣。⁽²⁷⁾

楚粤铁商，咸丰年前销售甚旺。近(同治十一年)则外洋铁价较贱，中土铁价较昂，又粗硬不适于用，以致内地铁商，十散其九。西洋炼铁炼铜及碾卷铁板铁条等项，无一不用机器，开办之始，置买器具，用本虽多，而炼工极省，炼法极精，大小方圆，色色俱备，以造船械军器。土铁贵而费工，洋铁贱而得用，无怪洋铁销售日盛，土铁营运渐稀也。⁽²⁸⁾

以吾粤论，佛山针行向称大宗，佣工仰食以千万计。自有洋针，而离散殆尽矣。⁽²⁹⁾

这些记载虽然喜新与恋旧观感各不相同，但都反映了同一种趋向。

另一方面，是丝茶之类的农产品陆续出口。出口，意味着丝茶作为商品所体现的关系有了不同。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过一位茶商:“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但那是传统社会里易地贩销的旧式商人。在这里，丝与茶已经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了。据历年海关报告统计，中国的主要出口物中，茶叶由1871年至1873年的1022159公担，发展到1891年至1893年的1055064公担;蚕丝由1871年至1873年的37529公担，发展到1891年至1893年的59946公担;大豆由1871年至1873年的57506公担，发展到1891年至1893年的760522公担;棉花由1871年至1873年的8486公担，发展到1891年至1893年的290417公担。⁽³⁰⁾这种变化加上国内资本主义企业日渐发展的原料需求，又带来了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杭、嘉、湖之丝，浙、皖、闽、赣、湘、鄂之茶，一时风起，蔚为大观。温丰《南浔丝市行》绘声绘色地吟咏了当年产丝的物情风貌:

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市中人塞不得行，千声万语聋人耳。纸牌高揭丝市廛，沿门挨户相接连。喧哗鼎沸辰至午，骈肩累迹不得前。共道今年丝价长，番蚨三枚丝十两，市侩贩夫争奔走，熙熙而来攘攘往。一日贸易数万金，市人谁不利熏心。但教炙手即可热，街头巷口共追寻，茶棚酒肆纷纷话，纷纷尽是买和卖。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吾闻荒本逐末圣人忧，蚕桑太盛妨田畴，纵然眼前暂获利，但恐吾乡田禾从此多歉收。⁽³¹⁾

在商贸型农业的长足发展之中，新的市镇应运而生。例如，湖北羊楼峒集3万余人加工洞茶，因茶而成市。在那些地方，“衣食之外无他求”的自给自足观念已经被商品经济所造成的现实变化冲破了缺口。但是，以出口为目的的商贸型农业是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它们颠簸于世界市场的供求起落之中。光绪十四年(1889)，曾国荃在奏疏中说:“近年以来，印度、日本产茶日旺，售价较轻，西商皆争购洋茶，以至华商连年折阅，遐迩周知。据皖南茶厘总局具详，光绪十一(1886)、十二年(1887)两年，亏本自三四成至五六成不等，已难支持;十三年(1888)亏折尤甚，统计亏银将及百万两，不独商贩受累，即皖南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³²⁾当然，在这种交困之下是不可能有田园之乐的，它表现了商品经济比自然经济严酷的一面。

过去，我们多半是饱蘸着愤怒来写这段历史的。对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苦难命运的同情，同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憎恨理所当然地连在一起。确实，历史研究会动感情，近代百年中的这一段至今还能使人听到历史中的呻吟和悲呼。但是，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马克思曾经深恶痛绝地揭露过原始积累的种种罪恶，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他又称赞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起了“非常革命”的历史作用，⁽³³⁾这也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在历史的这一段里，除了旧生产方式逐步解体所产生的苦难之外，还应当有新生产方式破土而出的生机和朝气。如果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不承认:历史的主题应当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新旧生产方式变替所产生的社会阵痛，只有在新生产方式取代旧生产方式之后才能解除。但是，这种取代过程在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完成。因此，一方面是新生产方式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苦苦奋斗，另一方面是社会在苦难中颤抖不止。扭曲的历史过程使中国人不仅承受了旧生产方式衰落时的痛苦，而且承受了新生产方式发展不足的痛苦。

在这里，复杂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具体的历史过程把它同中国社会的上述变化纠缠在一起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马克思在1853年就预言:“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³⁴⁾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暴力”一词，这无疑是侵略的同义词。但他并没有用侵略和被侵略来概括全部中外关系。在他看来，旧中国的解体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这种解体是侵略带来的，并与民族侵略历史地缠绕纠结着，但它本身又不同于侵略。把侵略同侵略带来的社会变化分开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共产党宣言》在论述资产阶级的时候说过:“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用这个观点来分析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可能距离历史实际会更近一点儿。

华新纺织新局